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关于成寻祈雨的研究在内，专论宋代祈雨的论文并不多。其中，进行总括性论述的，是中村治兵卫。中村论文是以宋代为对象，历史学地分析向来基于民俗学研究的祈雨。中村氏主要指出唐宋祈雨的不同，指出宋代相比唐代次数更多，和朝廷亲自制定公布祈雨的方法，明确指出宋代在祈雨历史上是一个划时代的时期，为宋代祈雨研究带来了崭新见解。再者，近年，皮生庆氏在着作中辟出一章，从正面详谈了宋代祈雨的问题。皮氏的视角，是以两宋的官方祈雨为中心进行分析，且通过确证官方祈雨的方法往往从民间产生、具体的仪式必有民众的参与？宗教家的介入，以此可基本地了解宋代祈雨的一般状况，进而可知在某些特定状况下官民相互之关系及对于组织性的宗教？民众信仰的影响。具体而言，即不仅是中央、也以地方官员为对象，分析祈雨方法？实践？对于祈雨之思想界的反应，综合地？真正地探讨宋代祈雨。特别在第一节中，将宋代祈雨方法分为“传统礼制下的祈雨法”“官颁祈雨法”“道教祈雨法”“佛教祈雨法”“民间杂法”五种类，进行了详细地探讨，多所增益。再者，在后续的第二节中论述了祈雨主持者的问题，其中以其成立过程及具体之作法为中心论述了称为“典礼”“礼令故事”的制度，值得关注。
皮氏的研究相比以往的宋代祈雨研究，更详细且探讨对象也涉及更多方面，无疑将成为今后宋代祈雨研究的基础文献。然而，其中也不是没有问题。首先，究根结底，皮氏是以两宋（北宋·南宋）为对象，与本稿仅以北宋为对象的立场，在视点上有微妙的不同（中村氏也以两宋为对象）。再者，在涉及佛教祈雨法的部分中也没有涉及其作法，由于论文在列举“典礼”“礼令故事”时儒教的仪礼与佛教？道教的仪礼也是区别不明确，所以不能将之一般化以适用于北宋时代之佛教的祈雨礼法。因此，本稿列举成寻之祈雨，由此导出北宋时代之佛教的祈雨礼法，是很有价值的。
因此，下文立足于以上之祈雨研究史，进行前节的探讨与中国史料的对照。此外，以下-的编号均与前节相对应。
皇帝下达命令
由神宗向成寻下达命令以进行祈雨，在整个北宋时代，如此由皇帝下达命令以进行祈雨，是最多的一种形式。譬如《参记》卷5熙宁五年（1072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条“依两月无雪，公家至怪，敕传法院被祈雪下。即廿四日大雪下五寸许云云”，《长编》卷1建隆元年（960年）八月甲戌条“命近臣分诣京城诸祠庙祷雨”（《宋史》卷1太祖本纪同日条“命宰相祷雨”），《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庚申条“分命辅臣祈雨”等。
开启粉坛祈雨道场
在北宋时代，通常在开启祈雨道场之际作有文章。在此，以成寻筑造法华坛之“后苑”进行祈雨时的文章为例。
苏轼《东破全集》卷114（《苏轼文集》卷44）“后苑瑶津亭开启祈雨道场斋文”（元祜三年（1088年）六月二日）：
六月徂夏，方金火之争。三农望秋，乏雷雨之施。嗟人何罪，逢岁之艰。自非妙觉之等慈，孰拯疲民于重困。有严禁苑，祗建净筵。念我忧劳，锡之膏泽。非独起焦枯于田野，抑将扫疾疫于里闾。嘉与含生，永均介福。
苏颂《苏魏公文集》卷27“后苑华景亭开建祈雨道场斋文”
维元佑五年岁次庚午二月丙申朔二日丁酉，皇帝遣入内内侍省内东头供奉官管勾后苑谭扆等，请僧三七人，于后苑华景亭建祈雨道场。伏以自冬徂春，稍阙滂沱之润。彼民望岁，深怀愆亢之虞。爰仗佛乘，仰祈神贶。修举六时之供，导迎四序之和。冀甘泽之沾濡，俾嘉生之茂遂。缅惟大觉，昭鉴丹诚。谨言。
成寻在《参记》中于祈雨道场开启之际记录有“佛前文字”。其中虽未含有如此之文章，但在八日条中记载的“祭文一通”中，其开始的部分是祈雨道场开启时的文章。上面列出的二例中，与苏颂的文章形态（特别是开头部分）类似。
