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存，字正仲（公元1023—1101年），丹阳（今江苏省丹阳县）人，庆历六年（公元1045年）登进士第，官至秘书省著作郎、尚书左丞等要职。因职务关系，他和馆阁校勘、集贤殿修撰、吏部侍郎曾肇、光禄寺丞李德刍一同编修了《元丰九域志》。（《宋史·王存传》）王存在《元丰九域志表》中说：
“臣闻先王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近世撮其大要，会为一书。趣特施宜，文约事备，则唐之《十道图》是也……历年兹多，事有因革……内省州县，以休民力，南开五溪，西举六郡……。至于壤地之有离合，户版之有耗登，名号之有升降，以今准昔，损益盖多。而稽地理者，犹以故书从事，岂非陋哉。有司建言，适契上志。乃诏臣……撰次于秘阁……缀缉大体，略仿前书……郡名之下附以氏族所出，以《禹贡》、《周官》考之，皆无其文，且非当世先务，兹不复著。国朝以来，州县废置与夫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前书所略，则谨志之。至于道里广轮之数，昔人罕得其详，今则凡一州之内，首叙州封，次及旁郡，彼此互举，弗相混淆。总23路，京府4，次府10，州242，军37，监4，县1235，离为十卷。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宋·王存《元丰九域志》表）
此书原名《九域志》，因断限及完成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因而后世冠以“元丰”二字。它是依据王曾等人编绘的《九域图》重修而成，是由图经演变为地志的代表作。此书是将行政管理工作中要用的“图”、“志”、“籍”撮其大要，汇为一书，增补和修改了原书中因行政区划变更、户口变迁及行政的地位、隶属关系的变化等已不合实际情况的内容，按照元丰年间的行政区划来编纂成书。王存论述了方志自唐、宋以来在内容、体例上的变化发展。其中“趣特施宜，文约事备”的典型志书，就是唐的《十道图》和宋的《九域图》。所以把方志发展说成到了宋代才达到成熟阶段，是不妥当的。王存等人不同意乐史《太平寰宇记》史传化的发展趋向，不同意在郡名之后附氏族所出以及艺文等一系列资料。认为这样做不符合《禹贡》、《周官》等自古以来的修志传统。认为史传化的内容“非当世先务”。他们把编纂志书的重心，放到与行政管理有关的发挥地利内容，如注重“版户离合”与“名号升降”、“县州废置与城堡之名”，备载“山泽虞衡之利”力求载明现状与经济利益有关的事实：“道里广轮之数”力求精确。《元丰九域志》的指导思想如此，后人评论它说：“所载沿革则自宋初迄元丰，可补诸书之缺误；至其各县下载及山川、古迹、寥寥数语，则本《隋书》及《元和郡县志》、《新唐书·地理志》不可轻议也。《太平寰宇记》亦载地之四至，而不及此书之详。宋代镇砦及铜、铁监之制，此视《宋史》为核。”（程晋芳《知行堂文集》卷五）清初方志家朱彝尊检讨跋《寰宇记》说：“不若《九域志》之简而有要”。（陈鳢《简庄缀文集》卷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论说：“凡州县皆依路分隶……次列地理，次列户口，次列土贡。每县下又详载乡镇，而名山大川之目亦并见焉。其于距京府、旁郡交错四到八到之数，缕析最详，深得古人辨方经野之意，叙次亦简洁法……尤称其土贡一门备载贡物之额数，足资考核，为诸志所不及，自序所称‘文直事核’，洵无愧其言矣，其书最为当世所重”。（《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地理类）
到了天禧（公元1017—1021年）之后，宋代方志更加繁荣起来。他编这部志书的宗旨是什么呢？因为皇帝总理天下，就要对内了解州县的情况“以休民力”……但政区的建置是有变化的，有的合并了，有的政区分开了，有的行政级别上升了，有的下降了，政区面积和人口户数也发生了变化，如果仍“以今准昔”则“损益盖多”。他编的志书就是为行政管理提供现状的准确数据。并且将“州县废置”、“镇戍城堡”之名，“山泽虞衡”之利都记录下来。志书的立目、行文原则是“文直事核，欲使览者易知”。
宋代，地方志的作用已经不仅局限于应用地理知识去了解行政区内的山川、河流、物产、名胜、贡道等项以确定赋税贡品的等级和贡道路线了，它已扩大到文化管理和社会意识形态的管理工作上去了。把对社会的精神教化，纳入到行政管理工作中去了。这一时期的方志理论，以马光祖为代表，他说：方志“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忠孝节义，表人材也；版籍登耗，考民力地；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得失，垂劝鉴也……”
把志书看作是行政管理中“察民风、验土俗，使前有所稽，后有所鉴”的“重典”（景定《建康志》跋）。有的提出方志“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而对其在行政管理中的作用“讨军实”、“考民力”、“察吏治”、“垂劝鉴”给予明确的规定与论述（见马光祖《建康志》序）。
历史上地方志记录的人口、田亩、物产、经济等情况，本身就是政府考核地方民力、财力的工作。它直接用于作为政府征收赋税、确定徭役的依据。如宋代平江府的赋税数额，就是依图经确定的，请看下面一段记录。
宋臣直秘阁周葵见椿年问之曰：公今欲均税耶，或遂增税也。椿年曰：‘何敢增税’。葵曰：‘苟不欲增，胡为言本州七十万斛？’椿年曰；“若然，当用图经三十万数为准。”（《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151，绍兴十四年五月条）
总地志外，宋代方志更丰富多彩，但保存至今的只有20多种。其中著名的志书有范成大《吴郡志》以及乾道、淳祐、咸淳年间的“临安三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