第二线是中西部的五大城市群，即沿京广线和长江水道展开的产业转移黄金十字架区域，这是全球第四次产业转移的核心地带，各地正在寻找适合自己的产业定位，并形成各具特色的优势产业集群，例如武汉有光通讯集群，长沙有重型装备集群，成渝有电子产业集群等，这些区域的经济增速维持在12%左右，是下一轮中国经济增长的热核，并提供了大量的就地就业机会。同步启动的城乡一体化使得城市化和工业化有望一同完成，这会对区域内的钢铁、有色、水泥等原材料工业以及区域的商贸、物流流通等行业形成利好。第三线则是地缘和能源的敏感带，它们是稳定中国周边的关键棋子，其中有的提供能源基地以及能源线路布局，有的则是沿边地区贸易和交通中心，中国在整个亚洲伸展筋骨正是通过这些地缘敏感带实现的。例如北部湾地区正在筹划修建通往新加坡的高速铁路；新疆的口岸城市则是对中亚贸易和能源的主要通道，它们会成为中国发挥地区影响力的关键节点。新疆板块、新能源、煤化工产业以及资源价格体系改革都是其中亮点。
连接这些城市群和其他一些次级经济中心的就是现代化的立体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包括公路、铁路快速客运网络、重载货运通道和众多的机场和内河航运系统，在城市群内部则是城际铁路和城市轨道等公共交通系统，城市群区域内实现全面互联互通，并且运用智慧城市技术有效地进行管理和运营，这个系统便捷、环保、高效，大大降低了中国经济的总体物流和通勤成本。相应的高端装备制造、轨道交通、铁路重载、集运化等领域的厂商应该都会有不错的表现。
这是个大量吸收资金和资本的过程，预计政府会全面放开原本限制私人资本进入的众多领域，特别是服务业，充分引入竞争，以帮助经济更加均衡成长。更重要的是，我们预期各城市群将在“十三五”期间先后取消户籍制度，为进城的农民工就地提供工作、住房、福利、教育和归属感，机会的均等保证了城市化过程的稳定和谐。这就为保障房、廉租房建设，公共服务业的发展提供了投资机遇。
大消费时代
如何升级消费引擎呢？都说中国人不爱消费，看看黄金周汹涌的人流车流，这纯属无稽之谈。提升消费关键在于合理分配收入和建立全面的社会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改革的核心要素概括起来只有两点：一是全面减税，企业方面，服务业营业税改增值税全面实施，制造业则应降低增值税税率，并对小型低利润企业给予大幅税收减免。个人方面，重大的进步体现在所得税应该按家庭收入加总征收，并根据实际赡养情况进行减免调整。二是大幅度提高国有企业利润上缴比例，并划拨国有资本归全国社保理事会管理，以弥补社会保障等民生开支的资金缺口，这些改革将提升劳动者的实际收入水平。作为补充，新实施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规划，明确提出了“十二五”期间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施步骤，例如增加城乡居民大病报销比率等，以巩固社会安全网减少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刺激消费的另一个关键则是把中国居民消费中的最大头——住房相关消费需求做充分释放。这应该发生在3000万套保障房的建成，以及累进式房产税的实施以后，房产税提供了地方政府运营城市的稳定资金来源，而大量的新房和存量房的供给则有望使得全国主要城市的房价经历一轮普遍的下降。这时政府可以取消限购限贷政策，预期伴随着房价下降交易量反而逐步上升，房屋去投资属性，成为普通的消费品，困扰政府和民众多年的房价问题会得到彻底解决。更大的好消息应该是中国在“十二五”期间选择放开了2胎生育，使得总替代率逐渐恢复到1.8左右，并有弹性地缓慢提高职工的退休年龄，这不仅使得中国的人口红利得以延续，也使得养老保障更具可持续性，充分解放了社会购买力，一个大消费时代终于来临。
