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本专题重点讲述自清末新政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这20年中国教育的急剧变革，是继中国教育近代化艰难探索之后的重要的变革实践阶段。本专题的学习目标是：了解清末新政时期的教育改革，把握其改革的目的及采取的重要举措；了解辛亥革命对中国教育近代化的有力推动，民国元年教育方针的制定，民国政府对封建教育残渣余孽的扫除以及资本主义教育宗旨的确立；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新教育思潮的传播、教育团体的活动、教育改革运动的深入开展；了解1922年新学制的内容及其意义；了解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及教育活动。
本专题所讲历史阶段社会动荡和变革十分剧烈，教育改革进度快，教育思想活跃，教育思潮澎湃激荡。了解这一阶段教育史，要注意站在历史的角度客观评价社会各阶级、各团体对教育改革所作出的尝试，既要看到它的社会和阶级属性，又要注意它的历史作用。学习新文化运动中教育思潮的引进和传播，要注意吸取其经验教训，要处理好洋为中用与保持民族特色之间的辩证法关系。
第一讲清末新教育的推进
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次年《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种形势下，清统治当局为了缓解国人的不满和愤怒，被迫推行所谓的“新政”。1901年1月29日，流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发布“变法”上谕，宣布实施“新政”。同年4月，专门设立“督办政务处”，负责实行新政。新政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诸方面。关于教育方面的主要措施有：颁布一系列学堂章程，建立新的学校教育制度，健全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机构，确定统一的教育宗旨，废除科举制度等。这些改革措施对于推动中国教育近代化，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一、清末学制的建立
实施“新政”后，清廷即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负责制定全国统一的学制系统。清末学制始于《钦定学堂章程》而成于《奏定学堂章程》。
（一）《钦定学堂章程》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张百熙领衔负责设计新教育体制的构建方案，拟定出《钦定学堂章程》，章程包括《京师大学堂章程》、《考选入学章程》、《高等学堂章程》、《中学堂章程》、《小学堂章程》和《蒙学堂章程》共6个文件。它将普通教育划分为三段七级，此外还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仕学馆等。《钦定学堂章程》于1902年8月15日颁布，该年旧历为壬寅年，因此又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中央政府名义制定的全国性学制系统。
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七级，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为三级：蒙学堂4年；寻常小学堂3年；高等小学堂3年。规定儿童从6岁起入蒙学堂，蒙学堂毕业后方可升入小学堂，这两级共7年为义务教育性质。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4年。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年；大学堂之上设大学院，年限不定，以研究为主，不立课程。
以上三个阶段，不算大学院，整个学制年限长达20年。
学制主系列之外，与高等小学堂平行的有简易实业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有中等实业学堂、师范学堂；与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平行的有高等实业学堂、师范馆、仕学馆等。
壬寅学制虽经公布，但由于多种原因该学制未能得到实行，但却为后来学制的创建奠定了基础。
（二）《奏定学堂章程》
壬寅学制由于制定仓促，存在诸多不足，公布后即遭到反对。第二年，张百熙、张之洞、荣庆合作又对这一学制进行了修改，于1904年1月（农历癸卯年底）由清政府正式颁布，即《奏定学堂章程》，史称癸卯学制。这是中国开始实施的第一个近代学制。
癸卯学制在壬寅学制的基础上作了调整，学制的整体框架未变，仍将普通教育划分为三段七级，辅之以实业学堂、师范学堂等，形成了纵向和横向相结合的学制体系。
第一阶段为初等教育，分为三级：蒙养院4年；初等小学堂5年；高等小学堂4年。蒙养院是幼儿教育机构，招收3-7岁幼儿，将其纳入学制系统标志着我国学前幼儿教育已进入到国家规划发展的新阶段。初等小学堂规划为强迫教育阶段，儿童7岁进入学龄期后，理应一律进入学堂，课程有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蒙养院格致、体操等，高等小学堂课程较之初等小学堂多一门图画课。
第二阶段为中等教育，设中学堂5年。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体操等课程。
第三阶段为高等教育，分为三级：高等学堂或大学预科3年；大学堂3-4年（分为经学、政法、文学、商、格致、工、农、医共8科）；通儒院5年，属研究院性质。
从小学到大学堂，学制总年限长达20-21年。
在主系列之外的各类学堂中，主要有：①实业类：与高等小学平行的实业补习学堂、初等农工商实业学堂和艺徒学堂，与中学堂平行的中等实业学堂，与高等学堂平行的高等实业学堂。②师范类：与中学堂平行的初级师范学堂，培养小学教师；与高等学堂平行的优级师范学堂，培养中学教师。此外，属于高等教育性质的还有译学馆、方言学堂、进士馆和仕学馆。由此构成纵向初等、中等、高等三级相衔接，横向普通、师范、实业三足鼎立的整体格局和框架。
（三）清末学制的特点
清末学制的制定是近代以来学习西方教育的系统性成果，在中国教育近代化发展中具有标志性意义，学制本身反映了近代资本主义教育的诸多特点。学制整体结构仿照西方流行的三级学制系统模式，分初等、中等、高等三级；学制规划了义务教育的目标，反映了对教育的普及性和平等性要求；在各阶段教育的目标上都确立了德、智、体“三育”模式；设置了众多的实业学堂，以适应和推动近代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需要；重视师范教育；实施年级课程和班级授课制；在课程整体比重上，西学占主导地位等。癸卯学制的颁布结束了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传统教育体制，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为我国教育的近代化提供了制度保障，确立了普通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平行发展的学制模式。
但是，清末新政毕竟是从维护封建王朝的统治地位出发的，清末学制不可能不受到封建思想的支配，因此学制本身又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性。如课程设置上，传统的中国经学教育内容仍占很大比重。广大妇女仍被排斥在学校教育之外等。此外，生搬硬套日本和欧美国家的学制，有许多地方不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由上可知，清末学制包含了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因素，是传统性和近代性的综合产物。
（四）清末学制的补充与修正
癸卯学制颁布后，根据形势的发展和实施中的问题，又做过一些补充和修正，影响较大的有：其一，删减小学课程。1909年颁布《变通初等小学堂章程》，规定原《章程》中初等小学完全科的部分课程可以删减，初等小学简易科的年限可缩至4年或3年。其二，1909年对中学制度进行调整，实行文、实分科，课程各有侧重。其三，在学制中开放了“女禁”，1907年，学部颁布《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女子师范学堂章程》，这是我国女子教育在学制上取得合法地位的开始。
二、废科举，兴学堂
科举制度是影响新教育改革的重大障碍。1901年新政时，即决定改革科举，当年8月光绪帝上谕：“一切考试均不准用八股文程式”。但形势发展，对科举已不是改革，而是要废除了。1901年7月刘坤一、张之洞联名上疏：“俟学堂人才渐多，即按科递减科举取士之额，为学堂取士之额”。1903年3月，张之洞、袁世凯上书疾呼废科举，要求确定废科举的最后期限和具体步骤。时隔不到两年，袁世凯、张之洞等各省督抚会奏立停科举以广学校。迫于形势，光绪帝于1905年9月2日上谕：“著即自丙午科（1906年）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宣告了自隋代起实行了1300年之久的科举考试制度的终结。
科举制的废除有力地配合了学制颁布后兴学政策的落实，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难得的兴学热潮，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即使在偏远的乡村，也纷纷建立起新式学堂。随着新学堂的开办，也为中国培养了大批具有一定文化程度的知识分子和优秀人才，极大地提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据统计，至1909年，各级各类新式学堂已达5万多所，京师外在校学生超过160万人。
三、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厘定教育宗旨
癸卯学制颁布后，涉及全国范围的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规模大，层次多，操作复杂，而且废除科举后，教育迅速发展，在这种形势下清政府迫切需要设立相应的机构来管理这一庞大的学校体系，清末教育行政体制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建立起来的。
（一）中央教育行政机构——学部的设立
1905年12月，清政府批准成立学部，作为统辖全国教育的中央教育行政机关。学部的最高长官为尚书，副职有左右侍郎各1人；学部内分为五司，即总务司、专门司、普通司、实业司、会计司，司下分设二至三科，科设员外郎和主事，办理科务。设视学官专任巡视京外学务。学部设有视学官和咨议官以及下属三局一所（学制调查局、京师督学局、编译图书局、教育研究所）。原国子监归并学部，教官一并裁撤，监生另行安排，只保留监丞一员负责孔庙管理及祭祀的有关职能。1909年，又颁布了《视学官章程》，规定不再设专门的视学官，而以部中人员和直辖学堂管理人员充任，并将全国划为十二个视学区，每区二至三省，每三年为一视学周期。
（二）地方教育行政机构
1906年4月，清政府根据学部奏请，决定各省裁撤学政，改设提学使司，统辖全省学务。提学使司的办公机构称学务公所，置议长一人、议绅四人，协助提学使参赞学务，并接受督抚咨询。学务公所下设总务、专门、普通、实业、图书、会计六课，各课设正副课长各一人，课员一至三人。1906年5月，学部奏定，在各厅、州、县建立劝学所，管辖本地学务。设视学一人，由省提学使委派曾出洋留学或曾习师范者担任，地方官监督办理学务。采取划分学区的方式，以城关为中区，次第扩展到四方乡镇村坊，约三四千家划为一区。视学兼任学区总董，每区设劝学员一人，由地方官委派品行端正、留心学务者担任。各村推举学董，负责就地筹集款项，按学部规定的程式办学。至此形成了一套新的从中央到地方的教育行政系统。
（三）厘定教育宗旨
1906年3月，学部厘定“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五项教育宗旨，经奏请朝廷认定，宣示天下。宗旨的前两条强调维护君主****制度和儒家礼教，体现封建教育的根本性质。后三条则分别与德育、体育和智育对应。“尚公”强调国家利益和公民道德，“尚武”的目的是强兵，“尚实”的目的是使国家富强。这是中国近代第一次正式宣布的教育宗旨，反映了清末政治经济对教育的要求。
四、留学教育的勃兴
在清末新政的激励下，近代留学教育在进入20世纪后骤然勃兴，首先是在1906年前后形成的留日高潮，其次是在1908年后逐渐兴起的留美潮流。
（一）留日高潮的兴起
甲午战争后，日本的迅速崛起令中国的士大夫们刮目相看，并以日本路近省费，中日文字接近易于通晓，日本的风俗习惯近似于中国，西书已由日本择要翻译、刊有定本等原由，认为应将日本作为中国派遣留学生的首选国。1901年新政后，清政府多次倡导留学，1905年废除科举制度后，士人为寻求新的出路，纷纷拥向日本，形成留日高峰。1901年底在日留学生约280名，1904年约3000名，1906年达8000名以上。
清末留日归国学生虽然在输入近代西方科技方面整体层次不高，但他们充实了新式学堂的师资，壮大了实业技术人才的队伍，翻译了大量日文西学书籍，较广泛地传播了资本主义思想观念。
（二）“退款兴学”与留学潮流的转向
列强在中国存在有利益之争，为了取得在中国的有利地位，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这就是所谓的“庚款兴学”。
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专门拟定了《遣派留美学生办法大纲》，规定在华盛顿设立“游美学生监督处”，在北京设立“游美学务处”，负责留美学生的考选派遣事宜，并从1909年起实施。游美学务处又着手筹建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清华学堂于1911年4月正式开学，民国成立后改称清华学校。清华学校招收13岁左右的儿童入学，经过8年的强度学习，到美国后一般可进入大学三年级学习，大部分人都能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后回国。由于“退款兴学”，1909年之后，留美人数逐年增加，中国留学生的流向结构从此发生了重大变化。
清末新政时期是中国教育由绵延数千年的古代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过渡时期。尽管仍然保留了封建教育的许多因素，封建****的清王朝不可能使教育全面走向近代化，这一过程要到后来的民国时期才最终完成。但毕竟建立起了近代学制和教育行政体制，新的课程、教学和管理制度，因而在中国教育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地位。
1.张百熙
张百熙（1840-1907年），湖南省长沙县人，近代教育改革的先驱者，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历任山东、广东学政，迁内阁学士、礼部侍郎、左都御史、工部、礼部、吏部、户部尚书、邮传部大臣，派充督学大臣等。他是京师大学堂创办人，首任总教习（校长）。著有《退思轩诗集》六卷。
