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文化炎帝·姜炎文化与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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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章 炎帝与中华文化的创新(2)

总结起来,炎帝的历史文化贡献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制耒耜,种五谷,奠定了农工基础。耒耜的使用和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促进了农业生产的发展,为人类由原始游牧生活向农耕文明转化创造了条件。第二,立市廛,首辟市场。据《周易·系辞下》载,神农“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我国货币、商业发展的起源和基石。第三,治麻为布,民着衣裳。原始人本无衣裳,仅以树叶、兽皮遮身,神农教民麻桑为布帛后,人们才有了衣裳,这是人类由蒙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的重大一步。第四,作五弦琴,以乐百姓。据《世本·作篇》载,神农发明了乐器,他削桐为琴,结丝为弦,这种琴后来叫神农琴。神农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这种琴发出的声音,能道天地之德,能表神农之和,能使人们娱乐。第五,削木为弓,以威天下。神农始创了弓箭,有效地防止了野兽的袭击,有力地打击了外来部落的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第六,制作陶器,改善生活。在陶器发明前,人们加工处理食物,只能用火烧烤,有了陶器,人们对食物可以进行蒸煮加工,还可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陶器的使用,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对人类的饮食卫生和医药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七,发明医药,以疗民疾。提高了原始先民抵御疾病的能力,改善了中华民族先民的体质和健康状况。

二、炎帝的文化创造精神

炎帝对中华文化的创新主要表现在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层面的一些创造上。何星亮先生认为炎帝时代所创立的市场交换制度和男耕女织性别分工制度、游牧而定居等生活方式的定型化,也是炎帝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创新和贡献何星亮:《炎帝与中华文明的起源泉》,《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首先,炎帝之所以被称之为“神农氏”,是因为其对中国农业的巨大贡献。

《易·系辞下》:“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盖取诸《益》。”

《绎史》卷4引《周书》:“神农之时,为耒耜、锄耨,以垦草莽,然后五谷兴助,百果藏实。”

《风俗通义》卷一:“神农,始作耒耜,教民耕种,美其衣食,德浓厚若神,故为神农也。”

神农炎帝也是中国医药的创始者,传说其遍尝百草,“一日而遇七十毒”,从而发明了中国的原始医药。

《路史·后纪》:炎帝神农氏“磨蜃鞭茇,察色,尝草木而正名之。审其平毒,旌其燥寒,察其畏恶,辨其臣使,厘而三之,以养其性命而治病。一日间而遇七十毒,极含气也。”

《搜神记》卷一:“神农以赭鞭鞭百草,尽知其平毒寒温之性,臭味所主。”

《史记·补三皇本纪》神农“始尝百草,始有医药。”

《淮南子·修务训》“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一日而遇七十毒。”

其次,炎帝还是中国制度文明最早的奠基者。传说和古文献记载:

《吕氏春秋·爱类》:“神农之教曰:士有当年而不耕者,则天下或受其饥矣;女有当年而不绩者,则天下或受其寒矣。故身亲耕,妻亲织,所以见致民利也。”

其意为,神农的教令说:男子如果有人正当年却不种田,则天下就会有人因此而挨饿;女子如果有正当年而不织麻,则天下就会有因此而受冻。创立了男女以性别不同而进行有区别的社会分工制度,这是人类社会第一次大分工的标志,也是中华民族进入文明时代的标志之一。在制度方面,炎帝还创立了“日中而市”市场交换制度。

《易·系辞下》:炎帝时,“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太平御览》卷二:炎帝时,“又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

《绎史》卷四:潜夫论:“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

虽然,这是一种简单的物物交换的贸易方式,但他发明的这种市场制度不仅开创了中华民族经济贸易的原始时代,而且启发了后世。

其三,神农炎帝还是中华文化艺术的开创者,他发明了音乐和舞蹈。

《世本·作篇》:“神农作琴。神农作瑟。”

《世本·作篇》:“神农氏琴长三尺六寸六分,上有五弦,曰:宫、商、角、徵、羽。”

《世本·作篇》张澎科集补注引《琴清英》:“昔者神农造琴以定神,禁淫僻,去邪欲,反其天真。”

