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说一切有情，四大生死，皆循四相：众缘和合而起现相，曰“成”；达到圆满程利，曰“住”；众缘渐渐消散，曰“坏”；消散至究竟，曰“空”。
站在一个足够可以鸟瞰的高度，来整体性打量中国儒家学术史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不管是两汉经学、魏晋玄学，还是宋明道学，每个阶段都存在这样一个流转“四相”——悄然萌发，蔚为大观，渐趋末流，走向灭亡。
在以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为代表的清初学者，开风气之先，主张实证，力倡经世致用之学，后继以颜元、阎若璩、胡渭等人对儒家经典的苦考深研，掀起疑经学风，有清一代的学术风尚渐行渐阔，终于在乾隆、嘉庆时期，以乾嘉学派的出现为标志，中国儒学再次转身，走上清代朴学或曰考据之学新旅。
“化工放出江头路，沙水冷相宜。东风自此，别开红紫，是处芳菲。”清代学术自此别开洞壑，景象全新，绽放出全盛之期的“住”相。乾嘉汉学从吴、皖之地，辐射整个辽阔的中国。一时间，研经探史、辨物析名之风大为勃兴，详征博考、爬梳钩沉成一代学术热潮，甚至，举国出现了“家家许郑，人人贾马”的学术热闹场景。
惠栋、戴震，分别以乾嘉学术重要主干的“吴派”、“皖派”领袖身份，屹立在其时，他们无疑是这个风起云涌的学术时代的擎旗之人。
一.
惠栋，字定宇，号松崖，江苏吴县人。生于公元一六九七年，康熙三十六年，死于公元一七五八年，乾隆二十三年。学者称其为小红豆先生。
提起吴地，便不能不令人想起发清学之端的顾炎武。正是他的博学于文，参证经训，讲求音韵，勤搜广辑，深深影响了这片向来崇文向学的土地，最终使这里成为波荡全国的乾嘉学风的重要发源地，并走出了代表人物——惠栋。
顾炎武倡导“六经”研究，但他的学术旨趣却是以宋代理学为背景的，而以惠栋为嚆矢的吴派学术，却摈弃宋明理学，直接回归到两汉经学。因而后者的学术又自成体系，具有开宗立户的首创意义。
清代学者任兆麟这样说：“吴中以经术教授世其家者，咸称惠氏。惠氏之学大都考据古注疏之说，而疏通证明之，与六籍之载相切。传至定宇先生，则尤其著纂，卓卓成一家言，为海内谈经者所宗。”
这就点明了一点，惠栋之学虽衍顾炎武余续，但更多是受家学影响，而且到他这里才自创门派，终成大端。
惠氏家学的确深自有源。
《清史稿》以难有的详尽笔墨叙述了其渊源家学。而且看惠氏一门的治学，即能管窥出清初至乾嘉前期学术风气的演进过程。
其曾祖父惠有声，曾以“九经”教授乡里；祖父惠周惕，受业于汪琬，邃于经学，为文章有榘度，著有《易传问》、《春秋问》、《三礼问》，被当时督学江南的田雯赞为：“其论采于六经，旁搜博取，疏通证明，虽一字一句必求所有而改其义类，晰其是非，盖有汉儒之博而非附会。”（《研溪先生〈诗说〉序》）他在清初首倡汉学，被学者称为老红豆先生；父亲惠士奇，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为官，“盛年兼治经史，晚年尤邃于经学”，撰写《易说》、《礼说》、《春秋说》，多有独家发明。他对经义的解说，已经格外注重起考释，认为汉代去古未远，更接近孔孟，所以解经不可废弃汉法，“周秦诸子……皆可引为《礼经》之证”。他被学者称为红豆先生。
吴地学术传承向来有着这样的传统，即以血缘为脉络形成组织形态，代代相传，终成其大。比如江声、江镠、江沅祖孙三代致力于小学文字研究，钱大昕、钱大昭兄弟及其子辈钱东壁、钱东塾、钱塘、钱坫、钱东、钱铎、钱侗，一门皆治古学，有“嘉定九钱”的美誉。
