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物质与精神的关系问题上，客观唯心主义一派，如朱熹，既承认物质存在的客观性，也坚持精神是独立存在的，同时也认为物质与精神两者不可分离而独存。对两者关系作这样的解决，几乎和康德的二元论一致了。心物二元论因其自身的妥协性，无法从根本上脱离和克服唯心论，所以当朱熹一面临物质性的“气”和精神性的“理”孰先孰后的问题，就最终显示了唯心论的色彩。他认为先有了绝对的理，然后才有气，气化育出天地万物，其中也包括人类。他假设说万一山河大地崩陷了，而理终究是仍然存在的，认为抽象的理是宇宙间唯一的真实。但是，中国古代的客观唯心论者并不刻意追求哲学体系上的纯粹性，朱熹在其唯心论里容纳了唯物论的成分，他所说的理，同时也意味着客观事物内在的普遍法则，即万事万物无一不各自具有的“当然之则”。正是由于肯定了理的客观存在以及理在事物之中的具体性，他才提倡“格物致知”这样一种认识论上的唯物主义。当然，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中，认识论、逻辑学总是和人生论、伦理学混在一起，往往忽视自然法则和社会规律之间的不同，因而理在事中就可以变成理在心中，格物致和就成了涵养省察或居敬修养了。造化之原既然就在吾心，事物之理既然就在吾身，这样一来，理学的客观唯心主义就和心学的主观唯心主义只相距一步之遥了。主观唯心论者的代表人物是与朱熹同时代的陆九渊和以后的王守仁，史称陆王心学。他们无非是要剔除程朱客观唯心思想中的唯物论因素，使之成为纯粹的唯心论。
陆九渊和朱熹有两次大辩论。一次是本体论方面的，其具体的问题是“无极而太极”；另一次是人生论方面的，其具体的问题是修养方法。本体论和人生论是道学的两个主要方面，也是哲学的两个主要方面，所以他们的这两次大辩论牵涉到道学中的全部重要问题，也牵涉到哲学中的全部重要问题。陆九渊提出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字宙。他反对到客观事物中去寻求事理。认为要“先立乎其大者”，学者的修养是要把这种觉悟转化为自己的精神境界。其主要的工夫就是消除个人和宇宙之间的“限隔”。“宇宙不曾限隔人，人自限隔宇宙”。就是说，个人的心和宇宙本来是一体的，只是人自己把自己同宇宙隔开了。这种限隔的根源是“私”，私把个人从宇宙中分割出来，束缚起来。学者自我解放的过程就是去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逐渐体会到所谓宇宙并不是一个空架子，相反，其中充满了一切事物和一切原理、原则，这就是所谓“道”。这样就解说了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的话。
有这种精神境界的人，是理学家们所谓的“圣人”，成为这样的“圣人”是理学和心学的共同目标。但是他们在达到这个目标的修养方法上有很大的不同。心学的方法完全是主观的，理学即物穷理，格物致知毕竟有些唯物论倾向。心学一派承认“心外无理”，可是他们所说的“心”是宇宙的心，不是个体的心。关于理学与心学“性即理”和“心即理”的辩论，其中心问题在于理究竟是形而上的还是形而下的，而不是辩论理是不是普遍有效的问题。
王阻明强调“良知”、从经验体会上讲，人的确是有分辨善恶的能力的，但是唯物主义观点认为，这并不是由于“本心的灵明”，而是由于文化的积累。
人生在社会之中，长期受到风俗习惯各方面的影响，不知不觉就有了一种见解，似乎是与生俱来的“良知”。心学和理学虽有许多不同，但在道德的基本问题上它们还是一致的。
“致良知”的心学
