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经济作为一种经济体制，同其他任何事物一样都具有两面性。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主要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一是市场经济是一种利益驱动性的调节机制。它是通过激发人们对利益的追求来实现对人们行为的调节。它既刺激着人们通过合法手段追求自己的合理利益，也刺激着人们利用各类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手段去追求不合理的甚至非法的利益。市场经济是通过市场机制来调控，即有的得益、赢利而致富以及有的亏损、失利而贫穷的机制来调节的。它所强调的平等，是一种机会上的平等而不是结果上的平等，是通过牺牲结果上的平等来获得效益和效率的。它会不断扩大人们之间在拥有财富上的差距，造成城乡之间、产业之间、社会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的扩大。这与社会主义要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本质要求存在着根本矛盾。二是市场经济的自发性必然带来盲目性。而社会主义社会则要求一定的计划性。这里的计划性，主要是指指导性计划，是有效配置社会资源的计划性，这里显然存在着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以上这两个矛盾的根源是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存在着生产社会化和单位占有（或单位经营）的矛盾。三是社会主义要求经济稳定可持续发展，而市场经济往往会出现经济过冷过热，过度消费与消费不足并存。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手段，并不是完全被动和受人摆布的。它对整个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和作用。如经济的内需不足与投资过热之间的矛盾，效率与公平之间的矛盾，发展经济与环境保护、资源节约之间的矛盾，奢侈消费与消费不足之间的矛盾等等。
2.市场经济本身仍有消极影响
市场经济对人自身发展的影响是双重性的。它在把人从各种超经济的人身依附关系中解放出来获得独立发展的同时，又使人们这种独立性深深陷入对物的依赖之中，人的价值要通过商品、货币、物的价值表现出来，还会严重地损害和扭曲人的精神价值、文化价值。
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以来，人们的主体性和创造性不断得到发挥，尊重和肯定个人正当的利益，使每个人的才能、智慧得到发挥成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然而在市场主体利益的驱动下，一些人只强调个人的利益和价值，淡化和不顾集体利益，把集体主义价值观摆到市场经济的对立位置上。这样，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思想，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等等。实行市场经济以来，“金钱万能”影响了国人特别是官员的思想，在这种观念的支配下，产生了许多违法乱纪的经济行为和社会行为，有的人鼓吹“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些人为了能够捞到钱而不惜以身试法，为了贪图享乐而走向犯罪。享乐主义者认为，人不可避免地接受生理本能的支配，趋乐避苦是人的本性。他们信奉“人生在世，吃喝玩乐”，纵情个人享乐。一些所谓的“大款”受到部分青年人的追捧，比富、斗富、攀比之风在一些人中间兴起。在实用主义观念的支配下，有的人为了一时的个人私利而不讲原则，不讲道德，不讲良心，不要人格，一切都以是否对自己有利为转移。同时，一些干部为了捞到政绩，不顾社会效益，为求得一时的经济发展，不管森林的砍伐、植被的破坏、水土的流失、水污染的加剧等各种自然环境的破坏和污染。一些人在我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利用国家法律体系的某些不完善，钻国家政策的空子，利用各种手段把国家的财产占为己有。以上这些与社会主义相背离的价值观、人生观既有历史的原因，也有市场经济的原因。恩格斯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金钱确定人的价值，这个人值一万英镑。就是说，他拥有这样一笔钱。谁有钱，谁就值得尊敬，就属于‘上等人’，就‘有势力’，而且在他那个圈子里在各方面都是领头的。”在我国市场经济还不完善，市场法规还不成熟的情况下，市场机制在某种程度上刺激了人们对物质欲望的膨胀，使一些人对金钱迷恋，失去了人格，败坏了社会风气。
