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这段文字来源于英国着名宗教哲学家约翰·哈伍德·希克（John Harwood Hick）所着作品《第五维度》（The Fifth Dimension： An Exploration of the Spiritual Realm）。在这部作品中，希克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为什么在“轴心时期”，这些深刻影响了人类文明的宗教启蒙思想家不约而同地教导人们要善良、要诚实、要懂得精神层面的痛苦追求远胜过物质世界当中的欢愉享受（为什么所有人都在阐释这种于本质上完全相同的理念，而非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百家争鸣）？
聆听了苏格拉底的洞穴寓言之后，我们或许能达到这样一种高层次理解：“轴心时期”曾经涌现的伟大先知们或许正是学会了“灵魂转向”的普通人；他们都出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哪怕只是最单纯的幸运——逃出了“生活洞穴”，有机会去亲眼见证藏匿在物质背后的伟大秩序。因为这种可以在现象世界窥见其投影的伟大秩序是宇宙之间唯一的真实存在，所以无论是哪国人，操持着何种语言，生活在怎样的社会里，都会使用相似的表达方式去描述这种隐秘的质；由于只存在唯一的“宇宙藏象”且“摸象”的“盲人们”已然睁开了心灵的眼睛，因此对于这种宇宙最高级意志的描述和解读仅此一种。众多伟大的先知们尽皆教育我们：做一名好人！做一名精神圣徒！
生活在公元前八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的祖先们为何会如此强调精神维度的不懈追求，后世学者不得而知。不过我们知道正是在这段时期，人们于今天所熟悉的宗教逐一产生。这些貌似彼此不同的信仰模式不是没有本质的共性：除了教导大家向善之外，所有宗教都认可我们这个世界并不是唯一的真实（甚至压根就不是真实）。
基督教所宣扬的“三位一体”虽然已被君士坦丁等人反复修改得面目全非，然而非常有意思的是：今人居然可以在古印度教的《梨俱吠陀》（Rigveda）等梵语文献当中找到类似的理论根据。在古印度教中晚期哲学经典《奥义书》（Upanishad）当中，恒河平原的智者们同样留下了一套类似“三位一体”的理念：“梵”（Brahman）、“我”（man）、“幻”（MY）。其中“梵”是造物主，创立了整个宇宙并且是客观真实世界的存在主体；“我”是参与构成了主观世界的观察者，主观世界因为“我”的观察而得以产生；“幻”则是客观真实在主观世界当中形成的“投影”，亦即“我”所观察到的事物。客观真实和主观世界在本质上同为一体，“幻”则是其中联系。因这种联系而衍生的一切尽皆是虚假的表象，只有客观存在的“梵”和参与构成主观世界的“我”才是深藏在宇宙背后的唯一真实。人类眼中的物质世界不过就是一种假象，即“我”对“梵”进行观察而已（“幻”）。
或许有人质疑：这套古印度教信仰的“三位一体”理念和基督教中的“三位一体”貌似不完全一致！情况确实如此。不过人们似乎忘记了所谓基督教“正统教义”及相关思想其实是普罗提诺的新柏拉图主义。在这套传承自埃及亚历山大城的新柏拉图主义思想体系当中，存在这样一组概念：“太一”（The One）、“心灵理智”（Nous or Demiurge）以及“世界灵魂”（Anima mundi or the World-soul）。基督教所谓的“圣父”、“圣子”、“圣灵”实际上就源自这套古希腊新柏拉图主义的“三位一体”！
“太一”类似于古印度的“梵”，抑或是阿纳克西曼德的“无定”、老子的“无极”，是宇宙得以生成的原因，并非万物合一，而是万物之本源，是和谐完美的本体，世界唯一存在。这种“存在”本身却又是“不存在”，正如道家或佛家所持的辩证法：有即是无，色即是空。普罗提诺还曾经特意地强调指出：“太一”其实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善”！但是这种“善”的存在不能够借助于“存在”或“是”等常规概念来解读，因为人类所有关于概念的理性认知都不足以描述宇宙间最本源的事物：
通过理性认识事物会使得人们陷入多样性的讨论，从而却失去了对于“一”的关注。理智只能够借助“概念和范畴”去把握认识对象，而一切概念和范畴都需要加以适当区分才可以有效定义。因此，理性仅适用于认识可被分割的存在体，而不应该用于解读不可以被分割的存在体“太一”。