良知是一种天赋的道德意识，最早是孟子提出来的。识仁和定性是程颞的心学的两大原则，他也提到“良知”，但没有充分发挥。陆九渊的心学没有强调良知问题。到了明代中期，王守仁(阳明)继承了这两大原则，又把，良知一提到主导地位，加以充分发挥，这是他对于心学的发展。有一种说法认为，宋明时期心学的产生，是由于没落贵族阶级对于现实社会的变革感到失望或恐怖，丧失了把握客观存在的能力和勇气，从而一味追求内心的精神满足。这种说法过于苛刻，当然也并不准确。如果把这种说法套到消极遁世的思想流派，或许更合适，而心学家依然是孔孟之徒，他们和消极道世派有着很大不同，还是持积极奋斗的人生观的。心学的最重要代表人物王守仁就是一个很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他的事功非常突出。即使是陆九渊，他所说的“宇宙便是吾心，吾心便是宇宙”，前边的话就是：“宇宙内事，乃是自己分内事；自己分内事，乃是宇宙内事。”这正是一种积极的态度。所以，一笔抹杀心学，这种态度很不可取。任何思想流派，一旦成为一个时期普遍的潮流，其信奉者不免会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我们应该看到其中真正的旨趣。心学是要在社会日益颓废、人心日益堕落之际，强调人的精神品格，强调道义的力量。
通常说陆王心学，其实王阳明是心学发展的最高峰。王学有三个基本命题，知行合一、心即理、致良知，其中致良知是关键。所谓致良知，就是要达到、恢复、实行那种天赋的道德意识，在事事物物中求得与天理的符合。
现实中具体的人，往往因为私欲的蒙蔽而远离了天理，能找回良知，实践良知，就能克服蒙蔽。既然强调的要点在于我心，就不是要人离开真心而求所谓的事理。内心和行为跟不上的事理即使再头头是道，也是假的、空的。王阳明把万事万物中的理，拉回到心上来说，就是反对心和理、知和行的脱节。他说心即理，决不是他连天地万物的事理规律和每个小我的心思知识两者都分不清。他要达致的是抽象的、廓大无垠的本心。这个本心，才是良知，是和天地间一切事理不相违背的。王阳明认为，每一个人都以他自己的身体躯壳为“我”，而和一切别的东西对立起来，这就是私。一个人的身体是“私”的根本。一般人的思想行动往往以他自身的利益为出发点，这就是从“躯壳上起念”。这种“起念”就是“私欲”。人有了私欲，他的本心就会被私欲所遮蔽，就像空中有浮云、太阳的光辉就要被遮蔽一样，但是，浮云总不能完全遮蔽太阳的光辉，私欲总不能完全遮蔽“本心”的灵明，“本心”
的灵明总还有所表现，这个表现就是人的分别善恶的能力。这是每一个人都不学而能、不虑而知的天赋认识能力，所以称为“良知”。“良知”并不是全知，它的能力就限于分辨善恶。王守仁并不是说，人有了“良知”就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人和其他动物的分别就在于人能分别善恶，作道德的判断。
所以要充分发扬人的天赋能力，也就是所谓“穷人理”。王守仁讲“良知”
也不是泛泛地讲认识论问题。“良知”是知，“致良知”是行，这个“行”也不是一般的行。他讲“知行合一”，并不是一般地讲认识和行为的关系，也不是一般地讲理论和实践的关系。王阳明讲的良知不是教条，也不须遵奉教条。宇宙和人生都是很复杂的，其中的事物经常互相矛盾，情况也经常变化。人在其中，如果不能灵活应变，必然要寸步难行。总之，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体系有纲领，有条目，有工夫，简单明了，直截了当。对于其宗旨，他本人作了最好的阐述：无善无恶是心之体，有善有恶是意之功，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王阳明告诫后学，这原是彻上彻下功夫，知行不可有一处放松。以为可以一悟尽透，不在良知上实行为善去恶的工夫，实际上脱不去世俗的习心，又只去悬空想什么本体，一切事都不着实，不过是养成虚寂空疏的流弊。
五四新文化观
20世纪初，中国出现了以反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文化思想，宣传民主和科学，主张文学革命为中心的文化思想运动——五四新文化运动。1915年9月，《青年杂志》(1916年第二卷第一号改名《新青年》)创刊，标志着该运动的兴起。针对辛亥革命后一度出现的尊孔复古潮流以及“三纲五常”未被触动的社会现实，陈独秀等一批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提出了一套新文化观，主要内容是宣扬民主科学和文学革命，以此驳斥以三纲五常为中心的儒家学说。新文化观的两大121号是“民主”(即“德先生”，Democracy，当时亦称“人权”)和“科学”(“赛先生”，Science)。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提出，中国人要脱离“蒙昧时代”，应急起直追，以“科学”和“人权”并重。
