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洪（283～343），字稚川，别号抱朴子。丹阳句容（今江苏句容）人。精于炼丹术、中医学、道教理论。
葛洪的祖父名葛系，父名葛悌，都曾在三国时期的吴国为官。从祖葛玄，字孝先，曾受业于魏国著名方士左慈学炼丹术，所以后世称他葛仙公。葛洪13岁丧父，家贫而好学。16岁时开始读儒家的《孝经》、《论语》，并发奋精读五经，立志为文儒。自认为“才非政事，器乏始民”，于是以“不仕为荣”，所以向“立言”方面发展，其基本思想是以儒家为主导。但在他十八九岁时（太安元年前），曾去庐江（今安徽庐江）入马迹山，拜师于葛玄弟子、方士郑隐（字思远），做他的助手，并接受了《正一法文》，《三皇内文》、《五岳真形图》、《洞玄五符》等道书及《黄帝九鼎神丹经》、《太清神丹经》、《太清金液神丹经》、《黄白中经》等炼丹术著述，从此开始转向道教。21岁时（太安二年，303年），他以世家子弟受吴兴太守的邀请征讨以张昌为首的造反军，击溃反军将领石冰部。事平，他“投戈释甲，径诣洛阳，欲广寻异书，了不论战功”。但正逢西晋丧乱，北道不通，于是周旋徐、豫、荆、襄、交、广数州之间，接触了流俗道士数百人。光熙元年（306），他24岁时往广州，又就业于南海太守鲍靓（字太玄）学习神仙方术，并娶其女为妻。不久后他便返回故里，从此潜心修行著述10余年，同时兼攻医术。大约在建武元年（317），即35岁时写成《抱朴子内篇》20卷、《抱朴子外篇》50卷及《神仙传》10卷（他在近40岁时又复加修改），以及医书《玉函方》及《肘后备急方》。其《内篇》是讲神仙方药、鬼怪变化、养生延年、禳邪却祸，属于道家；《外篇》讲人间得失、世间褒贬，属于儒家。晋成帝咸和（326—334）初年，他欲去扶南（今柬埔寨与越南及南部）搜集丹砂，以供烧汞炼丹，于是又赴广州，但被邓岳劝阻，从此入罗浮山（位于今广东博罗县东江之滨）修行。东晋康帝建元元年（343）谢世，年61岁。
葛洪的《抱朴子内篇》是中国炼丹术史上一部极重要的经典著述，可以说是自西汉迄东晋中国炼丹术早期活动和成就的基本概括和全面总结，起到了炼丹术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部书对晋代炼丹术活动的各个方面都有翔实的记载，而且言语质朴，说理明晰。尤其是其中的《金丹篇》与《黄白篇》集中反映了汉晋时期中国炼丹术化学的面貌。
《抱朴子内篇·金丹》主要叙述了各种神丹大药的炼制，并有葛氏对金丹长生观的阐述。它较系统地介绍了《黄帝九鼎神丹经》与《太清神丹经》。这两部道书都问世于西汉末或东汉初，因此是了解早期中国炼丹术内容的珍贵史料。《九鼎丹经》记载了神丹9种：
第一种神丹名叫“丹华”，升炼丹砂（Hgs）一物而成，如“五彩琅王千，或如奔星，或如霜雪，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因经“九转”而成，所以又叫“九转流珠”。实际上它就是升华硫化汞。
第二种神丹名叫“神符”，又称“神药”，由飞炼水银一物而成。也可以用水银与铅混合升炼，那么这时“水银与铅精俱出，如黄金色”，此丹则称为“还丹”，又名“神符还丹”，成分当为PbO与HgO的混合物。这便是中国炼丹史上“龙虎还丹”的最早记载。
第三种神丹就叫“神丹”，也叫“飞精”，是以雄黄（As4S4）和雌黄（AsS）的混合物升炼而成，显然其成分是升华硫化砷。
