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与禅一般都是同时进行的。封是都在泰山。据说，这是因为泰山是东岳，东方主生，是万物之始，阴阳交替的地方；也有说因为泰山上有金箧玉策，能知人寿命长短。禅，在泰山附近的云云山、亭亭山、梁父(甫)山、社首山、肃然山，也有在会稽山举行的。封禅虽同时进行，但封的仪式重于禅的仪式。这是因为天在上，地在下，人们认为天为阳，地为阴，天高于地，实际上是因为天比地更能欺骗群众，天对统治阶级用处更大。
封禅的仪式不但复杂，而且神秘。传说时代及夏、商、周三代，虽有封禅之说，但无具体记载。进入封建社会，虽有记载，但各朝各代的封禅仪式不尽相同。
中国封建时代，举行封禅的皇帝，有秦始皇、汉武帝、汉光武帝、唐高宗、唐玄宗、宋真宗等。想封禅而未果的，有魏明帝、(刘)宋文帝、梁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宋太宗等。自南宋后，皇帝到泰山封禅，形式上是废止了，但实质还保留着，这就是以后的几朝皇帝把封禅与郊祀合二为一了。
明成祖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北京南郊建天地坛，合祭天地。嘉靖年间，又将天地分祭，在北郊建方泽坛(即地坛)祭地，把南郊原建的圜丘改名为天坛，专门祭天祈谷。明朝郊祭时“陈户口钱谷籍于坛下”。清朝时也在天坛祭天祈谷。
进行一次封禅，是要耗费大量资财的。贞观初，唐太宗要封禅，魏征进谏说：“陛下东封，万国咸萃。”“须千乘万骑、供帐之费，动役数州，户口萧条，何以能给？”封禅时“动役数州”劳民伤财；贞观时期尚难支付封禅费用，耗费之巨可想而知。封禅并不会真给帝王添德行，有些有见识的人早已认识到，如西晋史学家司马彪就曾说过：“帝王所以能大着于后者，实在其德加于人，不闻在封矣。”唐太宗虽也想封禅，但他自己也认为：“如朕本心，但使天下太平，家给人足，虽阙封禅之礼，亦可比德于尧舜；若百姓不足，夷狄内侵，纵修封禅之仪，亦何异桀纣。”
既然封禅耗费巨大，为什么历代统治者还那么热衷？答案很简单，因为封禅有维护封建统治的作用，他们利用人们对天的崇拜，进行欺骗。封禅的欺骗作用，归纳起来有如下几点：①告诉上天已经改朝换代，新的帝王是接受天命，代天统治群民。②封禅可以粉饰太平。③封禅可以“夸示夷狄”。
④封禅能成“仙”。由于这些原因，尽管封禅劳民伤财，统治者也是乐于举行的。
封建贞节观
在旧中国，无论是城镇还是乡村、到处都是旌表烈女节妇的石头牌坊，翻开历代官修正史与地方志，在“烈女传”的栏下，记载着大批烈女节妇的姓氏、籍贯和守节殉夫的情节，备受欺凌压迫的妇女，唯独在贞操节烈问题上受到封建社会统治阶级的格外恩遇褒奖。
所谓“贞节”，是指女子忠于丈夫，从一而终，丈夫死后，不再改嫁。
如果遇到强暴凌辱，她能够以死相拒。如果丈夫死后，她跟着自尽殉身，则更被誉为“烈”。
《史记》中有这样一段故事，燕国的军队攻入了齐国，曾以高官厚禄劝降齐国官员王蜀。王拒绝了，燕军继而又威胁说，如不肯投降，就要血洗王的家乡画邑。王蜀回答说：忠臣不事二君，贞女不更工夫。与其违背礼仪的活着，还不如烹煮死去。随即在树上吊死。从这段记载中，可知这时“贞女不更二夫”已被看做和“忠臣不事二君”并列的美德。
后来，秦始皇统一了七国，很重视用礼法风俗维系人心。他巡视各地的时候，几次刻石都提出女子要守贞节的要求，其中有如：有子而嫁，背弃死去的丈夫，是不贞。要防止男女之间的来往……到了汉代，崇尚贞节的观念有了发展。当时着名的经学家、目录学家刘向编撰的《烈女传》中，专门辟有贞顺、节义两篇，把这两方面表现突出的妇女列入传内，作为广大妇女效法的楷模。汉代皇帝也曾下诏从物质和精神上奖励贞节，赐贞妇顺女帛或谷，还树立牌坊，加以表扬。
