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家大院显著的特征使之在众多晋商大院中脱颖而出，成为建筑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除不顾礼法而逾越规制、穷奢极侈而镂金错彩外，乔家大院最显著的特征莫过于装饰中的雅俗并存、新旧交融与南北结合。
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者们为凸显其至高无上的地位与权力，在房屋、车马、衣物等各个领域均有严格的规定。不具备一定身份而超越某种规制，便被称为逾制之举，严重的甚至要满门抄斩、祸及九族。然而，这种凌驾于经济之上的强制性制度势必导致多方抵触。乔家大院在主人万贯家财的支撑下，就出现了诸多出格的做法。即使如此，在清代晚期规制不严的背景下，一来天高皇帝远，二来还有捐输得来的官衔，乔氏一族并没有因此而获罪。
首先，乔家大院的逾制表现在大门开启的位置和开间数量上。按照清代惯例，北京城只有王府才能在府邸的中轴线上开门，遂称王府大门。就一般品官而言，只能在宅院的一角开门。然而，一、五两院都是所谓的穿心格局，即大门位置处于宅院的中轴线上，从而成为明显的逾制之举。同时，清代建筑的大门和正房在开间数量上也有限制。按照规制，只有皇族和高等品官方可享用多开间的大门。因此，一、五两院的三开间大门也属逾制。同样，两院五开间的倒座、过厅、正房等也大大超出了当时规制的允许范围。
其次，斗拱和彩画的使用是乔家大院逾制的又一表现。明清时期的斗拱是一种重要的身份象征。按《大清律例》规定，“庶民所居堂舍不过三间五架，不用斗拱彩色雕饰”。而乔家各院的大门、门楼中大量使用了斗拱，雕饰亦层出不穷。同时，乔家大院不顾“不用彩色”的限制，在所有建筑上都绘有一种称为“金青画”的彩画，且在黄金的使用量上十分惊人，不仅超过了当地的寺院、祠堂，部分处理甚至远胜于最高等级的清代皇家彩画，形成了明显的逾越。
最后，乔家大院的建筑装饰也争相逾制，其中擅用凤纹就是最明显的例子。龙凤不得擅用，确实有法可依，明代开国功臣廖永忠和耿炳文就是因此而获罪的。据清张廷玉《明史·廖永忠》载：“八年三月，坐僭用龙凤诸不法事，赐死，年五十三。”要知道，廖永忠可是屡立战功、被朱元璋称为“奇男子”的人物。《明史·耿炳文》则载：“刑部尚书郑赐、都御史陈瑛劾炳文衣服器皿有龙凤饰，玉带用红鞓（tīng），僭（jiàn）妄不道。炳文惧，自杀。”到了清代，《大清律例》对此也有严格规定。然而在乔家大院，凤戏牡丹、丹凤朝阳一类的图案还在大行其道。同时，据《大清会典则例》规定：“二品以上官正房得立望兽，余不得擅用。”乔家大院则不管不顾，几乎所有建筑的屋脊上都安置了吻兽，且增加了普通民居不得使用的筒瓦屋脊。大院中多数吻兽虽然碍于规制而以云形模拟，但兽形吻却悄悄出现在个别重要建筑中，装饰等级着实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