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骨文
甲骨文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种文字，而且和中药有过一段姻缘。
远在上古时代，社会生产力落后，人们的命运受到大自然的主宰。于是，神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商代人往往利用龟甲和兽骨占卜吉凶，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类似图案的文字，就是当时的卜辞和有关的纪事文学。甲骨文距离今天已经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了。
这些龟甲和兽骨在神州沉睡了几千年，直到1899年才被人们发现。清朝光绪年间，在河南省安阳县小屯村，就是史书上说的“殷墟”，农民从犁过的土地里发现了一些刻划着图案的兽骨和龟甲，就把它们卖给了中药店。这样，甲骨文就成了滋阴补肾的“补品”。
同年，清朝政府的国子监王懿荣因病吃药，从中药里无意发现了这些刻有图案符号的所谓“龙骨”。王懿荣是一位金石专家，精通铜器铭文。他料定，这些人为的图案绝对不是寻常的东西。为了溯本求源，他从中药店查到龙骨的发祥地，又选购了一批龙骨。
在王懿荣的老家山东，有一位古董商人，名字叫范维卿，是个精通行情的人。他听说龙骨进了官府，感到做这笔买卖有利可图，就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搜集了八百多片龙骨，从潍县运到京城。这批龙骨都被王懿荣看中，当时用高价全部收购下来。
1913年，我国第一部有关甲骨文的著作《铁云藏龟》问世了。但是作者不是王懿荣，而是《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
刘鹗原名刘铁云。这位老先生收藏的龟甲，包括了王懿荣所收购的全部珍品。原来王懿荣在收购甲骨以后不久，就因病去世了，由于家里人对甲骨不重视，所以刘鹗就用比较低的价钱把甲骨全部买下来，连同他原来收藏的共计就有五千多片了。《铁云藏龟》这本书的出版，也引起了社会的重视。
石鼓文
“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壮，古鼎跃水龙腾梭。”这是唐代韩愈在《石歌鼓》中赞美石鼓文字体神态绝妙的诗句。
举世闻名的石鼓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它是分刻在十个鼓形石墩上、记述秦国君王游猎情况的十首四言诗文，故又称为“猎碣”、“猎碣文字”或“秦刻十碣”。
石鼓文属于大篆（籀文）的体系，是小篆的渊源，在汉字源远流长的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石鼓文书体工整宏阔，凝练遒劲，为历代书法家、金石家所珍重。
石鼓文制成时代，历来诸说纷陈，各执一词。现经过考证，确是战国时留存下来的文物，但对刻石年代仍然有秦文公、穆公、襄公、献公等数说。郭沫若同志考证石鼓文是公元前770年，秦襄公送周平王东迁后的纪功石刻。
石鼓文原石于唐初在天兴（今陕西宝鸡）三畴原野外发现。韩愈曾建议用骆驼把它运回太学保存，但遭到了朝廷拒绝。后由郑余庆运回凤翔孔庙内，五代时的动乱，致使石鼓全部散失。宋代，司马池在凤翔寻找到九个石鼓。宋皇四年（公元1052年）向传师找回了一个遗失多年的石鼓，可该石鼓上部被削去，凿为臼形，石鼓文字损失若干。宋大观二年（公元1108年）被迁到汴京（今河南开封）国学，徽宗赵佶令用黄金填嵌其字，以示贵重。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金兵进犯中原，将石鼓运至燕京（今北京），剔去嵌金后置于大兴学府等地。元代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大都（今北京）教授虞集又将它移置到国子监大成门。1933年后，石鼓曾移运南京多年，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