不过，尽管统治阶级在不断倡导贞节，总的来说，直到宋代，对妇女的限制，不但在民间尚未形成为一种普遍的风气，在统治阶级内部也未严格遵循。唐代公主中间再嫁、三嫁的，多达20多人。就连当过宋代宰相的王安石和范仲淹，对贞节观念也并不看得很重，范仲淹自己即曾跟着母亲改嫁到朱家，后来还把守寡的儿媳嫁给了一位丧偶的门生。王安石也因儿子有病，与媳妇不和，亲自做主，为儿媳择夫改嫁。
把贞节观念发展到惨无人道地步的是在南宋理学昌盛之后。社会风气发生了很大变化。寡妇再嫁成为一种奇耻大辱，备遭世人的唾骂。社会上流行起一些迷信与邪说，最普遍的说法是，寡妇再嫁后，将来到了阴间，两个男人会拿锯来把她分割为两半。
与此相应，民间出现了望门寡一类的怪现象。如男子不幸在结婚前死了，其未婚妻也要终身不再嫁，在新房披麻带孝地守寡。更有进一步的，公婆和父母要求这个女子披麻带孝，哭哭啼啼跑到男方家灵位前磕头，还要抱着木主成婚，居然和木偶行与平常男女同样的结婚仪式。以后这位女子就留在夫家做儿媳。再更进一步，就是要女子以身殉未婚的、不认识的所谓丈夫。这样做是为得到一块“贞节可风”或“丹史流芳”的匾额，这也是全家族的荣耀。相反，如果出现寡妇与人私通的事情，则被视为有辱门楣，家族要予以严厉惩罚。族长有权在祠堂召集全族，当众宣布将这个女子处死。从此，封建社会妇女贞节观念越来越严重。
宋代贞节观
宋代的理学以儒家思想为核心，与道佛理论相渗透，成为更加适应封建统治需要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在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家程颐和朱熹的理论体系中，凡涉及婚姻问题，都把封建伦理道德提到无以复加的高度。
宋以前社会上对妇女再嫁是没有什么非议的。而程颐就坚决反对再嫁，并教导男子不娶寡妇，他认为男人娶了失节的女人，就等于自己失节。因而当有人问他寡妇穷得活不下去是否可以再嫁的时候，他回答说：“然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这话被后人不断引用和提倡，社会上逐渐产生了强调真洁和看重处女的风气。
理学家不但对妇女作也了种种苛刻要求，对男子的婚姻关系，也曾加以限制。程颐就提出，娶妻不过是为了生儿育女、侍候公婆、料理家务，因而有妾的男人无妻不得再娶，大夫以上的官员更没有再娶的道理。在理学思想影响下，宋代大户一般都不纳妾，纳妾者大多是40岁以上而且无子的人。
宋代文人不但不敢纳妾，甚至不便出妻。这是由于再嫁的不可能，人们意识到被休妇女的惨境，舆论已开始对轻易休妻行为有所指责。
然而任何一种改变都需要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况程颐生活在北宋中晚期，朱熹更是南宋时人，其思想的建立到传播也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因此宋代社会贞洁的限制还不很严格。如宋初英宗就曾有过“宗室女可再嫁”的旨令，宋初宰相王安石也不以再嫁为非，曾为自己的儿媳找个好婆家嫁了出去。更具讽刺意味的是，程颐的侄子病死了，侄媳妇没多久也改嫁他人。
“社稷”释
社为土地神，稷为五谷神，历代帝王都把祭社稷列为国家大典，这种对土地和谷物的崇拜，是与我国自古以耕作土地、种植谷物的谋生方式分不开的。稷(今天的小米)适应在我国北方干旱气候下生长，是古代的主要食粮，被奉为“五谷之长”，“人非土不立，非谷不食”。故古代“王者”“封土立社示有尊”，“立稷而祭也”，目的是“为天下求福报功”(《白虎通。社稷》)。五谷与土地是密不可分的，故把社与稷合起来祭奉，作为国家每年重大典礼活动之一。加之稷这种作物，相传又是由周人的祖先后稷发现、培植的。因此，社稷神既有神化周人祖先的象征意义，又成了王权的代表。故文献中“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称。社稷的位置，按“左祖右社”的原则，设于宫廷的西面，与东面的祖。(太)庙相对称。
