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曲令人断肠的《松花江上》，将“九·一八”后进入关内的东北人那种背井离乡的苦痛及盼望回到家乡的心情反映得淋漓尽致。
在那成千上万涌入关内的东北人中，有不少是在东北有头有脸的人物——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这些人到了北平以后，先后来到了张学良为接待东北来北平人员特开的、位于北平刑部大街的奉天会馆。
奉天会馆里的人们虽然没有像其它百姓一样流落街头，但他们的心情却与那些平民百姓是一样的。他们去找张学良，但得到的回答不过是“听从中央指示”和“依靠国联”以及要“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而已。
张学良这样的回答使他们感到很失望。他们纷纷表示：蒋介石不抵抗，我们应该表明态度，特别是我们东北人民，不应缄默。于是，在“九·一八”枪声刚刚响过9天之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这一自发的民众团体，未经任何人的批准在北平奉天会馆宣告成立了。出席成立大会的五百多人个个义愤满腔，从不轻弹的男儿泪、名流们轻易不出口的“妈拉巴子”和一张张因过分激动而涨红的脸充斥了整个会场……
在这次大会上被选为执行委员会常委的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霍维周、熊飞、王化一、彭振国等9人，用东北话说都是“茬子”。
首席常委阎宝航，字玉衡。1895年4月6日生于海城县小高丽房村一个贫苦农家。因家里穷，他很小就开始给有钱人放猪，到14岁时还没有上学。但他却有很强的求知欲，常常在空闲时到村里的私塾窗外旁听，并能根据旁听到的知识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他的聪明好学感动了那位好心的老师，他认为阎宝航将来肯定是个“人物”，于是破例允许他免费入学。
后来事实果然证明了那位私塾先生的先见之明，阎宝航不但在学业上很有成就——先是考入了奉天高级师范学校，后又留学于英国爱丁堡大学，而且积极参加那些事关国家社稷的社会政治活动——在奉天读书时，他是学校里反袁斗争的核心人物；后来又创办奉天贫儿院、组织德育演讲、提倡新文化运动、出版发行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常识半月刊》、出任辽宁省拒毒联合会会长，在太平洋国际学会第三次会议上揭露日本企图灭亡中国的《田中奏折》……现在，值此国难当头之际，阎宝航勇敢地承担起了组织东北民众抗日救国的重任。
高崇民，名建国，1891年生于奉天开原县一个名叫靠山屯的小村子里。1909年，他从奉天省立农业学校毕业，1911年在奉天加入同盟会，1914年考取了开原县公费赴日留学生，入日本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系学习。袁世凯称帝后，高崇民回国参加倒袁运动。1919年，他毕业回国在北平《正言报》当编辑。高崇民虽然在日本留过学，但他并不亲日。1922年，他在东三省民治促进会工作时，曾发表文章强烈反对日本续租旅大，因此他被省长王永江驱逐出境。当日本人强行在东北的临江设立分领事馆的时候，他和其它爱国人士一起，召开大会，敦促当局同日交涉，声援临江人民的反日斗争。正因如此，高崇民上了日本人的黑名单，“九·一八”事变时，日本人一进沈阳城就要抓他。
日后被称为“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的杜重远没有出席救国会成立大会，却被在场的人们推选为执委会常委。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杜重远在人们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杜重远，原名乾学，1897年生于吉林怀德县大凤凰岭屯的一个穷人家里。和许多穷人家的孩子一样，他在十分艰苦的条件下很好地完成了自己的学业。1923年，他从日本东京高等工业学校毕业回国，怀着实业救国的梦想，开始创办他的肇新窑业公司。由于他经营有方，没几年的工夫，他的企业就有了很大的发展，他自己也成了远近闻名的“大款”，还当上了奉天总商会副会长。
杜重远有了钱和地位，没有忘记自己苦难深重的国家。1928年，他针对日本帝国主义无视中国领土主权，在辽东各县设领事馆一事，领导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日斗争。为此，日本驻奉天领事冈村专门约见了他。
冈村说：“君非日本留学生乎？君不见贵国大官，皆出身于敝国乎？君知其富贵之来源乎？”
杜重远正色答道：“阁下身任领事，代表国家，出此无理言论，殊深骇异。君以官吏为可贵乎？不知人生最低要求即为生命。今敝国受制于贵国，形同猪狗，我这生命，早已置之度外，还要官做什么？”
杜重远对日斗争坚决且思路敏捷，胆识过人，深得张学良的赏识，特地将他调到身边任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的秘书，襄助处理对日交涉问题。同时，他也成了日本人的眼中钉。“九·一八”事变后，日军曾下令通缉他。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成立后，阎宝航和该会其它领导人一起立即着手进行抗日宣传和组织民众进行武装斗争工作：他们向全国发出通电，揭露日本人的阴谋诡计，号召国人“速起自救”，警告那些认贼做父的人“勿谓博浪无锥、荆柯无剑”；他们千里迢迢南下上海、南京找汪精卫、胡汉民和蒋介石请愿；他们向东北派回人员，组织指导那里的武装斗争；他们在北平开办军事、政治训练班，培养抗日骨干……
