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摧枯拉朽旧朝亡，改弦易辙新世生6
黄龙早丧赤城中——预言“百日维新”与光绪喋血瀛台
黄龙早丧赤城中，猪羊鸡犬九家空。
——《烧饼歌》
紫禁城养心殿西暖阁
同治十三年（公元1874年）十二月初五戌时，同治皇帝驾崩后一个时辰
慈禧和慈安两宫皇太后，召见醇亲王奕譞、恭亲王奕等二十九人，颁布懿旨曰：“文宗无次子，今遭此变，若承嗣年长者，实不愿；需幼者乃可教育。现在一语即定，永无更移。我二人同一心汝等敬听。醇亲王奕譞之子载湉，著承继文宗显皇帝为子，入承大统，为嗣皇帝。”听闻此讯，醇亲王奕譞顿时“碰头痛哭，昏迷伏地，掖之不能起……”
大清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的倒数第二位皇帝——载湉即皇帝位，世称光绪帝。他在位期间重复了同治帝的悲剧，十七岁亲政，但慈禧规定，光绪必须每隔一日向她奏报政务，听候训示，还经常派人监视他的行踪。贵为天子的光绪帝在慈禧太后眼中，不过是一个她借以实现权力欲望的玩偶与傀儡。在他三十八年的悲剧人生中，最具光彩的一笔就是“戊戌变法”。
甲午战败之后，中国思想界刮起了大旋风。邓世昌的同学北洋水师学堂总办严复，发表《救亡决论》，喊出：“今日中国不变法则必亡”，第一次向国人提出“救亡”的口号。同年严复的《天演论》轰动全国，其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学说，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洋务运动失败的原因——清政府的专制政体。正如谭嗣同在《仁学》里说的那样，封建专制制度是“大盗”之政，而君主则是“独夫民贼”。
这一代的知识分子，在清朝日渐衰落的时候，发出了最强音，成为引领那个时代的思想先锋。他们的领导者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这是一篇个人血泪与对国家民族忠诚交织的文章。在各省举人一千三百多人的集会中，他发表了激情澎湃的演说，从民族命运、国家大势说到世界形势，从古代的改革说到今日的变法，说到伤心处，声泪俱下，全场的举人聚精会神地倾听者，狂呼，跺足，鼓掌，乃至悲号。梁启超宣读了康有为的万言书，文章气势磅礴，热血洋溢、纵论古今中外，其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气概引起共鸣。这篇万言书被全体举子一致通过，并联名上书，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公车上书”。
由于顽固派的阻挠，康有为连续上书三次，才传到了光绪帝手中。此前代表清政府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李鸿章，曾向光绪帝转达过日方代表伊藤博文对清廷的看法：“贵国之弱，在于固守旧法。如欲自强，必须将明于西学年富力强者委以重任，拘于成法者一概撤去，方有转机。”所以，当光绪帝看到康有为的上书时，似乎找到了振兴清朝的希望，于是他决定变法，执行新政。
此时，虽然名义上已经归政于光绪皇帝，但实际的权力还在慈禧手中，要实行新政必须征得她的同意方可。出乎意料的是，慈禧对新政竟没有反对，“凡所施行之新政，但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即不阻止。”或许是她也认识到了大清王朝山河破碎，也希望变法能够带来实际的好处，故而同意变法，但必须以“不违祖宗大法，无损满洲权势”为前提。获得慈禧同意且心急变法的光绪帝，并未特别注意慈禧开出的两个条件，便于1898年6月11日颁布了《定国是诏》，“戊戌变法”由此开始。
变法的内容非常全面，包括文化教育、经济、军事、社会风习以及政治方面的改革。主要就是废除八股文考试，改试策论；在各省设商务局，促进商业发展；废掉军队中用的弓、刀、矛等传统工具，改用枪炮；改变社会上崇拜鬼神的不良风气。政治方面则开放言路、精简机构、任用新人等，这相对洋务运动来说是一个突破。
然而，正是由于戊戌变法的完整，不可避免地越过了慈禧开出的两个条件，触犯了一些守旧派的利益，他们先是公然反对，紧接着就跑到慈禧的心腹——直隶总督荣禄那里诉苦。荣禄也正在担心由于光绪帝掌握实权后，自己失势，于是就乘着这个机会派人散布“皇上病重”和“皇上与维新派阴谋加害慈禧太后”的谣言，又去向慈禧报告新政的流弊以及众大臣的意见。
