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要进行一百年辩论
他尽管不情愿，还是于1949年6月15日在丰泽园里正式住了下来。
他不喜欢乾隆在《丰泽园记》中说的，瀛台“较之此园固为美观，而极土木之功，无益于国计民生”，丰泽园则“行一事则合于天心，建一园而合于民情”。他是唯物主义者，他觉得与金碧辉煌、飞阁流檐的瀛台相比，丰泽园尚还显得古朴敦厚，不饰华丽。他认为丰泽园的建筑不能说明那些封建的帝王们上仰天意、下俯民情。要说喜欢的话，他倒是有点儿喜欢菊香书屋的清幽典雅，也欣赏康熙为菊香书屋所题的对子：
“庭松不改青葱色，盆菊仍靠清净香。”
北平初解放，住进菊香书屋的第一个中共领导人是林伯渠，住在北屋。毛泽东与周恩来是将这里作为临时休息的地方，分别住在东屋和南屋。在含和堂吃过晚饭后，他俩再返回香山住处。
中央政治局议了两次后，为了减少路途往返时间，也为了安全和工作方便，决定毛泽东从香山别墅搬进中南海，住入菊香书屋里。林伯渠与周恩来就从这里搬了出去。
6月15日这天下午，他离开香山双清别墅，到中南海开会。新中国成立迫在眉睫，新政协筹备会议预定这天晚上7时30分在勤政殿开幕，会要开一段时间。
他除了参加会议，还要与来自全国各地的众多代表见面、谈话，洽商建国大事。
从3月25日至6月15日，他掐指算来，党中央在香山，只差十天就满三个月了。在这短短三个月里，形势又有了迅猛的发展，百万大军渡过了长江，接着又连续解放了南京、上海、武汉等重要中心城市，人民解放军正在江南前线乘胜追击。新政协筹备会议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召开的。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形势发展虽快，但局面却极为错综复杂。2月初，斯大林虽然派了米高扬来访问西柏坡，同我领导人会谈，但与此同时，苏联驻华使馆那些天正随国民党政府从南京迁往广州。在渡江之前，斯大林就发来电报，劝中共就此止步，不要轻易南下，以免引起美国干涉。在占领南京后，苏联各主要报纸虽然都加强了对中国人民革命胜利的宣传报道，但苏联政府随即又同国民党政权就“延长合办中苏航空公司”开始谈判，罗申大使仍继续留在广州。
毛泽东对此是不满意的，很有看法。南京解放后，他满含激情写的那首《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就有隐有所指的“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佳句。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会见戴高乐总统的代表法国文化部长马尔罗时，还曾提起渡江前的这些事。
早在南京解放前，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就到处找中国共产党人拉关系；南京解放后，司徒雷登和其他西方国家的驻华大使又继续留在南京观望。这些情况，新中国成立前夕的中共中央不能不加以考虑。本来，在3月初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在报告中对于帝国主义是否会承认新中国的问题作出过基本估计：
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绝不能很快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因此，“关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承认问题，不但现在不急于去解决，而且就是在全国胜利以后的一个相当时期内也不必急于去解决”。
但是，根据现在这些新情况，如果能够通过外交渠道制止美国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可能，促使美国政府采取接受现实的立场，抛弃众叛亲离、腐朽不堪的国民党政权，承认新中国，那将极大地有利于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因此，他与党中央除了从最坏的角度对美国可能的出兵干涉与外交不承认进行充分考虑之外，也采取了灵活、积极的态度，他曾于4月28日致电渡江前线总前委和华东局负责人：如果美国（及英国）能断绝和国民党的关系，我们可以考虑和他们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
这样，就产生了黄华在南京与司徒雷登的非正式接触。为此，他日前刚刚同意通过燕大校长陆志韦出面邀请司徒雷登北行访问燕大，他也准备在北平见一见这个美国前驻华大使。
因此，在准备今晚新政协筹备会议的讲话稿时，他写了这样的话：
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是帝国主义制度走向全部崩溃的时代，帝国主义者业已陷入不可解脱的危机之中，不论他们如何还要继续反对中国人民，中国人民总是有办法取得最后胜利的。
同时……任何外国政府，只要它愿意断绝与中国反动派的关系，不再勾结和援助中国反动派，并向人民的中国采取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友好态度，我们就愿意同它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的问题。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关系，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后来，在新政协筹备会议期间，上海来的陈铭枢捎来司徒雷登的材料时，他就特别嘱咐这位与司徒有来往的陈铭枢先生，捎话给司徒雷登先生，请其认真读一读他在新政协筹备会议上的讲话。
据裴坚章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第一卷，1949-1955）》记载，陈铭枢在给司徒雷登的信中表示，中共的政治路线是明智的、正确的和坚定不移的，并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政治上必须严肃，经济上可以做生意。”