第四神丹名叫“还丹”，是把水银、雄黄、曾青[2CuCO3·Cu（0H）2]、矾石[KAl（SO4）2·12H2O]、硫黄、卤咸（主要成分为MgCl）、太一禹余粮（褐铁矿与粘土的混合物）、石（FeAsS）等各种矿物在丹釜中分层安放，密封后升炼而成。
第五神丹名叫“饵丹”，是升炼水银、雄黄、禹余粮的混合物而成，主要成分当是As4S4与HgO的混合物。
第六神丹名叫“炼丹”，“取八石而成之”，即是升炼巴越丹砂、雄黄、雌黄、曾青、矾石、石，石胆（CuS04·5H2O）、慈石（Fe3O4）的细粉混合物（在丹釜中分层安放）而成。
第七神丹名叫“柔丹”，也是升华水银的产物，但因丹釜内壁涂了玄黄（主要成分为PbO，PbO和HgO），所以该丹的成分可能主要为HgO，与“神符”不完全相同。
第八神丹名叫“伏丹”，是用玄黄涂布丹釜，升炼水银与曾青粉、慈石粉的混合物而得到的，“其色颇黑紫，有如五色之彩”。
第九神丹名叫“寒丹”，是将水银、雄黄、雌黄、曾青、石、慈石分层置于土釜中升炼而成。
在“九鼎丹”的炼制中，反应器是赤土釜；燃料是用干马粪或糠皮；赤土釜内外往往要厚厚地涂上一层玄黄，具有迷信色彩；将丹药（升华物）从丹釜中取出时强调要用鸡毛；服食丹药前还要先“面东向日，再拜长跪”。这些都反映了中国汉晋时期炼丹术的风貌特色。为了能对当时炼丹术活动的情况有个清晰的说明，我们摘录其中“丹华”的升炼要诀，或许对当时的炼丹化学操作可窥豹一斑：
“土釜可受八，九升，大者一斗。内外涂之[六一泥]。乃取胡粉烧之，令如金色。复取前玄黄各等分，和以百日华池，令釜内外各三分，曝之十日令大干燥，乃可用以飞丹华矣。用真砂（上等丹砂）一斤，纳釜中，以六一泥涂釜口，际会勿令泄也。谨候视之，勿令有拆[裂]，有拆如发，则药皆飞，失其精华，但服其糟滓无益也。涂讫，干之十余日乃可用。先以马通、糠火去釜五寸，温之九日九夜；推火附之，又九日九夜；以火拥釜半腹，又九日九夜，凡三十六日，可止火。一日寒之，药皆飞著上釜，如五彩琅歼，或如奔星，或如霜雪，或正赤如丹，或青或紫，以羽扫取。若药不伏火者，当复飞之……欲服药，斋戒沐浴，焚香，平旦东向礼拜，长跪服之，如大黍粟，亦可如小豆。上士服之，七日乃升天得仙。玄女曰：作‘丹华’成，当试以作金，金成者药成也；金不成者，药不成，药未伏火而不可服也。[丹华以]龙膏（桑上露水）丸之如小豆，致猛火上，鼓囊吹之，食顷即成黄金……又以一铢丹华投汞一斤，若（或）铅一斤，用武火渐令猛吹之，皆成黄金也。”
至于《太清神丹经》的内容，葛洪秘而未宣。但其上卷提及“九转神丹”，所用原料有赤盐（含Fe203的食盐）、艮雪（即水银霜，化学成分为Hg2Cl3）、玄白[即铅粉，化学成分为PbCO3，Pb（0H）2]、飞符（成分不明）、朱儿（即丹砂）等，又言最后所得产物须经“九转”，所以该神丹大约是反复经九次升华的硫化汞，或许还含有氯化汞。其下卷记载的是“九光丹”，实际上是分别烧炼丹砂、雄黄、白石、曾青、慈石五种矿物而得到的五种丹药。
在《金丹篇》中，葛洪另外还具体介绍了《五灵丹法》、《岷山丹法》、《务成子丹法》、《羡门子丹法》、《五成丹法》、《伏丹法》、《赤松子丹法》、《崔文子丹法》、《刘元丹法》、《乐成子丹法》、《李文丹法》、《尹子丹法》、《太乙招魂丹法》、《采女丹法》、《稷丘子丹法》等28种“仙丹”的炼制秘诀。可见仅就葛洪个人当时所搜集到的丹经，就可以窥知当时中国方士已进行了大量的炼丹化学实验，已总结了较完整的一套操作规程，广泛地利用了各种矿物原料，制取到了不少化学制剂，观察到了众多的化学变化。