3.现代企业制度尚需时日
中国加入WTO之后，所面临的挑战主要是：外国的商品价格低廉以及某些商品质量较好，服务业的服务质量较好，服务项目较多，我们如何同他们争夺客户？外国企业以高工资吸引人才，我们如何把人才留住？在外国商品涌入后，国内的就业压力在一段时间内会加剧，我们如何应对？目前，我们存在的通货紧缩、需求不足、供给过剩等一些问题，使经济快速增长面临巨大压力。唯有企业的活力增强了，企业经营管理改善了，成本降低了，技术创新了，生产出价廉物美、适销对路的商品到国内外市场中去竞争，才能解决目前存在和面临的问题，才能使中国经济快速、健康、协调发展。
客观地说，中国目前大部分国有企业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现代企业制度，具体表现是产权不清晰，投资主体不明确，企业盈亏责任无人承担，部分行业和企业垄断地位没有打破。虽然某些国有大中型企业已经改制成为上市公司，但没有形成现代企业的组织形式和管理模式。董事会是清一色的，都是由政府派出，监事会同样是政府部门派出的，基本上是一种摆设，连公司的经理都由政府提名任命。使企业无法真正自主经营、自主决策。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先生形象地将这比成“带着枷的林冲”。国有垄断企业的存在，严重地损害市场经济的环境，各种不同性质的企业不在同一条件下竞争，别的企业的成本远远大于垄断企业，有的连这一领域都不让进入，因而无法与其竞争，挫伤这些企业的积极性。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各方面的关系和利益。我们要从明晰投资主体入手，探索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的具体途径和形式，实行政府社会职能与管理国有资产职能的分开，国有资产监督管理职能与运营职能的分开，建立新的国有资产管理、运营体系；要进行产业结构和企业结构的战略调整，特别是要加快民营企业的发展，对国有企业加快实施破产、兼并、重组的步伐，以实现国有资产的合理配置；要大力调整企业资产负债结构，解脱企业历史上形成的不合理债务负担，增加企业资本金；要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制，妥善分流企业富余人员，分离企业办社会的职能。在未来的几年内，要加速国有经济从一般竞争性、赢利性领域中退出，还企业自由人的地位，还企业公平竞争的环境。
（四）商业贿赂成为潜规则
商业贿赂是发生在资本和商业领域中严重破坏交易秩序的钱权交易行为。市场经济之所以能够发挥调节作用，就是可以通过良性竞争来达成，然而，由于出现商业贿赂就使这种竞争呈现恶性竞争。当今，商业贿赂已经成为一种潜规则，成为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癌症”。
1.力拓间谍案是中国商业贿赂冰山一角
2009年在中国大地上发生令人震惊的力拓商业间谍案，在中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为国内外舆论近来关注的一个焦点。上海市国家安全局通过一份新闻通稿对力拓间谍案的正式表态是这样的：2009年以来，在中外进出口铁矿石谈判期间，澳大利亚力拓公司驻上海办事处首席代表胡士泰及该办事处人员刘才魁等四人，采取不正当手段，通过拉拢收买中国钢铁生产单位内部人员，刺探窃取了中国国家商业秘密，对中国国家经济安全和利益造成重大损害。