2.刘坤一
刘坤一（1830-1902年），湖南邵阳新宁人。1855年参加湘军与太平军作战。累擢直隶州知州。1862年，升广西布政使。1864年升江西巡抚。1874年，调署两江总督。1875年9月，授两广总督，次年兼南洋通商大臣。1891年受命“帮办海军事务”，并任两江总督。中日甲午战争后，刘坤一以钦差大臣身份驻守山海关，节制关内外陆军，一战而败。1901年，又与张之洞一同连续三次上疏请求朝廷变法，主张以兴学为首务，整顿中国旧法，兼采西方法律。至此，刘坤一已衍变成清朝末期的改革者和变法者，成为晚清朝廷中比较进步的大臣。有《刘坤一集》传世。
3.劝学所
按《学部奏拟劝学所章程折》，各厅、州、县设劝学所，为全境学务之总纲。凡本所一切事宜，由地方官监督之。
4.庚子赔款
1901年9月7日，清政府与西方11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因系针对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而起，因此被称为庚子赔款。赔款按中国当时人口计算，每人一两，共计4.5亿两，分39年还清，年息4厘，本息共计高达9.82多亿两。
5.清华学堂
1908年，美国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为了实施庚款留美计划，中国政府1911年建立留美预备学校，命名清华学堂，后更名为清华学校。1925年设立大学部。1928年改建成国立清华大学，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
1.张百熙故居
清末管学大臣、京师大学堂的创办人张百熙，在其祖籍地长沙县沙坪乡照壁屋，故居第宅宏大，当地村民称之为“宰相屋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该宅第犹存，后改为粮仓，已非旧观。
2.国子监
国子监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北京市中心的东城区成贤街。1956年，国子监辟为首都图书馆。1998年对外开放。2005年首都图书馆迁出。2006年，成立北京孔庙和国子监管理处，为历史文化类旅游景区。北京的国子监始建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至今已有700年的历史，是元、明、清三代的国家最高学府及教育行政管理机构。
3.江苏学政衙署遗址
江苏学政衙署位于今江苏省江阴市中心，于明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江苏学政衙署迁至江阴，到1905年科举制度废除，明清两代共有124位学政大人在这里主持江苏八州三府的秀才考试。
1.维新变法与清末新政
1898年维新变法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但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将变法全部推翻。1901年1月29日，还是慈禧太后，迫于形势，以光绪帝的名义在西安颁布“预约变法”，揭开了清末新政的序幕，陆续出台了一些变科举、兴学校的措施，几乎全部恢复了维新变法时期的教育改革。但时过境迁，清末新政改革不可能受到维新变法时期那样的效果，因为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早已在维新政变时自绝于国人。果然，清末新政没有为挽救大清的厄运起到作用，10年后大清王朝瓦解。
2.清末留日学生成为清朝掘墓人
1901年新政后，清政府倡导留学，鼓励士人东渡日本。清王朝派学生留学日本，本来期望他们学成后，能成为维系其统治的支柱，但没有想到，这些人回国后大部分成了推翻清王朝的骨干力量。革命党志士邹容、陈天华就是留日学生，他们留下了脍炙人口的《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著作。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的领导者蒋翊武、孙武，后来响应起义的蔡锷、唐继尧、阎锡山，都是留日学生出身。实际上同盟会的基础力量主要是留日学生，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大本营长期在日本。
3.“庚款兴学”的奴化本质
列强在中国存在有利益之争，都想取得在中国的有利地位。1906年，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提醒美国政府应当采用一种“从知识上与精神上支配中国的领袖的方式”。1908年，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决定从1909年起，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一部分以“先赔后退”的方式退还给中国，并和中国政府达成默契，以所退庚款发展留美教育。通过“退款兴学”美国确实达到了把中国的留学潮流引向美国的目的。而此后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中国政界、知识界对美国的好感普遍高于其他国家，美国实现了在精神上支配中国的目的。
张之洞
1.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
2.振兴教育，必先广储师范，师资不敷，学校何以兴盛。
第二讲资产阶级革命派对教育改革的深化
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许多人对清政府由失望而变为反对，反清情绪日增，革命声势日涨，资产阶级革命派逐步代替维新派而成为匡扶国运的主力。资产阶级革命派基于资产阶级革命的立场着手对教育进行改革，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教育实践活动，开辟了中国资产阶级教育发展的新时代。继而建立的民国政府对清末教育进行了较为彻底的改革，制定民国教育方针，建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教育制度体系，制定了壬子、癸丑学制。
一、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主张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在同满清王朝进行武装斗争的同时，对封建主义教育和资产阶级改良教育思想也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资产阶级革命教育思想进行了广泛的宣传。
（一）抨击封建教育
资产阶级革命派明确指出封建教育的目标就是培养驯服的奴隶。邹容在《革命军》中指责封建伦理道德教育是教人“柔顺也、安分也，韬晦也、服从也、做官也、发财也”，实际都是“造奴隶之教科书也”。革命派从资产阶级的天赋人权思想出发，向封建“纲常”提出宣战。
革命派还批判了封建文化的偶像——孔子，孔子的思想已经不符合时代潮流了，孔子叫人忠君服从，不过是统治者的治术而已。这些话都是有益于君的。章炳麟宣称“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章太炎政论选集·东京留学生欢迎会演说词》。
陈天华在《警世钟》中批判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封建观念，认为这对女性不公平，甚至是一种伤害，同时他提出现在是扩张女权的时候了，主张妇女入了女学堂，讲些学问，把救国的担子也担在身上，替数千年的妇女吐气。革命女志士秋瑾揭示了妇女在“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残害下，处于奴隶般的悲惨地位。他们号召广大妇女冲破夫权的罗网，走出家门，走进学堂，“求一个自立的基础，自活的艺业”。《秋瑾集·敬告姊妹们》。
陈天华在《猛回头》中，提出学校应教卢梭的《民约论》、赫胥黎的《天演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应学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檄文。还要学习实学，设天文、舆地、化学、物理、算学等课，要用这些新的内容，培养出新式国民。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这些主张无疑是对封建观念和封建教育的沉重打击。
（二）革命与改良关于教育的论争
革命派要打倒皇权自然与维护皇权的改良派不能相容，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争论。论争中涉及教育问题，即对教育的不同定位是两派争执的焦点之一。改良派以中国人民受教育程度普遍低下，愚昧无知，缺乏治理国家的基本能力为理由，认为要救国图强，当务之急是发展教育，开发民智，民众素质全面提高以后，才有进行社会政治根本改革的基础，因此他们反对革命。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对清政府已经不抱任何幻想，主张用革命的手段推翻清王朝，建立民主共和国。他们认为，教育固然是改造中国的条件，但还不能认为是第一步的方法，改造中国的第一步只有革命，先以革命的方式推翻****腐败的清政府，建立起民主共和国，才能谈得上发展教育和其他事业。
革命派并非不重视教育，只是他们主张的是与封建****和封建礼教相对立的民主教育。在对待教育与革命的关系上，革命派认为应分清轻重缓急，先革命后教育。在革命未获成功之前，教育要为革命服务，与革命并行，进行革命的教育。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论争为扫除一些人想通过教育救国，来维护封建王朝走改良之路的企图以深刻的警醒。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教育实践
在资产阶级革命教育思想的指导下，资产阶级革命派开展了一系列革命教育活动，如创办学校、成立学会和团体以培养革命骨干；创办报刊杂志，印发革命书报，传播革命思想等。
（一）建立新式学校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创办了一批新型学校，并利用它从事革命活动，培养了许多革命骨干，在近代教育史上起到很大作用。创办的新式学校主要有：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创办的留日学生青山革命军事学校；蔡元培等创立的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女校、爱国学社；徐锡麟、秋瑾等在绍兴创办的大通师范学堂等。
新式学校的创建是和中国教育会的推动分不开的。1902年4月，蔡元培与上海的教育界人士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蔡元培被推为会长。教育会以男女青年为教育对象，增长其知识进而增强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中国教育会的成员以从事教育工作者居多，大多数人先后在不同程度上参加了反清革命运动，其中有不少人成为了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中国教育会成立后，致力于革命教育实践活动，先后推动了新式学校的建立，其中著名的有爱国女校和爱国学社。
1.爱国女校
1902年12月由中国教育会设立爱国女校，首任校长蒋观云，继任者蔡元培。爱国女校以培养学生独立完全的人格为教育宗旨，具体为：增进女子之智、德、体力，使其富有爱国心。这是中国第一个公布并实行了的近代女子教育宗旨。爱国女校的课程以体育为先，以德育为重，倡导女权，对中国女权观念的提高具有极大贡献。学校年限为预科3年，本科2年，本科分为文科和质科两部。爱国女校培养了不少献身革命的女志士，成为女革命者的摇篮。
2.爱国学社
由中国教育会1902年11月创办（。当时，上海南洋公学学生为抗议学校当局无理开除学生而进行****退学，中国教育会为了支持学生的反迫害斗争，特意为这些退学的学生成立了爱国学社，蔡元培任总理，吴稚辉为学监，教师有章炳麟、蒋观云、黄炎培等。学生分寻常、高等两级，学习年限各为2年。学社自总理、学监到教员，都是义务的。爱国学社办学很有特色，强调“重精神教育，重军事教育，而所授各科皆为锻炼精神激发志气之助。”《选报·爱国学社章程》。师生在学校可以高谈革命，议论时政，演说集会、宣传群众，后来学生均成为中国教育会的会员。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都是革命性质的学校。为了扩大影响，爱国学社还创办了一些进步刊物，如《童子世界》、《学生世界》，后又接管了《苏报》。这些报刊成了爱国学社宣传革命思想的阵地，学社的声望和影响逐渐扩大，并引起了清政府的注意，他们逮捕了章太炎和邹容，爱国学社也被迫解散。
3.大通师范学堂
1905年9月，光复会会员陶成章、徐锡麟等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校（后改为大通师范学堂）。该校设有体育专修科，以培训小学体育教师为名，招收各地会党首领入学堂练习兵操，培养革命军事干部，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军事训练。徐锡麟赴安庆任安徽巡警学堂监督后，校务由秋瑾主持。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举事失败后被杀，绍兴的革命活动也因此败露，同时秋瑾遇害。大通师范学堂也未能幸免。
（二）刊行革命读物
在新式学校与革命团体相继成立的同时，各种宣传民族革命和民主思想的报刊也大量出现，其中较著名的有《民报》、《苏报》、《国民报》、《中国女报》、《湖北学生界》等。这些报刊上经常发表宣扬革命思想的文章，在社会上影响很大。如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猛回头》和《警世钟》、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等。这些书刊或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行径，激发人民的反帝爱国救亡热情；或控诉清朝统治者对外投降、对内压榨的罪恶，促进群众的革命意识。革命派创办的报刊在控诉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掠夺、揭露清王朝统治的腐败、批判封建****主义的政治和道德观念、号召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方面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发挥了积极的进步作用。
三、民国政府教育方针的确立及实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912年1月，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南京成立了以孙中山为大总统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随后民国政府即着手制定符合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教育方针并予以实施。