由于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是以“抵抗日军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为宗旨的，实际上是与“党国”那著名的不抵抗政策扭着劲的，所以从这个组织出现那天起，就不招蒋介石的喜欢。那么，这里就有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忠实执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的少帅张学良，对这个未经他批准成立的组织又是什么态度呢？
张学良在接见救国会的代表时说：“我姓张的如有卖国的事情，请你们将我打死，我决无怨言。大家爱国，要从整个做去，总要使之平均发展。欲抵抗日本，必须中国统一；如果在中国统一的局面之下，我敢说，此事不会发生。我如有卖国的行为，你们就是将我的头颅割下，也是愿意的。”
救国会成立后，决定派黄宇宙以张学良将军的私人秘书身份出关，到长白山区建立抗日武装。
黄宇宙，1906年在河南新野县校场村出生。在北伐军中曾任炮兵连长，曾见到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加伦将军、周恩来、蒋介石等要人。特别是他在华北大学学习时，曾遇到鲁迅先生，聆听其教诲，颇受启迪。在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中，他被选为执行委员。
这天，救国会领导人王卓然、阎宝航来找黄宇宙，开门见山就说：“宇宙，党委会决议，也请示了少帅，都同意叫你出关。一则，因为你在北伐革命时打过仗，有军事经验，能机智灵活地应付一切意测不到的变化。再则，前几年，你同东北大学的学生张希尧等化装成工人，在铁岭马莲沟破坏了日军在辽河上游建筑兵营的工程，并在各县从事提倡国货、抵制日货、禁止吸食鸦片等工作。在深入敌人腹地工作方面，你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所以我们认为你出关是比较合适的。宇宙，你要是有什么困难，我们帮你解决。”
黄宇宙当即表示：“国难当头，抗日救国人人有责，既然常委会决定了，少帅也同意了，我是执委，绝对服从决议！”
翌日，在救国会的机要室，会领导人车向忱掏出一封信说：“宇宙，这是王卓然老师让我转给你的信。今天中午12点前，咱们去顺承王府面见张副司令，王老师在门前等我们。”
黄宇宙接过信拆开，取出一块白绸子，展开一看，是一封盖有公章和私章的信。内容是：
辽、吉、黑军政民钧鉴：
派黄宇宙秘书前往代为问侯，并协助组织联防部，以防胡匪。
张学良
中午12时，黄宇宙和车向忱、张德厚一起来到顺承王府，见王卓然在门前等候，便一同进府去见少帅。见到少帅后，王卓然把黄宇宙的姓名、学历及“九·一八”前所做的爱国抗日工作介绍了一遍。
张学良听后，点头赞许，然后语气深沉地说：“出关抗日，生死莫测，但为国捐躯，虽死犹荣！为安全起见，我写了一封亲笔信，宇宙，你看到了没有？”
“看到了！”黄宇宙回答。
张学良接着说：“这封信是弥补救国会文件的不足。因为救国会刚刚成立，东北的老百姓还不知道救国会是干什么的，万一发生误会，你一个人在那孤军奋战的环境里，有口难辩，危险太大。你见到东北军、政、民等方面人士就说是我张学良派你去问候他们，问问他们能不能抗日，有多少人和枪。详细调查后，救国会好根据情况计划抗日，打回老家去。若万一这封信被日本人搜查出来，你就说是为了防止胡匪，千万不要说出抗日二字，以免日军借此找你麻烦！我们一方面用救国会这个民众团体的名义抗日，一方面电请蒋委员长命令全国兵力收复失地。只靠我们东北军抗日是不行的，何况东北的主力部队，多半都调到关内来了。总之，你出去，要特别谨慎，不要叫敌人知道我们为抗日而活动。”
黄宇宙听了少帅的话，坚定地回答：“我一切按命令办事！”
在黄宇宙出关前夕，张学良还通过王卓然转给黄宇宙两千元做路费。他接过少帅给的钱，只拿了两百元作路费，其余的钱交给车向忱，请代转给创立辽西和热河义勇军的郑桂林司令用于抗日。是日下午，黄宇宙化装成商人，把少帅的亲笔信带好，乘火车赴辽东。一路上，他舍生忘死联络、动员抗日力量。他到了通化，见到了驻守在那里的唐聚五团长。
唐团长看了少帅亲笔信，激动得热泪盈眶，紧紧握住黄宇宙的手说：“黄秘书代表少帅来慰问我们，这太好了！再迟了，我们都要被迫当汉奸了！”
唐聚五是讲武堂毕业生，曾是张学良的学生，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军官。当黄宇宙谈到于芷山侮辱少帅手谕，认贼作父，投靠日本当汉奸时，唐聚五拍案大骂。从此，黄宇宙按少帅之命以唐聚五的兵力为基础，开始创建抗日义勇军。
1932年4月21日，辽东抗日义勇军成立。黄宇宙和大家宣传联络的抗日力量有14个县，义勇军扩编到十几种。唐聚五任总司令，黄宇宙任副总司令。这支抗日队伍深受辽东人民的欢迎，使日军及汉奸惶恐不安。为此，日寇下令通缉黄宇宙。
一天，北平“抗日救国会”突然命令黄宇宙立即回北平。他一到北平，就被国民党宪兵逮捕，送交军法处关押。原来，黄宇宙任名誉经理的印刷厂印刷的共产党的《北方红旗》刊物被查获，所以他被投入监狱长达5个月之久。
张学良得知后，派机要秘书王卓然联合车向忱、阎宝航、郑浩然等社会名流联名保释，黄宇宙才得出狱。少帅见黄宇宙身体受到摧残，就给其两千元，以治病抚养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