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50年代之前的100多年间，世界上一些农学家曾经普遍认为亚洲稻起源于印度和日本，我国的一些学者也曾经沿袭此说。直到50年代之后我国的科学工作者先后在一些地方发掘出6000年前的炭化稻，在云南发掘出4000多年前的炭化稻之后，各国专家又通过多方面的研究，才证明现今世界各国栽培的稻谷与我国云南原始稻有亲缘关系，并且公认：云南是稻谷的发源和演化变异中心。最早种植稻谷的农民是居住在云南的百越民族。并且找出稻谷由此传播到世界各地的路线是：沿澜沧江、怒江、红河向东向南传至珠江流域的闽粤、江浙的吴越和越南的雉越；向西跨越山河传到缅甸及印度；之后，随着物资及文化的交流，又传到朝鲜、日本、马来西亚、菲律宾，再后由上述地方传到欧美及世界各地。
具有几千年悠久历史的“稻米之路”虽然随着世界各国普遍栽种亚洲稻之后，逐渐由盛变衰，乃至“完全消失”；但“稻米之路”对世界稻谷种植业的发展，对增进世界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往来，对人类社会进步起巨大的推动作用。
丝绸之路的源头
人们习惯把今日的西安作为汉唐丝绸之路的起点。但是从这里运往西域的丝绸来源于哪里呢？一些专家学者们认为，山东是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
西汉张骞出使西域，打开了中国通往西方的贸易通道，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着名的丝绸之路。这条贸易之路的起点则是当时的京城长安。而据史书记载，长安附近丝绸的产量极其有限。关中和陇右这些地区在汉唐时代丝绸很缺乏，以至于官府允许当地人用粮食顶替丝帛来交纳赋税。因此，长安不能作为丝绸之路的起点，只是货物的集聚地。从丝绸之路运往西域、西方的丝绸是从别的地方调运过去的。
专家们认为，丝绸之路最繁忙的时代正是山东丝绸业最发达的时代。据文献记载，当时山东是各地上缴丝绸中质量上乘、数量最多的地区。有人就唐代的有关数字作过统计，当时各地提供的丝绸税山东居全国之冠，就各地上贡丝绸的州府在全部州府中所占的比例看，山东高在96％以上。调运至长安的丝绸主要有三个用途，一是发放俸禄，二是供应军队，三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向西方。当时供应军队的丝绸主要是河北的产品。可以说，从山东运至长安的丝绸除了发放俸禄以外，有相当数量的丝绸是通过丝绸之路运出去了。所以专家们认为山东是汉唐时代丝绸之路的最重要的供货地，是丝绸之路的主要源头。专家还提出，在山东青州发现的北齐时期的反映山东对外丝绸贸易和外商前来经商的石墓壁画像，也为这一观点提供了有力的佐证。
于是，不为人们的重视的是以西安往东应该还有一段丝绸之路。或许可以叫做“丝路东段”，即经胶东半岛、辽宁半岛、朝鲜半岛，直达日本列岛的丝绸之路。
古代南方“丝绸之路”
我国西南地区还有一条不太着名的商路，此比西北“丝绸之路”早两个世纪：即“蜀身毒道”，人称“南方丝绸之路”。
蜀身毒道，蜀是指四川，身毒是古时印度的称呼。从成都到印度，过川、滇，越岷江、金沙江、大渡河、雅砻江、澜沧江，至缅甸后，沿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进人印度，而后再顺伊洛瓦底江出海，转去欧洲。最早的记载，是司马迁的《史记·大宛列传》，张骞奉命出使西域，在大夏(阿富汗)发现有许多蜀锦、邛杖、茶叶等四川物品，这些东西，是蜀商通过“蜀身毒道”
运往印度，继而转卖去阿富汗的，张骞把这一发现报告了汉武帝。蜀锦，产于四川，价值昂贵。邛竹，生长在临邛(今邛崃)西周的邛崃山中，竹节奇特，像人面一样，又称“人面竹”用邛竹制成的手杖，被誉为柱杖中的珍品：蜀商把印度玉石、琥珀、琉璃运回内地。
蜀身毒道分别由五尺道、永昌道和灵关(汉代叫青衣道)以及这三道汇于云南洱海后从大理延伸至永平、保山的博南道组成。