（一）整改封建教育
1912年1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成立，蔡元培任总长。教育部成立后，主持召开了第一次教育工作会议，即颁布《普通教育暂行办法》和《普通教育暂行课程标准》，这是中国资产阶级首次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教育文件，主要内容有：清末各种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一律改称校长；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各种教科书务必合于共和民国宗旨，禁用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民间流行的教科书凡具有封建性而不符合共和民国宗旨者，即予改正；废止小学读经；注重小学手工科；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应注重兵式；初等小学应兼课珠算；中学校为普通教育，不必分文科与实科；废止奖励科举出身，从某级某类学校毕业者即称某级某类学校毕业生。1912年3月初，教育部又通令各省：高等以上学校原《大清会典》、《大清律例》、《皇朝掌故》、《国朝事实》，及其他有碍民国共和精神的科目，宜一律废止。
民国政府对教育的整改，体现了清除封建性、强调男女平等、注重实用技能的原则立场，比较充分地反映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要求，也体现了革命派着力与封建教育彻底划清界限的决心，对教育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二）制定新的教育宗旨
在整肃封建教育的同时，民国政府着手制定新的教育宗旨。蔡元培于1912年2月到4月间发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一文，率先对民国教育方针进行了探讨，对清末颁布的教育宗旨进行了批判。认为清末教育宗旨中“忠君”、“尊孔”应予以取消，而对“尚公”、“尚武”、“尚实”三项则加以改造，使其符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要求。1912年7月，在蔡元培的主持下，教育部召开了临时教育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新的教育宗旨，于同年9月2日由教育部颁布实行，史称民国元年教育宗旨。其内容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一宗旨体现了蔡元培的教育观，已完全去除了封建教育的遗毒，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原则和教育观念。
（三）建立新的教育行政机构
辛亥革命后，取消了清末学部的设置，而代之以教育部，总管全国教育事务。教育部设总长和次长各1人，作为正副长官。设参事3人，拟定法规文件。另有秘书4人，掌管机要事务；视学16人，掌视察学务；技正1人，技士2人，掌技术事务。部设三司一厅，即专门司（下设大学科、专门科、留学科）、普通司（下设师范科、中学科、小学科、实业科）、社会司（下设图书博物科、通俗科）和总务厅（下设统计科、会计科、文书科、庶务科、编审处），司（厅）长下属佥事共24人，分掌各项事务；主事共42人，为助理。
临时政府时期，地方教育行政一时无暇顾及。各省或为都督府的教育科，或为省公署的教育司，总理全省教育事务。县教育行政仍沿用“劝学所”制。直到1917年9月，颁布《教育厅暂时条例》，各省始建独立的教育厅。下设三科：第一科主管会计、庶务、文牍、统计等事务，第二科主管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第三科主管专门教育和留学教育。也可以只设两科，第三科的职能放在第二科。
（四）公布“壬子癸丑学制”
1912年9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颁布《学校系统令》，因当年为阴历壬子年，故称该系统框架为壬子学制。壬子学制公布后至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各级各类学校规程，包括：《小学校令》、《中学校令》、《师范教育令》、《专门学校令》、《大学令》、《小学教则及课程表》、《中学校令施行规则》、《师范学校规程》、《高等师范学校规程》、《公私立专门学校规程》、《大学规程》、《实业学校令》等法令，形成了一个新的学制系统，统称“壬子癸丑学制”。
“壬子癸丑学制”主系列划分为三段四级。从学制纵向构成来看，初等教育段分两级：初等小学校4年，为义务教育，高等小学校3年。中等教育段设中学校4年，不分级，其中专为女子设立女子中学校。高等教育段不分级。大学预科3年（附设于大学，不得独立设立），本科3年，法科和医科4年。小学之下有蒙养园，大学之上有大学院。学制总年限为17-18年。小学前的蒙养园和大学本科后的大学院均不计入学制年限。
在主系列之外的各类学校中，主要有师范类和实业类，师范类分为师范学校和高等师范学校两级，分别相当于中等教育与高等教育阶段，并专设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实业教育类主要有乙种实业学校和甲种实业学校，分别与高等小学校和中学校平行。还有专门学校，相当于高等教育阶段，预科1年，本科3-4年。
“壬子癸丑学制”与清末“癸卯学制”相比具有明显的进步，其特点主要有：其一，缩短了学制期限，较之“癸卯学制”，共缩短了3-4年，有利于增加劳动人民受教育的机会。其二，取消了专门为贵族设立的各类学校，废除了封建特权和等级限制。其三，女子教育取得了很大的进展，初等小学已可以男女同学，普通中学、甲种实业学校、师范学校、高等师范学校都设立了女校。其四，课程与教学方面取消了忠君尊孔的课程，增加了自然科学课程和劳动生活技能的训练，反对体罚，要求教育适合儿童身心发展的特点。但总的看来，这次学制改革毕竟只是辛亥革命的政治推动，教育改革的自身力量还不具备，这一学制在基本结构上与清末学制仍大体相同。但“壬子癸丑学制”在中国教育近代化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
1.《民报》
该报是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11月26日在日本东京创刊。初为月刊，后改为不定期，以宣传同盟会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为宗旨，传播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为资产阶级革命派的主要舆论阵地。1908年10月出版第24号时，日本政府以其“激扬暗杀”为词封禁。1910年1月复刊，2月停刊，共出26期。
2.《苏报》
《苏报》1896年6月26日创刊于上海，在日本驻沪领事馆注册，多刊社会新闻。1902年起，《苏报》因换主笔，开始倾向进步，特辟“学界风潮”专栏，公开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和革命活动，并约请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成员撰写评论，成为两个革命团体的讲坛，1903年起，言论日趋激烈。短时间内先后发表十几篇具有强烈民主革命色彩的评论；刊登《读革命军》、《革命军序》等文，推荐邹容写的《革命军》。这些言论，引起清政府的震怒，派人会同租界当局于1903年7月7日对《苏报》查封。
3.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
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严复对孙中山说：“为今之计，惟急从教育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对此孙中山感慨道：“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分歧由此可见。
1.秋瑾纪念碑
该纪念碑位于绍兴市中心轩亭口，为秋瑾烈士就义处。碑为水泥制成，高7米，上下分两层，呈正方形，1930年落成。碑座正面（西面）刻有蔡元培撰、于右任书《秋先烈纪念碑记》，碑身镌有张静江书“秋瑾烈士纪念碑”字样。
2.徐锡麟故居
该故居位于绍兴东浦镇孙家娄，晚清建筑，坐北朝南。共三进，占地1133平方米，徐锡麟青少年时代在这里生活、读书。
3.大通师范学堂旧址
辛亥革命在浙江的重要史迹之一，位于绍兴市区胜利西路古越藏书楼以西，清代建筑。学堂原有50多间房屋，坐北朝南的平房建筑，占地3098平方米，建筑面积1754平方米。整体布局分三进，第一进为门厅，正中悬挂的“大通学堂”匾额系赵朴初先生题写。第二进为礼堂，现为光复会史迹陈列室。第三进在1982年正式对外开放时被辟为徐社，介绍徐锡麟的生平事迹。东侧第一进西首第一间，原是秋瑾工作室和被捕处。
4.邹容纪念馆
该纪念馆坐落在上海市徐汇区华泾镇华泾公园内。
1.徐锡麟刺杀恩铭
1907年7月6日，安徽巡警学堂举行首届毕业生典礼，在典礼仪式进行中，革命志士、时任安徽巡警学堂监督的徐锡麟，刺杀了前来参加毕业典礼的安徽省巡抚恩铭。由于事前准备不充分，没有发动足够的人力，起义迅速失败。事件连带到绍兴大通师范学堂，秋瑾亦遇难。徐锡麟属于原光复会成员，光复会是一个比较激进的团体，提倡暗杀等手段。实践说明，搞革命必须要发动人民群众，如果靠刺杀个别人物、急功近利，革命是很难成功的。
2.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批孔
在批判封建奴化教育时，革命派集中火力抨击了封建文化的偶像——孔子，认为他在周朝虽然很好，但是如今看起来很坏。至圣两个字，不过是历代的独夫民贼加给他的徽号，因为孔子叫人忠君服从，这些话都是有益于君的。章炳麟就宣称“想要实行革命，提倡民权，孔教是断不可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挑战封建皇权的姿态，对封建文化教育进行无情鞭挞和批判，对引导人们认清封建教育的本质，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将近代思想启蒙的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境界。但从文化发展和教育变革的长远观点看，却带有潜在的偏颇性。
孙中山
1.学者贵知其当然与所以然，若偶能然，不得谓为学。
2.古人进步最大的理由，是在能实行。能实行便能知，到了能知，便能进步。
3.治国经邦，人才为急。
4.我一生的嗜好，除了革命外，只有好读书，我一天不读书，便不能生活。
第三讲新文化运动时期教育新思潮的传播和实践
中华民国建立后，正当对封建教育进行了一系列改革时，却出现了袁世凯政府的教育复古逆流。为了反对这种历史倒车，思想文化领域兴起了一场新文化运动，在“民主”、“科学”的旗帜下，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向封建主义思想文化进行了猛烈的批判，对传统教育观念进行深入反思和重建。五四运动的爆发，新文化运动进入高潮，面对大量涌入的西方现代教育思想，中国的教育实践者积极加以选择和吸取，并进行了各种各样的教育试验。在此过程中，北洋政府迫于形势，也进行了一些教育改革。到20世纪20年代，随着“新学制”的建立，中国现代教育观念和教育制度初步形成。
一、复古教育的逆流
辛亥革命胜利后，袁世凯窃取了民国政府大总统职位，为了复辟帝制，继而在思想文化教育领域操纵了一场恢复封建主义的教育运动，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行尊孔读经的教育政策
袁世凯上台后，就竭力鼓吹尊孔。1912年9月，下令“尊崇伦常”，提倡孔教，他认为：“中华立国，以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为人道之大经，政体虽更，民彝无改。”《整饬伦常令》。实际上是要恢复封建主义的礼教。1913年10月袁世凯政府在其炮制的《天坛宪法草案》里规定：“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大本。”为在学校恢复尊孔读经提供法律依据。随后明令各地学校恢复祀孔典礼，孔子的神位被重新请回学校。
1915年，正当袁世凯复辟帝制进入揭幕阶段时，教育部通令全国，编纂修身及国文教科书，所采取的经训皆以孔学为标准，也即确定儒学作为学校教育的基本课程。1915年初袁世凯政府颁布《特定教育纲要》，集中论证儒学教育的价值，并拟定了各级学校实施儒学教育的基本方案，如：中小学校均加读经一科，按照经书及学校程度分别讲读，由教育部编入课程。初等小学读《孟子》，高等小学读《论语》，中学读《礼记》、《左氏春秋》，大学阶段设立经学院等。袁世凯政府推崇儒学，明显是借儒学的等级体系思想来抵制革命民主思想，梦想恢复帝制，这种历史倒车必然会引起革命民主人士的反对。
（二）复活清末的教育宗旨
本来，民初教育部对清末的教育制度提出了全面的改革，公布了新的教育宗旨：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这个教育宗旨与清末相比，有一定进步性。但袁世凯上台后，为复辟封建帝制，企图复活清末的教育宗旨。1915年，袁世凯以大总统名义在《颁定教育要旨》指出：“教育必须以忠孝节义植其基，以知识技能求其用。”把教育宗旨概括为“爱国、尚武、尚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并于《教育纲要》中指出：“各校均应崇奉古圣贤以为师法，宜遵孔以端其基，尚孟以致其用。”这样就完全推翻了民国初年确定的教育宗旨，而复活了1906年清王朝公布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这项“教育要旨”的颁定，是为他复辟帝制做准备的，是辛亥革命后教育上的一次大倒退。
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使辛亥革命以来的教育改革成果几乎丧失殆尽。袁世凯倒台后，出现了各系军阀的混战局面。教育经费移作军费，学校停闭；中央教育，名存实亡；地方教育、时断时续；各级教育都受到了严重的破坏。原来在辛亥革命后已经开始的属于资产阶级思想体系的民主主义教育也随着复辟活动而破灭，有识之士深感封建主义的根深蒂固和强烈危害，促使进步人士开始从更深层次来反思和行动。
二、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变革
复古主义闹剧出现后，思想、文化、教育领域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批判武器，反对尊孔读经、推动教育改革的新文化运动迅速展开。新文化运动是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分水岭，五四运动是其高潮。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传统教育的批判，促进了这一时期的教育改革，主要有以下几点。