古代的“左”与“右”
现代医学研究的成果告诉我们，二奴来说，人的左半大脑比右半大脑更为发达。人们认为是由于人类长期习惯使用右手的结果。唐朝的孔颖达在《左传·襄公十年》疏里就说过：“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为右，不助者为左。”形成了古人特有的尊卑观。董勋《答礼》言：“职高者名录在上，于人为右；职卑者名录在下，于人为左，是以谓下迁为左。”《廉颇蔺相如列传》中，蔺相如完璧归赵，维护了祖国的尊严，赵王委以重任，“拜为上卿，位在廉颇之右”。阅读古书，常见“左迁”一词，不言而喻，它指的是降职、贬谪。
我国古代习俗座北朝南。那么，左就是东，右就是西了。江左就是江东，淮左就是淮东，同样，道左就是道东。《中山狼传》中“引避道左”，《柳毅传》中“鸟起马惊，疾逸道左”，都是退避在道东，有表示谦让之意。
交际场合，宾主座次，顾炎武《日知录》所述十分清楚：“古人之座以东向为尊，故宗庙之际，太祖之位东向。即交际之礼，亦宾东向，而主人西向。”
《鸿门宴》中项羽宴请刘邦，自己却毫不客气地“东向坐”，反映了他的骄横。至于乘车，情形则有所不同，它是尊者居左。《信陵君窃符救赵》中，信陵君礼贤下士，“从车骑，虚左、自迎赵夷门候生”。
乘车尊左，沿于商代车制。东汉郑玄说：“兵车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射手受到人们极大的尊敬，所以《周礼》规定射为六艺之一。《礼记·射义》上的两节文字说明了射的重要：“是故古者天子以射选诸侯、卿、大夫、士。射者，男子之事也。”“射中则得为诸侯，射不中则不得为诸侯。”车上射手的位置无疑成为尊位了。
“北上”、“南下”小考
我国古代帝王的座位设在北方，面向南方。因帝王是一朝之长，万人之上，所以帝王坐在北边，北就为“上”，而坐在南边的群臣则为卑下，南就称“下”了。可以说“北”和“上”、“南”和“下”的联称，原是封建制度的“产物”。后来又带进了人们的实际生活，比如看地图时，有一个共同的标准：即上北、下南、左西、右东。这里的“上北”、“下南”只不过是“北上”和“南下”的倒说罢了。
古人结发礼
结发是我国古代人人必须行的一种礼节，起源甚早。在原始社会，人们就把散乱的头发结成发髻。商代，人们已普遍使用梳理束发的用具。
古时男子满，20岁时，要举行“冠礼”将头发盘结戴上帽子，因未成壮年，故称“弱冠”。女子满15岁时，举行“加笄礼”，把绾结的发束插上簪子，因而有“及笄”、“笄年”之称，“结发”表示已成年，一般在吉日进行。
据《礼记》载：“古者冠礼，笄礼筮日(即祥日)筮宾。”男女结发后都称“髻”。髻，是指扎束在头上或脑后的各种发式。
我国古代妇女对发式极为讲究，发式花样和名目繁多。有发盘卷得如惊鸟翼展的“惊鹄髻”，结成向前突出的“推髻”，结成两球状的“双丸髻”，结成螺状的“螺髻”，以及“盘桓髻”、“堕马髻”、“偏髻”等。其中“云髻，(亦称云环)以造型精美居各种发式之上，如环状，浓密卷曲似波浪。古学者吕延济有“云髻，美发如云也”的说法。
古代还有“结发夫妻”的美谈。汉代苏武诗云：“结发为夫妻，恩爱两不疑。”结发本指年轻，后来人们据此诗句称“妻子”，故南朝文学家江淹有“而我在万里，结发不相见”的诗句。那时，人们认为刚结完发的男女就结成夫妻，是幸福美满的。在唐代还出现了一种新奇的婚礼，就是新婚之夜男女将头发缠绾在一起，象征永不分离的爱情。后来，这种婚礼虽消失了，但“结发夫妻”一词却沿用至今。
古人跪拜礼
