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教授詹姆斯·海斯洛也亲身经历过类似事件。不过在遇到派普夫人之前，海斯洛始终极端排斥有关灵魂不朽等“宗教式观念”。而海斯洛的第一次“通灵座谈会体验”，也是在极偶然的情况下发生的。恰是在那次通灵会，派普夫人为海斯洛捎来了一份“口信”，源自其多年前因为喉癌而过世的父亲罗伯特·赫威·老海斯洛（Robert Hervey Hyslop）。这位“冥界归来”的“父亲亡灵”和海斯洛谈论了许多，甚至提及了连他本人都不知晓的内容，比如他的母亲曾患有神经疼痛，家中农场曾经养过两匹分别叫做“吉米”和“鲍勃”的马等等。若非写信询问仍旧健在的母亲，海斯洛本人都不敢如此之确定。“父亲”还“教育”海斯洛说：
你还记得吗，我对这辈子的感觉？其实我并没有错太多。我非常肯定生活自有定论。但是你总表现出怀疑，总是牢记你拥有自己的思想。但那些思想只是你的呀，詹姆斯！
海斯洛对于这番话印象极其深刻。因为在父亲生前，他不知道已经听过多少遍相同的说教了。他还发现，这位“冥界归来”的“父亲亡灵”无论是说话口吻还是语言习惯都和父亲生前几乎一模一样，“简直像打电话”！威廉·詹姆士早已发现了类似的现象。他更进一步地指出：派普夫人的案例足以作为坚实有力的客观证据，推翻科学家们先前的武断思想。这位实用主义哲学家颇为严肃地表示：
请允许我用逻辑学那套来解释：只需要一个反例就可以推翻一个具有普遍性的命题；如果你希望搅乱常理。比如说，牛都是黑色的，你没有必要展示所有牛以示证明。你只需证实有一头牛是白色的就够了。我拥有的白牛就是派普夫人。这位灵媒进入通灵状态之后，本人实在不得不相信，从她嘴里吐露的事情全然不可能是清醒时耳闻目睹抑或是通过别的什么途径而了解到的。这些事实都是从何而来？可能现在还不知道，我甚至不知道应该用何种理论尝试去解释。但确认该事实作为证据，我看是永远跑不掉。
……
科学女神对我们正在研究的灵异现象并没有良好的耐心。她专横否认超自然的存在，甚至还否认其重要性，除非将它们当作论断人类纯粹的愚蠢。科学女神就此脱离了人类最为普遍拥有的共感性。就在不远的将来，会出现更富启蒙性的社会，待到那时候，人类就会哀悼我们这个时代，哀悼自夸又自诩的科学女神誓不悔改的盲目，他们将看到她所遗落的知识，而这很可能使她变得前途渺茫。
非常之幸运的是：并非所有科学家都会如此盲目和狭隘。科学女神的光环下，其实还聚集了不少真正懂得独立思考的探索者。在许多“科学家”眼中“专门从事玄学迷信研究”的心灵研究会就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地方；其历届主席都不是“轻信的文盲”。
7．心灵研究会主席名单
1882～1884：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剑桥大学伦理学系一代宗师；
1885～1887：贝尔福·斯图尔特（Balfour Stewart），曼彻斯特大学物理系主任、苏格兰热力学家、气象学家、电磁学家、地球物理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888～1892：亨利·西季威克（Henry Sidgwick），即1882～1884年主席；
1893～1893：亚瑟·詹姆斯·贝尔福伯爵（The Earl of Balfour， Arthur James），着名哲学家、英国前首相、前外交部长、不列颠协会（British Association）主席；
1894～1895：威廉·詹姆士（William James），哈佛大学哲学和心理学系教授；
1896～1899：威廉·克鲁克斯爵士（Sir William Crookes），“克鲁克斯电极管”之发明者、金属元素“铊”之发现者、物理学家、化学家、英国皇家科学学会主席；
1900～1900：弗雷德里克·迈尔斯（Frederic William Henry Myers），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着名古典哲学教授、心理学家、时代散文诗人；
1901～1903：奥利弗·约瑟夫·洛奇爵士（Sir Oliver Joseph Lodge），大学学院（利物浦）数学与物理学教授、“无线电通讯技术”首创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904～1904：威廉·弗莱彻·巴雷特爵士（Sir William Fletcher Barrett），皇家科学学院（都柏林）实验物理学教授、“矽钢片”之发明者、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905～1905：查尔斯·罗伯特·里歇（Charles Robert Richet），法国生理学家、巴黎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理学教授、1913年度诺贝尔医学及生理学奖章获得者；
1906～1907：杰拉德·贝尔福伯爵（Sir Gerald William Balfour），爱尔兰总理；
