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香港的高宗武听说影佐亲自出门去河内接送汪精卫出境，不由得大起恐慌，他与影佐打过交道，深感那一支犀利的目光似能穿过他的肺腑，看透他的隐密。很明显，影佐对他一直怀疑和警惕。他不愿与这样的人打交道。
其实，汪精卫在河内的那段寂寞也只是表面的。高宗武眼看日本政府换了内阁，对汪精卫的态度有了转变，内心更为焦急。他曾于2月上旬潜回河内，给汪精卫出谋划策，以守为攻，订出上中下三种方案：
（一）、如果日本与蒋介石接触，汪协助斡旋；
（二）、如果与蒋介石以外的人接触，汪以在野资格斡旋；
（三）、如果要汪出来负责，他将出马。
汪精卫觉得大为不妥，陈璧君愤愤而怒：
“现在让日本人与老蒋接触，那我们所干的一切都是为什么？再说，以目前与蒋介石的关系看，汪先生还能起到作用吗？”
“与蒋介石以外的人，那还有谁，莫非是王克敏、梁鸿志一帮老朽。”陈璧君鼻子里喷出一股不屑之气。
高宗武露出一副山人自有妙算的得意，“如日本人能与蒋介石谈妥，那我们早无须出来了，而王克敏、梁鸿志的分量又怎能与汪先生相提并论。我这上中下三策，其实给日本人的，只有一策可挑。”
果然，汪精卫摆出这副姿态后，得到了平沼内阁的赞赏，高宗武回香港后，日本驻港总领事田尻爱义将平沼内阁政府支持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决定口头传达给了他，使高宗武大为兴奋，以为大功就此告成。因此，他现在最怕横生枝节，让影佐看破他的行踪。于是，四处加紧活动，企图阻挠影佐的行动。
他的活动太明显，已露出了破绽，越来越多的日本人开始对他产生了怀疑。
田尻将此事汇报于影佐后，影佐双眼立刻露出一股杀机，站在一旁的犬养健见状连忙阻止说：
“总怀疑高，不见得是愉快的事吧。”在东京的几次接触，他对高宗武印象不错，总认为此人不过一介书生，是个职业外交家，尽管有华而不实、哗众取宠的一面，但怎么能和间谍联系到一起呢。”
后来与高宗武见面后，犬养健又将这一情况透露了出去，提醒他要注意约束，免遭不测。
高宗武顿时全身僵硬，半响才故作气壮地说：
“我不怕，听说你们日本人有的居然想给我毒药吃，我是决不会被杀的。”他像和谁赌气一样胸脯一挺，在犬养健面前挥动着拳头：
“我不会抛弃我自己的想法，我对汪先生无愧之有，日本人的毒药又怎能药死我呢？我可以逃到世界上任何地方去，我有作为一个人而生存的权利。中国不能住，就去南洋；南洋不行，就去美国。十年、二十年，都能活下去。”
“高，别说气话了，其实这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在香港，机密被泄露的事情，而且怀疑你是泄露机密者，这你如何解释。”
高宗武决定利用犬养健作为一道挡风墙，他以一副诚实的表情面对着对方：
“我可以一五一十地向你说个明白。我年轻时，曾得到蒋汪两先生的赏识，破格提拔为亚洲司司长。也就是这个缘故，总不免吃人家哑巴亏，我自己也十分清楚。过去在外交部的后辈们常来香港玩，他们虽然表面上尊敬我，但实际上，约有一半人好像对我抱有反感，有人甚至在背后煽动，不能让高宗武那小子掌握和平运动的主导权。”
犬养健理解地点点头。
“嫉妒是人类的天性。”
“是呀，但我却不知自忌，与汪先生有意见分歧时，每逢有众人来，便向众人絮叼起来，发泄自己的郁愤情绪。现在想来，觉得还是冷静些为好。说不定，有些情报就是这样泄露出去的，这确实是我的过错。但我决不是有目的的泄露机密。依照我的性格，不干则己，干则非大干一场，那就要把建立政府这一运动的全部内容都揭露出来。”