更高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口结构的边际消费倾向提升为居民的需求充分释放提供了前提条件，新兴的消费理念和消费形态则将推动消费不断升级，这体现为：1）传统消费高端化与品牌化，对高品质商品的需求、对消费环境和购物体验要求的提升使得品牌消费成为中产阶层消费的主体需求，由此从生产到流通领域的品牌产品将获得快速的发展。生产领域的品牌服饰、饰品，流通领域的Mall和高档百货均会快于行业的平均增长。中高价商品如奢侈品、金银饰品同时也是品牌商品，也将面临更好的发展机遇。2）健康服务的日常化与制度化，健康一直是人类最基本的需求，目前健康意识已经深入人们各种消费行为中，这将使医药行业出现快速发展，其中保健品、疫苗、医药商业均有较好发展机会；人口老龄化则将进一步推动老年医药服务行业和众多“银发产业”的增长；在食品方面，更为健康的番茄酱、海珍品、肉制品和乳制品的长期发展势头较好；在健康保障方面具有优势的寿险业务前景也非常广阔。3）最后是新兴消费的科技化与休闲化。当前中国城市人口1/3的时间处于休闲状态，更多的休闲娱乐在消费者行为中具有明显趋势性变化。因此旅游、传媒、互联网、休闲服装、饰品和轿车等行业将面临较好发展机会。其中旅游行业中休闲度假类公司、传媒行业具有数字电视收费概念或休闲网络游戏概念的公司、IT流通领域类公司如网络购物等均将有更快的发展。
人民币国际化
那么如何提升出口引擎呢？必须看到眼下外围环境确实显著恶化，发达国家用TPP、TTIP围猎中国制造。但即便如此，中国仍然需要以积极态度应对，找到这些新游戏规则与中国自身改革和转型升级的最小公约数。提升出口，一在于形成新市场，二在于以重新入世心态提升产品质量和科技含量，三在于输出货币，加入货币竞争。中期来看，中国净出口占GDP比重应该会维持在3%—4%，在众多的自贸协定和类似中日韩自由贸易区的制度安排下，进口商品关税率大幅下降有些甚至为零，中国居民在享用世界各国的优质特色产品的同时，中国制造深入非洲、中东、中亚和南美洲市场。此外，中国应该进一步推出被称为“龙的礼物”的中国版的马歇尔计划，全力向亚太周边和其他新兴市场输出工程、服务、商品和资金，支持地缘周边不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
更重要的举措是人民币国际化，这是使命的召唤，国际化之路就是贸易人民币、金砖人民币、马歇尔人民币、石油人民币、欧洲（离岸）人民币和地缘安全人民币。类似2001年加入WTO时的努力，由此倒逼出来的新一轮金融改革将在两个方向上同时进展：一方面是利率市场化，这会降低实体经济的融资成本，提高居民的资金收益，进而优化资金的配置；另一方面是汇率市场化，这校正了出口行业和内需行业的价格参数，优化了资源配置和产出的方向，同其他类型的资源要素价格市场化改革一起，这两个核心价格变量的市场化最终奠定了中国市场经济的基石。随之中国金融体系拥抱了双重脱媒时代的到来——利率市场化，使得资金从银行体系扩散到资本市场；汇率市场化，则让外汇储备从外管局转移到居民和企业的自主决策中。这自然就要求建立一个成熟的有足够深度和广度的金融市场，包括股票、债券、货币、商品以及相应的衍生品，以容纳国内外天量资金的投资、投机以及风险管理需求。这种变化意义深远，特别是中国国债将成为调节货币供应的基础，中国流动性的供给机制和供给水平都将由此发生重大变化；企业也会更多的通过直接融资来更加透明地筹措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利息、分红成为蓝筹股和高评级债券主要回报投资者的途径，从而寻找价值、奖励创新成为资本市场的主导投资理念和风格。最终在CIC等这类全球最大的主权基金和对冲基金的掠阵下，中国将开放资本账户，高调加入货币竞争力图三足鼎立。上海由此成为了名副其实的国际金融中心，香港、新加坡、伦敦则成为了人民币的离岸中心。在这种大趋势下，受益的主要是从事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银行，在离岸市场发行人民币债券的企业，以及贸易对手主要在中国周边的外贸企业。此外，从事海外工程输出和涉及海外投资的相关行业，也将从中受益。
逃逸中等收入陷阱
在升级了的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的基础上重启系统，这些升级措施将驱赶着中国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再次有力扩张，这会是一个中长期可持续的向上趋势，这其中就包含着大量的可供布局的投资机会。展望未来，尽管接下来10年中国的增长速度会逐渐慢下来，但中国人会过得更好些，发展也会更具人性、经济和环境可持续性。7.5%其实已经是一个不错的逃逸速度，它将保障未来中国能够成功跃出中等收入陷阱。当下改革和发展任务千头万绪，但启动正循环的按钮一定在于类似《公共财政法案》和《阳光法案》的制度安排上，这两个自上而下主动决策和自下而上民间推动的改革成果将对GDP锦标赛进行扬弃升级并注入正能量，而这将确保中国稳定走在去向一线大国的正确道路上。