1908～1909：诺拉·西季威克（Nora Sidgwick， Eleanor Mildred），亨利·西季威克之妻、剑桥大学纽纳姆女子学院（Newnham College）首任院长、数学家；
1910～1910：亨利·亚瑟·史密斯（Henry Arthur Smith），着名法庭律师；
1911～1911：安德鲁·朗恩（Andrew Lang），着名人类学家、民间故事收集者；
1912～1912：卡朋特大主教（William Boyd Carpenter），伦敦西敏寺驻堂神父；
1913～1913：亨利·伯格森（Henri Bergson），192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1914～1914：费迪南·坎宁·席勒（Ferdinand Canning Scott Schiller），苏格兰实用主义和人本主义哲学大师、牛津大学和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哲学教授；
1915～1916：吉尔伯特·穆雷（George Gilbert Aime Murray），澳大利亚古希腊哲学大师、牛津大学古希腊文教授、“国际联盟”（the League of Nations）创立者；
1917～1918：劳伦斯·普尔绍·杰克斯（Lawrence Pearsall Jacks），法学与道学博士、《希伯特杂志》（The Hibbert Journal）主编、牛津大学哲学教授；
1919～1919：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 John William Strutt），剑桥大学物理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会主席、1904年度诺贝尔物理学奖章获得者；
1920～1921：威廉·麦独孤（William McDougall），哈佛大学和杜克大学心理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超心理学杂志》（Journal of Parapsychology）之父；
1922～1922：托马斯·米切尔（Thomas Walter Mitchell），英国医学生理学家、《英国医学心理学杂志》（British Journal of Medical Psychology）常务主编；
1923～1923：尼古拉斯·卡米莱·弗拉马里翁（Nicolas Camille Flammarion），法国天文学大师、着名的科普作家、法国天文学会原始创办者及第一任会长；
1924～1925：约翰·乔治·皮丁顿（John George Piddington），美国商人、英国心灵研究会捐助基金会创办者（1902年）；
1926～1927：汉斯·德里施（Hans Driesch），德国莱比锡大学实验生物学教授；
1928～1929：劳伦斯·琼斯爵士（Sir Lawrence Jones），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930～1931：瓦尔特·富兰克林·普林斯（Walter Franklin Prince），美国律师、心理学家、多重人格领域着名研究者、波士顿心灵研究会首席调查长官；
1932～1932：奥利弗·约瑟夫·洛奇爵士（Sir Lodge），即1901～1903年主席；
1933～1934：爱迪斯·列提顿（Edith Joan Lyttelton），澳大利亚着名剧作家；
1935～1936：查理·邓巴·布劳德（Charlie Dunbar Broad），英国化学家、剑桥大学哲学和伦理学教授、不列颠协会高级会员、亚里士多德研究会主席；
1937～1938：小瑞利勋爵（Lord Rayleigh， Robert John Strutt），瑞利勋爵之子、伦敦国王学院光学专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不列颠协会主席；
1939～1941：亨利·哈贝利·普莱斯（Henry Habberley Price），牛津大学数学逻辑学教授、亚里士多德研究会主席；
1942～1944：罗伯特·亨利·索莱斯（Robert Henry Thouless），剑桥大学教育心理学讲师、着名宗教人类学研究者；
1945～1946：乔治·纽甄特·梅埃尔·泰瑞尔（George Nugent Merle Tyrrell），应用数学家、理论物理学家、伦敦大学数学和物理学教授，无线电通讯领域先驱；
1947～1948：威廉·亨利·萨尔特（William Henry Salter），着名法哲学学者；
1949～1949：加德纳·墨菲（Gardner Murphy），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
1950～1951：萨缪尔·乔治·索尔（Samuel George Soal），伦敦大学数学教授；
