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李朝质子与盛京宫廷为中心王艳春
清初，皇太极迫朝鲜在三田渡以缔结城下之盟的形式确立起清代中朝宗藩关系，并为进一步加强对李氏朝鲜的牵制和督促，特命朝鲜国王李倧“以长子并再令一子为质，诸大臣有子者以子，无子者以弟为质。尔有不讳，则朕立尔质子嗣位”，是为李朝质子入质盛京之开端。在长达八年的为质生涯中，盛京宫廷与朝鲜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多方面的交往，大都通过以世子为首的李朝质子来进行，因而李朝质子在清初中朝文化交流中的作用举足轻重。鉴于此，本文拟根据相关文献记载，将李朝质子直接参与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史实分类胪列，梳理、归纳、总结，以裨益于了解这一时期中朝文化交流的基本状况和特点。
一、李朝质子在中朝两国间的往来
崇德二年（1637年）四月初十日至顺治元年（1644年）八月二十日清迁都北京止，以人质身份羁留在盛京的李朝质子有世子李、二王子凤林大君李淏、三王子麟坪大君李溶和元孙（世子之子）庆善君李柏，后两者为世子归省朝鲜时的替代人质。因当时盛京宫廷与朝鲜的交涉多是通过以世子为首的李朝质子进行，大小事物均以“状启”的形式被报往朝鲜本国，所以提及清初中朝文化交流，李朝质子是不能忽略的重要人物。清初中朝文化交流首先是以人为中心的相互交流。以朝贡为轴心，朝鲜国要在清帝万寿节及中宫（皇后）千秋、冬至、元旦及庆吊等事之时行贡献之礼，遣大臣及内官奉表，还需不定期地派遣谢恩、奏请、进贺、告讣等使臣。此外，两国互市贸易、刷还逃入、赎回人口以及清廷征调朝鲜军队如崇德五年三月，遣户部参政硕詹往朝鲜国安州督催领运水师五千名，斛米一万包，限四月二十五日船只俱到大凌河、小凌河口和崇德六年七月，调朝鲜国总兵一员、副将四员、游击二员、守备十员，兵九百七十名诣锦州更戍等都属这一范畴。史料浩繁，不可备述，现仅将李朝质子于中朝两国间的往来撮录如下：
入质之初，盛京世子馆共安置朝鲜世子、大君以下人等共计186人。为质八年间，李朝质子曾两次被允归国省亲，前提条件是朝鲜三王子李溶及元孙庆善君柏作为替代人质先期入驻盛京。世子第一次归国于崇德五年二月十三日启程，三月初七日抵朝鲜京城住至四月二日，于五月初三日返回盛京。世子归来后，二王子李淏于七月二十一日出发，十一月二十一日返至盛京。作为代质的元孙和三王子则分别于七月初三日、十二月初六日踏上归国之途。李朝质子第二次于两国间往来的时间是崇德八年，在世子元孙、诸孙、麟坪大君李溶及夫人作为人质入驻盛京后，世子及嫔于十二月十五日出发，第二年即顺治元年一月入朝鲜京城住至二月十九日，三月二十四日返抵盛京。凤林大君则于顺治元年的四月十一日出发，八月四日返回盛京。清迁都北京后，因明朝已亡，李朝质子已失去存在的意义，故而被遣归国。在世子、凤林大君随清世祖于顺治元年八月二十日从盛京出发九月十九日抵达燕京后的十一月二十六日，世子及嫔率三公六卿之质子从燕京出发，于顺治二年的正月初九日回至盛京馆所后，二月二十八日安抵朝鲜京城。凤林大君及其夫人则于顺治二年三月二十三日从燕京出发，五月十日至朝鲜，只不过此时世子已于四月薨逝，闰六月凤林大君成为朝鲜世子，史称朝鲜国王孝宗，是为后话。
