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
笙歌正浓处，便自拂衣长往，羡达人撒手悬崖；更漏已残时，犹然夜行不休，笑俗士沉身苦海。
“译文”
当歌舞盛宴达到最高潮时，就自行整理衣衫毫不留恋的离开，那些胸怀旷达的人就能在这种紧要处把好关，真是令人羡慕；夜阑人静仍然忙着应酬已经坠入无边痛苦中而不自觉的人真是可笑。
“解说”
花要半开，酒要半醉，人在生活中要把握好分寸，总要意兴最阑珊，合该谢幕即谢幕，这里边含着一种决断、坚毅和对世态人情悲凉凄美的洞察。世上没有不散的宴席，人间没有不了的妙曲，花儿逢时绽放，时过则孤零凋落；女人有美妙光洁的青春，境迁则皮皱珠黄。人要把自己哪一付面孔捧送给世人呢？大部分人会同意：最美丽的那付面孔，最辉煌的那段事业。人宁愿独守凄凉丑陋，也要在世间争奇斗妍，也难怪美总是如此震撼人心。
“例解”
父子齐贪财 双双上法场
高恒是乾隆时大学士高斌的儿子，又是乾隆帝慧贤贵妃的哥哥，因为这个关系，年轻时就当了高官，作过户部主事、郎中、长芦盐政、两淮盐政等官，在任时间最长的，就是盐政。中国封建社会里，食盐历来实行官家专卖。专卖的目的，就是因为它是人人必需，利润丰厚，盐商往往能发大财。而主管盐政的官僚，自然也就是财源茂盛了。
乾隆三十年，他的堂兄高晋被调为两江（指江南、江西两省，后江南分为江苏和安徽，但三省仍合称两江）总督，按那时的制度，担任两淮盐政的高恒应该回避，因此他被调为总管内务府大臣，两年后又改任吏部侍郎。虽然他不管盐政了，但却仍旧不时地过问盐政。
这个时候，乾隆皇帝经常南巡。每次南巡，都要由盐商出钱为他建造或装修行宫。这笔钱是很大的开支，并且一年比一年豪华奢侈，用费越来越多，往往超支，事后征缴有困难。高恒便替盐政上书说，不如每年从盐税中预提二十万两到四十万两，以备皇帝南巡使用，这笔钱是为皇帝享乐用的，所以乾隆帝很快就同意了这个意见。但高恒在这之外，又让盐商每引（重量单位，每引大约四百斤）出银三两，称为公使钱，这笔钱，高恒并没有向部里报告。因为皇帝南巡用的钱已经有了出处，这笔钱，实际上被高恒装进了自己的腰包。
乾隆三十三年，两淮盐政尤拔世向皇帝揭发了这件事情，乾隆皇帝罢了高恒的官，并派江苏巡抚彰宝与尤拔世一起调查这件事情。但盐商们只说每年交盐税四百六十七万两，他们不知道高恒等人有从盐商身上取钱的事，乾隆觉得这个调查结果不可靠，便把高恒交给刑部调查，最后证实高恒从盐商身上取钱收受盐商贿赂，定了他的罪。
高恒的儿子叫高朴，先当武备员外郎，以后升到给事中巡山东漕政。他并未因为父亲犯罪而受到什么影响。乾隆三十七年，又被授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乾隆皇帝还召见他，勉励他几句。因为他只图安逸，吏部要求撤他的职，乾隆帝让吏部对他宽大一些，也就没有处置他。
乾隆皇帝有一个私人笔记本，专记载大臣们的功过好坏，这个事被太监高云从泄露出去，高朴便奏了高云从一本。这件事使乾隆帝对高朴很满意。当后来有人揭发高朴的不轨行为的时候，乾隆帝不但没有相信，还指责那些揭发高朴的人，并说，谁要想整治高朴，那就是“自取其死”。但他也说，如果因为有了皇帝的保护，高朴就沾沾自喜，而且更加放肆，恣意妄为，朕也不会原谅他。
