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自我克制
一个道德完善的人，总是能够按照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和恰当的仁慈来规范自己的行为。但很多人非常了解这些准则，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很好地贯彻它们。因为人的感情冲动会促使或者诱惑他不自觉地去违背那些准则。冷静清醒下来，他是毫无疑问地赞成和支持这些原则的。但对这些道德准则的了解，如果得不到有效的自我控制，总是不能很好地运用到实际行动中。
古代那些优秀的道德学家把人类的感情冲动分为两类：一是需要用克制力来进行抑制的一时的情绪冲动；二是可以在短时间内加以抑制，但终究会爆发的长久的激情。由于人类的感情冲动频繁地、持续地存在，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我们可能很容易被它引入歧途。
第一种短时间的感情冲动主要表现为恐惧和愤怒的情绪，以及那些与它们交织在一起的其他情绪；而第二种难以抑制的激情则主要表现为对舒适、享受、恭维等使人得到满足的事物的渴望。强烈的恐惧和愤怒往往需要良好的克制力进行片刻的抑制；而对安逸、享乐、恭维等事物的渴望虽然可以得到暂时的压制，但它对我们的引诱却是不会停止的，它们常常诱导我们犯错误，并为此悔恨不已。这两种感情冲动都会以促使和诱惑的方式来使我们背离自己的原则。古代的道德学家把对前一种冲动的克制称为意志坚定和隐忍；而把对后一种激情的克制叫做节制、有节、严谨和稳重。
自我克制本身就是一种美。通过对自身冲动情绪的控制，我们会得到赞美和表扬。而这种通过自我克制得到的好处，以及通过谨慎、正义和仁慈得到的赞美，都与克制之美本身无关。克制之美得到人们的尊敬和颂扬，是因为它表现出一种高尚的人格力量以及那种长远的坚忍性和持久性。
坚忍的人总是能得到高度的赞扬和崇拜。因为他在痛苦和危险面前，在死亡和威胁面前，还能保持同平时一样的镇定，不说违背自己良心的话。如果他为了国家的事业而捐躯，那么我们对他的同情，对陷害他的人的愤怒，对他的高贵气节的敬佩以及对他的人格的深刻理解，都融为一体了，并且转化为对他的狂热的崇拜。
从古至今，人们仰慕的英雄们都是这样，他们为了争取真理、自由与正义而不懈斗争，毫无畏惧地走向刑场，到死也无损自己的身份和尊严。他们的遭遇使人们对他们有了更多的赞誉。就说苏格拉底，如果他是安静地死在自己家里的床上，而不是为真理而死，那么后世对他的赞誉也就不会如此绚烂了。这种赞誉在后世的英雄志士身上也都有体现。在弗图和霍布雷肯雕刻的历史人物像中，托马斯·莫尔、雷利、罗素、西德尼等人头像下面的那把作为砍头标记的斧子，往往给这些人物带来了真正的尊贵和情操，那远比人们佩戴的纹章等无聊的装饰物要让人们感兴趣得多。
不仅仅只有高尚的人会因为这些高尚行为而增光添彩，就连一个囚徒也会因为具有这种品质而让人对他的印象改观。当一个罪犯凛然庄严地站在断头台上时，我们也难免会为他感到惋惜：这样的人怎么会干那样卑劣的事情呢？
锻炼这种高尚的坚韧的品质的最好场合是战场。正如我们以前所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死亡。而那些对死亡都不会感到惧怕的人，还会去惧怕其他的灾难吗？人们一旦认识了死亡、熟悉了死亡，那种对死亡的迷信式的恐怖和意志薄弱都会被克服、驱逐。一个英勇的战士，他们只是把生命看成一种追求向往的对象，而把死亡看成令人讨厌的生命终结。而许多经验和经历让他们觉得：一些看上去很可怕的灾难，实际上没有我们想象的那么悲观。只要鼓起勇气、运用智慧沉着应对，就可以在困境中找到生机。因此，死亡并没有那么可怕，我们应该有应对它的信心和勇气。这样，当我们身处危险之境时，就不会那么慌张，急于摆脱，我们就能镇定地经受考验。军人的职业在人们的眼中比其他职业显得更为高贵的原因，就在于这种习惯性的对危难和死亡的临危不惧。为国效命疆场，正是英雄们被我们爱戴的原因。
战争虽然违背正义、仁慈的道德原则，并且没有丝毫人性，但是有时也能让我们对它产生很大的兴趣。并且策划、发动、指挥战争的本不足取的人，反而能得到人们很大程度的尊敬。甚至为抢夺而战的海盗们也会引起我们的兴趣，我们带着尊敬和钦佩的感情把他们的故事到处传扬。这是因为他们在追求那些邪恶的目标时，也忍受了常人无法克服的艰难困苦，他们用坚韧的智慧渡过了很多和军人同样可怕的危险和灾难。