1952～1952：吉尔伯特·穆雷（Gilbert Murray），即1915～1916年主席；
1953～1955：弗里德里克·约翰·马里安·斯特拉顿（Frederick John Marrian Stratton），剑桥大学天文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主席；
1956～1958：盖伊·威廉·兰伯特（Guy William Lambert），美国助理国务卿；
1958～1960：查理·顿巴·布劳德（C. D. Broad），即1935～1936年主席；
1960～1961：亨利·哈贝利·普莱斯（H. H. Price），即1939～1941年主席；
1961～1963：埃里克·罗伯森·多茨（Eric Robertson Dodds），牛津大学教授；
1963～1965：多纳德·詹姆斯·韦斯特（Donald James West），着名精神医师、剑桥大学犯罪心理学教授、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唯一一位担任三次主席的学者；
1965～1969：阿利斯特·哈代爵士（Sir Alister Hardy），牛津大学动物学教授、海洋生物学及古生物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牛津宗教体验研究所”创办者；
1969～1971：威廉·拉什顿（William Albert Hugh Rushton），剑桥大学医学部主任、视觉神经生理学家、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
1971～1974：克莱门特·肯尼迪·蒙德尔（Clement William Kennedy Mundle），英国邓迪大学哲学系主任、大学学院（北威尔士）哲学系主任；
1974～1976：约翰·贝劳福（John Beloff），爱丁堡大学心理学教授；
1976～1979：亚瑟·埃里森（Arthur Ellison），伦敦城市大学电气工程系主任；
1980～1980：约瑟·班克斯·莱茵（Joseph Banks Rhine），杜克大学生物学家；
1981～1983：亚瑟·埃里森（Arthur Ellison），即1976～1979年主席；
1984～1988：多纳德·詹姆斯·韦斯特（D. J. West），即1963～1965年主席；
1988～1989：伊安·史蒂文森（Ian Stevenson），弗吉尼亚大学生物化学教授；
1989～1992：阿兰·古尔德（Alan Gauld），诺丁汉大学心理学退休讲师；
1993～1995：阿奇·罗伊（Archie Edminston Roy），格拉斯哥大学天文学教授、爱丁堡皇家科学院院士、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会员、苏格兰心灵研究会创办者；
1995～1998：大卫·丰塔纳（David Fontana），加迪夫威尔士大学心理学教授；
1998～1999：多纳德·詹姆斯·韦斯特（D. J. West），即1984～1988年主席。
……
8．超自然——科学的未知领域
心灵研究会历届主席当中包括13名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Fellow of the Royal Society， F.R.S.）、三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众多来自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哈佛大学等顶尖学府的物理学、数学、心理学以及哲学教授。要知道在当时，只有极少数作出过突出贡献的学者才有机会晋升为“教授”，而绝大多数高校教师一辈子也只能被称为“讲师”。况且这份名单还不足以说明心灵研究会网罗的人才究竟有多么出色，许多顶尖物理学家，比如老汤姆逊（Joseph John Thomson）和居里夫人（Marie Curie），亦都是心灵研究会的“高级董事”。东海大学学者张展源甚至在学术论文《超心理学研究的哲学涵义》当中极为尖锐地指出：仅是这份名单便足以显示心灵学研究“不是一群迷信怪人的游戏场”！认为其中含藏着欺骗计划的想法更是“荒谬绝顶”！
如果我们可以逃脱偏见，且不受双重标准的局限，那么对于这些顶尖科学家曾经参与心灵研究的历史事实就可以得到更加客观全面的理解。这些对心灵感兴趣的自然科学巨匠了解科学的研究方法和规律，也见识过许多难以解释的“异象”发生。于是他们想借助科学手段研究可见自然世界背后的隐秘秩序，他们也确实是投身于其中。然而，某些批评心灵研究的所谓科学界的专家们，却不像这些勇于向精神现象发出挑战的科学大师那般深入地理解了科学存在之目的——即探索未知，也从未真正地观察或思考过诡异的心灵问题——就更不要说什么深入理解了！这群盲目的批评者其实是在批判自己一点儿也不了解的话题——正如某些修读文科出身的社会学者攻击科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