另据《抱朴子内篇·黄白》又可知，到了东晋时期，中国炼丹家们希图转变铜、锡、汞、铁等金属为黄金、白银的试验也已经作了广泛的探究。葛洪说，其时已有“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所谓“黄”即黄金，“白”即白银。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实现这种转变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他们确实炼制到了某些黄色和白色的金属，那么对古代的合金学应该说也算是重大贡献了。葛洪说：“昔从郑公（郑隐）受《九丹》及《金银液经》，因复求授《黄白中经》五卷。郑君言，曾与左君（左慈）于庐江铜山中试作，皆成也。”如这话属实，那么他们就确实炼制到黄、白的合金了。他在《黄白篇》中简略地公开了一些他所收集到的黄白术技艺，如《金楼先生所从青林子受作黄金法》、《角里先生从稷丘子所授化黄金法》、《小儿作黄金法》、《务成子法》等等，“足以寄意于后代”，例如其中《青林子作黄金法》的要诀是：
“先煅锡，方广六寸，厚一寸二分，以赤盐和灰汁，令如泥，以涂锡上，令通厚一分，累置于赤土釜中。率锡十斤，用赤盐四斤，合封固其际，以马通火之三十日，发火视之，锡中悉如灰状，中有累累如豆者，即黄金也。”
但这些“黄金法”都过于简略。而且由于道中戒律极严，规定“此道（指炼制神丹、黄白）至重，必以授贤者，苟非其人，虽积金如山，地方万里，亦勿以此道泄之也。”所以葛洪也不会在其书中把此项“绝技”合盘公诸于众，因此我们今天就不能拘泥于这些文字，仅以它们为依据去揣度那些“黄金”究竟是什么。
此外，葛洪在其《抱朴子内篇·仙药》中还对各种石芝、云母、雄黄、诸玉、真珠、桂、巨胜、柠木实、松脂、菖蒲等等所谓仙药的特征、产地、采集、性质、加工及服食法都有相当完整的说明，这些内容对研究中国古代医药学、动植物学和矿物学也都是极为珍贵的资料，对今人了解道教丹鼎派的思想和活动也至关重要。
在这部著作中，葛洪也记载了一些他的师祖辈和他自己以及其同时代的方士们通过炼丹实践所了解到的一些化学变化。例如他说的“丹烧之成水银，积变又还成丹砂”，这是指以下两个反应：
葛洪正是根据这些化学变化及其他一些观察或传闻，而提出“变化者，乃天地之自然”，而坚信人的创造智慧和力量，既可以模仿宇宙天地间的千变万化，又可制造出各种新鲜事物，导演出各种奇异的物类变化，从而论证神丹可炼，黄金可作。
但须指出，《抱朴子内篇》中“金丹”、“黄白”、“仙药”诸篇的内容，基本上都是葛洪从其师祖辈的传授所得，以及他周旋各州时会见诸道友时的所见所闻，他自己躬身炼丹的记录则并不多。这是因为该部著作是他在东晋初建武元年撰写成的。在此前10余年中“会遇兵乱，流离播越”，正如他在书中的叹怨：“《太清丹经》三卷及《九鼎丹经》一卷、《金液丹经》一卷，郑君以授余。然余受之已二十余年矣，资无担石，无以为之，但有长叹耳。”（《金丹篇》）“所承受之师非妄言者，而余贫苦无财力，又遭多难之运，有不已之无赖，兼以道路梗塞，药物不可得，竟不遑合作之。”（《黄白篇》）因此，《抱朴子内篇》中的丹方要诀和炼丹试验既不可视为“葛洪本人的炼丹记录文字”，也不是他自己“作了一系列研究之后所得的结论”。他晚年在罗浮山专心致志烧丹炼汞，潜心修行，相信必有过一些探究成果，但可惜未见有著作行世。
关于金丹何以能致人长生久视，葛洪的解释可以概括为一句话：“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对比，他曾有一段精辟的论述：