这番解释倒挺让犬养健满意，他安慰说：
“我也认为你不会这样做，不仅如此，我感到高兴的是你在这种狐独的生活中，冷静地意识到了自己的缺点。今后还会发生意外情况，我们约定，大家都不要从和平运动中退出。”
“绝不退出。”高宗武一击掌，作出保证。
犬养健略微放了心。他在想，高宗武还是可靠的，他的行动之所以招致同僚和其他人的反感，是因为他是一个性格孤独的人。这样的人总会让人感到胸中压着秘密。
汪精卫终于死心塌地地上了贼船。1939年4月25日晚，细雨蒙蒙，汪精卫、陈璧君等人逃出河内，至海防附近登上一艘名叫“冯·福林哈芳”号的法国小货轮。按照日本方面的想法，是让汪精卫一同乘坐“北光丸”，这样较为安全。但汪精卫死要面子，认为那样“有失体统”，故执意租了这条载重760吨的小货轮冒险出海。结果天有不测风云，海面上风起云涌，“冯·福林哈芳”号勉强挣扎了3天，汪精卫再不敢为了面子而玩命，于是急电向“北光丸”呼救，乘救生艇爬上了大轮。是夜，他百感交集，写下《夜舟》一首：
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
柁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茫月半阴。
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
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诗的前四句，描写了当时的情景，海天如墨，船危路险，前途渺茫，其心境如荒漠孤旋，秋夜寒水，说不尽孤寂悲凉，凄凄惶惶。后半部分则借用晋代征西大将军桓温谴责王夷甫的典故，暗示蒋介石集团不能逃避中日战争的责任。又借文天祥著名诗篇《过零丁洋》反其意用之，强打精神，表示今后要“尽心”卖国的意愿。
终于到了上海，为了保密和安全，日本人又将他弄到重光堂。这时，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已先期到达。汪精卫环顾左右，问：
“陶希圣为何不见？”
周佛海回答：
“希圣兄还得隔一段日子来沪，六全大会他肯定要出场的。”
“公博呢？‘六大’他能出席就太好了。”汪精卫还是忘不了这位股肱。在河内，他已想过，今后论功行赏，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都属开国之臣，但都不是他的老班底，因此，在指定“首义”人员名单时，硬是加上了陈公博。
“在家做孝子呢，不肯与我们这帮汉奸为伍。”周佛海话中有气，对汪精卫如此重视陈公博多少有点嫉妒。“他为和运根本没有出过力，可还偏要给他一个‘首义’的优惠。”他心中愤愤不平。
“这个死公博，脾气也太犟了点儿，我写信说说他。”陈璧君亲昵地骂着，她相信，陈公博一定会来的。
陈公博此时正在香港侍奉老母，已闭门不出，无意议事了。
当初与汪精卫在重庆一场争论后，他怏怏回到了成都，思想苦闷达于极点。他知道汪精卫所采取的行动属什么性质的问题，但是却没有勇气与之决裂。同样，他也不想再留下去，遭蒋介石白眼。
因此，当他接到汪精卫出逃的消息后，还是急忙赶到了昆明，但汪精卫已先一日到了河内陈公博又再赴河内，并留一封信，托张群转给蒋介石，希望能对汪精卫宽大，容他作最后一试。
汪精卫发表的“艳电”，是他和周佛海、陶希圣二人一同带到香港发表的，在遭到顾孟余反对后，他却抱着无可无不可的态度，敷衍了一番。心想，但愿汪精卫到此为止，不要再有行动，也不要离开河内，和日本人来往，事情或许有转机的可能。
