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造型艺术界出现了一个新称谓——新墨西哥主义。受北美“流行艺术”的影响，艺术家们从民间肖像、民族特性，以及城市、农村生活中的每一个场景中获取灵感。这个时期的画家中有一位叫做胡利奥·卡岚（1959），在科阿韦拉州牧斯奇斯出生的他受弗里达·卡罗的影响创作了许多富有特色的绘画作品。他的创作中的主角始终是画家自己，只不过通过异服换装把自己隐藏在另一个自我之中罢了。1985年，创作的《当我熟睡中》是卡岚的近期作品，它通过一系列单纯的画面反映了画家童年的情感生活。这幅由两块画板构成的作品可能是画家在纽约期间创作的。在创作这幅作品时作者受到了他的好友安迪·沃侯在他的自传体小说中所表达的“流行文化”主张的影响。作者儿时的形象透过一扇小窗在观看，同时一条身插匕首的恶犬在追赶着他。整个画面在一个奇异的房间内展开，没有逃生的出路，只有直达地狱的通道。这部作品中借用了印度神话中的毗瑟挐和克利须那神，而画家也通过画中装扮成印度王子的形象来折射自己。
像弗里达一样，卡岚通过作品向大家传达他的讯息。他对自己的所见并不确信，而他都通过画布上象征性的和神秘的造型将这一切表达了出来。画家自身的形象出自他的回忆和奇幻的梦境，巧妙的调色，让画面时而多趣讥讽，时而乖张凄惨。他的画作展现给人们欢乐与痛苦，现实与愿望之间的紧张与不安。他在描绘自己的同时，也精彩地描绘了整个世界。
80年代和90年代出现的墨西哥后现代主义激发了许多艺术家的创作灵感，他们通过引用以往的大师之作，对艺术概念和肖像进行重新诠释。拉斐尔·卡杜罗（1950）的《卡拉维乔的宣言》（1992）是对巴洛克风格画家米开朗基罗·梅里斯·卡拉维乔的《被鞭打的耶稣》（1607）的再释义。这部作品是画家为“墨西哥现代艺术中的艺术史”画展而创作的。通过“偷窥者”的角度，卡杜罗将原画的形象重新诠释，跨越时空并给这幅古老题材的画作赋予了时代的意义。对卡杜罗来说，现代社会的特点就是在一系列现代手段的二维体验面前人文精神的丢失，就像画家所说：“先验通过传媒得到。”作者通过作品向人们传递他对当代人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影像轰炸中迷失自我的担忧。他的作品中人类形象和现代社会的高科技手段并存，他希望在时间的流逝中揭示挽救人类生存的意图，这也表现在他使用的艺术技巧上。画家在创作时加上金属片为绘画增添生动元素。随着岁月流逝，在他的作品上留下了锈迹，而这正是他要表现的“人类的痕迹”。
在罗伯托·科尔塔萨尔（1962）的作品中也能看到对人类生存环境的思考。作为一位极有天赋的画家，他受过绘画技巧和绘画理论的正规教育，而且他对文艺复兴时期，尤其是里昂纳多·达·芬奇的哲学思想有深刻的研究。他的艺术主张在于人文的流动性，即不可重复性。人体画方面的非凡技巧使他在描绘裸体的男性或女性身体时驾轻就熟。这些匿名形象没有明显的特征，也看不出时间和空间。1997年，创作的《桥》总结了画家的一些艺术反思，诸如人类不可避免的自由、空虚、死亡和寂静等主题。在这幅画中有两个雕塑般的被分割而又重组的男性躯体——两人相向而行，但又似乎永远无法相遇。他们的躯体没有接触，眼神也没有接触，他们之间有一座无形的桥，或是深渊，或是一片空白。空白在科尔塔萨尔的作品中有特殊的含义，他称之为“修复空间，也是寂静、空虚和死亡……总之是整幅画的缺位”。作品是艺术家最好的语言，在《桥》中同时借鉴了三种基本绘画形式：木炭画、油画和蜡画，这丰富了作品的表现手法，展现了一个“描绘无法形容的人类灵魂”的空间。
同样有形而上的艺术主张的还有波利斯·维斯金（1960），他的作品被归入后浪漫主义风格画派。在他的作品中，常常会有广阔空间和渺小形象的对比，用来表现人类存在的脆弱。《华特拉》（1992）获第六届“鲁菲诺·塔马乔双年展”的荣誉提名，记录了作家到位于奥夏卡州华特拉·德·希梅内斯镇的玛丽亚·萨比纳的旧宅旅游的情景。维斯金在他的作品中记叙了一次富有个人风格的神游，画中的一座大山占据整个空间。他的画作中运用的色彩并不多，而且仅限于灰色——浓雾和泥泞的小路。一条小路从画的中部水平方向延伸，一座六边形的山由一些远处的小房子作点缀，而通往这些房子的则是崎岖的山路。整幅作品是画家追随他模糊记忆的真实写照。维斯金追求的是一种“强有力的冲击”。在观赏他的作品时，我们总能感受到艺术家对空间的迷恋，在同一基调上创作出无穷的可能性。他的油画很有层次感，有时覆盖在最上部的那层油彩显得很厚重，又似乎很飘逸，给观者留下很大的想象空间。
