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应该还一个礼吧！你不还礼，我的帽子就只好老拿在手里。”看到主席如此诚挚的态度，受委屈的同志还能再说什么呢？一个个绽开了欢乐的笑容。大家不约而同地说：“请主席复帽！”看到大家轻松的情绪，毛主席复帽后，又语调深沉地说：“我们在整风审干中，得到了两条经验，一条经验就是取得了成绩，另一条经验就是犯了错误。我们党有一条规矩，叫做坚持真理，修正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凡是做对了的，就要坚持；凡是做错了的，就要纠正。对所有错戴帽子的同志，都要向他们承认错误，赔一个不是，这是我们的进步，是我们全党的一个进步。中国革命要胜利，就要采取这种态度……。”毛主席的话像重锤敲击响鼓，震动着每个人的心弦。
毛泽东签发的绝密令
1949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不久。毛泽东主席即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就在行将出发之际，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制订了颠覆毛泽东所乘专列，暗杀我党领袖的罪恶计划。敌人的密电被我军情报机关从空中截获。毛泽东主席给公安部下达了限期侦破的命令。“公安部，在我回国之前。
镇压这个反革命。”公安部接到这份绝密令后，立即调兵遣将，经过周密侦察，目标集中到一个叫计兆祥的人。不久，此案移交给中共社会部李克农部长直接领导。
台湾国民党保密局特务头子毛人凤接任戴笠局长职务后，一心想在反共斗争中大显身手。美国顾问布莱德希望毛人凤这次刺杀毛泽东行动成功。毛人凤命令：“除破坏长春14号铁路桥以外，在哈尔滨车站要埋下定时炸弹，炸掉毛泽东的专列。”又命令：“立即电告计兆祥，从即日起，每日三次报告指挥情况，进一步加强空中联络。”同时嘉奖计兆祥，将计兆详由中尉台长提升为上校台长。
一天的凌晨一点半钟计兆祥又发报了。公安部立即逮捕了计兆烊。李克农部长赶到，叫计兆祥安装电台发报：“毛人凤，经你精心策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潜伏的万能台，发报只两三次，就被我们侦破了。……你们如果执迷不悟，来多少，我们就歼灭多少。给你讲话的是李克农。告诉你，发报的报务员，就是你新提拔的上校万能台台长计兆祥。”所谓万能台，是指集台长、报务、情报、译电于一身的计兆祥。
毛泽东是怎样提出防止和平演变
明确提出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是毛泽东的突出贡献。毛泽东关于防止和平演变思想的提出，是他多年来对西方帝国主义者和平演变战略进行冷静观察与分析的结果。
还在新中国诞生的前夜，他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经告诫全党，要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攻击，他的这种高度警觉便逐渐形成关于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
1959年11月在杭州召集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毛泽东提议印发杜勒斯的三次演讲，要与会同志认真看一看。他说：
“这三个材料都是关于杜勒斯讲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问题的。谈到杜勒斯的“和平的转变”思想时，毛泽东又说，和平转变谁呢？就是要转变我们这些国家，搞颠覆活动。就是说，它那个秩序要维持，不要动，要动我们，用和平转变腐蚀我们。他还特别提到，杜勒斯搞和平演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是有一定的社会基础的。他指出：“不论在老的和新的党员里面，都有一些品质不纯和作风不纯的人。他们是个人主义者、官僚主义者、主观主义者，甚至是变了质的分子，还有些人挂着共产党员的招牌，但是并不代表工人阶级，而是代表资产阶级。党内并不纯粹，这一点必须看到，否则我们是要吃亏的。”1964年前后，毛泽东再次把防止和平演变问题提上日程。
他考虑问题的重点，一是如何保证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后继有人，二是如何防止党和国家各级领导蜕化变质。
陈炯明以怨报德孙中山避难“永丰”
孙中山先生自从辛亥革命失败后，一直坚持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立场。
与北方军阀政府相对抗，1921年5月5日，在广州宣誓就任中华民国非常大总统。他决定乘把桂系军阀逐出广东的胜利，出师北伐，用武力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实现民主政治。他于同年12月在桂林组织北伐大本营（营址在市内皇城省参议会，即后来的广西师范大学内），准备率领北伐军由桂出湘北进。
但是，正当北伐军前锋部队进入湖南境内时，孙中山遇到了意外的挫折。当时留守广东的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革命，不但阳奉阴违，断绝北伐军的后方接济，还勾结湖南督军赵恒惕，结成反对孙中山的联盟，阻遏北伐军的前方通道，不许其假道湖南北进。孙中山被迫于1922年4月8日回师广东，改设大本营于粤北的韶关，准备改道江西北伐。
