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上班，就听到一阵重重的敲门声。我有些恼怒地拉开门，见门口站着一个中等身材、西装笔挺的绅士，看上去还挺面熟，却一时想不起来了。正愣神间，对方很不绅士地打了我一拳说，妈的，连我都不认识了，我是韩大利。
我恍然大悟，回敬了他一拳说，我还以为你早就不在人世了呢。
韩大利是我十多年前认识的一位文友。我认识他的时候，他正从村里的小学当代课老师，每月领取80元钱的俸禄，日子过得很穷。那时，韩大利就领着那80元钱的俸禄，种着几亩责任田，晚上再写几篇总也发不了的文章，带着老婆孩子一家四口清苦度日。我是在一次文化馆组织的文学青年创作研讨会上认识他的，知道了他的情况后，就帮他联系了一个企业的文秘职务，韩大利一跃就成了那家企业的女老总面前的红人。韩大利一夜之间牛起来了，穿名牌西装，系“金利来”领带，拿着那时还很稀罕的“半头砖”手机，逢人便说我是他的恩人，他一辈子也忘不了我。
在韩大利无限风光的那些日子，我正忙着调动单位，很少与他见面，所以并未得到他“风光”的实惠。有一天，他忽然找到我，说要请我好好嘬一顿。那一天就只有我们俩，他却点了满满的一桌子菜，见我心疼，就拍了拍我的肩膀说，哥们儿，咱再也不是以前的穷教师了，咱要发财了。于是，他一边与我频频碰杯，一边对我说了他的情况。原来，他和女老总“挂”上了，女老总现在让他单独负责一个部门，属承包性质，至于上交多少，他呲了呲牙说，那还不是自己说了算。见他这副张扬的样子，我没有替他高兴，反而隐隐为他担起忧来。他见我不说话，就安慰似地又拍了拍我说，你不用嫉妒，咱哥们这关系，我成了还不等于你成了一样吗？咱们谁跟谁来！我苦笑着摇了摇头。
这之后，韩大利经常带着我出入高级酒店，当然了，他请的不止我一个人，很多时候我只是一个陪客。慢慢地我发现，他请客并不是为了办事，也不是为了联系业务，纯粹是为了一个字：“玩”。我自认是个“玩不起”的货色，就退了出来，任他怎样请我也绝不参与了。
大约半年的时间我没和韩大利联系，只是偶尔听到关于他和那位女老总的绯闻和他在娱乐场所一掷千金的豪迈传闻。直到有一天，他慌慌张张地找上门来，一进门就将我的办公室门反插上，然后低声问我，你有钱吗？我问，怎么了？他重重地在自己的脑门上擂了一拳说，别提了，快给我准备两千块钱吧，我很快就会还你。见他说得急，一向不爱打探别人隐私的我就从财务室支了两千元钱给了他。他接过钱后一秒钟也没停留，匆匆道了声“后会有期”就落荒而去。
韩大利这一去就杳如黄鹤。后来我才听说，他和那位女老总的事不知怎么传到了女老总的老公那里，人家的老公找到韩大利的老婆，要她“夫债妻还”，这一弄韩大利的老婆也知道了。于是这两对男女纠缠起来，韩大利的老婆还到公司门口骂了整整一天“狐狸精”。那位女老总不愿为了屁大的一点儿事坏了自己的家庭和前程，为尽快摆平这件事，就把韩大利开除了。韩大利一气之下，把他所知道的女老总的隐私全部公布于众了，并打印成书面材料在公司门口每人发了一份。最让那位女老总伤心的是，他竟然把女老总的私处有一个大痦子这样的秘密也泄露了出来。女老总一气之下，就查了他的账，一查，竟查出他挥霍了十几万元的公款。女老总给他下了最后通牒，让他十天内让款悉数还上，否则，就起诉到检查院。韩大利到哪儿弄这十几万呀，就来了个脚底下沫油。逃之夭夭之前，他借了五、六个文友的钱，少的七、八百，多的三、四千。
这已经是十年前的事情了。十年之后的现在，我们几乎已经把韩大利这个人给忘记了，但他竟然突然出现在了我的面前。虽然以前的事让我有些恼他，但毕竟是这么多年没见面了，我还是认真地把他抱起来，在地板上戳了戳。然后，我重新打量了他一遍说，又牛起来了。他得意地点了点头说，在东北承包了一个石料厂，发了点儿小财，这次回来看看，有什么适合我干的事儿，就再杀回来。
中午，他说什么也不去我家，死活要在酒店请我。我知道他是为了找回以前的面子，就依了他。依然是我们两个人，依然是满满一桌子好菜，一边喝，韩大利一边给我说他在东北的经历。后来他就喝多了，趴在桌子上打起盹来。我结了账，问他住在哪里，他迷迷糊糊地说，老家。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将他送回农村老家。
一进他所住的土屋，就见冲门的椅子上坐着两个“大盖帽”。韩大利先是哆嗦了一下，酒也醒了大半。我问是怎么回事，其中的一个说，他们是黑龙江省某县法院执行庭的，韩大利欠了很多钱，已被起诉，法院也下达了判决书，他却拒不履行，潜逃回原藉来避难，他们这次来是有钱拿钱，没钱带人。我问，他欠了多少钱？对方说，不多，才八万。我无力地垂下了头，我知道这次无论如何我是帮不了他了。
临出门前，韩大利居然还冲我很江湖地笑了一下说，哥们儿，我还会回来的，咱后会有期。话音刚落，韩大利的老婆孩子一起嚎哭起来。
（《古今故事报》总第57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