背着书箧，跨过门槛，外出就师，当然是一种求学常态，但大门一关，里面其实还有一个自成体系的学术系统。这确实是吴地让人惊讶的文化现象。
血缘谱系，同时成了师承图谱。几代人究心于同一项学术事业，始终孜孜不倦，贯穿钩穴，口诵澜翻，执经问难，砥砺切磋。一代代人接力为之，在其家族内部形成一个特色鲜明的深厚家学。
由惠栋上溯至其曾祖，惠家四世传经不息，后浪不断劲推前浪，新蕊摧压旧花。这其实已经在宣告，在“一门三红豆”的惠家，小红豆先生惠栋将要抵达的学术高度。
《清史稿·；儒林列传》说惠栋：“自幼笃志向学，家多藏书，日夜讲诵。于经、史、诸子、稗官野乘及七经毖纬之学，靡不津逮。小学本《尔雅》，六书本《说文》，余及急就章，经典释文，汉、魏碑碣，自玉篇、广韵而下勿论也。”
个人聪颖惠达，勤学善悟，再加上家学渊源，这于一个学者而言，就像丰沛的阳光、充足的水分、肥沃的土壤之于一颗松树种子，属于它的挺拔、参天、葱郁、遒劲，都只是时间的问题。
惠士奇任湖广乡试正考官、广东学政提督等职时，惠栋跟随乃父宦游湖广，遍结当地俊彦，名声已经大著。
雍正初年，惠士奇因上疏忤逆雍正，“入对不称旨”，被罚掏自家腰包修镇江城墙。以一己家产，怎么能够承担如此浩大的修城工程呢？雍正刻薄寡恩、作弄臣下的心态，可见一斑。但，惠栋不得不为筹钱而四方奔波，“饥寒困顿，甚于寒素”。后来，惠士奇“以产尽停工削籍”，这才罢了。惠家也自此家道中落，陷于贫困之中。
这件事对惠栋触动极大，让他在心里埋下了仇视这个政体的种子。
乾隆九年参加乡试，他由于拒绝用程朱理学语录来作八股之文，“以用《汉书》为考官所黜”。对政体与科举的双重失望，使他遂绝意仕进，确立了终身不仕、一心向学的人生志向。
虽然厄于贫穷，甑尘常满，但他神情晏如，安之若素。中年之后，他开始课徒自给的穷苦塾师生涯，“陋巷屡空，处之坦然。雅爱典籍，得一善本，倾囊弗惜，或借读手钞，校勘精审，于古书之真伪，了然若辨黑白”（钱大昕《惠先生栋传》）。
否极泰来，这永远是人生的辩证法。
顾炎武在四十五岁那年，家遭突变，他从此孑然一身，遍走天涯，归庄曾为此不无感慨地说：“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一江南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是否也应该庆幸惠栋所遭受的人生磨难？
应该。
二.
一个人的遭际，永远是以他所生活的时代为背景的。
貌似偶然的个人命运，其实往往也是同时代人的集体命运。在康熙一朝，由于康熙本人的豁达大度，宏纳众流，以及清朝刚刚入主中原，出于政治考虑，对知识分子采取笼络体恤政策，乃至出现了一大批誓死捍卫前朝的遗民。因而在那时，学界可以大胆放言，学术空气自由而活跃。
但走至雍正、乾隆时期，就完全不是这样了。
此时的大清政权已经牢固握在手中，皇帝没有了初来乍到时的种种担心与忧虑。雍正本人又天性阴鸷刻薄，寡恩多疑。而且，在其阴谋篡夺帝位后，为示威天下以自固，不断加强舆论钳制，不惜罗织罪状，大兴文字之狱。
他到孔庙祭祀，亲自下跪，甚至将原先孔子诞辰日所举行的中祀礼，改为与康熙帝诞辰礼相同的大祀，但这种尊孔重儒，更多的是为了表演，再准确的说是为他本人政治需要。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
因而，面对儒家文化和士人，他呈现出截然相反的两种人格：一方面，高举尊孔大旗，高张儒帜；一方面营构祸心，打击士人，将屠刀向书生的头颅野蛮挥去。
这中间，他很是制造了几起在中国史中都属罕见的文字冤狱：