6月初，就在孙中山从韶关前线回到广州后，陈炯明先囚禁了廖仲恺，后竟冒天下之大不韪，密示所部于16日凌晨突然发动武装叛乱，以4000人围攻总统府（在观音山麓前，原为清新军督练公所，今中山纪念堂），并炮轰孙中山在观音山的住所粤秀楼。叛军先在全城密布岗哨，断绝交通，占领各要害机关；然后将总统府团团围住，用大炮。机关枪一起轰击，欲置孙中山于死地。孙中山的处境万分危急。他在叛军向粤秀楼前进时，于枪林弹雨中穿出包围，到停泊在长堤天字码头附近的宝璧舰避难。他的许多著述手稿及同列宁通电、通信的宝贵底稿，和其它来往函电，仓促中遭到毁弃。孙中山在军舰上手拟电稿，号召各军讨平陈逆。稍后，移驻永翔舰。当天下午，宋庆龄冒着密集的弹雨炮火，也冲出了总统府，并于次日晨转赴黄埔，与孙中山会合。17日，孙中山转登永丰舰，召集舰队官兵，号召讨伐叛逆。
陈炯明的背叛，是孙中山一生中所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失败。他过去的历次失败，毕竟是失败于敌人之手，而这次失败，竟是他亲手扶植的部属陈炯明所致。
陈炯明当时担任的广东粤军总司令，是孙中山亲自任命的。当陈受排挤、遭削弱，处境十分困难时，孙中山竭力保护，不仅派得力干部前往帮助，还经常拨巨款接济其饷银。甚至在孙中山被桂系军阀排挤到上海、生活十分贫困的时候，还将自己的住宅三次抵押给银行，把所得款项用来接济处于困境中的粤军。可是陈炯明却完全辜负了孙中山的苦心扶持。
一旦他成为广东军政大权的实际控制者，便拥兵自重，以怨报德，处处阴谋阻挠、破坏孙中山的革命活动。并进一步与北方的军阀相勾结，充当英、美帝国主义的走狗，从暗中反对革命发展到公开背叛。
孙中山完全没有想到，他心目中“可资依靠”的“革命将领”，竟会这般地忘恩负义、阴险狠毒，他慨叹“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护法的失败，特别是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觉悟到，为了改造中国，必须彻底改变老办法，寻求新的力量，走一条新的道路——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蒋介石阴谋制造“中山舰事件”始末
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打垮陈炯明、统一了广东之后，蒋介石的政治野心更大了。一方面，他在黄埔军校组织“孙文主义学会”，与当时已有一定政治声誉的汪精卫相对抗；另一方面，他惧怕中国共产党在群众中威信日高，在军队里深得人心，而蓄意加以排挤。
蒋介石排挤共产党人，一开始就采用了极其卑劣的两面派伎俩。
1926年3月18日，担任黄埔军校校长、第一军军长的蒋介石，指使其爪牙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向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舰长李之龙传达一个命令，要李调中山舰到黄埔候用；但同时，他又造谣说李之龙不服调遣，擅入黄埔，说这是共产党人私调中山舰，要搞“阴谋暴动”，劫持他离开广东。
3月20日，蒋介石以此为借口，在广州实行戒严；指使部下逮捕了舰长李之龙，并拘捕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绝大多数共产党员，扣留了中山舰及其它海军舰只；调动军队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收缴其卫队的枪械；包围了广州东山苏联顾问的住所。
3月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过蒋介石提出的提案，驱逐了黄埔军校中及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以周恩来为首的全体共产党员，从而窃取了第一军的领导权。原来担任国民党主席的汪精卫被迫称病去职，为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取得最高权力扫清了道路。
蒋介石为什么要选择中山舰，选择李之龙，作为他制造事端的“突破口”呢？
中山舰舰长李之龙，原系烟台海军学校的学生，在“五四”运动中，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后来他加入共产党，奉命投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当学生。在李之龙担任中山舰舰长之前，该舰是水上走私的一个堡垒。李任海军局局长兼舰长之后，对大大小小的走私军警机关和人员，都是一个威胁。他曾经揭露了蒋介石部下走私的勾当，将走私船只扣留，人员拘禁，货物充公，还对涉嫌走私的人员进行了处分。这样一来，李之龙就与蒋介石的爪牙结下了不解之仇，引起了蒋介石的不快，因而成了众矢之鹄。
“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披着左派外衣的蒋介石，暴露出了他右派的面目。
尽管如此，蒋介石这时的羽翼尚未丰满，在国民革命军的六个军中，只有一个军归他指挥，这次行动多少还带有试探的性质。他在事件之后，又一次耍弄两面派的伎俩，很快又释放被捕人员，发还所缴枪支，表示这次事件是一个“误会”，“自请从严处分”。
这时，中共中央的领导没有采纳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人的主张，趁蒋介石地位并未完全巩固，对其进行反击，而是被蒋介石的气势汹汹所吓倒，害怕造成分裂，以退让求团结。结果，更加纵容了蒋介石放胆地进一步采取限共行动。
但是蒋介石的实力依然有限，为了取得北伐战争的胜利，他还需要继续得到中国共产党和苏联的支持，因而没有立刻同共产党公开分裂。直到1927年，他终于拿起屠刀，制造了“四？一二”的反共政变。