但是高朴并不以此为戒。乾隆四十一年，他到叶尔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莎车县）办事，得知距叶尔羌四百里的密尔岱山产玉，早已被封禁。高朴便上疏请求每年开采一次，得到批准。两年后，便有人揭发他役使三千多回民采玉，他向采玉的人索要金宝，还把官家的玉卖掉，把钱归为己有。乾隆派人调查，证实确有其事，因此下令抄了他的家，果然抄得了他私藏的金玉。还有人揭发他在叶尔羌藏黄金五百余两，银一万六千余两。
乾隆帝命人把高朴带到殿上，问他道：“皇后的兄弟要是犯法，会怎么样？”高朴明白了乾隆的意思，因为有人以他的姑姑慧贤贵妃的名义替他说情，而乾隆告诉他，别说是贵妃的侄，就是皇后的兄弟犯法，也要处治的。
乾隆皇帝指示说：高朴贪婪无忌，不顾法纪，比他的父亲高恒还严重。不能因为他是贵妃的侄就宽恕他。
高朴被处了死刑。
国家的蛀虫 百姓的恶贼
浙江钱塘人高士奇是个穷书生。但他自幼好学，写得一手好字。他到顺天府（即今北京市）参加乡试，被留在书写班里抄写书籍。后来又被大学士明珠推荐，到朝廷中担任詹事府录事。“詹事府”是替皇后或太子管理家事的部门，而“录事”不过是其中的掌笔墨的官，品级最高的也没有超过八品的。但他很快就升为内阁中书，享受六品的待遇。康熙十七年（1678），康熙帝敕命以高士奇书写密谕及编辑诗文。几年后，还赏赐他布料十匹和白银五百两。
高士奇长时间在皇帝身边工作，康熙帝对他特别地关照。有几次重大的案子牵涉到他，康熙帝都没有追究。有一次高士奇随驾去祭祖陵。路上，有人向康熙帝揭发明珠背公营私。康熙帝问高士奇：明珠真有这些事吗？高士奇给予皇帝以肯定的答复。康熙皇帝又反问他：既然如此，为什么没有人揭发他呢？康熙帝的这个问话，其实也包括问他高士奇自己。高士奇倒是回答得挺直率：哪个人不怕死呢？以后，明珠被罢了相，而高士奇却没有受到什么牵连。
康熙二十七年，山东巡抚张禥（qiān迁）带着银子到北京行贿的事败露，在审问张禥的时候，他也交待了与高士奇有关的事。但因康熙帝有指示，不要搞株连，结果有关部门就没有追究高士奇。
为了自我表白，高士奇还上书诉委曲说：我们这些人不过是在皇帝身边编些书，抄写一些皇帝的诏书而已，有时几个月也见不到陛下。我们并不干涉政务。可是张禥却污蔑我们受贿。为了不玷污禁廷，臣请求回归田里。康熙帝下诏解除了他在宫内的职务，但仍让他领导编辑书籍的事。
第二年，康熙南巡，到杭州的时候，就下榻在高士奇家的西溪山庄，还应高士奇的请求，为山庄题写了榜额。试想，能供皇帝下榻的山庄，会是一般的山庄吗？这时的高士奇多么有钱，已经可见一斑了。
果然，不久就有御史郭臔（xiù 秀）上书弹劾高士奇“表里为奸，植党营私”。郭臔并没有拿出什么具体的证据，但他摆出的一些事实，也是很说明问题的。
高士奇出身贫寒，他从杭州到北京来的时候，是徒步走着来的，靠打工维持生活。皇上因为他的字写得好，不拘资格，让他在南书房抄书，本来没有让他参与政事，但他却主动揽事招权，以图分肥。现在朝廷内外，没有人不知道高士奇。
他还在朝廷中与一些人结成死党，认干亲，在各衙门各地区安插心腹，让这些人替他拉拢各方人士，送给他的贿赂数以千万计。给他行贿都有一定的标准，称为“平安钱”，这就是高士奇奸贪坏法的证明。
郭臔还举出了一些比较具体的事例。北京有个地头蛇，名叫俞子易。他横行霸道的事已经被揭发几年了，现在潜逃在外。他在虎坊桥有瓦房六十余间，价值八千两白银，他把这处房子赠送给高士奇作礼物。高士奇还以亲属的名义在北京各处买房子，那些房子里还保存着他接受贿赂得来的银子四十多万两。他还在杭州平湖乡置田产千顷。在杭州西湖大兴土木，广置园宅。他从一个穷书生，变成一个家产百万的大富翁，他的钱从哪里来？无非是各地官员送给他的，而那些官员的钱，要么是从国库中贪占的，要末就是从百姓身上搜刮的。所以，高士奇就是国家的蛀虫，百姓的蝥贼。