——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的汪景祺，因在书中并无恶意地讥笑了康熙帝的书法，还非议了康熙帝的谥号和雍正的年号问题，被雍正按大不敬律处斩。
——侍讲钱名世，曾在年羹尧圣眷优隆、炙手可热时，向之赋诗献媚，充其量也就一趋炎附势的无聊文人，但因年羹尧是雍正的掌中刺，因此雍正的怒火也殃及钱名世身上。刻毒的雍正，不但将钱名世革去职衔，发回原籍，更别出心裁地亲自写下“名教罪人”四个字，让该地方官制成匾额，张挂在钱名世的家门口。更出格的是，雍正还命令所有在京官员集体作诗讥讽钱名世，而且还让钱名世将这些诗收集起来，自己掏钱刊印成《名教罪人诗》散发。
——雍正七年，陆生柟著《通鉴论》，因涉及当朝“朋党之争”这一敏感话题，雍正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于是下令正法。陪绑者是监察御史谢济世，他的罪名是批注《大学》时，对宋明理学多有责难，“毁谤程朱”。
——曾静案发受审时，交代自己深受吕留良思想影响，雍正于是将死去的吕留良开棺戮尸，并处死其子孙，将其家属发遣宁古塔，给披甲人为奴。
——吕留良案发之后，徐骏因所写诗中有“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一句，被人揭发是怀明反清，雍正将其斩决。吴茂育作《求志编》中，文末用干支纪年，没有署雍正年号，被人告发，雍正责令“严加审究，毋涉疏纵”。
继雍正之后的乾隆，更是将文字狱推向极致。
为政伊始，乾隆对其父的峻严高压政策及其所带来的消极后果，还是有着比较清醒的认识的。所以，他信誓旦旦地表示：“不以语言文字罪人。”但以发生在乾隆十六年的伪造孙嘉淦奏稿案为开端，他的思想发生了巨变，文化政策开始从宽缓向严猛陡转，借此剪除鄂尔泰、张廷玉等重臣，并对政治异己力量清算，从而大掀文字狱高潮。
他首先是对著有《坚磨生诗钞》的胡中藻下手，指责其诗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是故意在“清”前加“浊”，属于肺腑难测；诗句“下眼训平夷”，又被望文生义地认为是骂皇帝识力卑下；而“记出西林第一门”一句，又被生硬指责为“攀援门户，恬不知耻”。最后，胡中藻被斩，因之被杀的还有鄂昌。
以彭家屏私藏明末野史案为标志，乾隆还掀开了全国性的禁书运动，开始禁锢思想，钳制舆论。仅从乾隆四十二年到四十八年之间，有案可考的文字狱就多达五十余起，其波及人数之多，密集度之高，令人咂舌。
从雍正到乾隆，满清文字狱在“圣心独裁”下持续了近百年，其手段之毒辣，诛杀之凶残，打击之峻厉，株连之广密，处罚之残酷，在世界史中也属绝无仅有。就连以酷烈、残暴臭名昭著的欧洲中世纪的宗教裁判所，都难以与之比拟。
由之在民众中产生的极坏影响是，借政治之势，嫁祸于人，告密成风，使得人心大坏，彼此猜忌，人人自危。国家的道德体系，社会的良心系统，因之遭到重创。
思想被控制，舆论被钳制，祸起萧墙，动辄得咎。那么，出于自保的士人，便只有万马齐喑，鸦雀无声。
宋朝时，经历了“乌台诗案”后的苏轼，学乖了，也学聪明了，他在《赠孙莘老》诗中发牢骚泄愤：“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
而在文字狱大兴的雍正、乾隆治下，文士学者们就连东坡这样的牢骚也不敢发，当然就更不敢非汤武而薄周孔，针砭时弊，批评当朝了。
那么，再也不敢非议程朱、置喙道学的他们，何以遣有涯之生？
只有一途，钻进故纸堆里搜罗爬剔，为经典做番纯学术的考据工作。这很像晚年的陈寅恪钟情于柳如是，沈从文耽心于服饰，都是严峻的政治环境使然。
三.