“第三党”筹划的一次反蒋起义
“第三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由一部分与蒋介石国民党公开决裂，坚持孙中山革命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左派、民主派联合一部分游离了中国共产党的人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发起组建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民主党派组织。他们的领导者企图在国共两党以外寻找另一条出路，形成第三势力。当时，人们不知其具体名称，就称之为“第三党”，她是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
1928年第三党成立以后，其领导人邓演达、谭平山立即着手党的军事工作。他们利用邓演达过去在黄埔军校和保定军官学校以及国民革命军中的地位和影响，争取和分化国民党军队，与他们结成反蒋军事联盟。1930年11月，在上海法租界成立了黄埔革命同学会。仅半年时间，会员及受影响的黄埔学生就多达五千余人，占当时黄埔学生总数的百分之五十，形成了一股与蒋介石操纵的黄埔同学会相对抗的力量。
当时，不仅有许多黄埔学生加入第三党，而且还有许多国民党部队与第三党建立了联系，并言及联合反蒋，其中主要有：陈诚任军长的第18军；陈铭枢所属的第19路军；驻西安的杨虎城部队；驻山西汾阳的冯玉祥部队等；还有许多地方部队。
1931年宁粤分裂，国民党内部分崩离析；蒋介石对中央红军的第二次“围剿”又被粉碎，红军和根据地得到了发展和扩大。在这种有利形势下，邓演达在上海专门开会讨论关于推翻蒋介石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问题，并设立军事委员会，负责领导军事工作。六、七月间，军事委员会拟订了武装起义计划，计划如下：利用蒋介石调19路军出兵广东的机会，陈铭枢在江西指挥部队停止对红军的“围剿”，将部队从吉安经泰和过赣州进入粤北，急转潮梅地区，占领东江和闽南一带。然后，邓演达、蔡元培、陈铭枢联合发表时局宣言，呼吁和平，并以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相号召，建立第三势力，控制整个局势。同时，邓演达到江西陈诚的第18军驻地临川、清江一带亲自指挥起义，攻占南昌，并且联络武汉驻军，西安杨虎城，山西汾阳的冯玉祥等部队一起响应，迫使蒋介石下台。一旦起义失败，则学中共拉部队上山建立根据地，寻求与中共重新合作的道路。
就在武装起义前夕，由于叛徒陈敬斋的出卖，邓演达及许多第三党领导人被捕，第三党中央以及在上海的组织被破坏殆尽，这一次武装反蒋起义也就流产了。
华克之刺蒋——汪精卫成了替死鬼
华克之，江苏宝应人，原名华目完目完。目完者，星光明亮之意。在江苏省立一中读书时，他加入了中国国民党，成为一名年轻的国民党员。在金陵大学，他成为国共合作时的国民党南京市南区党部委员、金陵大学学联理事。“五卅”运动后，他担任了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委员、青年部长。在工作中，华克之与肖楚女、侯绍裘、宛希俨等共产党员结下非同一般的友谊。
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整理党务案”，意欲篡夺权力。对蒋介石的这些作为，华克之深为不满。以后他和上海滩赫赫有名的被称作“民国第一杀手”的王亚樵进行合作，在反蒋派的支持下，策划了三次刺蒋行动，因各种原因均未成功，反蒋派颇有微词，几乎要停止经费供给。在这种情势下，他们唯有背水一战了。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开场了。
为了召开这次全会，蒋介石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方使胡汉民、阎锡山、冯玉祥和张学良出席会议，蒋介石以为“举国团结，共赴国难”的宗旨已被各方各派所接受，不由高兴得手舞足蹈起来。这天，他早早来到会场。
9点20分，一百多名中委一齐来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摄影场，分成五排，各就各位。约定9点30分拍照，一切就绪，却不见蒋介石到场。
原来蒋介石见室外摄影场上人多，乱糟糟的，各地军政要员、中央党政要人云集，每人均带有数名马弁，腰佩手枪，心中不禁一动，警觉顿生，心中暗忖谁能保证这众多的马弁卫士中就没有一个异动者？万一其中有这么一个异动者，首要目标就是刺杀我蒋某人。因此，当全体中委步出会场时，他却去了秘书长叶楚伧的办公室，查讯为什么今天秩序这样不好？叶楚伧的回答不得要领。蒋介石于是决定不去参加合影。
汪精卫来到摄影场地，在前排正中的位置上坐下，张继大声招呼说：“不要等，就照吧！”9时35分，摄影结束。
正当中委们纷纷转身回礼堂时，突然从记者群中闪出一人，从大衣口袋里拔出左轮手枪，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向站在第一排中间正转身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弹无虚发，枪枪命中，第一枪射入汪精卫左眼外角下左颧，第二枪把汪精卫左臂从后打穿，第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后背（事后检查射在第六与第七胸脊骨旁），汪精卫应声倒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