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心”和“中华魂”
中华民族精神是中华民族延续发展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力，是贯穿全民族历史发展的群体精神形态，是积淀于民族心理文化结构中的精神素质，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中国心”、“中华魂”。
中华民族精神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内容，有着自身的内在结构。大体说来，它由两个基本方面所构成，一是精神活动的方向，即精神活动所追求的理想目标；二是精神活动的方式，即为实现理想目标而采取的态度、途径和方法。
就精神活动的方向而言，它又包括三个层次。一是“天人和谐”、“群己和谐”的崇高境界。中华民族始终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群体与个体的和谐，中国人坚定地认为人与自然是互相依存、互相补充、互相统一的，因此主张“经与天地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社会领域中，中华民族既主张“为群”，也提倡“贵己”；既倡导“兼善”，也强调“独善”，追求群体价值与个体价值相统一的“群居和一之道”。这与西方民族强调人与自然的对立，个人与群体的对立，很不相同。二是“天下为公”
的大同理想。中华民族长期以来追求的美好社会理想，就是《礼运》所描绘的“天下为公”的社会，在这种社会里“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财产公有，社会和平。三是“盛德大业”的人生目标。中华民族的个人人生理想，是养成崇高的品德和建立弘大的功业，即《易经》所说的“盛德大业”。人生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立德立功”、“崇德广业”，即要使自己成为道德高尚的人，又要建功立业，为社会作出贡献。这三个层次相结合，构成了中华民族精神活动的方向。历代的贤能圣哲、仁人志士、英雄豪杰，都以这种理想鼓励自己去努力奋进。
就精神活动的方式而言，中华民族精神包括四大要素。
1.自强不息”的主体意识：中华民族总是以“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为实现美好的精神境界、崇高的社会理想和人生的价值而努力奋进，永不停息。
2.“革故鼎新”的革新观念：中华民族虽然尊重历史，珍惜传统，但它并不保守，更不停滞。“周虽旧邦，其命维新”，“革去故，鼎取新”的变革观念乃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重要内容。
3.“厚德载物”的宽容态度：中华民族主张人应该具有博大宽厚的胸怀，负载万物，生养万物。以兼容并包的态度与自然友好相处，对同胞仁爱相待，对外族和平友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实现天人和谐、人际和谐的理想。
4.“致中和”的处事方式：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都以整体平衡为特征，《易经》讲“太和”，《中庸》讲“中和”，就是主张保持整体中各部分的动态平衡关系，反对“过”和“不及”两种极端化和片面性。这四点共同构成实现美好理想的基本方式，它是为实现“天人和谐”、“群己和谐”、“天下为公”、“盛德大业”的精神活动方向服务的。
中华民族精神的活动方向和活动方式两个方面有一个统一的基点，就是重视道德。“天人和谐”、“群己和谐”是至善的道德境界，“天下为公”是至善的道德社会，“盛德大业”是至善的道德人格，“自强不息”、“革故鼎新”、“厚德载物”、“致中和”是至善的道德原则、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道德是贯穿“方向”和“方式”两个方面，是连结其各个要素的一条红线。因此，可以说，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的核心是崇高至善的“重德精神”。
中华民族精神在历史上经历了一个形成、衍化和发展的过程。在民族形成之初，上述精神品格还不够显着，不很典型，随着历史的前进和民族的成熟，它就逐步被强化，成为民族的基本精神素质和共同品格，于是成为一种既定的力量，影响着民族成员的素质，并世代相传，发扬光大，而且不断丰富，不断发展。到了现在，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精神，得到了进一步的继承和发展，呈现出更加绚丽多姿的崭新风貌。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精神在革命和建设时代的新发展，都是民族精神在一定历史时期的表现形式和发展成果。
中华与龙
龙是中华民族发祥和文化肇端的象征。中国的大地被称为“龙的土地”，中国人被称为“龙的传人”。不但全世界的华人都熟悉“龙”这种形象，各种肤色的外国人也从“龙”这个标记中知道它和中国的密切联系。这些事情，真可以说是十分微妙了。
然而什么是龙？哪里有龙？
一般人心目中的龙，和考古学家、生物学家心目中的龙，完全是两回事。
在中国这片大陆上，太古时代，的确曾经有过古生物学家心目中的“龙”，山东的莱阳、云南的禄丰、黑龙江的嘉萨等地，解放后都曾发掘过完整的恐龙化石。我国是保存完整恐龙化石最多的国家之一。