对愤怒的克制在许多场合往往不如对恐惧的克制显得更崇高。反而，在古今的著名雄辩和演讲中，许多正义的饱含愤慨的段落是最令人叹服的。雅典的狄摩西尼批判马其顿国王的演说，西塞罗控诉喀提林同党的演讲，都是因为激奋高尚的感情而流芳千古。但是对于这种恰当的愤怒的表达是经过了抑制的，这样才能引起旁观者的理解和同情。而过于激烈的勃然大怒和叫嚷的冲动，只会让人生厌。因为使我们产生兴趣的不是发怒的这个人，而是他发怒的原因、他愤怒的对象。恰当的愤怒能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这一点，而大声叫嚷则会让我们在厌恶的情绪下对此失去兴趣。但是多数情况下，宽恕作为一种高尚的品质，要比愤恨更为合理。在出于公众利益的需要必须与最可恨的敌人进行合作，来达到更为崇高的目标时，一个理智的、深谋远虑的人应当不计前嫌，和他们合作——无论敌人是否为他们让人愤怒的行为作出了令人满意的谢罪。这种具有高尚的品质和智慧的人应该得到我们的高度表彰和赞扬。
然而，对于愤怒的抑制并不是在所有的事情上都如此辉煌壮烈。我们常常也因为恐惧而去压抑我们的愤怒，但是这种怯懦的行为无法让我们把它说成是高尚的。在这种场合，愤怒使人勇于战斗，愤怒可以显示出某种胆量和高于恐惧的品质。人有时出于虚荣，会刻意地表现出愤怒，但从来不会表现出恐惧。比如底气不足又好面子的人，总爱在他们的下属面前，或者在不敢表达异议的软弱的人面前装出一副愤慨的样子，以为这样就显示了他们无畏的气魄。就连无赖也喜欢编造种种谎言，把自己描述得暴躁霸道。他们想，既然别人不可能把他当成一个可亲可敬的人，那么最好把他看成一个可怕的家伙。眼下有一种风气鼓励人们用决斗解决问题，从一定程度上讲可以说是鼓动复仇。这种风气在很大程度上，让因恐惧而压抑愤怒的人和行为变得更加可鄙。对恐惧的抑制中总有某种让人觉得高尚的精神，而对愤怒的抑制则不会，那只会更加暴露自己的胆怯和懦弱。只有基于体面和尊严的抑制，才会得到人们的赞许。
在我们没有面对什么诱惑的时候，按照谨慎、正义和合宜的仁慈的要求行事，并不显得多么高尚。只有在面临危难时审时度势、量力而行；在面临威胁时仍然诚挚地按照正义的规范行事，不理睬那些使我们违反道德规范的诱人利益，也不理会那些可以激怒我们的种种伤害；在被小人忘恩负义或者恩将仇报时还坚持自己的慈悲之情，这才真正属于最高尚的品质和美德。自我克制本身是一种美德，而其他散发着光彩的美德也都是在自我克制的基础上才得到发挥的。
对恐惧和愤怒的抑制都来源于优秀的自我克制力量。尤其当我们出于正义和仁慈而这么做时，不仅体现了伟大的美德，也为其他美德增添了光彩。然而在各种不同的环境下，自我克制会受到各种不同的动机的驱使。如果出于不纯的动机，这时自我克制就具有一种十分危险和可怕的力量。就像大无畏的勇猛如果用于不义的事业，会是一种极端危险的力量。所以，一个人也可以用表面的平静去掩饰他坚定而残忍的复仇之心。但这种掩饰所需要的内心力量，它的高尚虽然被不正当的目的所玷污，但是却还常常受到许多人的高度钦佩，因为那实在需要很大的勇气和坚定的决心。
渊博的史学家达维拉就经常称颂美第奇家族的凯瑟琳的超人伪诈；严肃认真的克拉伦敦勋爵也对迪格比勋爵及其后的布里斯托尔伯爵的虚伪掩饰作出很高的评价；见地非凡的洛克先生最钦佩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隐忍；甚至西塞罗也似乎觉得这种欺骗功夫虽然未必崇高，但作为一种有效的斗争方式也有很大的价值，还是值得赞许和尊敬的。确实，这种隐忍和隐秘的欺骗在国内激烈的党派斗争和内战中无处不在。当法律已经失去它的尊严和效力的时候，当最清白无辜的人都难以自保的时候，大部分人为了自身的安危而使用这种方法进行自保，对任何有可能占上风的党派都拍马逢迎、见风使舵。这种品质实际上需要冷静坚毅的态度和决然果敢的勇气来支撑。它的效用在于，它可以用来加深对立派别之间的深刻敌意，而敌意正是伪诈生长的土壤。所以说，某些时候它确实可以派上些用场，但害处是十分明显的。
因此，抑制那些看似不是很强烈和狂放的激情显得更有必要，因为这样自我克制就不容易被各种害人的动机所利用。节制、庄严、谨慎和中庸，这些受人喜爱的品质都不太可能导致有害的行为。而单纯简朴、勤勉和节约，这些同样受人欢迎的散发着原始的朴实光彩的美德，也都来自和缓的但却坚持不懈的自我克制。那些过着幽僻而宁静的生活的人，他们的行为从自我克制中获得了很大程度的优美和优雅。这种优雅或许并不夺目，但却未必比那些英雄豪杰、政治家或者议员等大人物逊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