蜀身毒所经地区正好是三江河谷地带，山高水险、道路崎岖，山顶与河谷，有的高差多达2300米。古代先民为克服山高水险，创造了索桥。索桥又称吊桥，常建于悬崖峡谷、急流险滩上。《太平寰宇记》载：“夷人于水上置藤为桥，谓之作也。”使用铁器后，又将竹索变为铁索。至今古道上还留有泸定桥、霁虹桥、怒江桥等。霁虹桥位于永平县岩洞与保山县平坡之间的澜沧江上，徐霞客称之为“迤西咽喉，千载不能改矣！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的铁索桥。
蜀身毒道历史上分布有六夷、七羌等少数民族，至今有彝、白、苗、景颇、佤、阿昌、独龙等民族，风情多彩。
古代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古代同世界各国的交往，除了为人熟悉的陆上“丝绸之路”之外。还存在海上的“丝绸之路”。而且据历史文献和出土文物证明，后者比前者持续时间更长，范围更广，影响面也更大。
早在公元前，中国的丝绸就已分陆海两路外传。由于当时海上交通比不上陆地发达，丝绸主要由陆上运出。唐代以后，因为中国的政治中心南移，以及造船和航海业有了较大发展，陆上“丝路”的重要性逐渐让位于海上运输。到元代，蒙古的西征使中亚、西亚的经济、文化遭到很大破坏，陆上“丝路”从此衰落，海上“丝路”因而得到了更大的发展。
海上“丝路”有东海、南海两条起航线。东海起航线的船只从中国北部出发，沿朝鲜半岛航行至日本，或由明州(今宁波)起航，横渡东海至日本。丝绸运销朝鲜和日本，销量都很大。南海的起航线，通过番番(今广州)，首先把丝绸运到印度或斯里兰卡，然后再转到各地；或经红海达开罗，再由开罗运往叙利亚、埃及等地。
明代，闽粤沿海的商人到东南亚各地经商的也很多；后来又开辟了从南海航路派生出的经马尼拉通向拉美的新的海上“丝路”。这条新航线的开辟，意味着古代中国丝绸通过海上“丝路”的外传，差不多遍布全世界了。
另有学者撰文认为，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应称之为“瓷器之路”。因为，古代海道在唐代正式开辟，主要是用于瓷器输出，这是数量最多的国际贸易。瓷器是我国独创的发明之一，它和丝绸的作用和影响一样，都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作出的伟大贡献。两者的区别在于：丝绸繁荣于前，成为陆路输出的代表；瓷器兴盛于后，成为海路输出的大。丝绸和瓷器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手工艺术品两个发展阶段，构成了中外经济文化交流史上的两个阶段，可谓是“各领风骚数百年。”
古代一条游牧丝绸之路
由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和蒙古科学院组织的国际考察队在泥泞沼泽、崎岖不平的蒙古高原上跋涉了4000余公里后，完成了丝绸之路游牧路线的考察。
在考察中，学者们侧重考察了古代游牧民族与中国的关系。在鄂尔浑河谷，考察队找到了建于公元840年的回纥汗国都城遗址。这座25平方公里的废墟曾是蒙古高原上最大的游牧民族的教城。在此之前蒙古高原曾出现过匈奴、鲜卑、突厥等强大的游牧民族，但他们的都城都未曾发现过。
这座受封于唐朝皇帝的回纥汗国的都城呈长方形，有城门、宫门、两道护城河和方型塔楼。土耳其学者推测，这座古城可能受到了中国的“天圆地方”观念和唐代都城布局的影响。
令各国学者振奋的是，唐开元二十年由唐玄宗为突厥王子赐建的“故阙特勤碑”今天仍挺立在杭爱山中秀美的草原上。这座高3．75米、宽1.2米的大理石碑正面是用唐楷刻的碑文，字迹清晰如初，碑的顶端是三条龙盆绕在一起的石雕。碑文记述了唐朝与北方游牧民族的关系。由于杭爱山不产大理石，一些学者认为，这座高大的石碑可能是从中国内地运过来的。
考察队还考察了坐落在鄂尔浑河谷中的哈拉和林城遗址，这是忽必烈建立元大都前蒙古汗国的都城。在这座废墟上，中国和日本学者发现了一块13世纪时汉字碑刻《建三灵侯庙记》。
这次考察表明，古代中国北方确实存在一条自新疆哈密贯穿蒙古高原至辽东的游牧丝绸之路。在科布多发现的一张清代的驿站图还清晰地标明，有许多商道从北京出发，经张家口，跨过蒙古高原进入西伯利亚。