“子不得还丹、金液，虚自苦耳。夫五谷犹能活人，人得之则生，绝之则死，又况于上品之神药，其益人岂不万倍于五谷耶。夫金丹之为物，烧之愈久，变化愈妙；黄金入火，百炼不消，埋之毕天不朽。服此二物，炼人身体，故能令人不老不死。此盖假求于外物以自坚固，有如脂之养火而不可灭。铜青涂脚，入水不腐，此是借铜之劲以扦其肉也。金丹入身中，沾洽荣卫，非但铜青之外敷矣。”（《金丹篇》）
关于长生成仙的方法，葛洪似乎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有他自己较独特的见解。在诸种途径中虽然他首推金丹，但他又强调：“凡养生者，欲令多闻而体要，博见而善择，偏修一事，不足必赖也。”“若未得其至要之大者，则其小者不可不广知也，盖藉众术之共成长生也。”（《微旨篇》）所以他指出：“服药虽为长生之本，若能兼行气者，其益甚速。若不能得药，能行气而尽其理者，亦得数百岁。”而在行气中，他认为：“其大要者，胎息而已。”（《释滞篇》）再者，他认为房中之术也是必要的，“所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而房中之术“其大要在于还精补脑之一事耳”。（《释滞篇》）除了以上道教方术之外，他还强调：“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慈心于物，恕己及人，仁逮昆虫……如此乃为有德，受福于天，所作必成，求仙可冀也。”“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这种说教则又是他头脑中儒家思想的反映了。
关于宇宙万物的根源，他认为都是依靠气来生成的，人也包括在内。他说：“夫人在气中，气在人中。自天地至于万物，无不须气以生者也。”（《至理篇》）他所谓的“气”是指充满宇宙间极其细微的原初物质。关于形与神的关系，他认为有形的人体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他说：“夫有因无而生焉？形须神而立焉？有者，无之宫也；形者，神之宅也。故譬之于堤，堤坏则水不留矣；方之于烛，烛糜则火不居矣。身劳则神散，气竭则命终。”（《至理篇》）所以他的结论是精神依存于形体。这些则是朴素的唯物主义观点。不过这些见解很可能是从东汉《太平经》接受而来的。
葛洪在热衷于炼丹术的同时，勤奋地钻研医术，可以说是东晋时期对我国医学贡献最大的古代杰出医学家。
他在医学上的成就是多方面的。他著有一部百卷本的《玉函方》，虽然此书后来失传，但从他的自序可知，此书是他在“周流华夏九州之中，收拾奇异，捃拾遗逸，选而集之。使种类殊分，缓急易简，凡为百卷，名曰玉函”。他的另一部医著是《肘后备急方》，后代做了一些整理，至今仍然流传，从这部著作可以看到葛洪在医学上所做的伟大贡献。《肘后备急方》又名《肘后救卒方》，经梁代陶弘景增补，改名为《肘后百一方》；以后，又经金代杨用道再度修订整理，更名为《广肘后备急方》，现今流传的版本，即是经杨用道增订的。从这个版本基本上还能分辨出葛洪本人的医学成就。
1.可贵的医学思想