石鼓几经沧桑，数经迁徙，字迹剥蚀严重，字数日益减少，其中一鼓如今字迹全部荡然无存了。明代安国藏北宋拓本三种，是现在看到传世中最好的拓本。
石鼓上的诗文和《诗经》中的《大雅》《小雅》不仅是一个体系，而且遣辞用韵、情调风格又相吻合，所以石鼓文还是研究我国古代文学艺术的宝贵资料。
碑文
碑刻，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的一种艺术创造。它本来是为歌功、颂德、纪事而立的，后来逐渐发展到为诗词、文章、绘画而设置。在我国一些名山胜水、城廓街坊、墓前桥畔、庭园寺观，到处可见。从先秦到今天，碑刻荟集了历代手迹，各家精粹，为后人研究历史，学习书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史料。
碑有古今，碑文也有长短。在现存的碑石中，碑文最长的要算是西安碑林中唐代的开成石经了，在一百多块碑石上，镌刻了六十五万多字的经文，好象一部等待装订的石质活叶文选。苏州灵岩山麓有一块“韩蕲王碑”，是为纪念抗金名将韩世忠而立的，上面竟刻了一万四千多字的长文。可以想象，镌刻这么长的碑文，确实是一项艰巨的工程。
在我国，最短的碑文只有一个字。比如浙江天台山国清寺内，有一块晋代大书法家王羲之所写的“鹅”字碑；福州鼓山上有一块宋代学者朱熹题刻的“寿”字碑；厦门南普陀寺内有清代名流镌刻的“佛”字碑。从字数上看，这些独字碑文未免太短，但是由于它们出自名家手笔，因此，仍然是难得的艺术珍品。
不过，独字碑文还不能算是最短的，因为我国现存的碑文中，还有不少无字碑，比如陕西省乾陵的无字碑，安徽省凤阳明皇陵前和泰山顶上的无字碑。这些无字碑并不是立碑者一时的疏忽，而是另有一番苦心的。碑上虽然没有一笔一划，却令人揣摩玩味不已。乾陵的无字碑，是武则天生前所立。她自以为非常了不起，原指望立下这块石碑让后人对她歌功颂德，然而没有一个人肯写一个字。明皇陵的无字碑，是朱元璋所立。朱元璋在这块碑对面的一块碑上，大书特书他的功业，而这块碑却空着，意思是说他的祖辈功德无量，写不胜写，不如没有字，让后人去景仰揣摩。苏州玄妙观也有一块明代的无字碑，这块碑原来有文字，1403年朱棣当皇帝时，曾经命令这块碑文的撰写者方孝孺来为自己起草登基诏书，方孝孺因为抗命而被株连十族，连这块碑上的文字也未能幸免，竟被铲得一字不留。
石经书
在青海省果洛藏族自治州境内有十多处规模浩大的石经墙，它们是一块一块刻着经文或图像的石板，又像一片一片展开的书页，因而也叫“石经书”。
目前发现的众多石经墙，保存比较完好的叫多勒石经墙。
多勒石经墙位于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甘德县下贡麻乡境内一座名叫红岩的山脚下。墙体大致呈立体长方型，长约一百三十米、宽约九米。平均高度约在五至七米之间。底层宽，由底层到顶层分三至四个阶层逐渐缩小，是用无数块大小不等的石板两面镌刻藏文经文和图像，按内容顺序排列垒砌而成。
据多勒石经墙所刻目录记述，石墙中镌刻了藏文大藏经《甘珠尔》一百零三部和《丹珠尔》中三十多部重要经典，以及十万遍六字真言等，有些经典一部就长达数十万字或数百万字之多。
据有关人士粗略估算，多勒石经墙约为五千四百余立方米，总共约容纳石板三百三十多万块。
如果将这些两面刻有经文和图像版面拓印在纸张上，就是六百六十多万页。如果一部长篇小说按六百页计算，多勒石经书就相当于一百多万部了。
据说当时所用的石料全是用牛从数十公里以外的石山运来的，每头牛一次只能驮运一块或两块。每块石板先要经过石匠先期加工处理成形，再交由资历深厚的经师和画工按佛经内容设计书写经文和绘制图像，然后镌刻，其艰辛甘苦可想而知。
如此浩繁恢弘的佛教文化工程，当年究竟动用了多少人力、物力和财力，史料尚无记载，但从多勒石经墙的创始人多勒活佛的生平中大致可以推算，多勒石经墙从开始筹建到基本完工，约经历了三四十年时间。