原本持观望态度的慈禧，听到荣禄散播出的谣言、感觉自己手中的权力即将受到威胁后，就再也坐不住了。9月21日，慈禧与荣禄借天津阅兵之机发动了她人生中的第二次政变——“戊戌政变”，将光绪帝囚禁在瀛台，她第三次垂帘听政。“戊戌变法”从开始到失败只经历了103天，故史称“百日维新”。
光绪帝在去瀛台之前，给维新派下了一道密旨，让他们逃难。接到密旨后，康有为逃到了香港，梁启超到了日本。谭嗣同没有逃，他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决心以死抗争。七天后，慈禧下令将谭嗣同、林旭、杨深秀、刘光第、杨锐、康广仁等维新派人士处死，这就是历史上的“戊戌六君子”。
学者袁野分析戊戌变法的失败时说：“从康有为的三本著名著作和他整个的思想当中我们可以看出，他是一个产生于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的学者和思想家，他所进行的政治改革，都是以他这些思想为指导原则的。然而他并非是一个成功的政治家，仅凭这些奇思妙想，书生意气，终究难成大事，所以最后戊戌变法走向失败，也是顺理成章的。”确实，从康有为指导变法的两部理论著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中可以看出，“康有为的思想是用‘西学为营养，哺育出来的思想’。但是他又披上中国古老学术的外衣。”这就导致中西思想在结合的时候有些脱节，有点理想化，结果只能是失败。
戊戌变法是清政府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主动的、全面的变革，但是由于守旧派的阻挠，戊戌变法以失败告终，清政府失去了最后一次发展的机会，政府更加腐朽，民间正在策划反清复明的起义运动，清政府的封建统治即将走向灭亡。正如学者彭勇所说：“戊戌变法的失败，把人们依靠朝廷本身的改革来强国的最后一丝梦想彻底击灭了。统治阶级内部斗争更趋激烈，错过了最后一次变革维新的机会，同时也丧失了选择发展道路的机会。清廷拒绝维新，其结果只能给自己带来灭顶之灾。”
随着之逐渐走向尽头的，还有光绪皇帝的生命。变法的失败，令他大受打击，再加上之后令京城“猪羊鸡犬九家空”的八国联军侵华时的西逃和珍妃辞世，身体和心灵经受双重折磨的光绪帝本就羸弱的身体更是每况愈下。在张功臣选编的《历史现场：西方记者眼中的现代中国》一书中，记录了西方记者眼中此时的光绪皇帝：“在最近接见外国使节时，他没精打采地坐在御座上，甚至无法在座位上挺直身体。很明显，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都在经受疾病的折磨，而且病情持续恶化。”
被疾病困扰多年后，光绪皇帝于光绪三十四年十月二十一日酉正二刻三分（公元1908年11月14日午后6时33分）在被囚禁了长达十年之久的瀛台停止了呼吸，暗合了刘伯温预言的“黄龙早丧赤城中”，享年三十八岁。苟延残喘了许久的大清帝国，终于迎来了它的最后一位帝王溥仪。
事件纪：
康有为七次上书
1888年，康有为进京参加顺天乡试，虽未能考中，却写了《上清帝第一书》给京师的大官。结果，被户部尚书翁同龢和礼部尚书徐桐拒之门外。甲午战败、《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连夜起草了一份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被全体举子一致通过，并联名上书，这就是历史上闻名的“公车上书”。1895年5月底，他第三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许。之后又第四次上书。德国占领胶州湾后，他第五次上书光绪请求变法，得到光绪帝首肯，开始准备变法。1898年的1月29日，康有为第六次上书，要求光绪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同年3月12日，康有为最后一次上书光绪帝，明确提出要效仿俄国变法图强。之后，他又通过各种办法积极推动变法，但最后变法被镇压，康有为只得流亡海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