跪拜礼是中国古代社会最常见的一种礼节。“伸腰及股而势危者为跪，因跪而益至其恭，以头着地为拜。”它原是原始社会中人们互相致意的姿势，阶级社会变成了一种表示臣服的礼节，并日渐繁杂化、规范化。辛亥革命后，跪拜礼才被正式从法令上取消，而在现实生活中，它还仍未绝迹。
长跪双膝跪地，上体伸直，离开小腿，叫“长跪”。行这种礼时以示庄重。
再拜两手在胸前合抱，头向前俯，额触双手，叫“拜”，也叫“拜手”；拜两次叫“再拜”。行这种礼是再进一步表示敬意的意思。
顿首拜时头手触地，触后即起。由于头触地面的时间很短暂，所以叫“顿首”。这种礼同现在的鞠躬礼近似，属于地位相等或平辈间相交的一般礼节。
稽首顿首时，头在地上停留一段时间，叫“稽首”。“稽”就是留的意思。是臣子对君王表示毕恭毕敬的隆重大礼。
空首所谓“空”就是头并没有真正叩到地面。行礼时拜跪在地上，先以两手拱至地，然后行头至手。这是国君回答臣下的拜礼。
坐·跪·跽·箕
古人席地而坐，坐的姿态与跪的姿态是相似的，但两者也有区别。以两膝着地，两股贴在脚跟上，是“坐”。两膝着地，直身，股不着脚跟，是“跪”。跪而挺腰耸身，叫做“跽”。
坐席也有讲究，所谓“虚坐尽后，食坐尽前”。尽后，是尽量把身体坐在后一点、表示谦恭的样子；尽前，是尽量把身体往前挪一点，不因饮食而玷污坐席。
跪则不同，往往有急事或表示谢罪之时，直身，两股也离开了脚跟。所以前人指出跪与坐两者的区别是“跪危而坐安”。《史记·刺客列传》：“荆轲见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跪又表示对长者的尊敬。《论语·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当孔子问曾晳)‘点(曾晳，名点)，尔何如？’鼓瑟希(瑟声渐稀)，铿尔(鼓瑟的余音)，舍瑟而作，对曰：‘异乎三子者之撰(陈述)’。”这里的“舍瑟而作”，就是指曾皙放下瑟，从席地而坐到耸身直起腰来，与跪相同，表示尊敬。
跽，跪起，准备起身，膝尚在地上。如《史记·项羽本纪》(鸿门宴)中写樊哙进帐，项王按剑而跽曰：“客何为者？”跽，是受惊而耸身欲起的样子。这种动作因与跪的动作相似，因而也叫“长跪”。如《战国策·唐雎不辱使命》：“秦王色挠(神色慌乱)，长跪而谢之(谢罪)。”
两股着地伸直两腿，形似畚箕，叫做“箕踞”。这种姿式是表示傲视对方的意思。如《史记·刺客列传》写荆轲刺秦王不中，身被八创，“轲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骂。”箕踞，就是这种两股着地伸直两腿的样子。
坐而论道·立而上言·跪而奏事
在我国古代史上，君臣之间的关系有一个从亲到疏的过程，这从臣见君时的礼节变化中可见一斑。
自有君臣之分以来，大臣朝见君主(或皇帝)的礼节均比较随便，凡有大事，君臣之间可以当面讨论决定，宰相见皇帝时，皇帝一般都比较客气，如“命坐”、“赐坐”、“请坐”等，讨论时还有“赐茶”的礼节，这可称为“坐而论道”。
到宋朝，由于宋太祖赵匡胤(9060-976年在位)是靠发动兵变“黄袍加身”的。为了提高君权，加强中央集权，实行了一系列措施，连“坐而论道”的“制度”也决意废除了。他当皇帝的第二天，执政登殿奏事，他说，朕眼睛看不见，把奏章拿到面前来！等执政走到他面前，他早已安排好的侍从便把执政坐过的座椅搬走了。从此，大臣们向皇帝奏事，就只能“立而上言”，没有“坐而论道”的权利了。
到清朝(1644-1911年)，由于是满族人当皇帝，而满族人的祖先是曾在我国北方建立过政权的女真人，女真人建立过的金朝(1115-1234年)就已有见到皇帝时行跪拜礼、并要求什么官职跪拜多少次的习俗，到后金沿袭此制，满族人建立政权后，又因循下来，并且要求事情没有说完或皇帝没有说要站起来就跪着不能起立，此可谓“跪而奏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