但是，河内刺汪案的发生，使陈公博意识到他的建议汪是不会采纳了。他真灰心透了，也隐隐有对汪精卫的不满，以二十年之友情，不能阻他离渝出国，尚有何话可言，恰值其母病重，遂以此为借口，不发表和参加任何意见及行动。
陈公博还未修炼到心如古井，微波不兴的程度，与汪精卫几十年的渊源，已产生了一种休戚与共的感情。因此，他一面负气归隐，一面却注视着汪的一举一动。当他听到汪精卫已赴沪，还将去日本，便又忍不住了，打了一个电报责问汪，最后一句话说得尤为严厉：
“先生如此，何以面对国人？”
汪精卫则诡辩曰：
“弟为国家、人民而赴日，有何不可以对国人？而且在此国家败亡之际，更不计及个人地位。”
反而指责陈公博以私害公。
陈公博说不过汪精卫，惟有长叹而已。
因此，重庆当局于1939年6月8日及8月25日发表的对汉奸通缉令中，均未列入陈公博。此时他虽未与汪等划清界限，但仍图洁身自好。
陈公博虽没来，褚民谊却找上了门。
褚民谊，曾名明遗。闻名，则知其志。“明遗”表示继承明朝衣钵，成为一名反清复明的志士。所以，在其青年时代，就参加民族主义运动，投身同盟会，追随孙中山。
褚民谊与汪精卫结识很早，大约在1911年左右，后由汪陈两人作媒，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褚汪二人遂成为连襟。虽然褚民谊留过学，有博士学位，但却是草包一个，他的博士论文是研究什么兔子的月经与月盈月缺的关系，因此人称“兔阴博士”。
而他的真正爱好，则是骑马打拳，踢键子，放风筝，特别是在行政院秘书长位上，竟亲自牵马执蹬为当时一位人称美人鱼的女游泳运动员驾车，被认为大辱官声。遗憾当时国民政府没有体育部，否则让他干此缺，倒是十分适合。汪精卫对这位连襟的才干虽不满意，但因其忠心耿耿，也就退而取其次了。
汪精卫发表“艳电”时，褚民谊正在上海，任中法国立学院院长，他是因为1935年汪精卫被刺，出国疗养，才辞去职务的。现在看到汪另辟天地，自然要出马相助了。
其实，汪未到上海之前，褚在学校学生逼迫下，曾公开表态，要与汪精卫划清界限，上海各大报都有他登载的启事，“声明一切，盖犹亲戚归亲戚，政治归政治”，对汪精卫的卖国活动，“绝无参加之意向”。
所以，汪精卫见面就没给他好脸色看。
褚民谊慌慌张张一个劲表白他对形势的看法，他与汪精卫“英雄所见略同”，“对汪先生的主张，我早有同感。”
汪精卫转怒为喜。眼下正是用人之际，褚民谊头脑虽不太灵活，但在国民党内资格老，地位高，实才没有，虚名倒也吓人，于是敞开大门，汉奸队伍中又多了一名大憨。
在重光堂刚住一天，高宗武就感到气闷难当，相隔半年光景，重光堂已大变模样。记得当初密谈时，这儿连电灯都没有，是点着烛光照明的。家俱也都是借来的。现在一切已装修整齐，一应设备俱全。然而，高宗武并没有感到比上次宽慰。那一次，今井、影佐、松本对他都笑脸相迎，尽管有所怀疑，还不至于摆在脸上。现在，却各个目光如刃，像要剖开他心中的秘密，重光楼四周也安置了铁丝网，楼下还有日本兵不停地巡逻，这里已犹如一座监狱。
好容易熬过用完晚餐，他掏出手绢擦擦嘴，对周佛海、梅思平招呼道：
“少陪。”说完起身离座。
正陪同用餐的影佐是个中国通，听得懂中国话。马上问：
“高先生去哪里？”
“到法租界我兄长处。”高宗武强作镇静。
影佐表示反对。“今晚就请住在这里。”
“我兄长家里防范很好，请放心。”高宗武坚持己见。
“不行，今晚就请住在这里，高先生的安全我要负绝对责任。”影左声色俱厉，口气已转为命令式。
“我要回家！”高宗武声音也提高了八度。说着迈步强行出门。
影佐一个箭步跨上前去，堵住门口。
“你要破坏同志之间的团结吗？周君、梅君都住在这里，你大概不愿住在日租界吧！但考虑到汪先生的和平大业，我们都应忍耐，收起你的清高，那毫无价值。”影佐冷笑着。