若借助于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法来阐释以上言论，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理性仅能用来认识矛盾的双方，却无法认识矛盾双方其实是统一的！然而这个伟大宇宙的本质却是矛盾各方的高度统一，因此理性只可以认识表象而非本质（这种解释实际上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有别于伊曼纽尔·康德和库尔特·哥德尔的理性批判）。
“心灵理智”则是柏拉图本人倡导的观念。他认为：“太一”就好像太阳耀发光芒似的，具有“流溢属性”。“心灵理智”是“太一”流溢到具体事物当中的“表现形式”，是从“一”变为“多”的哲学运动。如果“太一”是孤独的太阳，“心灵”和“理智”就是散布世界各地的阳光；事物之所以被我们看见是因为它们部分吸收、部分反射了太阳的七彩光芒。如果将“太一”比喻为客观存在的“梵”，那么“心灵理智”便是参与构成了主观世界的“我”。人类之所以有资格成为“万物之尺度”，就是因为人类意识中拥有着最超凡的“心灵理智”，可以借助自身之观察将虚幻载入现实！
“世界灵魂”则是观察之底物，播撒于世界每一处；是较之“心灵理智”更加粗糙低级的“意识表现形式”。不过其作用无比重要。因为正是这种与物质结合为一体的较低级意识在客观和主观世界之间搭建起了一座桥梁：意识观察之所以能“将梦想照进现实”就是因为被观察之事物以及现实本身都是一种意识（新柏拉图主义这套哲学思想对于从小便接受机械唯物主义教育的人而言确实是难以理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各种宗教有关于“三位一体”的哲学思想尽皆是在传递一种理念：通常所谓的客观世界其实是虚幻的假象，而真实存在的客观世界又与主观观察者在本质上并无两样。主观即客观，意识才是存在。每位观察者因为拥有这种可以决定存在的意识，因为饱含着“心灵理智”，所以在其本质上等同于宇宙终极存在。正如几乎所有宗教信仰都曾经通过寓言告诉我们的情节：上帝造人时参照了自己的模样！然而人类毕竟不是上帝，太阳射出的每一缕阳光虽然都属于太阳却不该被视为太阳本身。人类内心深处虽然沉睡着“梵”中流溢而出的“我”，但是人类却很难回归到“太一”的状态。形而上学以及各种宗教的存在就是为了帮助人类寻找回归的旅程。
这里有必要简单探讨一下形而上学。“形而上学”（Metaphysics）一词在古希腊文中的意思是“研究物理学背后的学问”。然而什么才算是“物理学背后”呢？若根据牛顿的解释，“物理学背后”就是物质实体和隐秘的质。物理学能研究的仅是表象，因此人类需要一门更深奥的学问去研究物质背后的精神实体。只有这种超越物理学描述的存在才是宇宙间最为高贵的真实，才是“梵”和“太一”。故而严复先生在研读亚里士多德的作品时借用《易经》当中的文字将其重新翻译为“形而上学”。因为《易经》中写的清楚：形而上者谓之“道”！人类的生活亦拥有一个最高宗旨：回归于“道”。
7．释迦牟尼——心灵瑜伽师
所有形式的宗教都在试图解答一个古老的问题：人类为什么会感受到痛苦？古往今来所有伟大的哲学家尽皆就这一话题作出过翻江倒海的思维尝试，并且各有所得。而在全部愿意深入心灵迷宫的勇敢探索者中，有一个人给出的哲学解释最令人感到满意，他的名字叫做乔达摩·悉达多（Siddhartha Gautama）。
乔达摩·悉达多生活在公元前五世纪的尼泊尔，是当时古印度北部城邦迦毗罗卫王国（Kapilavastu）君主净饭王（Shuddhodana）的大儿子。这位日后注定将继承王位的太子和传统观念中那些娇生惯养且喜欢争权夺利的王子不同，他举手投足间流淌出的与生俱来的脱俗气质教人相信他或许更愿意成为一名哲学家。净饭王十分担忧自己的儿子因为对于世间疾苦过于思虑而选择出家为僧，便为他修建了三座豪华奇伟的宫殿并挑选出众多美若天仙的少女陪伴于他。然而，就像庭园关不住春色，再诱人的物质生活也难以锁住哲学家生有翅膀的高贵心灵。为了思考生、老、病、死等一系列永恒烦恼，为了追求精神解脱，乔达摩·悉达多最终还是离家修行。
这位从王子变身为乞丐的流浪思想家不停质问自己：人世间有数不胜数的痛苦和忧虑难以彻底根除，追求享乐会是唯一的解脱吗？疾病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必然劫难，然而这种劫难有没有尽头？人类的生命如此短暂，死亡莫过于最终惩罚，意外随时将至的巨大恐惧盘绕心间，人们还能有机会纵情享乐吗？如果物质是人类痛苦的唯一确定来源，那么为何自己放弃了富贵和荣华却依然未曾获得精神解脱呢？难道说尘世间流转的一切，没有永恒的幸福而只有无休止的痛苦吗？……
哲学沉思和苦行僧一般的行为方式都没能替乔达摩·悉达多找到最可靠的答案。近乎绝望之中，他坐在了一棵菩提树下，检视自己诚心付出的一切努力和尴尬的不成功。就在一瞬之间，他突然意识到：此前全部尝试之所以没能取得积极收效，正是因为在他心底有取得成效的强烈欲望！正是因为他自己专心思考“自己”应该怎样做、“自己”应该怎样寻求最终解脱，他才会陷入无尽之痛苦！