然而洪荒时代这些曾经在亚洲大陆上纵横逞威的大爬行动物，和今天人们心目中的腾云驾雾的龙完全是两回事。恐龙生长在“中生代”距今1亿年以上，那时不但还没有人类，而且连人类始祖的猿类也还没有跨上历史舞台。在这个时期，只出现一些有袋类的哺乳动物。等到原始人类出现的时候，恐龙早已在地球绝迹，只在地层里留下它们骸骨的化石罢了。
那么，本来在生物界全无踪迹的中国式的龙，在古代人们心目中究竟是怎样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到了今天，仍然到处都可以看到“龙”，龙的雕刻、龙的绘画，龙的器皿，龙的装饰，龙的旗帜……端午节划龙舟，元宵节玩龙灯。中国人都认为自己是龙的后代，有一首歌曾风靡了台湾和大陆，名字就叫《龙的传人》。“龙”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它究竟是一种什么东西呢？
严格地说，这是一个历史学、民俗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生物学的问题。
回答这个问题最精辟的，无过于闻一多先生了。他的三篇作品《伏羲考》、《龙凤》和《端午考》有力地解释了三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龙的形象是怎样形成的？龙在中国古代传说中为什么这样有势力？它后来为什么又变成了帝王的符瑞？
闻一多在《伏羲考》，中指出，龙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总之龙是一个本来不存在的各种动物的混合体。
龙的传说历史久远。从殷契甲骨文出现结构完备的“龙”字，迄今已3000多年，而出现龙的图案和传说就更早得多了，它可以一直上溯到遥远的史前文化。相传在“感天而生”的上古时代，有女登感“神龙”生炎帝，附宝感“北斗”生黄帝，庆都感“赤龙”合婚而生帝尧的故事。除了神龙、赤龙外，属于伏羲氏系统的还有长龙氏、居龙氏、降龙氏、潜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白龙氏、黑龙氏、飞龙氏等等。这些各种各样的“龙氏”，与后来《山海经》中所说的“龙身而人面”、“人首蛇身”的诸神，实际上都是远古时代中华民族的族徽图腾。这种“炎裔黄胄”之说一直流传到今天。
从龙的造形中，我们可以揣摩到中华民族在形成过程中的斗争和联合，以蛇为图腾的远古华夏氏族、部落不断战胜、融合其他氏族、部落，逐渐形成华夏大氏族。它的图腾也兼取被融合、吞并了的其他氏族、部落的图腾，譬如：鸟图腾、马图腾、鹿图腾、牛图腾、鱼图腾等。最后拼合成中华民族共同崇拜的形象——“龙”，一种虚拟的综合性神灵。“龙”体现着华夏各氏族、部落的大融合、大团结。“龙”具有着无限强大的生命力，变幻莫测、气象万千。上可腾云驾雾，下可循地入海，它无坚不摧，不可战胜。它不正是我们中华民族无可估量的创造力的象征么？
龙的形象，已经越过历史的门限，跨进现代社会来了。现在，这么一个头角峥嵘矫健活泼的龙的形象，已经不但成为中国人的象征，而且，进而跨越国界，成为全地球华族人士的符号。过去，神话在支配人，现在，人在欣赏神话。过去，人匍匐在龙的图腾之下，现在，龙的形象增添了人间的生活情趣。
“龙的传人”的传说
有一首叫做《龙的传人》的台湾歌曲，表达了台湾人民不忘自己是华夏子孙的感情。为什么中华民族是“龙”的后代呢？
在中国远古神话传说中，除了“燧人氏钻木取火”的传说外，最有名的是有关伏羲、女娲“黄土作人”、“作八卦”、“女娲补天”、“伏羲女娲兄妹为婚”等等神奇传说了。他们二位代表着近百万年原始历史的最早期的中国远古文化。而作为远古时代中华民族文化的代表，在真正远古时代人们的信念中，伏羲和女娲都是巨大的龙蛇。晋人皇甫谧《帝王世纪》中说：“燧人氏的时代，诞生了伏羲，人的头，蛇的身子。”又说：“女娲氏承袭了伏羲氏的制度，也是蛇的身子人的头。”据郭璞传注的《山海经》说：“女娲是古时的神女而称帝，她是人的脸面蛇的身子，一天当中有七十次变化。”
“女娲”的名字最早出现于《楚辞·天问》中，屈原问道：“女娲用黄土造就了人类的身体，而她自己长着人的头蛇的身子，一天七十次变化的身体又是谁造就的呢？”东汉人王延寿写的《鲁灵光殿赋》中也写道：“伏羲麟身，女娲蛇躯。”在汉代石刻画像的砖画中，常有人面蛇身的伏羲、女娲交尾像，形象地证实着“兄妹为夫妇”的伏羲、女娲是一双巨大的龙蛇。
而且，更为有趣的是，在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许多“神”也是“人首蛇身”或“龙形”。在雄伟瑰奇的《山海经》中，还有共工、相柳、贰负等都是人面蛇身；雷神、烛龙(烛阴)、鼓等都是龙身人头，而轩辕国中每一个黄帝子孙也都是“人面蛇身，尾交首上”。战国时代魏人着的《竹书纪年》
中说，属于伏羲氏系统的有所谓长龙氏、潜龙氏、屠龙氏、降龙氏、上龙氏、水龙氏、青龙氏、赤龙氏、白龙氏……等等，也是一大群龙蛇。闻一多先生在《伏羲考》一文中，曾经“将山海经里所见的人面蛇身或人面龙身的神弄一总表”，并且指出，作为中华民族象征的“龙”的形象，是以蛇身为主体，“接受了兽类的四脚，马的毛，鬣狗的尾，鹿的脚，狗的爪，鱼的鳞和须”。
可见，这条巨大的龙蛇，其实就是远古时代中国大地上许多氏族、部落联盟的一个共同的图腾、符号和标志。图腾，是原始人崇拜的某种动物、植物、原生物或者自然现象；他们认为这些“神物”是自己的祖先或保护者，他们这个氏族就是从这种神物蘖生出来的。中国最大的“神物”——龙，就是蛇的图腾化。最早的龙就是有角的蛇，以角表示其神异性，甲骨文金文所见的龙字都是如此。
原始人对于他们的图腾是极端崇拜的，所以在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中，众多的“神”是“龙蛇”或者是“龙蛇后裔”。《路史·后记》注引《宝椟记》
讲：“天帝的女儿在华胥之渊游玩，遇蛇而怀了孕，经过十二年生下庖(伏羲)。”