医书的四部经典
在中医中药发展上，一直起着指导作用的有四部书，人们习惯上称之为“四部经典”。
一部叫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是我国现存的一部最早的医学专著，包括《素问》和《灵枢》两部分，内容十分丰富，是祖国医学的理论核心。直到今天，它在中医的临床工作中还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另一部叫《难经》，传说是扁鹊著的。《难经》以问难形式解释医经理论，共讨论了八十一个问题，又叫它“八十一难”，是我国医学发展史上重要的理论著作。
还有一部是《神农本草经》，它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中药书，相传是东汉时代的作品。全书记载了三百六十五种药物，并且按照它们不同的功用，分为上品、中品、下品三类。《神农本草经》不仅是汉代药物学的总结，也为后世使用、研究中药奠定了基础。
最后一部是东汉末年张仲景著的《伤寒杂病论》，它把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给合起来，成为中医临床医学的巨著。
这部书分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分。《伤寒论》是外感热病的专书，《金匮要略》是叙述杂病的重要著作。后世医务工作者为了纪念张仲景对医学的贡献，尊他为“医中之圣”。
最早的地学著作
《甘石星经》是我国第一部天文著作，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作者是楚人甘德、魏人石申。他俩各自写出一部天文著作，后人把这两个著作合起来，称为《甘石星经》。
《逸周书》是我国第一部物候著作。书中记有最早的战国时的物候，将全年分为七十二候，逐候记有气候变化和生物活动的特点。
《周礼？秋官》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利用太阳能的书，书中记载了我国周代人民使用“阳燧”（亦称“夫遂”即凹面镜）聚焦阳光以取火的方法。这是人类最早利用太阳能的实践。
《汉书？五行志》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太阳黑子的书，书中载：“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三月乞未，日出黄，有黑气，大如钱，居日中央。”这也是世界上关于太阳黑子的最早记录。
《竹书纪年》是我国第一部记载地震的书。书中载：“夏代帝发七年（约公元前1590年）泰山震。”这也是世界上最丰富的地震记录，可查到的地震大大小小总共有一万五千余次。
何谓善本？孤本？珍本
善本、孤本和珍本都是版本学上称呼书籍版本的专有名词。读书，特别是读古书需要选择版本。清代人说：“读书不知要领，劳而无功，知某书宜读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我国古代文化典籍极其丰富，雕版印刷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因而古书的版本也十分复杂。我们在阅读古书时，如果找不到好的版本，那就的确要“事倍功半”，甚至闹出笑话。明代初期，南京有一位医生，他叮嘱病人在煎药时一定要放一块锡同煎。结果经人一查，发现医生所据书中的“锡”，原来是“饧”（糖）字之误。医生所根据的书错讹甚多，不是好的版本，几乎误人性命。
那么什么是好的版本呢？这就是经过“精校精注”，错误较少的版本。这种版本就属于善本。由于时代的变迁，善本书的含义和范围也在发展。
关于善本书的范围，清代以来各家说法就不一致。现在通常把宋元旧刻、明清精刻，以及各个时代具有学术价值的原稿本、精校本、精抄本等都称作善本。