周佛海、犬养健已闻声过来。周佛海连忙相劝。
“宗武，要回家你就回家吧。”说完，连忙用恳求的眼光看着影佐。犬养健也在背后扯影佐的衣角，示意他不要将事情搞僵。
影佐强忍着气让到了旁边。
高宗武出门后，故意大声对周佛海说：
“影佐有什么权利，可以对中国人随便发脾气？我为和运拼着性命，绝不能接受影佐的命令。”说完，上车而去。
影佐大怒，又欲出门追上前去，犬养健拼命拦住。
“高这个人不可信，帝国政府之所以选择汪兆铭，就是听了他所传达的信息，重光堂密议，也是他保证汪有力量，能动员10个师的兵力。现在一切都清楚了，我们寄希望的龙云没来，余汉谋没来，刘湘没来，何应钦没来，汪手上根本就无一兵一卒，没有力量收拾残局，帝国政府弃蒋而用汪，是失策了。这种偏差，是高将我们导入歧途的。
“还有，高前后意见十分矛盾，为了让帝国政府接纳汪精卫，竟能说服汪，自降身价。而现在日汪合作工作已全面展开，我们双方都骑上了虎背，欲罢不能，他又反对前议，不断生事，令人不可不防。
“犬养君，高对你较少防范，你要多注意他的言行，以免我们再受他愚弄。”
影佐的话，弄得一向信任高宗武的犬养健也狐疑起来。
犬养健开始有意识地与高宗武增加接触，高似乎也很乐意和他在一起，并常常相约相伴而行。
犬养健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在当时，军统特工正在沪上活跃非凡。汪派干部慑于对方的暗杀，对外出进行了限制。周佛海、梅思平等都轻易不外出，惟有高宗武行动例外，活动积极，他向犬养健解释说：
“暗杀是可以防备的，只要你能弄清特务的活动规律。因为暗杀别人的人，也是十分珍惜自己的生命的。他们不像你们日本人抱着‘与汝同亡’的决死念头，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动脑筋，有能力躲过暗杀。”
看来，高宗武不是特别谨慎胆大，就是有恃无恐，犬养健心中这样想。
他与高宗武一起出去过几次，发现了一些问题，每次都和他莫名其妙地走散。有一天，他们约定在永安公司百货商店的照机机陈列橱窗前会合，双方见面不久，高宗武就不见了。事后问他，他解释说，是因为店堂拥挤的缘故，被人群给冲散了。
五、六天后，高宗武又约他在上海一家最好的影剧院的二楼与他一同观看风靡一时的长篇电影《与风共离去》，开场首映的时候，犬养健从外面猛然走进黑暗的影院，完全看不见，竟错坐到一个上年岁的法国妇女腿上。这位妇女惊讶地呼喊起来，犬养健狼狈地逃出影院。不管怎么说，这一次又未见到高宗武。
后来，高宗武又约他去赛马场前面的仙乐斯夜总会见面，他似乎对这里很熟悉。后来犬养健悄悄了解到，这家夜总会的主人姓谢，是青帮中人，属杜月笙手下。至此。犬养健开始隐隐约约感到这中间有某些问题。
住在重光堂，汪精卫的心情较之在河内的寂寞而变为烦躁，影佐人微言轻，许多大事并不能作主，所以只好催促为他安排赴日行程，拟定出《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作为向日方提出的谈判条件。
带着这些条件，1939年5月31日，汪精卫与周佛海一行登上了日本海军飞机，辗转来到了东京。
汪精卫的下榻之处是在离东京北郊约80公里处的古河男爵别墅，这是相当高级的一处住所，纯英国式的建筑，石砌的二层楼，地锦和蔷薇爬满了四周的墙壁，甚至把阳台栏杆都遮住了，整栋楼房掩盖在花团锦簇之中。闹市区的喧哗、噪音与这里无缘，清新的空气好似一尘不染般的纯净。
汪精卫连连感谢主人对他这般的款待。