1.彻底批判封建传统教育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主义的批判最为彻底，以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一批激进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为核心，猛力抨击封建教育。封建教育的核心是儒学中三纲五常，成为新文化运动批判的主要对象。陈独秀指出，三纲学说是一种“奴隶道德”。封建礼教是封建****的思想支柱，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毫不留情。鲁迅则连续著文《狂人日记》、《我的节烈观》等，深刻揭露以君权、夫权、父权为核心的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吃人”本质。
李大钊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分析和解释社会与教育现象，运用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关系的原理，对儒家学说的历史作用和产生、发展与没落的历史命运作出说明。他指出，孔子学说支配了中国思想界两千多年，并不是因为这种学说本身有多么大的绝对权威，而是因为他适应了中国古代小农经济组织，孔学是封建****时代的产物，是为封建****服务的，但已不适应“今世之社会国家”的需要。他是中国古代封建宗法制度上的表层构造，有其存在的经济基础。到近代，中国的小农经济动摇了，大家族制度也开始瓦解，孔子学说赖以存在的基础发生了动摇，就必然有能适应新基础的新思想取而代之。
2.废除读经，恢复民国元年的教育宗旨
袁世凯垮台后，民国政府教育部宣布仍然执行民国元年的教育方针，扭转了封建教育的复辟局面。1917年5月，北京政府宪法审议会议否决了“定孔教为国教”的提案。1919年9月，北京政府进一步撤销了袁世凯所颁布的教育纲要和七项教育宗旨。10月，教育部颁布《高等小学校令施行细则》删除了有关读经的内容。1919年10月，第五次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养成健全人格，发展共和精神”的国民教育宗旨，并对健全人格作了进一步解释。健全人格者当具下列条件：一、私德为立身之本，公德为服务社会之本；二、人生所必需之知识技能；三、强健活泼之体格；四、优美和乐之感情。所谓共和精神者：一、发挥平民主义，俾人人知民治为立国根；二、养成公民自治习惯，俾人人能负社会国家之责任。这一教育宗旨不仅体现了民国元年教育宗旨的精神，而且更明显地反映了资产阶级民主发展的追求，体现了注重德智体美的协调发展，关注个性发展和社会职责相结合的原则。
3.学校教育中推行白话文和国语
白话文运动是新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文化运动中文学作品已经开始使用白话文，1918年5月，鲁迅的《狂人日记》可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白话文的出现为推广国语创造了条件。教育领域内以白话代替文言，不仅仅是书面语言和口头语言的统一问题，它富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它反映了文化教育普及化、大众化的要求；也是民主、平等观念的发展在教育上的反映。学校教育中白话取代文言有一个发展过程。1917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议决定推行注音字母。1918年，教育部正式公布注音字母。1919年10月又进而提出改中小学国文科为国语科。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中也开始用一些白话文。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发布通令：凡国民学校都废止文言文教材，代之以现代语体文。至1922年，停止一切文言文教科书。此后大、中、小学各科逐渐采用白话文教材，在教学中普遍以白话代替文言。至此，白话文教材在学校教学中的位置得以确立，这是五四新文比运动中文化教育的一项重大改革，为教育的普及、文化科学知识的传授、现代思想观念的传播提供了便捷的语言文字方面的条件。
4.确立男女平等的教育新文化运动推动了女子受教育权利的确定。中国古代的学校教育其实是男性教育。清末新政时期，清朝政府曾在1907准许设立女子小学，但禁止男女同校。中华民国成立，规定初等小学可以男女同校，但很快被复辟教育摧毁。新文化运动以及五四运动对封建礼教的批判为女子教育打开了方便之门，1917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提出了扩大女子教育的议案，1918年取得教育部批准。1919年后高等小学可以同学同班，1920年北京大学正式招收女生，中等学校男女同学之风兴起，学校全面向女子开放成为时代潮流。在学校向女子开放的同时，女子教育在观念上也逐渐由“贤妻良母主义”向“男女平等”过渡。这些措施标志着男女生在受教育制度上的区分已基本消除，最终彻底改变了自古以来男女受教育不平等的历史。
新文化运动推动下的教育改革动摇了中国传统教育的根基，从根本上，促进了教育观念的转变，进而激发了教育变革的热情，各种教育思潮和教育实验层出不穷。一方面反映了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积极成果，另一方面也表明了教育界知识分子的自我觉醒。
三、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思潮和教育团体
（一）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思潮
随着新文化运动对封建教育的批判、对科学民主的倡导，教育思想愈发活跃。20世纪20年代前后，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教育思想大量传入中国，大大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发展。
1.平民教育思潮
平民教育，即反对传统的封建“贵族主义”的等级教育，使普通平民百姓享有教育权利。其主要内容有：提倡教育普及，反对教育的等级性和教育特权；提倡尊重个人价值，发展个性教育，反对强迫训练的教育。总体上要求教育所有国民都具有参与民主政治的素质，养成合格公民的资格。
平民教育思潮和实践在发展中表现各异，主要有两大不同的倾向。第一种倾向是改良主义的平民教育思想，他们希望通过平民教育，逐渐提高全体国民的素质，进而达到改良社会的目的。1919年，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的部分师生联合组织了“平民教育社”，出版了《平民教育》刊物，并声称：要来细谈根本改造的教育，不愿去高论空中楼阁的政治，即代表了这种倾向。坚持这一思想的主要是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把平民教育视为救国和改良社会的主要手段，希望通过平民教育来实现平民政治。他们也批判和揭露了统治阶级对教育的独占，但反对阶级斗争，主张通过语言文字通俗化、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来实现平民教育。
另一种倾向是一种革命的平民教育思想，他们主张平民教育不仅传播文化知识，更主要是唤起工农群众的革命觉悟。坚持这种思想的主要是一批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像李大钊、邓中夏、******等人。1919年1月，北京大学成立的“平民教育讲演团”，即代表了这种倾向。他们的目的在于站在劳动人民群众的立场，宣传平民教育思想、投身平民教育运动，为广大“劳工阶级”争取教育权利，引导劳苦大众走革命的道路，这成为中国共产党后来领导的工农革命教育的源头。
1923年8月，由晏阳初、陶行知、朱其慧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全国各地劳动群众聚集的地区和单位，设立平民学校、平民读书处、问字处，大规模地推行平民教育，掀起了平民教育的高潮。由于中国绝大多数的平民集中在乡村，1925年后“平民教育会”的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乡村，平民教育运动渐为乡村教育运动所取代。
2.工读主义教育思潮
工读主义的基本内涵为：以工兼学、勤工俭学、工人求学、学生做工、工学结合、工学并进，培养朴素工作和艰苦求学的精神，以求消除体脑差别。由于提倡和参加者思想立场的差异，在“工读”旗号下形成了关于工读目的的不同主张。
由匡互生等发起组织的工学会，主张把工学作为实现民主自由、发展实业、救济中国社会的武器。提出“工”包括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学”是求得做工的知识，“工”和“学”不可分割，由此打破“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封建旧有的劳动观念并号召发展实业，通过工学会创造财富，改变中国民穷国弱的社会现状。
由少年中国学会成员王光圻等发起组织的“北京工读互助团”，受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将工读视为实现新组织、新生活、新社会的有效手段。他们提出亦工（农）亦读、自给自足的主张，他们要求做到社会上“人人读书，人人做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北京大学组成了“工读互助团”，办起了食堂、洗衣店、石印厂等。他们的这种“工学结合”的精神，虽然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却没有看出劳动分工的根本原因，他们想避开政权变革而企图通过普遍设立工读团体来改良社会是不能达到目的的。而且也没有看到“学”与“工”的本质区别，以及学生的本质职责。
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初步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也倡导工读。他们提出了工人和农民的工读问题，同时号召知识青年到工农中去，初步提出了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他们认为工读的目的是提高知识分子的社会实践能力和参与实践的机会，进而解决教育脱离社会、脱离生产的问题。
以胡适、张东荪为代表的工读主义则认为，工读不过是靠自己的工作去换点教育经费而已。他们将工读看成是纯粹的经济问题，不承认其具有改造社会的功能，而纯粹是一种商业行为。
工读主义教育思潮从产生时起就和海外中国留学生的勤工俭学活动联系在一起，相互影响，相互推进。五四运动前后兴起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可以说是工读主义教育思潮的一次大规模海外实践。工读主义教育思潮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渐趋沉寂。
3.职业教育思潮
职业教育思潮由清末民初的实利主义和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发展而来。黄炎培是职业教育思潮的主要推动者。他在1913年10月发表的《学校教育采用实用主义之商榷》一文中指出：我国教育不切实用，今后教育的一切应归于实用。德育宜归之于实践，体育宜求之于运用，智育宜授之以生活上必需之普通知识和技能。他认为职业教育是为大众服务的实用性教育，只有提高全民的职业素质，社会才能进步和发展。1917年，以黄炎培为首组织了“中华职业教育社”，提出“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改良普通教育以适应生活”的任务，进一步从理论上探讨、在实践中推行职业教育，将职业教育思潮推向高峰，并出现另外全国范围内的职业教育运动。
职业教育思潮的勃兴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当时国内外形势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联。职业教育思潮也是应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对教育的要求而兴起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一系列保护工商业的法令大部分被北洋政府所继承，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我国的经济侵略，减轻了对我国商品市场的压力，我国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得到了很好的发展机会。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在比较短的时期内补充一定数量的技术人员、管理人员、熟练工人，从而推动了职业教育思潮的顺利发展。
4.实用主义教育思潮
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起源于美国教育家杜威，他在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下，倡导了实用主义教育学派。20世纪初，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推行到欧美许多国家。1919年5月杜威来中国讲学，在中国两年又两个月里，他到处演讲，前后共87场，极力宣传其实用主义哲学和教育理论。当时国内的许多重要报刊，都作了详细报道。他的学生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在此期间也大力宣传他的主张，相关的各类出版物随处可见。其中许多内容经胡适翻译整理后，及时刊登在《新教育》杂志上，有的则汇编出版，如《杜威五大讲演》、《杜威三大演讲》、《平民主义与教育》、《教育哲学》等，在全国各地广为传播。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时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最重要的教育思潮。
实用主义教育思潮传入中国，有其深刻的时代与社会背景。五四时期的中国教育是以反封建、反传统为主旨的，而以反传统教育自居、并在世界范围有重大影响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潮，恰好为中国批判封建传统教育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中国社会要求改革传统教育、教育救国的愿望，对中国教育理论和实践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于是，实用主义教育学说的一些基本观点被大量引用来解释教育现象，指导教育改革，如“儿童活动为中心”、“教育即生长”、“教育无目的论”等观念都在20世纪20年代的教育改革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5.科学教育思潮