《淮南子·泰族训》:“神农之初作琴也,以归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

《尚书通考》卷四:“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

《礼记注疏》卷二十八:“神农乐为《下谋》”。

《孝经注疏》卷六:“神农乐为《下谋》”。

《苑洛志乐》卷一十:“神农乐名《扶持》,亦曰《下谋》”。

意思是说炎帝创制了五弦琴,以此教化百姓;同时,他还创作了《下谋》等音乐作品。根据传说,炎帝还创作了《傩舞》舞蹈用以祭祀等。因此,他又被尊为中国艺术之祖。

炎帝的许多发明创造现在来看,历经几千年早就过时了,但炎帝对中华民族的贡献及其文化创新的精神永远为我们炎黄子孙所继承和发扬。陈望衡先生总结出炎帝精神的六个方面:第一,向往光明、奋发有为的自强精神;第二,心怀天下、为民谋利的大公精神;第三,勇于探索、巧于创新的原创精神;第四,不畏艰险、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第五,含弘光大、品物咸亨的厚德精神;第六,通神合天、怡情悦性的乐天精神。陈望衡:《试论炎帝精神》,《湖北社会科学》,2001年第6期。笔者以为总结论述的非常全面、深刻。

三、炎帝的文化创造精神与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

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战略性工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首先得有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为先导。当前,中国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全球化的大背景下的“和平崛起”,为中国文化的伟大复兴提供了历史性的机遇,但也面临着西方文化更大的挑战。在国内,我们提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谐社会”需要有和谐的文化作为支持来引导和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并最终实现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炎帝的文化创造精神,对我们当前的文化建设有重大的借鉴价值。

第一,“和谐社会”和“和谐文化”的建设,应学习炎帝心怀天下、为民谋利的民本精神

中国的古老文化传统中虽然欠缺古希腊罗马时代的城邦式“民主”,但中国文化从炎黄时代起就产生了为民谋利的“民本”思想。炎帝无论是制耒耜、种五谷,解决了民以食为天的大事;治麻为布,民着衣裳;作五弦琴,以乐百姓;制作陶器,改善生活;还是发明医药,以疗民疾;炎帝对中华文明的贡献无不围绕着一个“民”字而展开。以民为本才能天下归心,才能团结那么多的部落结成联盟,形成华夏族的雏形。当前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我们需要以民为本的清明政治和处处为他人利益着想的和谐精神。

第二,应该继承和发扬炎帝勇于探索、巧于创新的原创精神

创新是一个民族发展和进步的灵魂。中国在中古时期形成的文化传统固然因为有强大的儒学和经学传统而显得进取不足、守成有余,但中国在先秦时期,尤其是在炎黄时期,由人文初祖炎帝和黄帝初创文明所形成的勇于探索、巧于创新的原创精神却激励着中国几千年的人民。创新重在有原创的精神和原创的成果。炎帝给中华文明所作出的每一项贡献都是原创性的,不仅对发展和延续炎黄子孙的血脉和文化功绩巨大,而且惠及当代。当代世界是一个充满了竞争的世界,科技和文化的创新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没有创新能力的民族将会被这个世界所遗弃。而在当前,世界经济与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携其强大的经济文化、政治军事实力,在全球的范围内传播资本主义文化及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文化有被西化和边缘化的危险。在这种趋势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加强文化、科技、经济等各方面的原创,只有本身的原创,才能保存自己的特色,才能不被西方化所淘汰,才能真正获得进步。

第三,奋发有为的自强精神和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

奋发有为、自强不息一直是中华民族的民族之魂,而百折不挠的献身精神则是中华民族至高的道德品质。炎帝为了疗民疾、治民伤寻找草药“一日而遇七十毒”,不仅将生死置之度外,而且锲而不舍地探索,最终因误尝断肠草而丧生,为民而献身。炎帝制耒耜、种五谷、治麻为布、作五弦琴、制作陶器、发明弓箭、创制医药、建立原始的市场和物物交换制度,在中华文明发展的道路上不断探索、孜孜以求,全面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在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整体进步,使我们的先祖脱去粗鄙和野蛮,进入文明的时代。而且中华民族历经数千年而日益壮大,文化从未断绝,国家从未解体,这些精神无疑发挥了超越时代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