米格尔·卡斯特罗·来涅洛（1956）的绘画描述了幻想的景色和乌托邦的空间。他的作品中多是楼房、动物、植物和其他一些好似漂浮在空间中的郊区农村常见的形象。他的笔触精细又自然，传达了他对连环画的喜爱以及对保罗·克里造型语言的崇拜。在作品《逃亡地图》（1991）中，卡斯特罗·来涅洛构造了8个平面。在代表城市柏油马路的灰色表面上，他开始讲述他的幻想之旅。好像一位地图绘制者般，他用模棱两可的线条勾勒出房子、植物、动物、船、天空、大地和海洋。
在《新月》（1997）中，作者表现了无尽的宇宙，太阳、月亮和日食月食。他的意图，如他自己所描述“经历绘画，去理解它的语言，犹如在玩色彩、主题和空间的游戏中去掌握绘画语言”。通过他的绘画，以及作品中的景色和地图，卡斯特罗·来涅洛，就如哈伊迈·莫雷诺·比亚雷阿尔指出的那样，包容了整个大自然，“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将无形的东西有形化”。
在墨西哥艺术界，有一位多才多艺的少年，那就是拉蒙多·塞斯玛。他结合了舞台、表演及摄影等多种艺术，展现了对当代社会的反思。
他对社会空间的思考促使他1995年在布埃布拉的台卡里·德·艾莱拉创建了一个名为“到来社”的团体。他的理念是创造一个“社会建筑”，这是受约瑟夫·比斯的“社会雕塑”的启发。但是与比斯有所不同，塞斯玛的“社会建筑”强调集体，而不是“社会雕塑”所提倡的个人。
所以在他的作品中融入了工业设计、绘画、形象设计、雕塑、舞台设计和诗歌等多种元素。塞斯玛的作品《建构》表达了“要达到单一个体所能表达整个复杂系统之极限”。他的《建构（二）》（2000）由22幅绘画作品组成，每幅作品由两块大小相同的画板拼成。黑色、白色和褐色是画作的基调，体现了他在台卡里当地的所见所闻，比如草垛。
这些物体中的任何一个或几个，都由一系列漂浮在表层的黑白相间的循环形式所构成，这些形式通过一系列的解构与重构将他们联系在一起。塞斯玛努力寻找着媒介和“作品”的互动，以区分观察者的意识层次。
人类关于对己和对他意识的转换，以及在精神上向往自然的追求都在这七位艺术家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他们凭借不同的造型方式和理念，运用高超的艺术技巧，向人们表达了一个强有力的观点：当艺术成为实验的沃土时，绘画即永恒。
3.传奇女画家卡洛的爱恨情仇
弗丽达·卡洛在墨西哥艺术家中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一位，她也是拉丁美洲20世纪最为重要的女性画家。在女权主义运动中，卡洛几乎成为一个偶像。她个人经历十分动人，虽多遭不幸、终生致残，感情生活也极尽曲折，但能凭借自身坚强的毅力与智慧，战胜了不幸的命运，包括精神与肉体上的痛苦。在与病痛作斗争中，她创造出无数风格特异的油画作品，记录着自己痛苦而又不平凡的生活和坚定不移的政治信仰。
卡洛的一生是丰富多彩的。她曾为自己国家于1910年革命的胜利而欢呼，热情歌颂，甚至把自己的生日1907年更改为1910年，表示自己与革命同生。她创办过学校，帮助过众多墨西哥革命志士从西班牙返回祖国。她还是一名共产党员，热爱马克思主义。正是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使她在常人难以忍受的痛苦中不断获取自救的力量，创造奇迹。所有经历都在她的艺术中有鲜明的反映，形成了独到的风格。