科学教育思潮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形成并盛行一时。1914年6月，任鸿隽与赵元任等留美学者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社”，倡导科学教育，主张将科学内容与方法渗入各项社会事业。五四运动时期，科学教育思潮整体包括两个方面：“科学的教育化”与“教育的科学化”，两者之间相互联系，但涵义不同。“科学的教育化”，是要求让科学知识成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加大科学学科在学校教育内容中的分量。“教育的科学化”则是提倡以科学的方法研究教育，教育的实施必须以教育理论和科学的研究为根据，教育理论研究又必须运用调查、测验、测量、统计、实验、观察等科学方法来进行。在1921年前后，教育界掀起了一场推广教育调查、教育测量、心理测验的高潮，如进行汉字字频调查，对汉字在日常生活中出现的频率进行统计，以作为编定小学教科书的依据等，都是教育科学化的反映。
6.国家主义教育思潮
国家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社会思潮，产生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欧洲，德国著名的哲学家费希特是其早期代表。国家主义宣传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民族优胜”等观念。五四运动时期，国家主义也和其他各种思潮一样，从欧洲传入中国。中国较早接受国家主义教育思潮的有曾琦、李璜、余家菊等人。1923年末，他们在法国巴黎正式成立了国家主义政党——**********，发表了《**********宣言》，并创办《先声》周报作为该党的机关刊物。1924年，青年党的一些骨干分子回国后，在国内一些重要省市建立党部，创办《醒狮》周报，推行国家主义运动。
国家主义思潮的主旨在于以国家为中心，反对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国家主义思潮十分注意教育，希望通过加强国家观念的教育来实现国家的统一和独立，他们写了很多关于教育的文章，出版了《国家主义的教育》论文集，并掀起了国家主义教育运动。他们在教育上提出了一些基本观点：①强调教育的“民族性”和“国性”；②反对民族虚无主义，在教育中比较注重本民族文化和历史的教育；③重视情感教育。他们认为“共同相通的情感”是形成国家意识的基础。除此以外，国家主义对教会教育、外国人在中国办教育非常反感，他们对推动当时的“收回教育权运动”起了很大的作用，是20年代收回教育权运动的中坚力量之一。
（二）新文化运动中的教育团体
由于新文化运动的不断高涨，各种教育思潮的迅速传播，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教育团体。其中影响较大的教育社团有：全国教育会联合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新教育共进社、中国科学社、中华教育改进社、平民教育社、实际教育调查社、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这些团体的出现反映了资产阶级教育改革的日益成熟。
1.全国教育会联合会
全国教育会联合会1915年5月成立于天津。此前，浙江、上海、江苏、直隶等地先后成立了地方性的教育会。该会是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教育会代表组成的全国性民间教育团体，由沈恩孚、黄炎培、经亨颐等人发起，由各省教育会及特别行政区域教育会组织而成，定名为全国教育会联合会。该会会章所定宗旨为“本会以体察国内教育状况，并应世界趋势，讨论全国教育事宜，共同进行为宗旨”。该会认为西方各国十分重视教育交流和讨论，商讨国家教育大事的方案，供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决策参考。所以商定每年开一次会，在各省轮流举行，每次由各省区教育会提出各种教育改革方案，供大会交流讨论，所通过的议案呈交教育部。自1915年到1922年先后在天津、北京、杭州、上海、广州、济南举行年会。先后讨论的提案包括教育改革的各个方面，从义务教育、实业教育、师范教育到教育宗旨、教育制度、教育行政、教育方法等教育的诸多方面。全国教育会联合会是当时影响最大的教育社团，对当时的教育改革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教育的近代化步伐。
2.中华职业教育社
中华职业教育社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出现的著名教育团体。由国内教育界、实业界的一些知名人士梁启超、范源濂、严修、蔡元培、郭秉文、黄炎培等40余人发起，1917年5月6日在上海成立，并发表了宣言书，制定了社章，并选举黄炎培为办事部主任，聘蒋梦麟为总书记。社章提出办社宗旨在于：“方今吾国最重要最困难问题，无过于生计。根本解决，惟有沟通教育与职业。同人认此为救国家救社会唯一方法。”该社章程中提出的职业教育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国家及世界增进生产力之准备。”规定该社的任务是：一是推广职业教育，二是改良职业教育，三是改良普通教育，使之能为生活做准备。该社成立后，主要从三个方面开展工作：一是职业教育社开展一系列与职业有关的活动，包括调查研究现行教育状况，职业界状况，社会各业供求状况和毕业生就业状况；研究职业教育问题。该社对职业教育理论的研究与职业教育的实验，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职业教育的发展；通过演讲、通讯、出版刊物书籍等方式宣传、推广职业教育，出版刊物《教育与职业》等。二是推动普通教育的改革，设立职业学校，争取各地教育当局的支持与合作，如创立中华职业学校等。三是设职业介绍部。此外，还开展了一些职业指导工作。
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几十年的实践中，有力地推动了我国近代职业教育的发展，对普通教育的改革在当时教育界影响是相当大的，对近代学制改革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发起者企图以沟通教育与职业的办法来达到教育救国救社会的目的，这在旧中国是不能实现的。
3.中华教育改进社
中华教育改进社前身是中华教育共进社，是新文化运动时期倡导平民教育的教育团体之一。1918年12月22日由江苏教育会、北京大学、南京高师等联合成立，成立大会上确定该社宗旨在于：“欲直接输入西洋学术，使我国固有之文化受新思潮之刺激，而加速其进化率。”1919年2月，《新教育》杂志在上海创刊，由蒋梦麟、陶行知先后任主编，大力提倡平民主义教育。1921年夏，范源濂、蔡元培、张伯苓、陶行知等在北京发起组成实际教育调查社，同年12月，中华教育共进社、《新教育》杂志社、实际教育调查社联合在北京召开会议，合并组成中华教育改进社，推举蔡元培、范源濂、郭秉文、黄炎培、张伯苓等人为董事，陶行知任总干事。该社以调查教育实况、研究教育学术、力谋教育进行为宗旨，是当时推行新教育运动的主要力量之一。它对宣传与实施平民主义教育，改革封建****主义教育都有很大影响。
4.中国科学社
中国科学社是新文化运动中研讨现代科学及科学教育的学术团体。中国科学社，原名科学社，是由留学美国康奈尔大学的中国学生赵元任、任鸿隽、杨铨等在1915年发起成立的民间学术团体，以“联络同志、研究学术，共图中国科学之发达”为宗旨。前身为1914年创办的《科学》杂志社。中国科学社1918年自美国迁中国后设总社于南京高师。他们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及其科学杂志为模式，创办中国的《科学》杂志。1915年1月首期《科学》月刊在上海出版，发刊词上“科学”与“民权”赫然并列，申明“以传播世界最新科学知识为职志”。科学社最初仅仅为一股份有限公司，目的是发行《科学》杂志，《科学》发刊以后，感觉仅此一杂志不能实现其“提倡科学、鼓吹实业，审定名词、传播知识”的宗旨，1915年10月25日改组为中国科学社，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学术会社。中国科学社成立以后又发行了《科学画报》、《科学译丛》等刊物，在各地成立了图书馆和研究所。以科学方法解决科学上、实业上、教育上的各种问题。1928年定址上海。在全国设有分社或支会。除学术活动外，办有生物研究所、明复图书馆、中国科学图书仪器公司，出版《科学》、《科学画报》、《科学季刊》等杂志及《论文专刊》、《科学丛书》、《科学史丛书》等。中国科学社从最初9位创始人，发展到1949年拥有3700余名社员，社员多为从事科学、教育、实业等有一定声望者，汇聚了各门学科（包括社会科学）的代表性人物，影响波及海内外，欧洲的英国、法国，亚洲的日本和国内相继有人成为社员。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科学社就失去了其权威地位，到了1959年，该社被迫停止活动。中国科学社在经济基础薄弱、工业十分落后的条件下，对我国传播科学知识、推动科学教育和培养科学人才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总的说来，这些教育社团在“民主”与“科学”的旗帜下对推动当时的教育改革、提倡新教育运动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些教育社团和一批教育家的推动下，各级各类学校都进行了改革。如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中小学加强科学教育与职业教育，引进了新的教育思想和教学方法等，改革成果很多都反映在1922年的学制改革中。
四、学校教学改革与教育实验的展开
新文化运动的启蒙，使科学在社会上影响不断扩大，科学精神、科学态度、科学内容和科学方法与教育日益结合起来，促使教育沿着科学化的轨道发展。这一时期，教育的科学化集中体现在教育方法的试验和更新上。当时西方国家正在流行的以反传统为旗号、以儿童活动为中心的各种教学试验，这些试验相继传入中国并被模仿。其中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对中国的中小学教学实践影响最大。
（一）设计教学法
设计教学法是美国教育家克伯屈（WilliamHeard
Kilpatrick，1871-1965年）于1918年从杜威“做中学”的教育思想出发，并在其“问题教学法”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教学组织形式和方法，其目的在于克服传统教学中只重书本知识，学生学习被动，以及分科教学孤立、分散等缺点。设计教学法要求废除班级授课制，打破学科界限，摒弃传统的教科书，主张由学生自发地决定自己的学习目的和内容，学生在自己设计、自己实行的单元活动中获得有关的知识并形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它强调教师的责任在于利用环境去引发学生的学习动机，并帮助学生选择活动所需要的材料。设计活动一般程序为：确定目的、制订计划、实施完成、检查评价。
设计教学法于1918年传入中国，1919年秋正式在南京高师附小试行，其教室称为“杜威院”，有游戏室、音乐谈话室、读书室和工作室，造成特别的环境和氛围，由学生自己决定教学目的，拟订教学计划，自由选择、自由支配上课时间。在行动中求知，在实际生活中发现问题和困难，靠自己思考解决问题，这种方法符合杜威“做中学”的精神。南京高师附小的实验引起了全国广泛的关注。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通过了《推行小学校设计教学方案》，倡议此法为“教学良法”，号召全国各地小学推行设计教学法，其后试验便在全国进入高潮。设计教学法也成为师范学校学生必须掌握的内容。但在此后的推行过程中，其缺陷也逐渐暴露，如破坏了系统的学科体系、使知识支离破碎，过于强调学生的主动性而使之放任自流等，1924年后试验渐趋沉寂。
这种教学形式在克服传统教学中的缺点方面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该组织形式在教学的指导、设备和教材的编写上存在种种困难和问题，特别是学生不能获得系统的科学知识，都将影响教学质量。
（二）道尔顿制
道尔顿制是美国进步主义女教育家帕克赫斯特（HeienHuss
Parkhurst，1887-1973年）于1920年在马萨诸塞州道尔顿中学所进行的实验。它是一种以儿童自主学习为原则、彻底地适应个性的教学方法。此法是要废除班级授课制，指导每个学生各自学习不同的教材，以发展其个性。它的主要特点是在规定时间内，学生自订计划，自行学习；将教室改为各科作业室，按学科性质陈列参考书与实验仪器，将学习内容制成分月作业大纲，规定应完成的任务；学生与教师订立学习公约后，按兴趣自由支配时间，安排学习；教师不再进行课堂讲授，只是作为各作业室的顾问，主要起指导和监督作用。学生学习的过程，分别由教师和学生本人记入学习进度表内，进度快的学生可以提早完成学业。1922年道尔顿制被介绍到中国，在上海、北京、南京、开封等地也进行过实验，有不少学校效仿实践。1923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九次年会提出中学及师范学校宜研究试行道尔顿制的提案。1925年帕克赫斯特应邀来华讲学，一时影响很大，上海吴淞中学、南京东南大学附中、北京艺文中学等都进行过试验。1925年后实验渐少。
道尔顿制在发展学生个性、培养学生独立工作的能力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并对程序教学、个别指导教育等曾发生过影响；但它偏重学习学科知识，过分强调个性差异，忽视了班集体作用以及德育，在推行时往往形成了教学上的放任自流。
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克服了传统的学科教学相互割裂、不能满足儿童个体发展需要的弊端，大大调动了儿童自主学习的积极性，有助于发挥他们的潜力，培养独立做事的能力。但同时也会产生忽视教师的作用，使教学流于放任的弊端。教学完全打破学科界限，造成教学内容散漫而缺乏系统。另外，受中国当时的经济条件局限，一般学校也缺乏足够的经济实力来保证实施新教学法所需要的作业室、实验仪器、图书、标本等物质条件。所以设计教学法和道尔顿制虽然风靡一时，但只是停留在少数学校的试验阶段而已。
此外，智力测验和教育测验的方法也被引入并试行。教育测验是应用统计学的方法，制定测验标准用以测试学生能力和成绩的方法；智力测验则是利用心理学的方法制定量表，测定学生智商的一种评估方法。这些方法在五四之前就介绍到中国。1922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心理教授麦柯尔来华，与北京各大学师生合作编制了智力测验与教育测验约30种。后陆志韦又订正“比奈——西蒙量表”，共包括65个测验。1931年6月中国测验学会成立，并发行测验杂志，运用心理学的知识和实验已成为改进教育的重要手段。
五、壬戌学制的制定
1921年10月，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讨论审查新的“学制系统草案”，其后经过修改，于1922年11月1日以大总统令公布了《学校系统改革案》，这一年为旧历壬戌年，所以称“壬戌学制”，为了有别于“壬子癸丑学制”，也称“新学制”。这是中国近代史上实施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一个学制。