和惠栋一样，戴震也出生在这个时代。
戴震，字东原、慎修，号杲溪，安徽休宁（今屯溪）人。生于雍正元年，公元一七二三年，卒于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
戴震自幼聪敏过人，就师读书，过目成诵，记忆惊人，每日背诵数千言而不肯休。戴震自己就说，他尚年幼时就对《十三经注疏》“不能尽记，经及注，则无不能倍诵”。
而且，他读书还有个特点，不依成说，喜欢深思追问。当塾师教授《大学章句》时，他对其中的“右经一章，盖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传十章，则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也”产生了疑问，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老师回答说：“此朱文公所说。”他马上又反问：朱文公何时人？孔子、曾子又是何时人？那么，隔着两千多年的宋朝人朱熹，怎么能知道孔子、曾子发生的事呢？
哑口无言的老师为之感叹：“此非常儿也！”
一个黄口小儿，却对五百多年来一直高高在上，牢牢占据所有读书人思想统驭地位的朱熹大胆提出质疑，这不能不让人为之惊奇。这种追本溯源、究根穷底的治学态度，使得他对前人的传注训诂，从来不轻信盲从。
因为不轻信，心中便总有疑问。为此，他利用三年时间，学习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目的就是让自己先通训诂，然后治经。在掌握《说文解字》的精髓后，他“又取《尔雅》、《方言》、《文字》及汉儒传、注、笺之存于今者参伍考究。一字之义，必本六书，贯群经以为定诂，由是尽通”。
后来，戴震在写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阐明了自己这一治学方法：“仆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于字义、制度、名物，无由以通其语言。宋儒讥训诂之学，轻语言文字，是犹渡江河而弃舟楫，欲登高而无阶梯也。为之三十余年，灼然知古今治乱之源在是。”
他非常反对同时代人将经学分为汉儒、宋儒，部分人主张训诂，另一部分人主张义理的学术分野。他认为二者应该是统一的，不可割裂，通向明道必取途于训诂、考证，最后才能探求古圣先贤的义理，弄清其本义。明经的最高形态是明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正是这种贯穿其一生，并后来成为皖派学术鲜明特点的治学理念，使得戴震远远走在了同时代学者的前列。
他很早就淹贯儒家经典，如《清史稿·；儒林列传》中所说，“年十六七，研精注疏，实事求是，不主一家。”之后，戴震跟随做商人的父亲，周游于江西、福建一代，遍交名士，广求学问，学业大进。休宁知名学人程恂，对二十岁的戴震大为爱重，他称赞道：“载道器也，吾见人多矣，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
也就是在此时，戴震于不经意间跨入了汪梧凤的“不疏园”中。
汪梧凤，安徽歙县西溪人，中举后不应会试，以读书自娱。其父汪泰安喜读书，将自家园林起名为“不疏园”，供读书人偃仰休息，谈书论经。著名学者江永，此时就在“不疏园”中开馆授徒，进入“不疏园”的戴震，得以拜其门下，“取平时所学就正焉”。
江永，为一代大儒。他博通古今，擅长于考据，著述极富，有二十七部著作被收入《四库全书》。他所注疏的《十三经》对“三礼”精思博考，多有独见，其著作《古韵标准》、《音学辨微》、《四声切韵表》等，在中国音韵乐律学上有着重要创见。后人评价他的书：“考证精核”，“持义多允，非深于古义者不能也。”
江永精通经学、声韵、天文、历法、算学，对戴震在学术上的成长，有着长远而重要的影响。江永将自然科学与儒家经学相结合的治学方法，深深影响了戴震，使他原先就颇有根基的学术渐成体系，并日渐成熟。由此，戴震开始考虑贯通群经的内在逻辑到底何在。
仍是在江永的指导下，戴震在此时相继写成《筹算》、《考工记图注》、《六书论》、《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诗补传》、《勾股割圜记》、《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等一大批著作。
作为一位青年学者，他在学术上所取得的成就，已经令人刮目相看。
公元一七五五年，乾隆二十年，三十三岁的戴震走到了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节点。
如同顾炎武当年的避仇出走，戴震也为避仇，逃离家园，选择北漂。
纪昀在《考工记图注》序中详细交代了他只身逃往京师的原因：“盖先生是年讼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令，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
事情很简单，一个研经读史的学者，却遇到了同族中的无赖流氓，而他又偏偏生在一个文字狱大兴、告密构祸成风的年代。被钱财买通的污吏，想“文致其罪”一个吟诗作赋的书生，那不是太简单了？
除了狼狈出逃，远走他乡，他别无选择。
就这样他愁眉不展地只身来到举目无亲的北京，暂时落脚在歙县会馆。