葛洪皈依道教，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醉心于炼制仙丹，追求长生不老。在这个过程中，他为了广泛收集资料，也为了寻觅理想的炼丹场所，曾经“周流九州之中”。在与民间广泛、深入的接触中，他深感民间疾病的发生和传染，常常因为缺少医者，而又无简易的自疗方法，只好坐以待毙。他深感有必要编撰一部简易应急的医方书。在《肘后备急方》序言中，他深有感慨地说：鉴于仲景元化刘戴秘要、金匮绿秩、黄素等这些古代经方，大多卷帙浩大，有的竟达千卷，非常混杂烦重，而且很难求得一部这类巨著；加上这些著作中所用大多珍贵的药品，也非一般贫穷病家所能办得到的。因此，他在自己已有的一百卷《玉函方》的基础上，收集各种简便易行的医疗技术和单验方，在不得已需要用药时，也都是选用一些价廉效显、山村僻壤易得的药物，有的根本不需到市肆去购买，都是一般草石之品，所在皆有。
在上述思想的指导下，他编撰成《肘后备急方》3卷（后世整理成8卷）。书名“肘后”指可随身携带于臂肘之后，“备急”则多用于急救之病症，这与现代之“急救手册”具有同等的含义。
葛洪的医学思想具有可贵的群众性。药品用的是廉价易得之品，治疗技术也力求简便易行，如对古代的针灸技术，他只倡用灸疗法，因为针术非一般患者所能掌握，而灸术则人人可做。施灸部位（穴位），他总是通俗、明确地提出大致的位置，如“两乳间”、“脐下四寸”，而绝少用穴位名。这样，就达到了他自己所说的：“凡人览之，可了其所用，或不出乎垣篱之内，顾眄可具。”这也就是《肘后备急方》之所以能流传不衰的根本原因。
2.在传染病学方面的成就
传染病，尤其是急性传染病，古来已有。东汉张仲景的《伤寒论》总结了当时在发热性传染病方面的成就，为人们所推崇和遵循。张仲景的诊疗系统，素以严谨著称。葛洪基于自己的医学思想，认为张仲景及其所遵循的《黄帝内经》那一套不适用于穷乡僻壤，更何况伤寒学体系已不能完善地驾驭全部发热性传染病的诊治。他指出古代治疗伤寒的麻黄汤、桂枝汤、柴胡汤、葛根汤、青龙汤、白虎汤等20多张方子，都是“大方”，复杂难备，因而另行设计了一些简便易行的效方，以应贫穷山村之需。
自古以来，都把热性传染病归入伤寒，认为是伤于寒邪所致，且有“冬伤于寒，春必病温”的说法。医界一般也都在这个窠臼里转圈。葛洪敢于跳出这个圈子，提出“疠气兼挟鬼毒相注，名为温病”。这里应注意的一是“疠气”，一是“相注”。由于《肘后备急方》重在提供易简方剂，不是论述医理的专著，所以他对“疠气”并未深入论述，但他已经跳出伤寒的藩篱。这一学说到了明代，发展成“疠气”说及“杂气”说，从而建立了温病学派的新学说。葛洪的这一思想可以说是温病学说的先河和萌芽。至于“相注”，则是指这些“疠气”所致的病症，能互相染易，明显是指传染病。
正是在这种不满足于“伤寒”的新的思想指导下，使他在我国传染病学方面取得了辉煌的成就。
葛洪对许多急、慢性传染病的记载，在我国医学文献中是首次记录，其中有的甚至是世界医学史上的最早记录。这些疾病包括：
天花 在《肘后备急方》中，葛洪提到：那一年有一种流行传染病，发病时，全身包括头面都长疮，不多久就遍及全身，全身发红似火，随后疮里灌脓变白，如不很好治疗，大多死亡；如果不死，病愈后，留下疮疤并变为黑色。这些描述，正是天花的全过程，在国内是最早的记录。
流行性钩端螺旋体病 或称出血热。书中指出，那一年又有一种浑身发黄的病。起病时只觉四肢沉重，精神不爽，不多久，黄色由双眼遍及全身，并且有全身出血的现象，也可致人于死。
黄疸性传染性肝炎 周身发黄，胸部胀满，四肢觉肿胀，有时出汗也是黄色的。
