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驾试图侵占中国台湾的主张，与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的“太平洋帝国论”是一脉相承的，也可以说是美国疆土扩张到太平洋岸后所必然产生的一种对外战略思想。当这种思想要变成具体政策而付诸实行时，便与美国国内的综合实力有极大的距离。换言之，就当时的美国国情而言，其在太平洋上建立商业帝国、扩张殖民势力，既不太现实，亦充满变数，恐怕还无此必需。当时的美国政府，对占领夏威夷群岛的兴趣尚且不浓厚，更别说遥远难及的琉球与台湾了。佩里1854年主张占领琉球群岛时，美国政府便因占领后防守困难而明确表示否决其计划。至于台湾的问题，则更为复杂。综而观之，伯驾侵台主张的流产归结于多种因素。
（一）不符合美国政府与民众的利益
自1784年“中国皇后号”抵华之始，美国政府及在华绝大部分商贾、官员均以拓展商业利益为最高准则，尽力与清廷朝野建立、保持和睦友善的关系，竭力在华树立有别于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的独立形象，并试图使清朝官民知晓美国人与英国人具有本质差异——美国不具有侵略性，不可对其混而视之。第一任美国驻广州领事山茂召（SamuelShaw，亦译萧三卫、萧善明）、第一个被派遣来华的美国传教士裨治文（ElijahColemanBridgman）及早期入华的美国商人、传教士、外交官等的言行，均恪守美国商业利益原则。此举19世纪初发生在美国的一桩颇为荒唐的事件，即足可明证其时美国政府重视对华关系之程度。自1807年12月至1809年3月，美国政府为对付拿破仑战争期间英、法两国的封锁政策，曾实行“封港法案”（EmbargoAct），禁止所有美国船舶驶往外国港口。1808年，纽约有位自称中国政府“显贵”的“屁官”（Picqua，音译——引者注）因“封港法案”不能返国，便赴华盛顿要求谒见美国总统杰斐逊（ThomasJefferson），请求特准一船只送其回国。杰斐逊颇为重视，即颁予特许证，准允一运载中国“屁官”的船只前往中国。杰斐逊曾于1808年7月25日致函财政部长：“我认为此举乃是为了国际礼貌，使这一位良好的人得以返国，或可使中国当局对美国作有利的了解。”8月15日，他再次致函财政部长：“我认为利用这一个机会，希望能使中国政府了解我国的习俗传统，终能辨清我国与英国的差别，因而采取对英国不同的政策。以此次特许为一种外交的技巧，或可为我国商人及对华贸易带来永久利益。”然而，总统特许出港证颁发之后，纽约却有媒体惊曝那位所谓的“屁官”只不过是刚随船舶抵埠美国的码头闲荡者，引起舆论哗然。杰斐逊受到国人的强烈抗议，处境极为尴尬。另外，一桩发生在中国境内的事件，亦足能说明在华美国商人于处理中美关系问题上的慎重。1819年11月3日，美国政府为打击广东海面的海盗，派“国会”号军舰驶抵珠江口外的伶仃岛。舰长亨利（captainHenley）自伶仃岛乘商船赴广州，主张将军舰驶入珠江助剿海盗。但当时的在华美商均予以坚决反对，认为此举会极大地引至中国政府及其民众对美商的恶感，并可能导致中断美国在华贸易的直接苦果。大量的事实证明，美国政府及商人都深知，与清廷朝野保持友好关系，便是其拓展在华商务、增强与英国人竞争力的最有利条件。换言之，“增进中国朝野对美国的友谊好感，即等于增加美国在华的利益”。而且此时中美两国交往逾70年，已培养出传统友好关系，任何一方都不愿意看到其受到破坏。所以，从总统皮尔斯（FranklinPierce）、国务卿马西（williamMarcy）对美国海军司令在炮击横档炮台之后的训令，我们不难看出，美国政府很明智地把握着中美关系的关键所在。由此推及，美国政府及其绝大多数商人、官员都不会同意伯驾那种近乎个人情感冲动的、极其鲁莽简单的侵占中国台湾的主张。
（二）受美国政坛诸多因素的影响