令戴震万万想不到的是，就是他这个尚无通过举业，只是个休宁县学诸生的穷酸秀才，却获得了帝都翰林院里一大帮进士出身的天下一流学者的集体敬重和青睐。
这要感谢一个人，就是此时已名满天下的钱大昕。
走投无路的戴震，带着自己的著作前去拜望素不相识的钱大昕。钱大昕与戴震初见之下，即促膝长聊，然后钱大昕叹曰：“天下奇才也。”随即，他将戴震之名在士林中高调播扬。于是，京城学界无不知道，歙县会馆里来了个才华卓荦的安徽青年才俊戴震。
纪昀来了，他初次结识戴震，读到他的《考工记图注》后，立刻惊叹不已，随即自己出钱，将之印刷出版。
在学界群英的交相称赞中，戴震名声大噪，冠盖京华。“是时，纪太史昀、王太史鸣盛、钱太史大昕、王中翰昶、朱太史筠，俱甲戌进士，以学问名一时，耳先生名，往访之。叩其学，听其言，观其书，莫不击节叹赏，于是声重京师，名公卿争相交焉。”乃至还出现了“薄海承学之士，至于束发受书之童子，无不知有东原先生”的盛况。
正像从佛罗伦萨逃出，在流浪之地拉文纳完成了不朽名著《神曲》的但丁，戴震的一次意外出逃，也陡然转化为他人生旅途中的一次华丽转身。这就是《易》所说的：否极泰来。
怀才如怀孕，没有什么能隐藏得住。
戴震那他伟岸的学术身影在燕京亮相之后，引起了学术界的侧目与掌声。卢文弨、王昶、钱大昕等纷纷折节与之相交，共同探讨学问。礼部侍郎秦蕙田此时正在编著《五礼通考》，他欣喜异常地将戴震的《勾股割圜记》收录到自己所编的书中。桐城派古文巨子姚鼐，因戴震治学深遽，震悚与钦敬之下，甚至明确表达欲拜戴震为师，但向来不喜为人师的戴震，婉言谢绝，他希望彼此为友，共同切磋。
当然，由于姚鼐愿为戴震弟子，使得天下之人遂敬重经儒，而轻视文士，最后导致了文士与经儒之间的交恶。后来，桐城派文人效法曾巩与归有光，讲究依傍程朱，但是桐城文人又未得程朱之学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而深受时儒蔑视。所以，姚鼐此后反过头大肆抨击戴震的朴学，这是题外话了。
一流学者的推崇与延誉，使得戴震学名远播。
此后，他寓居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家中，教授其子王念孙。王念孙与段玉裁后来成为戴震门下最著名的弟子，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则成为一代考据大师。
同时，由于旅京期间，与钱大昕等一流学人之间的学问探讨切磋，也使得戴震见识大长，加上早期的学养蕴蓄，伴随着自己学术思想的不断成熟，戴震走到了他全新的学术高度。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一七五七年，王安国去世后，戴震离京。在淮左名都扬州都转盐运使司署内，他遇到了心仪已久的前辈学人惠栋。
清代汉学的两位开创者，一位是吴派宗师，一位为皖派领袖，他们终于相见。
仿佛就是为了等待这次高级别的学术交流，次年，惠栋即告别人世。但在惠栋谢幕之前，戴震还是风尘仆仆地及时赶来了。
灯下，六十一岁的惠栋与三十五岁的戴震相谈正欢，其乐融融。
四.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
这让人想起了南宋时的那场“鹅湖之会”。两个相距遥远的学人，彼此走到一起，在茶香袅袅中展开了学术对话，貌似是陆九渊与朱熹的私人会晤，其实是宋朝心学与理学两大流派的学术碰撞与交流。
戴震与惠栋的扬州晤谈，也代表着清代学术两大主流学派的最高级别见面。但与“鹅湖之会”因双方学术理念不同，最终不欢而散，彼此落寞走开不同，戴震与惠栋在学术探讨中，却有着更多一致的取向。
戴震后来在《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追忆了他们这次难得的学术交流：“惠君与余相善，盖深嫉乎凿空以为经也。”他们二人共同认为：“夫所谓义理，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秉经据实，阐发义理，摈除一切高谈务虚的断章取义式讲说，这是他们促膝详谈后得出的共同结论。
他们取途一致的学术旨趣，共同的学术方向，形成了清中叶学界高擎的一面旗帜——乾嘉学风。
其实，“乾嘉学风”四个字，只是后人附加于这个时期整体学术风貌上的一个代指符号。在惠栋与戴震那里，他们完全没有这种概念化的自我认定。
当然，他们二人比今天的我们更能清晰嗅得弥漫在当时学术空气中的味道，那就是考据逐渐占据学术统治地位，在经学、史学、地理学、文献学乃至种种自然科学领域，无不将考证作为手段，将实证作为途径。
将打量的视线拽回到今天，如果从学术倾向与学术特征来具体分析，乾嘉学风又可以分为两大学术系统：其一是以惠栋为核心，以信古为标志的吴派；另一就是以戴震为核心，以求实为特征的皖派。
无疑，吴派与皖派是乾嘉学派无可撼动的两大中坚，或曰两大学术主流。若分得再细致一些，还可以在吴派和皖派两大最主要学术阵营之外，寻到以焦循、汪中为代表的扬州学派，以全祖望、章学诚为代表的浙江学派等等。
吴派注重搜集两汉经说，加以疏通证明。其特点是，排斥宋明理学，“唯汉是信”，推崇汉代经说，遵循汉代经学研究，重视名物训诂、典章制度的传统。
皖派重圣人之道在“六经”，认为“凡学始乎离词，中乎辨言，终乎闻道”。其特点是，从音韵、小学入手，通过文字、音韵来判断和了解儒家经典的奥义，以语言文字学为治经之途，冀求对圣贤之道的最终领悟。
其间的学术分野，其实已经十分明晰。
五.