对于李朝质子于两国间的往来之礼，清廷于崇德五年闰正月“谕礼部，定迎送朝鲜国王诸子例。凡国王子来朝，一宴于凤凰城；再宴于东京；又宴于盛京。送归时，亦照此行。凡往来，每程给羊一只、鹅二只、鸡二只。其从官及跟随人役悉如常例。若世子至盛京或自盛京往，则多罗贝勒迎送。其余诸子则礼部承政以下等官迎送。若其子往来东京，则礼部参政迎送；往来凤凰城，则礼部理事官迎送”。后，李朝质子往来于两国间，一切均依例而行。如崇德五年二月，朝鲜国王第三子李溶及其妻、从官来至盛京。皇太极命多罗额驸英俄尔岱、礼部承政满达尔汉等迎至五里亭，宴之。又以遣朝鲜国世子归省，依例赐世子及随行尚书、一、二等太监等貂裘财物有差，命礼部多罗安平贝勒杜度等送至五里亭，宴之。代质李溶入盛京后，在朝见皇太极时贡朝鲜方物。世子归，清廷遂遣朝鲜国王次子李淏归省，皇太极因此召之进宫赐宴，并赏赐财物。七月，清廷又以朝鲜国王元孙归国，赐其同行尚书等官貂皮银两有差。十一月，李淏省亲归来复命，清礼部大臣迎至凤凰城宴之。十二月，朝鲜国王第三子李溶更替归省，清廷赐李溶并其妻貂裘、缎袍不等，又赐随行太监等貂皮、银两，仍赐宴遣之。李朝质子第二次往来于两国之时，皇太极已崩，福临即位，相关事宜“一依先皇帝生时所定之规”。
从上述记载可知，李朝质子多次于两国间的往来是清初中朝人员交流的典型事例，无论是所涉人员的数量、规模上，还是在等级之高、礼遇之繁等方面都有研究价值。所以李朝质子于中朝两国间的往来，虽然是在清廷的严密掌控之下，但仍不失为是不断增进中朝两国文化交流的契机。另一方面，清廷赏赐大量本国物品与归省的李朝质子及随行官员，代质的朝鲜王子们亦有所贡献，此时两国方物的交流同样具有代表性。
二、李朝质子与中朝两国间的物质交流
中朝两国间的物质交流源远流长，而事涉爱新觉罗皇族一脉则可以追溯到努尔哈赤崛起阶段。据朝鲜南部主簿申忠一出使建州于明万历年间所写的《建州纪程图记》记载，当申忠一等来到佛阿拉城拜见努尔哈赤期间，努尔哈赤的胞弟舒尔哈齐就曾向朝鲜使节提出“日后你佥使若有送礼，则不可高下我兄弟”的要求。李朝质子入驻盛京后，中朝两国间的物质交流趋于更加制度化和频繁化，李朝质子直接参与中朝两国间的物质交流亦不乏其例。
李朝质子入驻盛京不久，朝鲜就以方物奉于清帝皇太极前，贡“银桌一，银函一，孔雀羽百柄镜二，银妆刀大二、中四、银妆隐现刀四，入丝折妆刀二，三色扇七十，胡椒三斗”。同时，“大君致银炉一、银煎子一，柄镜一，银妆刀大一、中三、银妆隐现刀四，入丝折妆刀二，三色扇五十，胡椒二斗”。此后在朝鲜依例朝贡之时，李朝质子亦时有所献，如崇德四年三月十九日为千秋节即皇后诞辰，世子献银樽、瓶、妆刀、柄镜、胡椒等物十种。
崇德七年十月，朝鲜国王李倧遣使臣表贺皇帝万寿节进方物兼贡冬至、元旦礼物之时，“朝鲜李朝世子及其弟进倭刀、顺刀、白蜡烛、苏木、胡椒等物”。值得一提的是，皇太极多次以朝鲜进贡的腰刀、顺刀、弓面、豹、獭、鹿、青黍等皮及各色绵绸、布匹、凉席，赐外藩来朝的蒙古诸王、贝勒、贝子、头目等有差，客观上扩大了中朝两国间物质交流的范围与影响。
除依例进贡外，李朝质子还要满足清廷的不时之需。崇德五年四月，因“皇帝马鞍及刀剑室所涂漆将求本国”，清廷命朝鲜世子向本国启之，要求“金漆容入之数多至百斤”并漆匠二名，迅速入送。九月，皇太极突然欲见李朝世子出行时所用的、从朝鲜本国带来的“驾轿”，传命于世子后，将驾轿诸具俱持去。朝鲜刺探的情报是“驾以我国马驱驰以观后，仍为留置为白是如。似闻皇帝欲依此制造云云为白卧乎事”。崇德六年正月二十三日，皇太极之婿、原察哈尔汗之子固伦额驸额哲病故。世子大君奉献的丧仪有白绵纸一千卷，霜华纸五十卷，丹木一百斤，银子一百两。皇太极只受纸与丹木而返还银两，并于二月初一日，命人送金十余两、银子二十余两，委托世子向朝鲜“贸纸”用于丧礼，世子当即“收合公私纸二千二百五十余卷而送”。后皇太极宠妃海兰珠薨逝，世子与大君亦有此类贡献，只是在数量上增加了许多。八月，皇太极又传令世子，要“大行果盘一百个，须造极大平盘，勿刻云足，黑全漆光入送为乎矣”。崇德八年三月里，礼部承政英俄尔岱率刚林几次亲至世子前，“辟左右”，或招朝鲜医官，“不言某人病而三问病根与痛势为白去乙”；或直言皇帝病患，“而欲为对质于在此汉医处极择善解药术一等之医一人及针医柳达并以罔，昼夜星火入送事乙为白乎方尔”。史料中，清廷通过世子为皇太极向朝鲜国寻医问药，求生姜和青大竹、竹沥等的事例屡见不鲜。