其一，美国自建国伊始即推行民主政制。在美国，“除了其他理由之外，宣战的权力是操在政府的立法部门，而不是操在行政部门，倘若总统在事先批准任何足以将美国卷入战争的行动，那就是一种越权的行为”。早于1854年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主张占领琉球群岛之时，美国总统皮尔斯即明确指出，在海外获得领土必须经过国会同意。同理，伯驾炮制的侵占台湾政策，亦必获国会通过。其二，假若美国国会通过伯驾的所谓“最后手段”，以武力占领台湾，则势必引起中国的抵抗，也就必然引起两国之间的战争。而美国当时的国力，显然难以应付一场对中国的战争。皮尔斯总统在反对佩里试图强占琉球群岛时，即已阐明此意：“如果占领之后遭遇反抗，投降既难堪，派军驻守与增援均不方便，也太耗费。”其三，即便如伯驾所持之中国拒绝修改《望厦条约》以及台湾海峡美船遭风暴触礁失事而为“生番”所杀等理由存在，亦决不能促使美国人民同意一种足以引起战争可能的挑衅行动。其四，1856年11月，美国举行总统大选，布坎南（JamesBuchanan）当选继任，皮尔斯的任期仅至次年3月初。而伯驾那种激烈的、足以引起严重后果的动议均于此3个月内提出，显然是“不合时宜”。无论皮尔斯赞同伯驾的建议与否，他都不可能、亦不愿意贸然采取足以限制继任者措施的行动。这大约是皮尔斯延迟答复伯驾侵台主张的理由之一，而且更大的可能是，皮尔斯政府对伯驾的侵台政策根本就持反对意见。
（三）伯驾侵台主张本身的愚陋
伯驾侵占台湾政策的出笼，是想以此作为要挟清廷修改《望厦条约》、扩大对华贸易与商务的“最后手段”；亦有其“来华一年，一无所成，仅仅引起中国政府对他个人以及其所代表的国家的恶感”，而想挽回个人“颜面”之私欲。但稍有头脑的人都应该想得到，即使美国政府极欲通过修订条约以扩大对华贸易与商务，也根本没有必要使用伯驾所主张的要挟之术。1856年底，正值英国人借口“亚罗船事件”及法国人借口“马神甫事件”向中国政府发出挑衅，中国与英、法两国关系至为紧张，大有英、法联手以武力迫使中国屈服之势。因为美国享有“最惠国待遇”，可以分享西方列强与中国所签订各条约之条款，所以，美国此时的上乘之策乃是坐收渔利，坐享英、法使用武力所获之一切成果。美国坐山观虎斗，既可获得英、法与中国条约中规定的扩张商务权益的成果实，亦能保持“中美传统友好关系”——即美国对华贸易上的优异条件，何乐而不为？反而言之，如果美国与英、法两国联合行动，或以单独占领台湾为手段而达到修约的目的，其结果必然是使中国视美国与英、法为一丘之貉，失掉其70多年来谨小慎微培植出的中国朝野对美国的好感，丧失美国对华贸易中与英国竞争的优势条件。另外，我们从英国人的态度与行动也可以得到反证。英国人对美国抱持的那种坐待英、法对华战争的成果，避免引起中国对美国滋生恶感的政策，敏感至极，他们曾竭力想将美国卷入战争的漩涡而未获成功。美国政府对当时本国的实力、中国的情形、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等，当然一清二楚，所以，皮尔斯总统根本没有理会伯驾心急如焚的建议，布坎南总统亦在就职不到一个星期即派列卫廉出任驻华公使，并颁布极为明确的训令，召返伯驾。
四、结语
大量的文献资料与历史事实表明，伯驾曾经热衷与痴迷的美国侵略中国台湾的主张，仅仅是其个人乃至极少数美国在华官员与商人的“一孔之见”，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去考察，都与美国政府或美国绝大多数民众的利益与意愿相悖。而伯驾侵台主张之所以能问世，亦乃美国早期特殊的外交环境所致。由于交通、通讯等条件的限制，美国早期使华文武官员，具有极大的自主处事权力，于是，就造成他们的言行并不完全代表美国政府及其民众的可能。然而，伯驾在出任驻华公使、处理美中事务期间，一而再、再而三地自作主张、一意孤行，将其自主处事之权发挥到极致，以至于引起美国政府的高度忧虑与重视，并迅速矫正了这种驻外公使自主权力过大的情状。我们可以从美国政府颁给伯驾的继任者列卫廉的训令中看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在你这一方面只限于提出坚定的主张而听中国当局根据他们的公道和政策来决定。至于当你的主张失败时我们将采取什么步骤，则将由我们政府来决定。”所以有学者认为，导致美国政府收回驻外公使过大自主权的决定，“大约是伯驾使华时期所惟一值得一提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