在清代学术发展史上，惠栋是第一个响亮喊出“回归汉学”的学者。
他远绍清初顾炎武等大师博通务实的学风，近承阎若璩、胡渭等学者的治学途径，同时承继家学，在经学领域详征博考，爬梳钩沉，致力于汉儒经学的发掘和重振。
惠栋认为，要治经学，只有复归汉学。原因很简单，“夫汉远于周，而唐又远于汉，宜其说不能尽通也，况宋以后乎？”所以，他撰著的《周易述》、《易汉学》，跨唐宋，越魏晋，专采汉人注解，对汉以下诸儒的学说嗤之以鼻，摈弃不睬。所以，其治学唯汉是从，凡古皆真，以为凡学说出于汉儒者，皆当遵守。
戴震在总结惠栋经学思想时，就十分准确地说：“松崖先生之为经也，欲学者事于汉经师之故训，以博稽三古典章制度，由是推求理义，确有据依。”正是经由惠栋的倡导，由古书的文字、音韵、训诂以寻求义理的主张，才得以正式确立，并成为汉学家共同尊奉的为学宗旨。
惠栋最重要的著作是《周易述》，他对汉儒易说搜辑钩稽，不遗余力，所举的信条是，“凡古必真，凡汉必好”，虽不免有株守、不通融之嫌，但此理念一直为后世治《易》者所重。他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古文尚书考》，比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晚出，沈彤评价道：“定宇书不谋而与之合，文词未及其半，而辨证益明，条贯亦清益。”由此可见，惠栋在为《古文尚书》定伪这一学术公案上，比阎若璩走得更远，取获也更大。
在学术研究中，惠栋努力实践自己的治学主张，致力于搜辑钩稽汉儒经说。他汇辑《易》、《书》、《诗》、《礼》、《公羊传》、《谷梁传》、《论语》等经籍的古字古言、古音古义，于“贾、马、服、郑诸儒，散失遗落，几不传于今者，旁搜广摭，裒集成书”，撰《九经古义》十六卷，以发明汉儒专门训诂之学。后世学者评论此书：“单词片义，具有证据，正非曲徇古人，后之士犹可于此得古音焉，求古义焉，是古人之功臣，而今人之硕师也。”
对汉人易说，惠栋研究尤深。
鉴于“《易》为王、韩所乱，汉法已亡”，他爬梳钩沉，辑录两汉经师孟喜、虞翻、京房、郑玄、荀爽诸家《易》说，并发明《易》理，辨正宋儒《河图》、《洛书》之非，著《易汉学》八卷。又“考究汉儒之传以发明《易》之本例”，著《易例》二卷。在钩稽考证汉儒《易》说的基础上，惠栋进而以荀爽、虞翻为主，参以郑玄、宋咸、干宝等各家之说，融会贯通，疏解《易》义，撰《周易述》一书。钱大昕盛赞其精研三十年，“汉学之绝者千有五百余年，至是而灿然复彰矣”。
自他而后，清代学术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空疏的理学进一步遭到否定，朴实的注重考经证史的汉学得以蓬勃发展起来。“乾隆中叶，海内之士知钻研古义，由汉儒小学训诂以上溯七十子六艺之传者”，都是惠定宇先生的向导作用导致。
惠栋最为卓著的贡献，就是以自己身体力行的学术研究方式，在反对宋明理学空谈浮华的基础之上，促成务实严谨的朴学出世，开出吴派一脉，并教育培养出王鸣盛、钱大昕、王昶、江藩等一大批著名学者。同时，他的为学思想也深深影响了皖派、扬州学派乃至晚清学者，流绪绵长。
钱大昕在《潜研堂文集》中称誉他：“惠氏世守古学，而先生所得尤深，拟诸汉儒，当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马融、赵岐辈不能及也。”
张舜徽在《清代扬州学记》中肯定了其学术功绩与地位：“余尝考论清代学术，以为吴学最专，徽学最精，扬州之学最通。无吴、皖之专精，则清学不能盛，无扬州之通学，则清学不能大。”
但，也不能无视惠栋的吴学之短。
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对惠栋学派有过这样中肯的评价：“此派在清代学术界，功罪参半……壁垒森严、旗帜鲜明，此其功也；胶固、盲从、褊狭、好排斥异己，以致启蒙时代之怀疑的精神批评的态度，几夭阏焉，此其罪也。”
为构筑汉学的森严壁垒，惠栋极力强调：“五经出于屋壁，多古字古言，非经师不能辨。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是故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这种方法壁垒森严，旗帜鲜明，独守汉儒家法与师法，难免会有胶柱鼓瑟之嫌。
而且，一味泥古，对汉儒不加分辨地盲目信从，失去了学者应有的质疑精神，造成只重视知识渊博而缺少识断的后果。吴派学者就经论经，虽然厘清了汉代经学与宋明理学之间的关系，但又明显表现出一种脱离现实政治的倾向，丢弃了顾炎武等前辈学人通经致用的治学传统。
大路遥迢，终点却是一个越走越逼仄的死胡同，这是行者在出发时想不到的。
六.