考察队在阿尔泰山北麓跋涉1000多公里，对史前岩画进行了全面的考察。考察结果表明，阿尔泰山岩画是贯穿欧亚大陆和美洲北部草原地带岩画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它为了解人类的早期活动和东西方民族的大迁徙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古代的海关
海关作为对进出国境的人员和货物监督管理的国家行政机关，是伴随着一个国家对外贸易实行限制而产生的。
我国海关的产生，具有悠久的历史。从历史文献上看，我国海关的起源可以远溯到约3000年前的西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当时古籍中已有许多关于“关”和“关市之征”的记录。“关市之征”，就是国家规定货物通过边境的“关”和国内的“市”，要进行检查和征收赋税。但同时也重视政治上的“守关”，并且有了执掌关市的专门机构和人员。
秦统一中国后，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这时诸侯国国界消失，有些关撤销或成为内地关。但陆地边境的关仍然存在。秦朝一些边防城镇的郡守和边关的关都尉，负有军事防卫和管理贸易的双重职能；汉王朝国内不设关禁，商货通行无阻，但为防止匈奴入侵，严禁铜铁兵器出关，对商人和使节所带货物，均不征税。当时甘肃的玉门关、阳关都是着名的边关。
唐代开始，在沿海自岸设市舶使(司)，似监管海上进出口货物和船舶，征收关税。唐朝内地同时设有26处关，并建立了陆关管理制度，但对陆关的绢马和茶马贸易均不征税，只是严禁兵器出关。宋、元、明各朝代均沿袭了唐代的市舶使制度，建立提举市舶司，除征收关税外，还直接管理对外贸易，其职能比较广泛。元代制定的《市舶抽分则例》，可以说是我国最早较完备的海关法和海关税则。市舶使(司)已具有近代海关的特征。
清初实行海禁，30年间片帆不准入海，违者处死。康熙二十二年(1683)海禁开放，虽设立了海关，但对海外贸易和国际交往加以限制，实行闭关政策。
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漳州(厦门)、宁波、江南(上海)四处设立海关。正式称为粤海关、闽海关、浙海关、江海关。“海关”之称由此始。
但从制度上看，它是市舶制度的继续。也是清初在内地所设“户关”、“工关”的发展。从此，我国古代海关的职能才逐步完善起来。
长江上的海关
海关，是国家在边界要道上设立的行政管理机关，它负责执行进出国境的法令、监督货运、征收关税和查禁走私等任务。
长江，是我国设立海关最多的一条河流。其中以上海江海关为最早。明末清初都厉行“海禁”；直至1684年才得以解除。上海江海关于次年，即1685年正式设立，与随后设立的浙海关、闽海关、粤海关，并称海禁初开时的“四关”。鸦片战争以后，列强入侵不断深至腹地，远至长江中上游。侵略者“得陇望蜀”，清政府节节退让，长江上的海关逐一设置。
1861年设镇江、九江关；1862年设江汉关；1867年设芜湖、宜昌关；1891年设重庆关；1893年设苏州、沙市关；1894年设金陵关；1898年设岳州关；1909年设长沙关。此外，在沿江其他口岸还有不少海关派出机构。
本来，从清初到1853年，海关一直在清朝政府控制下。1854年，英、美、法驻沪领事趁小刀会起义，地方混乱之机，胁迫上海道台承认由英、美、法三国窃据的“江海关税务管理委员会”。此例一开。各海关争相效尤。
沿江海关被列强操纵近一个世纪，直到解放后才回到祖国的怀抱。随着改革开放，沿江港口依次开放，继南通、张家港、镇江、南京港外，1991年国务院第22次会议，又批准芜湖、九江、武汉港对外籍船舶开放，与港口配套的口岸机构、海关联检机构，相应健全。
现在无论来自哪个国家的船舶，都毫无例外地必须遵守我国政府的法令法规，进行边防检查、海关检查、商品检验、卫生检疫及引航、引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