影佐告诉他，梅思平、周佛海等人住在附近池田成彬的别墅，但在这里也都留有房间，唯有高宗武，却将他安置在隅川田畔的一座独间房舍。
“为什么，”汪精卫眼里闪出疑问。
“他有肺病，是会传染的，”影佐解释说。迟疑了一会，他决定还是将实情告诉汪精卫。
“汪先生不觉得高宗武反常吗？”
汪精卫摇摇头。“高是一个非常热心和平运动的同志，没有他和周君、梅君、陶君的劝告，我可能现在还留在重庆。”
“汪先生能到日本，高宗武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但是，他的真正用心让我们猜不透。”
影佐详细地将高宗武一些可疑之处告诉了汪精卫。最后，他杀气腾腾地咬着牙发狠道：
“为了汪先生的安全，我们将把他扣留下来，必要时，给予肉体上的消灭。”
汪精卫连忙阻止：
“影佐先生对汪某关心之意，深为感激，但高宗武是和运首义分子，杀了未免让众人寒心。”汪精卫多少还有点不相信高宗武会背叛他。
“汪先生千万不要纵虎为患啦，”影佐警告说。
“我会注意的，我会注意的！”汪精卫连连保证。
对于汪精卫赴日谈判，以及汪方拟定的《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日本方面并无充分准备，因此，一时措手不及，拿不出相应的对策。
原来，日本政府对汪精卫的诱降工作只是把其注意力集中在怎样利用汪精卫集团的出逃，以达到其分化、瓦解抗日阵线的目的，加速国民党内部的倾轧，对于汪精卫组织政府，表现为冷淡、猜疑和悲观。平沼组阁后，更是抱着“等着瞧”的态度，所以才将汪精卫搁在河内数月而无人理会。
后来只因汪精卫与高宗武提出了新方案，声称如果日本政府愿意同蒋介石妥协或希望由王克敏、梁鸿志、吴佩孚等人出面组织政府，汪精卫都愿意积极相助。这样就给日方在选择上有了更大余地，再加上影佐等人的游说，如果对汪继续采取冷淡的态度，那么汪及周围的人马将会就此消沉，以前的工作全部付之东流。这样，日本政府才被迫作出了决定方针的工作。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及兴亚院分别命令驻中国各地的日军及各机关参谋长一级，迅速与中央各机构进行协商，1939年6月2日至3日，陆海军举行了“驻地与中央恳谈会”，6月6日，根据恳谈会意见，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
从其内容看，已与重光堂会议的协议内容及第三次近卫声明有了很大的区别，汪精卫的地位更加下降，将要建立的伪中央政权，不过是日军占领下各种势力的结合体，是一个松散的“全国性”的傀儡政权，将是日本政府分治合作政策的再体现。
做奴才也有奴才的苦衷，可惜汪精卫的这种感觉来得太迟了一些。
他是否有后悔之意，从他落水作汉奸后的公开言论中，倒是一派死心塌地的姿态。但他的内心却是灰暗的，情绪则是低沉的。他毕竟不是李士群式的冷血动物，吴世宝式的地痞流氓，他有地位，有教养，有自尊，有过一腔热血的时代，有过海内外景仰的声望，有过轰轰烈烈的历史。然而，却因对抗战的失望，对共产党的愤恨，对权力的疯狂渴望，一失足成万古罪人。良心在咬噬着他，自尊在折磨着他，却因为不能自拔，而自暴自弃。他一生所著计有《双照楼诗词稿》、《小休集》上下两卷，又有《扫叶集》一卷。汪精卫自序云：
“《小休集》后，稍有所作，稍加编次，复成一帙，中有《重九登扫叶楼》一首，颇道出数年来滋味，因以‘扫叶’名此集。”言为心声，自以扫叶为喻，可见晚年心境之一斑矣。
例如此次来日本，就有被人弃置落叶之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