皇帝有时亲临祈雨道场
（成功后）皇帝有时亲临祈雨道场
《参记》中屡有记载神宗亲自到祈雨（谢雨）道场，中村、皮两氏已指出，皇帝亲自进行祈雨（谢雨）、亲临祈雨（谢雨）道场，也是北宋时代祈雨的特征之一。作为其中一例可列举如，《长篇》卷3建隆三年五月甲子条“幸相国寺祷雨”（《宋史》太祖本纪同日条亦同）及《文献通考》卷77“熙宁元年，帝幸寺观祈雨，诏在京举望祭礼诸路分祷岳镇海渎名山大川，又幸相国寺、天清寺集禧醴泉观祈雨，雨足，幸西太一宫报谢”等。
也有在祈雨过程中根据状况别出指示
成寻曾在祈雨途中受命祈止风。如此，似乎即使在祈雨进行中，可有根据状况以做临机应变之事。以下之记事，虽不是宋代的事例，但与成寻的状况极为接近，或可为参考。
《宋高僧传》卷1《唐不空传》：
至天宝五载还京。是岁终夏愆阳，诏令祈雨。制日，时不得赊，雨不得暴。空奏立孔雀王坛，未尽三日，雨已浃洽。帝大悦，自持宝箱赐紫袈裟一副，亲为披擐，仍赐绢二百匹。后因一日大风卒起，诏空禳止，请银缾一枚作法加持，须臾戢静。
因池鹅误触缾倾，其风又作，急暴过前，敕令再止，随止随劾。帝乃赐号日智蔵焉。
在此不空传中，可确证诏以“命祈雨-成功-褒扬-诏祈止风-成功-赐号”之流程，与成寻一样受命有“祈止风”。
（成功后）满愿，进行“谢雨”
成寻在《参记》中记录有在谢雨道场开启中作成的“祭文一通”。其中，后者是谢雨道场开启时的文章，在祈雨一样，在谢雨之际也作有祝文。对应于中所载苏轼的祈雨斋文的是：
苏轼《东破全集》卷114（《苏轼文集》卷44）“后苑瑶津亭开启谢雨道场斋文”（元祜三年六月六日）：
伏以祗畏之心，格人天于影响。觉慈之力，反水旱于屈伸。周泽载濡，农田告足。既解蕴隆之患，庶无流潦之虞。仰冀能仁，由垂昭鉴。
又，以下苏辙之祝文与成寻所记录这祝文在形态（特别是开头部分）上类似。
苏辙《乐城集》卷34“谢雨祝文”
维元佑五年岁次庚午月朔日，皇帝名，谨遣左朝散郎充集贤校理守尚书礼部郎中崔公度，敢昭赛于东岳天齐仁圣帝。伏以自冬历春，雷雪弗效。由近及远，麦禾可忧。惧成凶年，病我赤子。神明昭答，膏泽普加。力回大旱之余，卒致有秋之喜。不腆之荐，诚意斯存。尚飨。
可知该文与方才所载之“五岳四渎祈雨祝文”为一组，可确证在祈雨成功后谢雨基本在同一地点举行。
也有吟咏关联诗
成寻将善凑和尚所作之诗文记载入了《参记》，但在祈雨成功后咏诗的事例其实在宋代以前也不可胜举。在此，将宋代的事例列举如下。
《长编》卷87大中祥符九年（1016年）八月癸未条：
时以愆亢，有龟山僧智悟请就开宝寺福圣塔断左手祈雨，是日雨降。自秋不雨，上忧形于色，减膳彻乐，篃走髃望。及是沾沛，中外忻庆。
分遣官致谢于所祈处。上作甘雨应祈诗、近臣毕和。
苏辙《乐城集》卷7“和李邦直学士沂山祈雨有应”
宿雪虽盈尺，不救春夏旱。吁嗟遍野天不闻，歌舞通宵龙一战。旋开云雾布旌旗，复遣雷霆助舒卷。雨声一夜洗尘埃，流入沟河朝不见。但见青青黍与禾，老农起舞行人歌。污邪满车尚可许，供输到骨期无它。水行天地有常数，岁岁出入均无颇。半年分已厌枯槁，及秋更恐忧滂沱。谁能且共蛟龙语，时布甘沢无庸多。
此外，长元六年（1033年）五月真言僧仁海在日本平安京的神泉苑举行的请雨经法成功所相关的诗群留存于《小野僧正请雨行法贺雨诗》（《续群书类从》卷318）。该习惯也可能亦流传于日本。
（成功后）褒扬僧等相同人员
赐紫衣与“善惠大师”之号
成寻因为祈雨成功，不仅褒扬，还由神宗赐予紫衣及赐号。特别是，赠予紫衣，赐号，当然为佛教祈雨的特征。因此，仍可在僧侣的祈雨中确证此等事例。
《参记》卷6熙宁六年一月十八日条：
中天竺恵远和尚谈话次云，皇帝给赐全罗紫袈裟、单衫、裙、绫同三种、绢同三种者，依祈雨验被赐云云。
《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丙午条：