狂犬病 葛洪创造性地提出“仍杀所咬犬，取脑傅之，后不复发”。这种以同一疯狗的脑髓敷伤处治疗的方法，是否果真能达到“后不复发”的效果，尚待证实，但这种基于古代“以毒攻毒”的治疗思想，却是至可宝贵的。近代曾证实，狂犬是由于狂犬病毒所致，人被狂犬咬伤后，病毒从伤口进入体内，并与神经组织有特殊的亲和力，导致狂犬病发作。狂犬的脑髓及唾液中均有大量病毒存在，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法国的科学家巴斯德正是从脑组织分离和培养狂犬病毒，并制成病毒疫苗，治疗该病的。这种方法，现在称为被动免疫治疗。因此人们常把葛洪的上述治疗方法，称为免疫治疗思想的萌芽。
其次，葛洪提出了许多特效的治疗药物。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治疗脚气病和疟疾的药物。在脚气病的治疗方面，他提出用大豆、牛乳、蜀椒和松节松叶等来治疗脚气病。现代化学分析的结果表明，这些药物中包含有较丰富的维生素乙，用其治疗脚气病效果较理想。关于疟疾的治疗，该书中曾提及疟疾种类较多，计有老疟、温疟、瘴疟、劳疟、疟兼痢等多种。其治疗方法也是多样的，计有常山、鼠妇、豆豉、蒜、皂荚、鳖甲等，这些药物在治疗疟疾方面都有一定的疗效，虽然有的有副作用或毒性，但在古代仍起着积极的治疗作用。值得一提的还有一种青蒿治疗法，其法是将“青蒿一握，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新中国的科学工作者在这一思想的启示下，对青蒿作了研究，发现青蒿中含有青蒿素，这是一种新型的、优质的特效药，它与以往的奎宁、氯喹等不同，对于恶性疟疾，特别是脑型的恶性疟疾，以及对氯喹等具有抗药性的疟疾，均有理想的疗效，被现代药学界誉为继氯喹之后抗疟史上的一个突破。应该指出的是，青蒿中所含的这种有效成分，是一种不耐热的化学物质，在加热后即失去其抗疟性能。而葛洪在书中摒弃了中药最常用的熬汤的剂型，改用绞取汁的方法，这不能不令人叹服其认真观察和深入实践的科学精神。
《肘后备急方》中还提出不少我国古代独特的治疗技术。如：
捏脊疗法 其方法是令病人伏卧床上，医者用双手的手指拈取患者脊柱旁的皮肤，要深取，使其略有痛感，并从龟尾（就是尾脊处）往上，一直到琐背顶端。这种方法治疗腹痛，尤其是儿童疳积病，效果甚佳，至今仍为临床常用。
食道异物疗法 在进食时不慎将鱼骨鲠喉或误将其他异物吞入食道时，葛洪采用的方法是：将一团薤白放入口中咀嚼，使其变柔软。然后以绳系住这团薤，令患者整团吞入，直至鲠骨处。因薤系粗纤维，当即将异物裹入。此时医者手拉绳端，将异物拉出。如果异物较大，如误吞钗，也是用一大团干萎的薤，煮熟后，切食一大团，和钗一起进入腹中，再排出体外。
葛洪还大量记录各种食物、药物中毒的治疗方法，其中有野葛、狼毒、杏仁、水银、羊踯躅、半夏、附子、莨菪、毒菌、毒肉等等，其所用的解毒剂有甘草、大豆、鸡蛋、荠苊等等，这里有的是服用后起化学中和作用而解毒，也有的是催吐使毒物立即吐出，都有一定的效果。对于昏迷不省人事的病人，他的简便有效的急救方法是用灸法，灸人中穴、膻中穴等，在没有灸艾等材料时，他主张用手指甲切鼻柱下，也就是掐人中穴的方法，至今在医疗中及民间仍是常用的急救方法。
《肘后备急方》不失为一本简易急救疗法手册，各种药物、治疗技术，大多是易得、易于掌握的方法，葛洪的医疗技术被后世誉为“简便验廉”，是最高度的概括。他的这些诊疗思想和方法技术，对中医的发展起着较大的影响，尤其是明清时代发展起来的走方医、铃医等学派，与葛洪有较密切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