上行下效，清廷诸王及官员等也通过世子向朝鲜求物或贸物，崇德八年九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就颇具代表性。先是九王（多尔衮）向世子求药，称“俺有痼疾，非竹沥难治，而蒙惠得服便见效。但此物非此地所产，不得不求之于馆所者……世子若以馆中所用并与生姜而优数取来，使不告乏俺之有求，辄即救济，则其恩轻重何可报也云云为白乎。”世子闻之，命将竹沥、生姜两物令备边司急速措置入送。后，十王（多铎）又使其亲信传达于世子前，烦请“贸纸”。接着八王（阿济格）、九王、亦以纸地等五六种贸易之事传达于世子前，都各遣家丁，各送银子四百两。区别在于十王贸纸人所共知，八王、九王则秘密为之。而礼部承政英俄尔岱又别求“红铜鼎六坐，生梨一千五百介，清密三十斗等”，亦达于世子前。总的说来，诸王之中，八王求索最频，如八王曾密请世子“欲得长大好剑”；又遣人送五百两银子，称二百两欲购豹皮、水獭皮、青黍皮、清蜜、柏子等物，三百两则要买木棉。世子以本国难以筹措推辞，阿济格却答既然此事非易，那么所求之物“不限年月，随得随送”，十年亦可。无奈之下，世子只得应允。因而当八王向世子又有“求鹰”之举时，世子命国内“随便觅送”。
崇德五年十一月，朝鲜属吏以“二大君房所纳白虾醢”为名，将“细折南草盛诸瓶中”带入盛京而被清官员搜出，世子与大君因此遭到清廷诘责。南草即烟草，其时清廷正在禁烟，但因有利可图，所以朝鲜方多次夹带而屡禁不绝。直至崇德六年六月，清廷方告知世子“今后南草持来者勿为搜验。而南草一斤，价银三钱折定事”，南草之禁自此消弭。
从宏观而论，比照当时朝鲜国在朝贡贡品、时献果品、征调的军用物资、互市的货物及清廷不时赏赐朝鲜国王、使节物品等方面的相互交流，李朝质子对中朝两国物质交流直接参与的诸多史实有代表性但并不全面，应从未得全豹，可见一斑的角度出发，看到这一时期中朝两国间的物质交流日益频繁，物质交流的种类不断增多，交流的范围亦不断扩大的事实。当然，由于盛京宫廷以战胜者姿态对待朝鲜的背景，使得这种物质交流势必带有掠夺性和强制性，这在上述实例中的李朝质子身上体现得十分明显。
三、李朝质子所见清初中朝文化交流之实况
李朝质子为质盛京八年间，耳濡目染，用自己的亲身所历见证了许多当时中朝两国间文化交流的真实状况。
崇德三年元旦午后的三时至五时，清廷设宴，世子、大君往赴。是日，大政殿前杂陈百戏，世子大君耳闻目睹的是“我国之女乐俳优交进于前，触目酸骨，不忍正视，女队中亦有收泪而歌者”。这样的场景李朝质子所历不止一次，同年的七月二十二日，“以衙门分付，世子大君乘早赴会，则诸王皆会于阙外别馆之庭。东西班坐后，清主乃出。蒙古数十人受叩头礼。因陈杂戏以娱之。于是我国之倡优（即被掳在此而清国之廪料者）交戏而前……俄而清主使龙将指倡优而问于世子曰：此辈在本国自公家教隶乎？世子答曰：渠自私习以为生耳。设肉行茶酒而罢”。可见当时朝鲜国歌舞已成为盛京宫廷重大年节与宴赏蒙古诸部时必不可少的娱乐形式之一，朝鲜国歌舞艺人为清廷所供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