皇帝了解他的罪行，仍旧让他担任编篡。他不思改悔，仍怙恶不悛。圣驾南巡的时候，曾经告诫严禁送礼。可是高士奇却让他在各地的亲信在淮扬等处招揽，让各地官吏送礼上万两，然后转送给高士奇。除了淮扬，其他各区也肯定会有这类欺君灭法、背公行私的行为。
由于高士奇长期在皇帝身边工作，狐假虎威，那些惧怕权势的人采取观望的态度，不敢揭发他，而那些趋炎附势的人又拥戴他而不肯揭发他；所以才让他的这些恶行得以长期隐瞒。
这时，还有一些人也起而揭发高士奇和他的党羽贪污受贿的罪行。但是有关部门在讨论的时候，却以查无实据为由，把这个案子给押下了。高士奇除被免职回到原籍，没有受到任何惩罚。这与康熙皇帝对他的态度不无关系。因为他回乡后，康熙帝还是经常让他来京写书改书。南巡的时候，还是让他迎驾。回京的时候让他陪着回京，给他优厚的赏赐。受到皇帝这样关照的人，还有谁敢碰一下呢？
见利忘仁义 聚财把命丧
汉桓帝时太监王甫聚敛财富，其重要手段之一，是通过收受贿赂来实现的。他不但对一般人敲诈取贿，连皇帝的弟弟也成了他勒索的对象，勃海王刘悝（kuī，音亏）便是受害者之一。
桓帝即位之后，曾经封他的弟弟蠡吾侯刘悝为勃海王。延熹八年（165年），刘悝犯了“谋为不道”罪，桓帝不忍过重治罪，便把他贬为瘿陶王（其封地在今河北宁晋县境），由原来食邑一郡之租，减少到仅食一县之租。由于租税收入骤减，难以满足这个王子日常挥霍。如何能恢复原来的封地，是刘悝朝思暮想的一大问题。他清楚地知道，王甫十分得宠，如果让王甫从中说情，或许事情能够成功。但王甫有一个特点，只要托他办任何事情，他便会借机索贿，没有大量的钱财，他是不肯尽力的。于是刘悝私下里与王甫达成了交易，请王甫在自己兄长桓帝的耳边多进美言，恢复自己原来勃海国的封地，事成之后，送赠王甫酬金五千万。王甫虽然表面答应，但由于刘悝事先没有重贿自己，所以在桓帝面前从未替刘悝说过半句好话，更不要说去提及恢复勃海国封地的事情。时过不久，桓帝得了重病，而且病得很厉害。在病榻之上，他想到以前对待自己的同胞兄弟处罚有点过重，心中不免有点懊悔，在临死之前，他留下遗诏，恢复刘悝的勃海王爵位。桓帝死后，这道遗诏被分布于众，刘悝的封地马上由一县而恢复到一郡之大。王甫根本没有料想到桓帝的如此之举，事情出现后，他连忙在刘悝的面前装好人，表白自己在桓帝面前替刘悝说尽了好话，终于使皇上幡然改悟。言下之意，刘悝爵位的恢复，全是由王甫挣来的，并毫不客气地张口向刘悝索取五千万的报酬费。但刘悝也不是个白痴之徒，他清楚地知道，自己爵位的恢复，完全是由于兄长桓帝的开恩，并非是王甫之功，所以分文不给。二人为此撕开了脸皮，争执得面红耳赤，从此结下了仇怨。
宦官的性格，大都残酷阴险，王甫由对刘悝的嫉恨，很快发展到报复。当初，桓帝死后，因其无后，太后与窦武决定让章帝之子、河间孝王刘开的后代———解渎亭侯刘宏继位。王甫觉得，只有挑拨灵帝与刘悝之间的关系，才能置刘悝于死地，一解自己心头之恨。而当初灵帝继位之时，曾有一种流言蜚语，传说刘悝对自己不能继位称帝而十分气愤，一度曾打算“钞徵书”赴京即位。王甫不失时机，添油加醋地把这些流言传到了灵帝的耳朵里，灵帝虽然感到不快，但未作表示。熹平元年（172 年），王甫让尚书令诬奏中常侍郑飒等人阴谋迎立刘悝为帝，大逆不道。灵帝仅听一面之辞，便命冀州刺史将刘悝收捕入狱，考问其罪。又令大鸿胪持节与宗正、廷尉到勃海国迫责刘悝，刘悝被逼自杀。妃妾十一人，子女七十人，伎女二十四人，皆死于狱中。勃海国的太傅、国相以下，以不能辅导勃海王的罪名，全被诛杀。这便是王甫贪财不成，一手所制造的大冤案。对待皇帝之弟王甫尚敢如此敲榨，那么对待一般庶民的敲榨就更不堪言状了。