力拓商业间谍案虽然是一件商业间谍事件，但它反映了当今中国经济的安全问题。当一国经济规模很大，特别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经济安全的重要性就与日俱增，某种程度甚至比一般的国防机密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还大。以钢铁业为例，作为工业经济的基础性原料，其价格的波动将对整个经济社会产生巨大影响。近年来，中国房价的上涨，与钢铁等建材价格的上涨不无关系。而钢价的上涨，固然有需求因素的影响，但亦是与进口铁矿石的高价格分不开的。中国是铁矿石的需求大国，进口世界一半多的铁矿石。然而，由于种种因素，在与国际矿业巨头的谈判中，中国屡屡处于劣势，国家为此已经蒙受了重大的经济损失。根据媒体最新的披露，数十家与力拓签有长协合同的钢企资料，藏身于力拓在上海的办公电脑。这些资料涉及了企业详细的采购计划、原料库存、生产安排等数据，甚至连有的大型钢企每月的钢铁产量、销售情况也非常明晰。显然，中国钢企的这些商业秘密不是通过一般的推算可得到的，而是通过商业贿赂等手段有意识地窃取的。力拓为什么能够这样大面积地、长时间地窃取中国钢铁行业如此多的机密？换言之，中国钢企为什么又有这么多“内鬼”向力拓提供商业情报？这仅仅是一桩个案，还是众多案件中的一个？此案的背后，又反映了中国经济安全怎样的现实？此次力拓“间谍门”事件，显示出中国经济体制的泄密漏洞，中国经济信息的安全成为软肋。中国铁矿石谈判屡屡失利，还必须归咎于进口价格的双轨制，导致逆向激励机制，导致“公众利益部门化或者企业化，企业利益个人化”，在价格双轨制中存在巨大的寻租空间，是我国钢铁企业在谈判过程中如一盘散沙的根源。
力拓“间谍门”暴露中国国家经济安全体系几为空白。机密遭窃，让力拓摸清了中国钢铁业的谈判底线，中方被动不言而喻。在2002年以前，中国因为进口量小，在铁矿石市场几乎没有发言权；但自2003年起，中国成为最大进口国以后，依然得不到发言权，影响不了谈判局势。每次谈判都以中方失败告终，不得不屈从对方高额要价，世界三大矿山巨头每次都似乎号准了中国的脉搏，对中方的底牌了如指掌，无论中方怎么努力，都如同孙悟空始终跳不出如来佛的手心。自2002年以来，铁矿石价格飙升，除2007年的谈判中方居于主动外，其余年份均处于被动。2008年中国在用尽所有努力后，仍不得不接受巴西矿涨价65%、澳矿涨价79.88%的历史最高涨幅。中国2009年支出了501.4亿美元用于进口铁矿石，花费之巨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测算显示，中方为此累计多支付7000亿元，相当于同期中国钢铁企业利润总和的1倍多。媒体和舆论强烈谴责“潜伏者”和“内鬼”，亦有反思中国钢铁行业之乱象，甚至有呼吁切断中国经济官员下海或退休后进入跨国公司的无防火墙通道。
力拓间谍案只是中国商业贿赂的冰山一角，此案反映出当今中国经济安全面临严峻形势。这种严峻形势不仅存在商业贿赂一个方面，其他方面也存在经济信息安全威胁。首先，在中国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现象，对一些不该保密的或已经过时的秘密还列为机密而保护着，但对一些应该保密的机密却不能很好地保密起来。这方面的典型就是经济领域，在其他国家看来是经济机密的一些东西，在我们这儿却是门洞大开。其次，境外利益集团一般通过在华机构和个人进行利益输送、政策游说以及商业情报的搜集等方式，来获取中国的经济情报。跨国企业窃取中国商业机密有两种方式：一种是通过在华外国企业商会举办研讨会等形式，对国家有关部门的决策施加影响；另一种是通过在中国的渠道寻找利益代言人。几乎所有跨国公司的驻华代表，都有在相关部门或大型企业任职的经历。不仅如此，跨国公司甚至直接在中国政府内部寻求代理人，郭京毅案就是一例。郭是商务部条法司原司长，他在草拟外商购并中国企业的法令时，为外商对中国行业龙头进行斩首式购并大开绿灯，致使中国经济安全形同虚设。再有，由于西方掌握着国际经济的话语权和规则，为了进入国际市场，很多中国公司主动请国外投行、会计师事务所或评级机构进行咨询、审计、评级，这当中就有很多核心数据与规划等重要商业机密被其获取。此外，中国很多上市公司特别是境外上市公司都喜欢聘请外国某些金融机构做顾问，这将严重泄漏企业的商业秘密，使中国的经济正变得越来越不安全。当我国企业走向海外，商业情报及商业机密就显得格外重要。我们想要做好经济安全的防范，就要意识到这个商业机密泄漏的可能性与后果的严重性。这对企业未来的发展，甚至一个行业一个部门的发展都至关重要。企业、相关部门、地方政府都必须引起相应的重视。
2.商业贿赂贻害无穷
如上述力拓商业间谍案中，在众多钢企高管因涉嫌商业犯罪被拘或被带走调查后，回头看看那些远谈不上令人满意的谈判结果，就会明白所谓“体现了双方维护传统定价机制的诚意”、“未出乎意料”、“双方都可接受的友好协商”，是多么具有讽刺的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