这种人类“在野蛮期的低级阶段”，由原始图腾崇拜积累起来的迷信，这些“开始于此时产生神话、传奇和传说等未记载的文学，业已给予人类以强有力的影响”(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并为后来的封建统治者所利用，而“龙”的形象也就成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统治的象征。
天子的礼服上画卷龙，称为“衮龙袍”，天子的仪仗有龙旗，起居处叫“龙庭”，坐的位置叫“龙位”。《史记》中刘媪遇龙而生下了刘邦这一类有关“龙种”、“真命天子”的神话传闻更是史不绝书了。这是原始人对龙蛇图腾崇拜历史发展的一个方面。
但是，更为重要的一个发展方面却是，中国远古时代原始人对龙蛇图腾的崇拜，作为一种共同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它们浓缩着、积淀着原始人们强烈的感情、思想、信仰和期望”(李泽厚：《美的历程》)。这种观念也确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感情，经过历史的积淀，蕴蓄贮藏得愈久，也就愈炽烈，历久而不衰息。原始人对龙蛇图腾的崇拜，终至积淀而为中华民族的传统、民族精神体现之一。这个民族传统，也就成了中华民族的象征之一。为什么台湾同胞和海外华人称自己为“龙的传人”，这个问题也就不难理解了。流传至今的春节期间耍龙灯(龙舞)，其实正是这种原始人崇拜龙蛇图腾巫术礼仪遗痕演化而来的。解放前，有的地方还有舞龙祈雨的旧风俗。今天，龙舞则是象征着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巨龙腾空而起，矫雄敏捷、崛起而飞的雄姿。
“中华文明源于何处
黄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是中华民族文明的摇篮，是中华民族的母亲……许多人都习惯于这样来赞颂黄河。
黄河流域有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大汶口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着名的文化遗址，是重要的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但我国除黄河流域之外，在长江流域、东南沿海、西南地区、北方地区，也分布着诸多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长江中游的大溪文化距今约6000多年，屈家岭文化距今约5000多年，学者们认为，它们“与中原同时期的龙山文化虽有一定的联系和共性，但在更大程度上具有自身的特点，并且其直接渊源也不相同。”它们是黄河流域之外，单独发展起来的我国远古文化之一。在长江流域的其他地区，分布着大量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浙江余姚县河姆渡遗址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其中有我国迄今为止发现得最早的人工栽培水稻。河姆渡遗址也是一种和黄河流域文化完全不同的独立文化类型，它是我们的祖先在长江流域创造的又一光辉灿烂的原始文化。另外，马家浜、良渚、青莲岗等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也各有自身的文化特点，不同于黄河流域的远古文化。
考古工作者还在福建、广东、广西、云贵、西藏、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新疆等地发现并发掘了多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址。出土文物表明它们也都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
综观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所取得的丰硕成果，着名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先生说：“中国文明的起源，不似一枝蜡烛，而像满天星斗。虽然各地、各民族跨入文明门槛的步伐有先有后，同步或不同步。但都以自己特有的文明组成，丰富了中华文明，都是中华文明的缔造者。”
我们可以说，中华文明有多处发祥地，黄土高原及黄河流域尽管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但并不是唯一的发祥地。
爱我中华
1爱国主义的科学内涵一种意见认为，爱国主义是对祖国的忠诚和热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它是一个历史范畴，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内容。另一种意见认为，应表述为“各国人民都具有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崇高深厚的感情，是为祖国独立、繁荣富强贡献力量的强烈责任感和不惜牺牲自己一切的牺牲精神”。
还有一种意见认为，爱国主义是一种把关心和维护祖国利益、推动祖国进步作为自己最高职责的思想观点和行为准则，第四种意见认为，爱国主义应包括四个方面：①对祖国深厚的挚爱之情；②调整个人与国家民族关系最基本的道德规范；③重要的政治原则；④每个国家和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