于是，这名昔日的王子总结出了人类之所以会拥抱痛苦的原因：因为人类太关注自己并且拥有太多的欲望！所有痛苦都是针对于“自我”这个概念而言的，所有痛苦亦都来源于某些欲望得不到满足；倘若人们能够抛弃掉“自我”这个狭隘的观念，能够将心底的欲望也一同删除，平静和谐就会自然光顾。由于领悟了心灵世界获得解脱的终极真相，这位王子被后人称为“彻悟者”，即梵语所谓的“佛陀”（Buddha）。
至此，一种全新的宗教产生了。然而究其本质而言，佛教并非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宗教——因为其没有任何偶像崇拜色彩。与其说佛教是种跟随释迦牟尼的修行体系，倒不如称之为一套超凡脱俗的心灵教育理念：任何人皆可以通过对精神世界的不懈追求而将自己的人格提升到完美境界，成为一名透彻理解宇宙以及人生之最终真相的“彻悟者”。佛陀并非神灵而是已然获得至高觉悟的常人；每个人只需要深入地挖掘自己的精神诉求，尽皆可以达到神圣的生命领悟。
在佛教理念当中，人类的生命本是一场纯粹的痛苦。这种痛苦因为对物质的种种渴求而显得更加冰冷彻骨。真正的快乐只会与人们短暂相逢，而生死轮回中所夹杂的无尽痛苦却在残忍地不断重复。宇宙就像是一座刻薄无情的钟表，周而复始地上演着时间的脉动。人类只要经历过生出的快乐，就必然要等待死亡的折磨；只有弃绝欲望的精神自我超越，才能引导人获得真正的解脱。
非常有意思的是：佛教所持有的这种“修心不修命”的“悲观理念”其实隐藏着极深奥的乐观情绪。之所以需要通过精神领域的自我超越去完成对生命的否定，就是因为佛教认为精神意志才是宇宙间的本体。唯有回归于生命真正本体才有可能获得最高贵的生命永恒！这种“悲观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一位酷爱钻研哲学的青年。这名青年日后凭借对精神本体和现象世界的系统阐明而成为了德意志哲学的代表性人物。其哲学巨着《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Die Welt als Wille und Vorstellung）成为了量子物理思想最出色的哲学诠释，而他的名字亚瑟·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亦被科学家奉为了意志论的伟大神明。
20世纪最杰出的思想家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同样认为佛教的深刻哲理中隐藏着对于宇宙终极秩序的理解。这位物理学大师在仔细研读了大藏经之后竟出人意料地和许多物理学界的同行们大谈特谈“佛教思想取代物理学的大趋势”：
未来的宗教将是一种宇宙宗教，而佛教包括了对于未来宇宙宗教所期待的所有特征：超越了人格化的高级存在、避免教条神学、涵盖自然和精神两方面，教理更是基于对所有自然界和精神界事物作为一个有意义整体的体验而引发的宗教意识。佛教恰恰符合了这样一种描述。如果有某种能够应付现代科学之需求并与之共存的宗教，那么其必定是佛教！我并不是一名宗教信仰者；但如果是的话，我愿意成为一名佛教徒。
……
我相信斯宾诺莎（Baruch Spinoza）所描述的神，一个通过存在事物的和谐有序体现自己的神，而非一个关心和影响人类行为和命运的神。我始终认为，有一个无限的最高级智慧通过我们脆弱无力的思维可以感受的细节来显示他自己的存在，对这种存在的谦卑的赞美构成了我的宗教信仰。
爱因斯坦的这种信仰并非是佛教本身，而是佛教所描述的宇宙间所隐藏的深刻秩序。有趣的是：佛教虽然是以古印度教竞争者的姿态崛起，但是其种种核心理念，尤其是对于宇宙本体的完美洞察，却是源自古印度教的传统思想。乔达摩·悉达多所谓的极度忘我、弃绝欲望等修行方式，从本质上说其实都是古印度教中许多深奥异常之经典倡导的内容，比如着名的《摩诃婆罗多》（The Mahbhrata）——尤其是这本书中最重要的篇章《薄伽梵歌》（The Bhagavad Gīt）。古印度教的虔诚智者在《薄伽梵歌》当中用大量篇幅探讨了某种可以帮助人类皈依于梵的“心灵瑜珈”。他们在书中这样写道：
所谓“弃绝”即是瑜伽，意乃上接至尊。除非弃绝感官快乐，否则不能成为瑜伽师。初习八重瑜伽之修士，工作即是手段；已到达瑜伽境界之人，停止一切物质活动才是善。弃绝一切物质之欲望，活动而不为感官满足，不肆追求结果，可算到达瑜伽境界。在自我之中寻访快乐，在自我之中收获启迪，而且，仅在自我之中，便找到完全的欣喜和满足。这样的人已再无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