于戴震而言，与惠栋的晤谈对其影响深远。
如果说两年前的燕京之行，使他的人生实现重大转变，那么两年后今天的扬州会面，则对他的学术生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转化作用。
已处垂暮之年的惠栋名满天下，年轻的戴震对之充满崇敬，但也仅仅只是人格与学问上的敬仰而已，此时的戴震还没有对惠栋的学术心悟神契。
九年之后，戴震第二次参加会试，取道苏州时，专程拜谒惠栋遗像。当戴震看到惠栋之子惠秉高及惠门弟子江声、余萧客等人皆不失师法，遽然反思自己的学术思想，认为应当沿着惠栋的学术之路，重新认识程朱。他反思道：“震自愧学无所就，于前儒大师，不能得所专主，是以莫之能窥测先生涯埃。然病夫‘六经’微言，后人以歧趋而失之也。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
这里的“大不解”，其实是全然明白。因为在乾隆二十年所写的《与姚孝廉姬传书》中，戴震所持的论调还是“先儒之学，如汉郑氏，宋程子张子朱子，其书至详博，然犹得失中判”。这时的戴震已经在主张，儒家学术不当二分为汉、宋，而应并归一途，不能认为所得尽在汉，所失尽在宋。他已经认定，应该将义理统于故训典制，由故训典制的解释得出相应的义理。
这是戴震一生学术生涯的重要转变。
他认为：“士生千载后，求道于典章制度，而遗文垂绝，今古悬隔。时之相去，殆无异地之相远，仅仅赖夫经师，故训乃通，无异译言以为之传导也者。又况古人之小学亡，而后有故训；故训之法亡，流而为凿空。数百年以降，说经之弊，善凿空而已矣。虽然，经自汉经师所授受，已差违失次，其所训释，复各持异解。”这是在说，汉儒传注大部分是可靠的，也有差违失次的地方，不可盲从，要真正弄懂遗经，还需要靠自己的努力。
由此可见，戴震是受惠栋影响而实现了学术转向，但他却并非简单地承袭惠栋，而只是保留了惠栋学术“分析条理，皆密严瑮”的特点，加以自己独到的学理申发。
这个学术路径就是，“以字通词，以词通道”，求取古代经典之中的“十分之见”，最终寻求古圣的义理所在。
在学术上的变化直接表现为：批判程朱，力反宋儒。然而，戴震虽讨伐宋学，却并不胶泥汉学。他说：“汉儒训诂，有师承，有时亦傅会”，又说“学者当不以人蔽己，不以己自蔽”，这可谓是对惠栋及吴派的拨乱反正。
与为经学而经学的皖派相较，戴震的吴派，则始终怀有强烈的质疑精神。在治学中，不以人蔽己，也不以己自蔽，不论何人所言，绝不轻易盲从盲信，而必求其所以然。
戴震的为学方式呈现出严于深思求证的明显特征。虽一字之解，也不肯轻易放过。他这样说：“我辈读书，原非与后儒竞立说，宜平心静气体会经文，有一字非其的解，则于所言之义必差，而道从此失。”
所以，与吴派学者“凡古必真，凡汉皆好”的盲从盲信大不相同，皖派学者能保持一种冷静、严密的分析批判和经世致用精神，博古通今，实事求是，不拘泥于一家一派之说，而能旁征博引，分析条理，识断精审，具有一种自发的科学归纳方法。
戴震及其开创的皖派，主张将训诂考证与义理相结合，并以明道为旨归。治学首先应当重《尔雅》、《方言》、《文字》等书，所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所以，对于文字、音韵、名物、典章制度、古天算学、古地理学，他都有着精湛的研究，并取得了超越前人的卓越成就。
可见，皖派之学虽后出于吴派，但弥补了前者不足，转之为精。这种变化带来的学术表现，就是戴震后期的《原善》和《孟子字义疏证》等不朽著作。
章太炎非常中肯地评价：“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学理逻辑，识断能力，将惠栋与戴震，也将吴学和皖学彻底区别开来。