毕加索看过她的画后曾对墨西哥壁画大师里维拉说：“无论是德兰，无论是你，无论是我自己，都画不出像弗丽达·卡洛这样的肖像画来。”可是这位艺术家生前未能被人理解、受到重视，其作品被贴上“妇人之作”、“自传性的东西”等臆断的标签，再加上“非主流艺术”的偏见，使卡洛作品的艺术作品长期处于尴尬的境地，无人问津。直到1980年，即女权主义者们开始对妇女进行冷静分析的年代里，人们对卡洛作品的兴趣才高涨起来，其身价不断高升，她的一幅画创出1500万美元的高价。这在拉丁美洲的艺术家中属于天文数字。那些未看过她的画的人因此听说了她，从前没听说过她的人由此认识了她——这个两条眉毛紧连在一起的人物。好莱坞不甘落后，于2002年把她的经历与艺术拍摄成故事片《弗丽达》，描写她与墨西哥壁画大师里维拉的感情生活和技艺成长。这对艺术家来说是个难得的殊荣，使她成为一颗耀眼的明珠。但是，卡洛的艺术是与她的生活不可分割的，要读懂她的艺术，先要了解她的生活。因为她说，她的艺术就是“我画自己的现实”。
1907年，卡洛出生在墨西哥城的一个摄影师家庭里。从小随父长大的卡洛，在绘画方面受到绘画大师迭埃戈·里维拉的影响。真诚的爱慕使这位少女公开向同学们表露自己的心扉，声称自己“愿为里维拉生养孩子”，可谓出语惊人。但这对她今后的生活和艺术都产生了极大影响。所谓“祸不单行”，一场无端的横祸正悄悄地向她袭来。
1925年9月的一天，卡洛所乘坐的公共汽车，与一迎面而来的无轨电车相撞，她当即昏死过去。车祸毁了她的前程，留下了终生致残，并且不能生育，但总算捡回了一条性命。出院后她长期卧床休息，在身上套着冷冰冰的钢铁支架，能勉强坐起身来。其度日如年之苦，在她1944年的《断裂的脊柱》里可见一斑。画中人物外露的脊柱已被折成数段，全靠铁架支撑。浑身上下都出现了药物不良反应，犹如无数铁钉扎在身上，痛苦难耐。这种透过皮肤可以看到人体骨络、内脏和胎儿的手法虽非现实，但在卡洛的作品中却十分常见，即使卡洛原本是医科院校的学生。画中人失神的两眼落寞冷淡，脸上的泪珠道出了内心的痛苦。但作为一位坚强的女性，灾难只能摧毁她的肉体，却摧毁不了她寻求自救的决心。不幸的经历使得卡洛对人生有了深刻的思考，也使她把目光转向艺术。她幼年在父亲的工作室里初步接触过的绘画拯救了她，改变了她的命运。
决心习画以后，卡洛把她养伤的卧室变成画室。她在床头上安装一面镜子，半躺在床上就可以借助镜中的虚像描绘自己。开始只是素描，后来加入色彩。她试图从绘画中排除自己的失落，找回生活的自信。
卡洛说：“画画使我日子丰富”，“我画自画像，因为我经常是孤独的，因为我是最了解自己的人”。能坐起身来时，她又在床头的对面挂上一面镜子，摆上一些静物，或者请亲友当模特儿，这样画起来就更为丰富和舒适一些。
卡洛在创造新的自我的同时，也不忘为1910年革命欢欣鼓舞。她于1927年接连完成两幅歌颂革命的油画。一幅名为《安德里搭》，取材于当时一首流行的歌曲，描写主人公安德里塔送别情人出征，依依不舍的情景。另一幅名为《潘乔·比利亚》，表现士兵们在农民出身的革命领袖潘乔·比利亚的领导下，挤坐在火车顶上，即将开赴前线的一瞬间。背景上是波波卡特佩特火山，暗示着革命爆发的无穷力量。
这一年，卡洛加入了墨西哥共产主义联盟，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29年，为了提高绘画技巧，或出于表达感情的目的，卡洛聘请里维拉作为自己的指导。他们在信仰上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在艺术上互相赞美对方的天赋。里维拉是世界知名的壁画大师，卡洛更是众所周知的美女。他们的恋情水到渠成，随即于当年成婚。但个人爱情观的差异，又导致他们婚后近10年的不和，分居和离异，但有幸的是最终破镜重圆。
婚后3年内，里维拉应邀到美国作画，卡洛陪同前往，照顾丈夫生活，堪称合格的“全职太太”。这种幸福生活，在她的许多画，如1933年的《弗丽达和狄埃戈·里维拉》里多有表现。画中里维拉身材魁梧，性格憨厚，被描绘成一个巨人。而卡洛则身材娇小、弱不禁风，把头偏向丈夫，既表现生活的甜蜜与满足，又在夫妻之间留有明显的距离，借以体现自己对丈夫的尊重和与伟大的差距。那两只握在一起的手恰好处于画面的中心，暗示爱情的地位和不可分离。
1933年，卡洛发现了丈夫的不忠。如果说车祸带来的仅仅是肉体上的痛苦，那么丈夫的不忠的确是一次沉重的精神打击。这在卡洛的代表作之一《带猴子的自画像》中充分表现出来。
画中的卡洛孤身独处在蛮荒的树丛里，使人联想到她的处境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