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李大钊、鲁迅、胡适、吴虞纷纷发表文章，对新文化观的广泛传播起了积极作用。陈独秀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中指出，孔子之道和封建的三纲学说，是专制帝王产生的根本原因，如果不予以清除，共和政治是不能实行的。在《吾人之最后觉悟》中他又说，三纲的本义是阶级制度，所谓的“名教”和“礼教”都是拥护这一制度的。李大钊也撰文指出，孔子不过是数千前的残骸骷髅，孔子学说已不适应今日“时代精神”，为了新道德的确立，必须以外力使其迅速崩溃。吴虞对儒学进行了更猛烈的攻击，他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认为儒家的“孝悌”二字是两千年来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的联结点，流毒天下，其危害不亚于洪水猛兽。
五四新文化观的另一个基本内容是提倡白话文和文学革命。陈独秀在《本志〈新青年〉罪案之答辩书》中指出，“文学革命和民主科学的内在联系——要拥护那‘德先生’(Democacy)，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Science)，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陈独秀早年曾从事文学活动，五四前后不断介绍西方文艺思想和欧洲的文艺作品。
他主张进行文学改革，应从古典主义、理想主义转向现实主义，并认为文学要反映“国民精神”，文学家的职责是以思想影响时代。李大钊于1916年发表《“晨钟”之使命》一文，发出掀起新文艺运动的呼声。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主义》，提出文学改良须从八个方面入手：一、言之有物，二、不摹仿古人，三、讲求文法，四、不作无病之呻吟，五、务去烂语套语，六、不用典，七、不讲对仗，八、不避俗字俗语。同年，陈独秀发表《文学革命论》，明确提出要高举“文学革命军”大旗，推倒雕琢的贵族文学，建设新鲜的社会写实文学。胡适、陈独秀的主张得到钱玄同和刘半农等人的热烈响应。钱玄同指责过分讲究拟古的骈文、散文为“选学妖孽”、“桐城谬种”，认为只有尽力清除腐朽的旧文学，方能巩固新文学的基础。1918年5月，鲁迅发表《狂人日记》等白话小说，在内容与形式上实践了新文化主张，开创了新文学的现实主义道路。他还写了许多杂文，揭露批判腐朽虚伪的传统伦理道德和愚昧落后卑怯的国民性，具有极强的战斗性。1917年1月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提倡自由思想原则，采取兼容并包主义，聘请新文化运动的成员任教，北大因此成为新文化传播的重要阵地。为了广泛制造舆论，对国民进行新文化教育，新文化运动的成员创办了一些影响较大的刊物，如《每周评论》、《国民》及《新潮》等，还先后组建了众多的社团，如武昌的互助社，湖南的新民学会，北京的国民杂志社、新潮社等。新文化观引起了封建复古派的围攻，他们诬蔑它是邪说，攻击白话文是市井俗人用的语言。复古派创办《国故》等杂志，与《新青年》、《新潮》等对抗，引起新旧思潮的大论战。五四运动所宣扬的新文化观大大冲击了封建传统思想。几千年来被视为绝对不能动摇的至善至上的圣言圣道第一次遭到了猛烈的全面的批判。它开启了民智，使国人，主要是知识分子开始用批判的眼光反省自己的传统文化，并开始摆脱孔儒思想对他们的禁锢。五四运动以及它所宣扬的新文化深刻地影响了现代中国文化的发展，适应了时代的需要。但平心而论，它对传统文化的全盘否定，对孔孟思想与封建纲常不加区别的一概否定，亦产生了较深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