宋元旧刻，尤其是宋本书，内容近于古本，后世刻书往往以宋本书作为依据。雕版印刷在宋代形成高潮，刊印大多注意质量，一丝不苟，从版的本质、刻印字体到用纸用墨都非常讲究。因此，宋刻本不仅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是珍贵的文物。元代刻书一般也比较认真。宋元旧刻留存下来的很少，宋版书在明末就以页论价了。
明代刻书，多而不精。一些书商图利，偷工减料，甚至用煤和面粉的混合物代替墨汁。尤其是任意改篡增删，使古书面目全非。当然，明代刻本中也有一些精品：如明初所刻黑口本，与宋元旧刻并驾齐驱，也非常名贵。清代由于考证校勘风气很盛，刻书前大都经过校勘，往往精审可靠。因此，一般把其中学术价值较高而又传世很少的刻本以及足以反映清代雕印水平的刻本列为善本书。
有一些普通版本的书，经人对照善本校对，它的价值就与校对前大不相同，尤其是经过清代一些著名学者手校的书，在善本中还占有相当高的地位。另外一些名家所抄的书及一些有价值的书的原稿也属于善本。
什么是孤本、珍本呢？孤本是仅留存一份的有价值的书本。如未刻的书稿，在世间只有一份留存的某刻印本或某碑的旧拓本，都属于孤本。具有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珍贵的图书资料就是珍本。
孤本属于珍本的范畴。
古代的图书馆
我国图书馆事业，起源很早。周室诸候，即有专官管理典籍。而典籍收藏的地方，根据春秋左氏传载：“夫赏，国之典也，藏于盟府，不可废也”；又，“晋之从政者，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所谓“盟府”、“故府”都是存放典籍的地方。相传老子做周柱下史（相当今日图书馆长），孔子想看东周王室的图书，一定要到周室去访问老子。
西汉初年，相国萧何在未央宫正殿北面盖成了三座藏书阁，其中两座叫石渠阁和天禄阁。石渠和天禄后来就成为皇家藏书馆的别称。皇家藏书处，历代统称秘府或秘阁；其藏书则称“中书”或“中秘书”。为了利于防火、防潮等，汉代宫中藏书室有用石块砌成的“石室”，书柜则为铜包边的“金匮”。司马迁任太史令时，有机会遍读宫中“石室、金匮之书”，这是他写史记的一个重要资料来源。
汉成帝时派陈农到各地访问图书，同时指定刘向在天禄阁主持皇家图书馆的整理校勘工作。哀帝时刘向去世，由其子刘歆继续进行。整理结果，统计藏书共三千零九十卷，这是我国图书史上第一次有关皇家藏书数目的明确记载。刘歆编的皇家藏书目录为“七略”，是我国第一部图书分类目录。
但我国古代图书馆，并不叫图书馆这个名称，大都是用亭、台、楼、阁、斋、堂、轩、居、室、庵之类的名称，如汉代有兰台，石渠阁，天禄阁，魏时有中外三阁，东晋有仁寿阁，之后，隋、唐至清代，官、私藏书楼不断建立，这种藏书楼，即我们现在所说的图书馆。
“图书馆”这个名称，最早是见于1896年9月27日上海《时务报》。1897年浙江绍兴古越藏书楼建立，这是我国图书馆事业史上第一所向公众开放的图书馆。1905年，湖南省图书馆首先成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图书馆”为名称的公共图书馆。至1930年，全国公私立图书馆已有二千九百三十五所，至今图书馆已多得难以确计。
中国的书院
书院之称，始于唐代。最初只是撰写史书，校勘典籍的机构。唐玄宗时，置设了丽正书院，集中了当时全国著名的学者，进行写书、校书活动。同时，在书院中设有侍讲，专门为皇帝讲解经史，侍讲根据自己所研究的范围分别择题，发挥个人独到的见解。这是我国最早的书院。
宋代，由于程朱理学的崛起，讲学之风日盛，书院的创办更加广泛，成为封建社会培养士子的一种独特机构。当时庐山的白鹿书院、衡阳的石鼓书院、应天的应天书院和长沙的岳麓书院是最有名的四大书院。这些书院已经不局限于讲解和校正典籍，主要是进行专门的学术讲座和学术辩论。到了元代，各路、州、府都置有书院，逐渐发展为一种类似学校的体制，而入书院学习的士子，也大多是醉心于科举制度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