（一）壬戌学制产生的社会历史原因
中国近代学制出现后，即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和教育实践的深化而不断改革。新文化运动中制定新学制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这个时期，中国社会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等方面发生着巨大的变化，这给学制改革以深刻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由于壬子癸丑学制自身存在一些问题：过重划一；多仿效他国；实施普通教育之学校重复太多；多正系学校，少旁系的学校；高等小学校与中学校毕业生之危机；缺乏培养共和国民之精神，这些导致了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发展的需要。
二是民族工业的发展对教育提出了新要求。1914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由于欧洲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控制，使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获得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机会。民族资产阶级出于办好企业、发展生产、创造更多利润的愿望，迫切需要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和受过一定教育的劳动者成为管理机器的熟练工人，而民国学制不能满足民族工业日益发展的需求，迫切需要教育体制的改革。
三是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新文化运动在批判传统封建教育，进行教育改革的同时，要求实现教育上的民主和平等。新文化运动促使教育思想界出现了全新的局面，原有的学制体系越来越不适应新的社会形势，改革势在必行。1919年和1920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的两届年会均讨论了学制的改革，1921年，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七届年会在广州召开，更是以学制为主要议题，在这种背景下产生了1922年“新学制”。
（二）壬戌学制的基本内容
作为学制的指导原则有七项标准，即：适应社会进化之需要；发扬平民教育精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重生活教育；使教育易于普及；多留有各地伸缩余地。这七项标准正式取代了民初的教育宗旨，其所体现出来的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所倡导的“民主”和“科学”精神。
学制系统：学制采用的是美国式的“六三三”分段标准，故又称“六三三学制”。从纵向看，小学6年，初小和高小4-2分段。中学6年，初中和高中3-3分段。大学4-6年。小学之下有幼稚园，大学之上有大学院。从横向看，与中学校平行的有师范学校和职业学校。
学制还定有四项附则，即：①为使青年个性易于发展，得采选科制。②为适应特殊之智能，对于天才者之教育应特别注重，其修业年限得变通之。③对于精神上或身体上有缺陷者，应施以特殊教育。④对于年长失学者，应施相当之补习教育。
（三）中小学课程标准
在改革学制的同时，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组织了“新学制课程起草委员会”，着手进行课程改革，于1923年6月确定并颁布了《中小学课程标准纲要》。此纲要主要有下述内容：其一，上课按分钟计时，规定初小前两年每周不少于1080分钟，后两年不少于1260分钟，高小每周不少于1440分钟。其二，小学取消修身课，增加公民、卫生课，将手工改为公用艺术，图画改为形象艺术；后又将初小的卫生、历史、公民、地理合为社会科，增加自然园艺科；将国文改为国语，体操改为体育。其三，初中必修科目有公民、历史、地理、国语、外国语、算学、自然、图画、手工、音乐、生理卫生、体育。高中采用综合中学制，分普通科和职业科。公共必修课有：国语、外国语、人生哲学、社会问题、文化史、科学概论、体育。普通科分文理两组。文科组科目为：特设国文、心理学初步、伦理学初步、自然科或数学一种。理科组科目为：三角、高中几何、高中代数、解析几何大意，以及物理、化学、生物选习两科。职业科分为农、工、商、师范、家事等门类，此外还设有若干选修课，其四，中学一律采用选科制和学分制。这一课程纲要虽未经政府正式公布，但由于全国教育会联合会在当时有相当的代表性和权威性，各地均按此施行。
（四）壬戌学制的特点和意义
1922年学制的颁布，结束了辛亥革命以后新旧教育交叉的混乱状态，反映了新文化运动期间教育改革的综合成果。与旧学制相比，这一学制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富有弹性。七项原则中最后一条：多留各地方伸缩余地，就表示了各地方、各学校可以不必统得过死，可以根据各地情况因地制宜。
第二，根据学龄儿童的年龄分期划分教育阶段。学制中的各阶段教育的划分，基本上依据了青少年身心发展规律来划分，体现了学制制定减少了政治和人为的因素干扰，更加尊重科学。
第三，初等教育阶段缩短了年限，改7年为6年，而且小学分为两级，初级小学4年为义务教育阶段，有利于初等教育的普及；而且幼儿教育纳入初等教育阶段，使幼儿教育与小学教育得以衔接，确立了幼儿教育在中国教育史上的地位。
第四，延长了中等教育的修业年限，改4年为6年，有利于提高中等教育水平；中学分成初、高二级，提高了办学的灵活性，也有利于中等教育的普及。实行选科制和分科制，适应不同发展水平学生的需要。
第五，增加职业教育，兼顾升学与就业。职业教育渗透到普通教育中，小学高年级可根据地方情况，设置职业准备教育，初中也可视需要兼设各种职业课程，高中则是普通科与职业科并立，这样就在各个层次上兼顾学生升学和就业两种准备，使学生有较大发展余地，适应不同发展水平学生之需。
第六，师范教育种类增多，设置灵活。改革了师范教育，提高了师范教育的程度，师范教育机构共有6种：6年制师范学校、单设后3年的师范学校、高级中学内设师范科、短期师范学校或师范讲习科、2年制师范专修科及师范大学。
第七，高等教育阶段缩短了高等教育年限；由于延长了中等教育学习年限，高中毕业已达到接受高等教育的水平，因此取消了大学预科，有利于大学集中力量进行专业教育和科学研究，使教育结构更合理。
第八，不再单列出女子学校，意味着承认男女可以同校，女子可以接受完全平等的教育。
总的来看，1922年学制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封建传统教育的束缚，表现了教育重心的下移，更重视基础的、民众的教育，在培养各个层次的人才、适应社会和个人需要方面是比较和谐的。学制比较简明，又留有充分的灵活性。因此，这个学制后来除了在某些方面有所改动外，它的总体框架一直延续下来。“新学制”的产生是一种历史的进步，是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到一个重要阶段的标志。它对辛亥革命以来教育改革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较好的总结，是新文化运动在教育领域的一个积极的成果，1922年“新学制”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1.颁定《教育要旨》
1915年1月1日，袁世凯政府颁布。《教育要旨》把教育宗旨归纳为“爱国”、“尚武”、“崇实”、“法孔孟”、“重自治”、“戒贪争”、“戒躁进”七项。这是对1906年清廷学部颁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宗旨的进一步发展。袁世凯颁定的教育宗旨，全面地否定了资产阶级提出的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复活并发展了清末封建买办的教育宗旨。
2.《特定教育纲要》
1915年1月22日，袁世凯政府颁布。《特定教育纲要》宣称：“凡一国之盛衰强弱，视民德、民智、民力之进退为蘅；而欲此三者程度日增，则必注重于国民教育。”表示要“以兴学为立国之要。”但归根结底这是一个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其政治目的是要把青少年培养成为顺民，服服帖帖地拥护袁世凯做皇帝。
3.中华职业教育社
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黄炎培为代表，联合教育界、实业界的知名人士，在1917年5月发起成立。宗旨是推广职业教育，改良职业教育，“使无业者有业，使有业者乐业”。为达到这一目标，职教社举办了职业学校教育、补习教育。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职教社宣传抗日救国。1941年3月，参与发起组建“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5年12月发起成立民主建国会，投身民主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职教社作为统一战线系统的人民教育团体，所办的事业纳入了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轨道。在新时期，职教社加强组织建设，在大部分省、市、自治区建立了省级地方组织。中华职业教育社适应时代潮流，与时俱进，在历史的转折时期，总是站在社会进步方面，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
1.北京市陈独秀故居
该故居位于东城区东华门地区箭杆胡同20号。整个院落占地不大，东西方向与南北方向长度相等，均为17米。陈独秀在此院居住的年代应为1917至1920年间，在此从事《新青年》的编辑等革命活动。现为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
2.陈独秀墓
陈独秀墓位于安徽省安庆市北门外十里乡叶家冲的一块坡地上，这是陈独秀灵柩于1947年从四川江津迁回家乡后与原配夫人高晓岚的合冢，总面积1058.85平方米。墓冢高4米，直径7米，汉白玉贴面。墓碑通高2.4米，碑身高1.8米。墓冢东北方向百米处有陈独秀生平事迹陈列室。
3.四川江津陈独秀旧居
该旧址位于四川省江津南部的五举乡鹤山坪，占地面积14680平方米。馆内主题展览陈独秀生平事略，配以文字、图片、文物等，对陈独秀一生进行了公正客观的展示。
4.绍兴鲁迅故居
该故居位于绍兴市区都昌坊口周家新台门西首。新台门是周家多年聚族而居的地方。新台门整座屋宇是江南特有的深宅大院。鲁迅故居现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5.上海鲁迅故居
该故居位于上海市山阴路132弄9号，是一幢红砖红瓦的3层楼房，为一代文化巨匠1933年至1936年逝世前居住和工作的寓所。
1.如何借鉴别人的先进东西
中国自洋务教育到新文化运动前，学习西方、实行教育改良已有50多年，表面上看科举制度已经废除，西洋学校制度已经模仿，各地学堂课程完备——西文、史地、理化、音体应有尽有。但就实质而言，传统教育在目的、方法等方面的弊端并无根本改变，中国教育并未由此进入现代社会。原因何在呢？陈独秀指出：其一，远离西方近代教育的“真精神”，即远离民主与科学；其二，所实行的新教育依旧严重脱离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与传统的“养士”教育相似；其三，简单模仿，食洋不化。蒋梦麟也指出了当时中国教育与社会发展的极不适应：“新事业需要灵活之子弟，吾国教育则重循规蹈矩；新事业需思力，吾国教育则重记忆；新事业需适应力，吾国教育则重胶固之格式；新事业需技能，吾国教育则重纸上谈兵。”可见，借鉴学习别人的先进东西，不能只取其外形，重要的是领会其精神，活学活用。
2.对袁世凯搞复古教育的思考
本来，儒家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其中包含有中华民族对真善美追求的成果，是创建民族新文化不能割舍也无法割舍的传统资源，在教育中也应该有适当地位。但袁世凯政府之推崇儒学，出于政治动机而非文化动机，明显是借儒学的等级名分思想来抵制革命民主思想，因而引起民主人士的强烈愤慨和反击。最终帝制破产而袁世凯也身败名裂。所以，对古代文化我们应该吸取其优秀成分，剔除其糟粕，要古为今用，促进社会进步，而非社会倒退。
1.学习本无底，前进莫徬徨。——陈独秀
2.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不学则殆。——陈独秀
3.无目的读书是散步而不是学习。——胡适
4.科学精神在于寻求事实，寻求真理。——胡适
5.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愿挤，总还是有的。——鲁迅
6.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鲁迅
第四讲蔡元培教育思想
蔡元培是近代中国杰出的教育家，是中国教育思想发展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的教育思想是中国传统教育向近代教育转型的体现和记载。他坚持现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对当代中国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改革给予了颇多启迪。
一、生平和教育活动
蔡元培（1868-1940年），字鹤卿，号子民，浙江绍兴人。他5岁入私塾读书，16岁考中秀才，而后在家乡“设馆教书”，当了两年塾师，特别崇拜宋儒，笃守孝道。22岁考中举人，次年会试告捷，但未参加殿试。25岁再去北京补殿试，取为二甲第三十四名进士，点翰林院庶吉士。27岁应散馆试，得授职翰林院编修。
中日甲午战败和戊戌变法失败使蔡元培深深感到清政府已没有希望，于是毅然辞去翰林院编修之职，于1898年秋南下从事教育活动。蔡元培一生由此发生重大转折，逐渐走向了反清革命道路。他回到故乡绍兴，致力于推广新式学堂，就任中西学堂监督。1901年夏蔡元培到上海代理澄衷学堂校长。9月，被聘为南洋公学经济特科班总教习。
1902年，蔡元培发起成立“中国教育会”，创办爱国女学和爱国学社，培养革命人才，宣传革命思想。1904年，联合同志创立革命组织光复会，被推为会长。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后，蔡元培加入同盟会，主持同盟会上海分会，在上海开展革命工作。