检讨中国式城镇化的历史路径
过去的30年中，中国经历了与任何一个国家都不一样的、前所未有的城镇化过程，速度快，但问题也多。
如果使用通常所定义的城市化率，从城镇常住人口比例的增长速度来看，中国的城镇化貌似与其他众多国家并无明显差异。按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计算，中国的城镇化率从1980年到2010年增长约30个百分点，年均增长1个百分点。尽管中国的城镇化速度相对于欧美等发达国家增长很快，但与日本、韩国、拉美等快速城市化的国家相比则显得较为一般。不过，我们认为传统的按照城镇人口占比来衡量城镇化水平的方法未能反映真实的中国城镇化过程，城镇化本来就是中国所特有的名词。有四个关键的因素共同决定了中国的城镇化过程独特性：总人口规模、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城乡二元分割体制和地方政府的GDP锦标赛。
人口规模决定广度
人口规模决定城镇化的广度：中国的人口基数决定了中国城镇化过程所面临的挑战和对世界的影响都远远大于其他国家。根据世界银行2011年《世界城市化展望》报告的统计，在1950到2000年的50年中，中国城镇人口增长占全世界城市人口增长的18.47%，排名第一，其中大部分都是城乡存量人口增长。据世行预测，2000年到未来的2050年中国新增加的城镇人口将占全世界的16.1%。由此可见，到2050年，中国新增的城镇人口规模将相当于现在的美国、墨西哥和日本三国加起来的总人口，而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城乡人口的存量转变。
等级化的城市管理体制限制城镇化的空间：中国的等级化城市管理体制决定了中国是“城镇化”，而非简单的“城市化”过程。中国的“城市”概念与国外差异很大。2011年中国的城镇人口6.9亿，而“城市”却只有657个（直辖市、地级市、县级市），数目如此少的城市却容纳了相当于两个欧元区国家总人口规模的城镇人口，这在西方看来是不可思议的。其中最大的不同在于，中国的城镇是等级化的管理体系，省下面除了地级市、县级市，还有为数众多的县、镇、乡。平均镇区人口1.1万人，最多的人口可达近百万人，这在国外已经是大城市了。如果我们讨论“城市化”只关注657个城市，要把至2050年新增的5.46亿人口全部安置在这657个城市，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因此在讨论中国的urbanization（都市化）时，强调的是“城镇化”，即讨论“大城市”的同时，也必须关注“小城镇”，实现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协调发展。国家历年关于促进城镇化发展的政策文件中也始终强调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重要性。从城镇的行政级别角度看，未来城镇化的重点之一是布局与发展城市圈，带动周边卫星城镇的发展，以及发展县域经济中实力相对较强的中小城镇如县城驻地镇等。以高层领导在地方的政绩表现来看，这也是他们一贯的思路，即发展城市圈、带，提升城镇化质量，促进产业集群，协调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发展。
二元体制决定深度
城乡二元体制的割裂决定城镇化的深度：中国的城乡二元分割体制的改革决定了中国未来城镇化的空间仍然巨大。若按照“城镇化=1-农村化”计算，考虑到目前中国单纯务农的人口已经不多，因此认为中国实际的城镇化空间有限。这主要是从农民的非农就业角度分析。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990年代以来，大规模的农民进城务工激发了中国经济的活力。随着剩余劳动力的逐渐转出和人口老龄化的出现，无限供给的非农就业劳动力将逐渐成为历史。
这是否意味着中国未来的城镇化动力不足呢？并非如此。中国农民除了就业的城镇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环节尚未实现，那就是消费的城镇化，亦即“农民工”的“市民化”。我们强调新型城镇化并非城市化率的提高，而需要关注的是“半城市化”农民工的市民化及增量城市化，尤其是其中存量的深度城市化是关注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