刘悝死了以后，灵帝认为王甫立了大功，又不免对其进行封赏，加封王甫为冠军侯。
辜榷，汉代封建政府对一些重要商品实行专卖制度，以垄断其利称辜榷。利用辜榷，从中渔利，是王甫的另一生财之道。司马迁在他的《史记》中指出：在秦汉时期“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经商最容易发财致富。但是在秦汉时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随意经商，特别是官吏是绝对不允许经商的。如果允许官吏经商，无异于监守自盗，原因在于他们可以利用手中的职权贱买贵卖，大发横财。既然宫吏不能经商，那么经商者是绝对不能在政府部门任职的。如《史记·平准书）载：“？？孝惠、高后时，复弛商贾之律，然市井之子孙，亦不得为吏。”哀帝的时候还规定“贾人皆不得名田，为吏。”到了东汉时期，情况亦然，这些都反映了当时的商人是不能步入官场的。为了防止官吏经商，封建政府制订了严厉的惩罚条例，规定官吏“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赃为盗”，全部“迁徒免罢。”由此可见，两汉时期对官吏经商处罚之重。两汉时期对赃罪的处置尤重，凡是官吏犯了“坐赃为盗”罪者，除了一般的处罚外，不但以后本人不能再当官，而且还要禁锢子子孙孙不能当官。东汉安帝之前，虽然有所减轻，但仍然禁锢赃吏子孙三世不能当官，直到永初年间，陈忠上书后，才“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事皆实行”。就量刑方面看，也是很重的。官吏凡是坐赃在二百五十钱以上者，就要逮捕系治，十万钱以上者就要判杀头之罪。
身为中常侍的王甫，其秩禄为二千石官吏，对当时的法律规定了如指掌，但他却明知故犯。他为了经商发财，采用了十分巧妙的手法，指使自己一位名叫王翘的门生，以自己的名义出面活动，而王甫躲在背后进行策划。门生王翘有恃无恐，肆无忌惮地“于郡官商界辜榷官财物七千余万”，王甫发了一笔横才。京兆尹杨彪了解到内情之后，就把此事上告于司隶校尉阳球。阳球主管司察京师百官不法行为，对王甫的罪行早已恨之入骨。当初，阳球任尚书令时，曾拊髀（bì，音币）发愤说：“若阳球作司隶，此曹子安得容乎？”光和二年（179年），阳球的愿望实现了，被迁为司隶校尉。这时，他接到上告后，一天趁王甫出宫在家休假的机会，诣阙上奏，揭露王甫辜榷官财物等罪行，请求皇上下诏收捕王甫及其党羽，“宜并诛戮”，得到了皇帝的允准。于是阳球便逮捕了王甫及其子永乐少府王萌等人。阳球亲自主持考审，使用了各种刑具，最后用土塞满了王甫的嘴，将其乱棍打死。并“僵磔甫尸于夏门亭”，尸旁还用大笔写下“贼臣王甫”四个大字。王家的财产被全部没收。这个素来贪秽贵骄的宦官，终于受到了应得的惩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