1907年，蔡元培以驻德公使馆职员的名义，赴德国留学。1908年秋入莱比锡大学，学习和研究哲学、美学和心理学等课程，受德国古典哲学、美学影响很深。辛亥革命胜利后归国，1912年1月至7月，担任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期间主持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政策、法规。蔡元培对旧教育制度实施了根本性改革，对封建主义旧教育进行历史性改革，并着手制定民国教育方针，发表了《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奠定了教育的理论基础。袁世凯窃取民国总统后，他因抗议袁世凯独裁而辞职出国，先后留学德国和法国。在法国，他与石曾、吴稚晖、吴玉章等人组织勤工俭学会，与法国友人一道发起华法教育会，蔡元培任中方会长，这些组织直接推动了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开展，其中涌现出许多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干部。
1916年12月，蔡元培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赴任后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改革，使北大变为一所充满生机的近代新型大学。北京大学遂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五四运动的策源地、马克思主义在北方传播的据点之一。五四运动爆发，他同情学生的爱国行动，多方营救被捕学生。1923年1月，蔡元培因不满当时教育总长讨好政客的做法，愤而辞职，以示抗议，再度赴欧洲考察。
1923年7月，蔡元培先去布鲁塞尔，后到巴黎居住，一面从事著述，一面协助办理华法教会事务。1926年回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他先后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国民政府常务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代理司法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1928年8月以后，蔡元培辞去大学院长，专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集中优秀人才，组成10个研究所，开展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包括纯粹科学与应用科学的研究，提倡学术自由，务使人尽其力，因此在短时期内获得若干引起世界注目的成果。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积极主张抗战，1932年同宋庆龄、鲁迅等发起成立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7年底，因病移居香港疗养。1940年3月5日病逝。蔡元培先生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思想家、教育家，现代中国知识界的卓越前驱。******誉之为“学界泰斗、人世楷模”。其主要著述收于高平叔编的《蔡元培全集》第一至七卷，中华书局1984年至1989年出版；尚有《蔡元培教育论集》（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等。
二、提倡健全人格教育
蔡元培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健全的人格”，追求的是人与客观世界的和谐融通。他认为人具有三个方面的本性：一是具有知、情、意的心理现象，二是兼有个性和群性，三是兼有肉体和精神方面的需要。这些自然本性是人潜在发展的基础，本无所谓善恶，但要靠教育才能向健康方向发展，健全的人格就是要在这三个方面都得到充分、和谐的发展。
1.为构建健全人格教育
蔡元培主张“五育并举”，他于1912年4月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1912年6月又发表《向参议院宣布政见之演说》，第一条就强调教育方针问题。他指出：教育方针应分为普通教育和专门教育。普通教育应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公民健全之人格”。专门学校教育应“务养成学问神圣之风习”。7月，在全国临时教育会议上，他极力倡导以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为急务，以道德教育为中心，以世界观教育为终极目的，以美育为桥梁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成为制定民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
2.军国民教育
军国民教育即将军事教育引入到学校和社会教育之中，让学生和民众受到一定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军国民教育作为一种教育主张，在维新变法时期即已萌芽，以后逐渐发展。鉴于中国近代落后挨打的现实，部分有志之士希望借此改变中国重文轻武的教育传统，进行军事教育，一方面培养国民的强健体魄和尚武精神；另一方面积极练兵，御侮图强。蔡元培赞成这种观点并将其发展。他认为，实施军国民教育其社会意义是“强兵”，对外有利于抵御外辱，“强邻交逼，亟图自卫，而历年丧失之国权，非凭借武力，势难恢复”。对内，寓兵于民，可对抗军阀拥兵自雄，捍卫民主共和。军国民教育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说就是体育。他强调要改变旧文人孱弱的形象，因为健全之精神要依赖于健全的身体，所以体育是养成完全人格的基础。
3.实利主义教育
实利主义教育即是“以人民生计为普通教育之中坚”，密切教育与国民经济生活的关系，主要给人以各种普通科学文化知识、实业知识和技能，并训练学生积极思维，对事认真的科学态度，使教育能发挥其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蔡元培指出，世界各国的竞争不仅在军事，更在经济，武力需要财力的支持。而中国“实业界之组织尚幼稚”，国家贫穷，发展实利主义教育实为当务之急。实利主义教育主要给人以各种普通科学文化知识、实业知识和技能，使教育能发挥提高国家经济能力和改善人民生活水平的作用。其社会意义是“富国”，发展实利主义教育，以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发展经济；从个人发展的角度说就是智育。在普通教育中，他把物理、化学、博物学、算学、历史、地理、金工、木工等科都列入实利主义教育范围。
4.公民道德教育
军国民教育与实利主义教育虽是强兵富国之道，但兵强可能导致对内私斗，对外侵略；国富可能造成贫富悬殊，因此必须教之以公民道德。公民道德的要旨，是法国资产阶级所标榜的“自由、平等、博爱”。但蔡元培也非常重视中国传统道德，指出中国传统伦理的一些基本范畴，其内涵和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是相通的。他特别指出博爱就是仁爱，和中国古人提倡的“仁”是一致的，是积极的道德。公民道德教育崇高的目标是树立爱国主义精神和公而忘私的思想，从社会意义上而言，指的是公民社会道德。从个人而言，蔡元培认为在人的知、情、意中，意志是人生的主题，而德育正是决定人的意志的，辨明善恶决定了人们行善的意志。他指出：“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若无德，则虽体魄、智力发达，适足助其为恶，无益也。”《蔡元培全集》（第3卷）。
5.世界观教育
世界观教育为蔡元培所独创并被视为教育的最高境界。蔡元培认为世界分为“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两方面。现象世界就是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它和时间、空间不可分离，受因果律的制约。实体世界超越于我们的生活经验之外，是一种精神世界，只可直观感悟，没有时间和空间可言，不受因果律的制约。现象世界中的人，由于存在人我差别的意识，追求幸福的意识，由此容易产生种种矛盾。在实体世界中，人们摆脱了现象世界的种种矛盾，即能实现完全自由和人性的最大发展。蔡元培认为世界观教育就是要培养人们一种立足于现象世界但又能超脱现象世界而贴近实体世界的观念和精神境界。由于实体世界超越于现象世界之外，只可感悟，所以世界观教育也不是通过一般说教可以完成的，只能是一种超越型的精神境界的修养。
6.美感教育（即美育）
“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感情为目的者也”。《蔡元培教育文选》。美育可以陶冶人的情感，养成高尚纯洁的人格；可以去私忘我，净化人的心灵；可以美化人生，使人的性灵寄托于美的享受，达到人生之最高境界。蔡元培指出，美的特点，一是具有普遍性，任何人都可以认同并共享，无法歪曲或独占；二是具有超越性，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能使人得到精神境界的超脱，从而向实体世界过渡。美感教育与世界观教育紧密联系。蔡元培说：“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津梁。”《蔡元培选集》。美育是引导人由现象世界通向实体世界的桥梁。蔡元培非常重视美育，并身体力行。他亲自在北大开设美学课，并一直注意推动公共美育设施和专业美术院校的发展。他也非常重视美育在学校教育中的地位，强调学制中突出美育。
蔡元培“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是一个不可偏废的有机整体。蔡元培曾经借用人体各种机能的协调作用进行形象说明：“譬之身体，军国民主义者，筋骨也，用于自卫；实利主义者，胃肠也，用于营养；公民道德者，呼吸机循环机也，周贯全体；美育者，神经系也，所以传导；世界观者，心理作用也，附丽于神经系，而无迹象之可求。此即五者不可偏废之理也。”《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
蔡元培以培养健全人格为宗旨的教育思想，尽管在不同的时期表述有所不同，但其基本内涵是一致的，可以归纳为：第一，健全人格是德、智、体、美四方面的和谐发展，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就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不可偏废的发展。第二，健全人格是个性与群性的统一，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须是促进个性和群性协调发展的教育。第三，健全人格是身心两方面的协调统一，培养健全人格的教育必须是促进身心两方面平衡发展的教育。“五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使人达于实体世界的最高境界，这样才能使共和国民具有健全之人格。完全人格的教育思想实际上就是蔡元培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其影响至为深远。
三、大学教育理想和实践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一所充满封建官僚习气的学校，学生多出身于贵族官僚或豪门之家，个个一副老爷的派头。中华民国成立后，学校进行过改革，但封建沉疴未去，表现为校政腐败，学校制度混乱，学生求官心切，学术空气淡薄，不少师生品行不检。教员大都是“老八股”、“洋进士”之类，讲课陈陈相因，敷衍塞责。学校缺少学术空气，很难培养出科学人才。蔡元培到任后雷厉风行地对北大进行整顿，充分展示了他的大学教育理想和实践。
（一）明确大学的宗旨
蔡元培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对学生们提出：“诸君来此求学，必有一宗旨，欲求宗旨之正大与否，必先知大学之性质。今人肄业专门学校，学成任事，此固势所必然。而在大学则不然，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蔡元培全集》（第3卷）。蔡元培如此强调大学性质在于研究高深学问，在当时是为了扭转学生上大学为做官的陈腐观念。当时的北京大学，学生对研究学问没有兴趣，视读书为混资历谋官位，而教员中也有不学无术、滥竽充数者。蔡元培认为这是北大“腐败的总因”。因此，他改革北大的第一步是明确大学的宗旨，他要求学生们一定要抱定宗旨，为求学而来。他指出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为此他还为师生创造研究高深学问的条件和氛围，转变学生的观念。这些主张和措施，不但使北大学生明确了学习目的，而且养成了良好的学习风气，开创了近代高校学生自由研究学术之风。
蔡元培从大学应研究高深学问、大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的观点出发，十分重视大学的科研工作。他主张凡大学必有各种科学的研究所，他在《论大学应设各科研究所之理由》的文章，详列了三点理由：一是大学无研究院，则教员易陷入抄发讲义不求进步之陋习；二是设立研究所，为大学毕业生深造创造条件；三是使大学高年级学生得以在导师指导下，有从事科学研究的机会。在蔡元培的倡导下，北大各系都成立了研究所。在北大影响下，北京其他高等学校也相继建立研究所。这样就使北京大学成为全国学术文化研究的中心。此外，他还主张创造学术研究环境，为学生研究学问提供条件。为了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蔡元培采取了以下措施来营造良好的学术研究环境：一是广泛开展社团活动，把学生的课余兴趣吸引到学术研究上来。在他努力倡导并推动下，1919年初，哲学研究会、新闻学研究会、数理学会、化学演讲会、音乐会、画法研究会、书法研究会、雄辩会等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二是兴办学报等杂志刊物，如《北京大学日刊》、《北京大学月刊》、《国学季刊》等，为师生发表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园地，使师生能够专心研究学术，并为相互交换知识提供了机会。三是重视办好图书馆，并整顿扩充实验室等，为教学和科学研究提供条件。