梁启超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来说明惠栋吴派与戴震皖派的学术差别：“惠派之治经也，如不通欧语之人读欧书，视译人为神圣，汉儒则其译人也，故信凭之不敢有所出入。戴派不然，对于译人不轻信焉，必求原文之正确，然后即安。惠派所得，则断章零句，援古正后而已；戴派每发明一义例，则通诸群书，而皆得其读。是故惠派可名之曰汉学，戴派则确为清学，而非汉学。”
最终，戴震以清代乾嘉学派的集大成者身份，当之无愧地成为这个学术时代的巨擘。
七.
清代学术大师的一个共同特征是，碰壁科场，困于场屋。
当年，程恂曾对二十岁的戴震下断：“如子者，巍科硕辅，诚不足言。”但老先生真是走眼了！戴震自二十九岁为秀才后，直到四十“高龄”才中举，这之后六次入京参加会试，皆名落孙山。
清代沿用明制，用八股取士，从事举业者从小只接受宋代理学章句体教育，甚至弃群经而只读《四书》。康有为就说：“盖以功令所垂，解义只尊朱子，而有司苟简，三场只重首场。故令诸生荒弃群经，惟读《四书》；谢绝学问，惟事八股。于是二千年之文学，扫地无用，束阁不读矣。”
这样就释然了！
正像惠栋由于拒绝用程朱理学语录来作八股之文，“以用《汉书》为考官所黜”，讨厌宋儒、鄙薄道学而追求更为宏阔深远的经史子籍的一流学者戴震，怎么能顺利通过科举考试呢？
明明举办的是一场田间地头的农民赛歌会，却想借此挑选出帕瓦罗蒂，而帕瓦罗蒂又屡屡参加，不管是对举办者，还是参赛人，都是一种双重误会。
乾隆三十八年，公元一七七三年，乾隆举着“稽古右文”的名义，实则是为钳制众口，开始了编纂《四库全书》这一浩大的文化工程。为此，他诏开四库馆，征海内学问淹贯之士充任编校之职，戴震以其学术盛名被推荐参加纂修。两年后，五十三岁的戴震被乾隆额外恩准，与会试中试者同赴殿试，赐同进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
以戴震的学术身量，最后却是通过皇恩浩荡才获得了个同进士出身，这便是对八股取士制度的极大讽刺。可惜，乾隆看不出来。
自入四库馆后，戴震“勤修其职，晨夕披检，无间寒暑”，尽心纂次，订其讹舛，所校《大戴礼记》、《水经注》尤为精核。他又从《永乐大典》内复原《九章算术》、《五曹算经》等七种早已散佚的典籍。乾隆对他校勘的《水经注》报以激赏，亲笔写诗褒奖：“悉心编纂诚堪奖，触目研摩亦可亲。设以《春秋》素臣例，足称中尉继功人。”
也是在这时，伴随着他完成《论性》、《原善》、《孟子字义疏证》等重要思想类著述，戴震的哲学体系也宣告圆满形成。他的哲学体系简而言之，就是“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天道论，与“后儒以理杀人”的理欲观。
戴震临死前给弟子段玉裁的信中说：“仆平生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此正人心之要。”这部充斥着戴震哲学思想的著作，既是置身在万马齐喑的乾隆年间的他对明末清初诸启蒙思想家的回应，也是他对即将出场的清末民初思想家的呼唤。是回响，也是先声。
乾隆四十二年，公元一七七七年，一代大师死于燕京。
其弟子段玉裁说：“谓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的确，他将有限的生命全部付于了他所钟爱的学术及思想事业。
从此，戴震，与他所尊敬的惠栋并肩而立，站在清代学术的最高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