诏增河南府超化寺岁度僧二人，赐紫衣一人。以上批，寺乃释迦佛利所在，于畿内最为灵迹，近两祷雨，即随获嘉应，闻岁止度僧一人，颇阙人修奉，故也。
将物品投入池中
祈雨结束后，祈雨中使用之道具类被投入池中。如《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983年）七月己酉条“寻出知荆南府，俗尚淫祠，属久旱，盛祷雨之具，贽始至，悉命撤去，投之江流，不数日，大雨”中所见，此类事例（将祈雨之道具类投入水中之事例）在宋代祈雨中经常进行。相对于《长编》记事中通过投入以祈降雨，成寻是在祈雨成功后投入的，虽然在这点上不同，但作为行为则可视为相同。且，关于成寻的祈雨特别要关注的是，投入“八龙”。具体而言，似乎是如《参记》卷7熙宁六年三月七日条“最初申乞令作茅青龙八座，长一尺，以纸卷茅画之。头面好作画，依之所奏也”的“茅青龙”。“茅青龙”在中国方面史料中未见有，当认为是由于日本之祈雨的影响，如《参记》同日条“前投金明池，以金银作龙也。此是草龙，只投此池好也者”所见，可确证在成寻以前，宋代也有将以金银做成的龙投入池中的事例。或许该事例可认为是《佛祖统记》卷五二所载“真宗，亢旱，梵僧于金明池立坛咒龙，须臾雨至”，可知该池即“金明池”。在成寻祈雨之次年举行的事例中，也有“权河北西路转运使刘航言，自冬以来颇愆雨雪，乞遣中使于曲阳大茂山真人洞投龙以祷”（《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戊午条。《宋会要辑稿》52册熙宁七年三月二十一日条同文），可确证在成寻祈雨前后进行有“投龙”。再者，从此事例亦可知，基于“投龙”之祈雨，受道教的影响很大。这是唐代常见之祈雨法，可知以成寻祈雨为代表之宋代“投龙”是由唐代继承而来者。
四、结论
通过前节的对照，可知成寻记录的祈雨作法及相关的活动均可与北宋时代的史料相符合（但关于，以笔者之浅见未能找到）。即，虽然成寻是以“法华法”这一当时北宋未进行的祈雨修法举行的，但作法本身却以遵循北宋普通之祈雨作法的顺序进行。此点也可从成寻自己的言语中窥知。祈雨成功后的三月六日便是祈雨之满愿，但成寻对于此处置，述道“颇虽不得意依不知唐作法”。此言清楚地昭示了成寻虽然修行自己所属的天台宗修法之法华法，但作法本身却是根据“唐作法”进行的。因此可以说，如本稿所进行的由《参记》之祈雨记事来复原北宋时代的佛教祈雨是妥当的。
进而，若能将成寻这般进行的祈雨作法进行一般化，则成寻之祈雨就决非特殊例，而毋宁说是接近普通的事例。如此，就对将成寻祈雨特别看待提出了异议。即，作为众多的祈雨选择肢之一，北宋方面可能委托了在当时开封的日本僧祈雨。进一步说，北宋方面只要祈雨成功，是谁都行。如《长编》景德元年七月己丑条中“有西州人贡胡僧，自言善咒龙祈雨。朕令精舍试其术，果有符应”，皇帝测试了自己提出祈雨之胡僧的法术，而成寻祈雨不也可与此事同等相视。当然，或许神宗对成寻带来的物品及日本具有兴趣（见于《参记》卷4熙宁五年十月十四日条等），由此对他多少有些关心，期待，而不能将它们完全同一看待，但即使如此，也需注意将成寻祈雨特别看待。不管如何，不论关于成寻祈雨的史料在中国方面残缺是偶然的，还是有目的的，也不必直接将其与政治问题等挂钩（但真宗及仁宗、神宗期的祈雨很多有问题）。此问题，归根到底，须从资料管理及资料保存的问题、史料编纂的问题中把握。
是故，《参记》之祈雨记事的价值并未降低。如本稿所探讨，通过与中国方面史料的对照，关于成寻祈雨的记录显然正确，以外还具有中国方面史料所缺的精确性，由此可再次确证其为珍贵的记录。留下的问题仍有很多，都将是今后的课题。本论就此搁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