（二）“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原则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改革封建教育，建设民主教育的根本指导思想，也是他改革北京大学的办学方针。他提出，北大办学应坚持两条原则：一是兼容并包主义，“对于各家学说，仿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无论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二是不干涉主义。蔡元培把这个办学思想概括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大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庸》（第30章）。也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之意。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主张实际上包含了两个方面：一是思想学术自由，这对反对封建****主义，造就个性丰富、具有完全人格的民主社会的建设者有着十分重要的价值；二是教师选聘的自由。蔡元培认为，要把大学建成学术研究机构，不仅在改变学生的观念，还应从聘请教员着手。他在教师聘任上采取的是“学诣”第一的原则。只要有真才实学，有研究学问的兴趣和能力，就聘为教员。反之，不管什么人，坚决辞退。对于教员的政治见解，学术派别，只要不妨碍授课，则不作为取舍标准。在这一思想指导下的北大教师队伍，在政治上有不同主张的派别：共产主义、三民主义、无政府主义、国家主义；在学术上有不同学派，既有今文派，又有古文派，有激进的“新潮派”，也有保守的“国故派”。他们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方针下，在学术上各抒己见，从而活跃了北大的学术空气。一时间北大人才云集，新旧学者，聚集一堂，北京大学遂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最高学府。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出现思想活跃，百家争鸣的局面，和蔡元培思想自由的方针是分不开的，正是在这一思想指引下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活动才有了一方天地，李大钊等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才得以顺利接受并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北京大学也因此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及五四运动的摇篮。
（三）改革管理体制，实行教授治校
教授治校是蔡元培关于大学行政管理的基本思想。他主张教授治校，是为了建立民主的管理体制，防止校长主观专断，任意办事。为了实现教授治校的理念，他主张学习德国大学的管理方法，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他首先组织了教授评议会，校长为当然的评议长。评议会为全校最高的立法机构和权力机构，凡学校重大事务都必须经过评议会审核通过。接着又组织了各门教授会，由各门的教授推举教授会主任，其职责是：分管各学门的教务，规划本学门的教学工作。由各学科教授会主任组成教务处，教务长由主任推选，任期一年。这样一来，学校的决策权和人事安排权都掌握在教授手里，这不仅彻底扭转了旧北大一切校务由校长等少数几个人决定的状况，而且大大调动了教授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出现了民主治校的局面。
（四）调整系科结构，改革教学制度
关于大学学科设置，蔡元培认为，“学”和“术”实际上是基础理论学科和应用学科之别。蔡元培主张“治学”和“治术”的学校应该分开办理，“治学者可谓之大学，治术者可谓之高等专门学校”。大学要偏重于纯粹学理研究的文、理两科。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他将北京大学工科停办，商科改为商业学，并入法科，同时扩充文、理两科。北大遂由原来的五科改为文、理、法三科大学。
蔡元培在看到了文、理分科所造成的流弊之后，认为传统文、理分科的做法已不适应近代科学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发展趋势，文科里面包含着理科，理科里面包含着文科，不能截然分开。为了避免文理科学生相互隔绝，互不沟通，蔡元培对学制进行改革。一是废科设系，实行学系制，取消文、理、法三科的界限，将全校编为14个系，各系之间可以选修课程，这样使文理学生能够兼涉其他科的课程。二是提倡选科制，实行学分制。蔡元培极力主张仿效当时美国大学中通行的方法，他认为同年级、同专业的学生，其能力和兴趣不可能没有差别，学业完成不可能同步，因此应废除年级制而实行学分制。蔡元培在北大进行学制改革，提倡选科制，实行学分制，使学生于选修课中有一定的选择自由，有利于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另外，蔡元培还建立了旁听制度，课堂向社会开放。规定必须用本国语言讲课，积极应用白话文教材。将体育定为正式课程，每周3小时。同时大力提倡美育，开设美学课和美育室，蔡元培亲自讲课。在蔡元培的改革下，北大的教学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
四、“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理念
“尚自然，展个性”是蔡元培针对封建教育无视学生的特点，违反自然，压抑和束缚个性而提出的教育主张。蔡元培反对封建主义教育对学生个性的束缚，主张应该使学生的个性获得充分自由的发展。他批评中国的旧教育“是教者预定一目的，而强迫受教者以就之；故不问其性质之动静，资禀之锐钝，而教之止有一法，能者奖之，不能者罚之，如吾人处置无机物然”。蔡元培认为教育要顺应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实际，指出“守成法”与“尚自然”、“求划一”与“展个性”是新旧教育的分水岭。旧教育是成人或教师以自己的成见强加于儿童身上，以划一模式要求所有儿童，阻碍儿童个性的自由发展。新教育恰恰相反，应该以儿童个性发展为出发点，按照“儿童心身发达之程序，而择种种适当之方法以助之”，让其自由发展。他主张“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为此，在教学过程中，他反对注入式，提倡启发式，主张充分发挥儿童的个性，强调学生的自动、自学、自助等。蔡元培认为新教育则以儿童为本位，根据儿童的兴趣和心理特点，不拘一格，因材施教，发展儿童的个性。蔡元培力倡“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理念，与他倡导培养具有健全人格的培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完全人格的个体培养需要靠“尚自然，展个性”的教育来造就。
针对“尚自然，展个性”的新教育，蔡元培提出了具体的实施方案。首先，必须尊重儿童在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他指出：“昔之教育，使儿童受教于成人；今之教育，乃使成人受教于儿童。”《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儿童教育中应充分地体现和倡导儿童的主体性，不仅关系到儿童发展权利的实现、儿童需要的满足和儿童地位的尊重，也关系到儿童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其次，在教学方法上，他提倡启发式教学，摒弃注入式教学方法，注重发挥儿童个性，鼓励学生自动、自学、自行研究。还须打破教育中的划一模式，要求注意学生的不同特点，因材施教。
五、教育独立思想
中国封建时代的教育完全隶属于封建政治，近代以来这种格局依然维系，特别是军阀政府把经费多用于战争，使教育经费极其短缺。而当时各政党的政客又都是为个人和小团体的利益经营，从私利出发去干预教育。帝国主义在华办的学校则由基督教会控制，侵害中国的教育主权。在这样的局势下，教育很难办好。教育独立论的主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
1922年3月，蔡元培在《新教育》上发表了《教育独立议》，对教育独立的观点做了比较系统的介绍。他提出教育一是要独立于政党，二是要独立于宗教，应当完全交给教育家去办，保有独立的地位。他认为：教育是帮助受教育者发展自己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于人类文化上能尽一分子的责任；而不是把受教育者训练成一种特别的器具，给那些居心叵测的人去利用。而且教育与政党、教会在目标、性质上存在严重对立。所以“教育事业当完全交与教育家，保有独立的资格，毫不受各派政党或各派教会的影响”。
接着，他还对教育独立的具体内容做了说明，他认为教育独立应该包括：第一，经费独立，要求政府划出某项固定收入，专做教育经费，不能移用。第二，行政独立，专管教育的机构不能附属于政府部门之下，要由懂得教育的人充任，不能因政局而变动。第三，思想独立，不必依从某种信仰或观念。第四，内容独立，能自由编辑、自由出版、自由采用教科书。第五，以传教为主的人，不得参与教育事业。其中关于教育行政独立的方案是：分全国为若干个大学区，每区设立大学一所，区内的高等专门教育，中、小学教育，社会教育，文化学术事宜均由该大学校组织办理。大学的事务，由大学教授组成的教育委员会主持，校长由教育委员会选举产生。各大学区大学的校长组成高等教育会议，处理各大学区间的事务。教育部只负责协调高等教育会议和中央政府之间的关系，不干涉各大学区事务，教育总长必经高等教育会议认可。
关于教育为什么要独立于政党和教会，蔡元培有详细而深刻的论述。蔡元培认为，教育要独立于政党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教育要均衡地发展人的个性和群性，而政党是要制造一种特殊的群性，为本党服务，抹杀受教育者的个性。第二，教育是求远效的，教育的成效非一时所为，而政党是求近功的，往往只考虑眼前的利益。第三，政党掌握的政权，经常更迭，若由政党掌握教育权，必然影响教育方针政策的稳定，影响教育的成效。“若把教育权也交与政党，两党更迭的时候，教育方针也要跟着改变，教育就没有成效了。”《蔡元培教育论集·教育独立议》。所以教育要超脱于各派政党。
而教育要摆脱教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①教育是进步的，学术文化的发展总是一代胜过一代，教育内容在不断更新；而教会是保守的。②教育是共同的，没有什么界限。而教会之间有宗派之争，若由教会掌握教育权，就不能绝对自由，所以，教育事业不可不超然于各派教会以外。
蔡元培关于教育独立的思想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要求摆脱军阀政府对教育的控制，独立自主地发展教育事业的强烈愿望和要求。然而，这一思想也具有时代局限性，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
总之，蔡元培的教育思想和实践充满了爱国主义的激情与民主、科学的光辉，在近代反对帝国主义文化教育侵略、反对封建****主义教育的斗争中起到了重大的作用。蔡元培是中国资产阶级改革封建教育的杰出代表，是中国资产阶级新教育体制的奠基人，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1.辜鸿铭
中国近现代既博达汉学，又精通西方语言与文化的学者，北京大学旧派教授，人称“清末怪杰”。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辜鸿铭言辞敏捷，英国作家毛姆来中国，想见他。毛姆的朋友就给辜写了一封信，请他来。可是等了好长时间也不见辜来。毛姆没办法，自己找到了辜的小院。一进屋，辜就不客气地说：“你的同胞以为，中国人不是苦力就是买办，只要一招手，我们非来不可。”一句话，让走南闯北见多识广的毛姆立时尴尬无比，不知所对。
辜鸿铭思想守旧，在北京大学任教，梳着小辫走进课堂，学生们一片哄堂大笑，他平静地说：“我头上的辫子是有形的，你们心中的辫子却是无形的。”闻听此言，狂傲的北大学生一片静默。
2.翰林院庶吉士
翰林院庶吉士是翰林院的预备人员。明清科举进士分为三等，一等直接进入翰林院，二等为翰林院庶吉士，取得翰林院的预备资格，三等则委以地方基层官吏或其他职务。翰林院庶吉士，三年后考试合格者，可授予翰林院编修、检讨等官。翰林院是朝廷考议制度、详正文书、咨议政事的机构，翰林官的主要活动多为朝廷日常性工作，如从事诰敕起草、史书纂修、经筵侍讲等。按品秩，翰林院不过是一个五品衙门，但其政治地位特殊，为人才培养和储备重地。
3.勤工俭学会
勤工俭学会1915年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在法国创立，以“勤于工作，俭于求学，以进劳动者之智识”为宗旨，并规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程序、费用、求学、工作等细目。该会在华工教育中创造了半工半读的教育形式，产生最初的工读主义教育思想。
4.华法教育会
华法教育会1916年6月22日在巴黎成立。后在北京、上海、广东等地设立分会。由蔡元培、李石曾、吴玉章、吴稚晖等创建。首任会长蔡元培，副会长李石曾。其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通，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智识、经济之发展。”其主要工作是翻译中法文书籍，联络中法学者和学术团体，介绍中国学生到法国留学，并介绍法国人游学中国，组织留法华工教育，在法国设立华文学校或华文讲习班。1921年，该会因财政亏空、管理不善终至解散。
1.理想主义的教育
独立教育活动必须接受社会的物质支持并传播一定的政治和社会价值体系；它也因此依附和反作用于一定的政治和社会力量，就这一点而言，它不可能也不应该完全独立。因此笼统地提出教育独立未免有失偏颇。蔡元培在军阀政府对教育任意摧残的情况下，呼吁教育独立，维护教育的基本生存，有其合理性，但实际上根本行不通，充其量只是一种理想主义而已。
2.不拘一格聘任教师
蔡元培改革北京大学时，在教师聘任上采取“学诣”第一的原则，只要是学有所成、富有声誉的专家学者都可来北京大学任教。比如，梁漱溟投考北大落选，但曾在《东方杂志》上发表《究元决疑论》，对佛学有独到见解，引起学术界注意，为蔡元培所赏识，被聘为北京大学的印度哲学教席，这可以作为北大聘人不拘资历的典型例子。经过整顿，北大教师明显表现出平均年龄小，富于学术活力的特点。根据1918年统计，217个教员中，有90个教授，教授平均年龄30多岁，像胡适、刘半农等被聘为教授时仅二十六七岁。正是北京大学在教师聘任上“学诣”第一、不拘资历，使北京大学很快焕发出了勃勃生机。
1.浙江绍兴蔡元培故居
该故居位于浙江省绍兴市越城区萧山街笔飞弄13号。故居建筑始建于明代晚期，为蔡氏祖父以下几代聚居地。蔡元培在此出生，并度过童年和青少年时代。蔡元培故居占地1856平方米，主体建筑坐北朝南，砖木结构，每进三或五开间，中间有天井相隔。第一进门厅，第二进正房，第三进坐楼，系清中期重建，其东次间楼上原为蔡元培住处。该故居是一座保存完整的绍兴传统民居。2001年列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北京蔡元培故居绍兴蔡元培故居
该故居位于东城区东堂子胡同。1917-1920年蔡元培在此居住。故居为东西各三进四合院格局，建筑面积368.49平方米。坐北朝南，为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3.辜鸿铭纪念馆该纪念馆位于福建省惠安县螺阳镇上坂村，即国学大师辜鸿铭的祖籍地。当地还有一座辜氏宗祠，宗祠里建有“国学大师辜鸿铭纪念馆”，内中陈列着关于辜鸿铭的大量资料和照片，纪念馆已成为弘扬国学，联系两岸亲情的重要纽带。
蔡元培
1.教育者，非为已往，非为现在，而专为将来。
2.要有良好的社会，必先有良好的个人，要有良好的个人，就要先有良好的教育。
3.知教育者，与其守成法，毋宁尚自然；与其求划一，毋宁展个性。
4.学问之成立立在信，而学问之进步则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