那天，他在菊香书屋送走陈铭枢之后，已是深夜。
他详细看了陈铭枢捎来的司徒雷登的材料，包括司徒拟的五点意见和所附的四份文件。总的印象是，还是帝国主义的腔调，还是帝国主义的嘴脸，还是蔑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革命的态度。他进而联想起南京市委发来的6月6日司徒雷登与黄华第二次见面谈话中，司徒对黄华说的：只有在新中国不和苏联结盟的情况下，美国才会承认一个共产党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当然不会容忍和接受。
每到深夜，他的思维特别活跃，司徒的这些材料，更使他想得很多很深。
他想起了张治中。
他在这次新政协筹备会议上被推选为新政协筹备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两三天前的一个下午，在酝酿和讨论国号的时候，为广泛征求意见，他以筹委会主开国大典前夕，毛泽东与张治中、周恩来商议国事。
任的身份在勤政殿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张治中也应邀参加了。他让工作人员把筹委会上的专家们的意见介绍给与会各位，然后，他代表中央说，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征询大家意见。
这时，张治中说有不同的意见。张治中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呢？我提议去掉那两个字，不如干脆就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他觉得张的话颇有道理，“共和”者，其含义为通过民主选举产生国家元首和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政治制度，的确也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于是，他在会上建议大家采用。经过众人反复讨论，终于决定了即将诞生的新中国采用这个国名。
他很器重张治中的意见。张治中，字文白，曾三次到延安。在重庆谈判中，张让出官邸给他住，又负责护送他回延安。张治中有学问，有头脑，善思考，读过很多书。有一次他劝一个青年读书，就说人家国民党的张治中年轻的时候还读了十年线装书哪。这次国共和谈夭折，渡江开始，他就对周恩来说，文白先生要走的话，可以送去香港或者兰州（当时张治中还任国民党政府的西北地区行政长官）。后来，张治中决定留下来，周恩来也把张治中的家属接到北平来了。他很欢迎张治中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筹建工作。
国共和谈期间，4月8日，他曾请张治中来香山见面谈话。那次，连谈话带吃饭共用了三个钟头。张治中胸怀坦荡，对国家大事有话直说，曾就新中国的对外方针提出过自己的意见。
张治中在国民党中被认为是左派，是主张国民党在联美之外，也要联苏联共的。此时，张治中认为，国民党失败的原因很多，除了反共反人民反革命、不实行三民主义之外，在对外方针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就是长期以来推行一条亲美的一面倒政策。因而，张主张，今后新中国要实行苏美并重的新政策。
他问张治中，具体怎么解释？
张说，就是亲美也亲苏，不反美也不反苏，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
以亲美又亲苏的美苏并重政策来消除美苏的对立，促进美苏合作，使中国成为美苏关系的桥梁。这对中国有利，对美苏有利，对世界和平也有利。单就从军事观点来说，如果在美苏对立之间中国不能保持善意的中立，而是联合美国对付苏联，则美国为了支援中国，就会派部队越过太平洋到中国来，这样，中国就成了美国的负担。反之，中国要是联合苏联对美国作战，苏军也会从西伯利亚过来支援中国，不仅中国成为苏联的负担，且使苏联陷于欧亚两面作战的不利局面。
因此，张治中说：“在亚洲，中国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现在的世界是美苏两雄争长，中国在中间举足轻重，是两雄争取的对象。中国投向哪一方，哪一方就占优势。我们要好好地利用它、珍视它。”
他已经听周恩来谈过张治中的这些观点了，这次他是亲自听张治中面述。
这些观点使他很感兴趣。
张治中在4月8日这次见面中，对新中国的对外方针又作了进一步阐述。
据张治中当年的秘书余湛邦在其回忆文章《“一边倒”争论的来龙去脉》一文中记述，“事后，张曾详细地从头到尾告诉了我，我作了速记，并整理成文字”。
该文回忆说：
概括起来，张治中在谈话中提出了以下几点：
（一）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国民党政权中占统治地位的是亲美派反动集团，他们一边倒亲美、死硬反苏的错误政策是一个致命的赌注，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的灾难，不仅危及国家民族的命运，而且影响到远东的和平，因此，我坚决反对一边倒亲美，主张美苏并重。平时美苏并重，战时善意中立。我是一生坚持孙中山先生三大政策的，但在亲苏联共的总方针下，不妨在外交策略上美苏并重，保持同等距离。
（二）战争结束恢复和平之后，就要进行全国性的建设，以中国之大，人口之众，建设不可能只靠自己，还得寻求外援，光靠苏联帮助不够，还得向英、美等国去争取才行；光靠任何一国都不行。
（三）我们还要做生意。现在世界交通日益发达，各国人民贸易往来，有无相通，是正常的事，我们要和所有的国家做生意，尤其和苏、美、英等国做生意，而不能像清代那样闭关自守，一律排斥外来的东西。
（四）我们既然主张和平，既然要和各国建立邦交和做生意，那么就得注意态度，不能对别人采取敌对和刺激的做法。
他听了后，认为张治中所说的各点，在当时具有普遍性、代表性，因而一边吃饭，一边详细解答。解答完后，他还笑着对张治中幽默地说：“文白先生，我准备为此进行一百年的辩论。”
毛泽东识穿了司徒雷登的用心。6月30日，经毛泽东审阅后，中共中央就司徒雷登来北平的事给南京市委发去电报，针对司徒雷登希望我方发邀请及欲乘美国军用飞机到北平之事，作出了具体指示：
望告黄华，谨守中央去电原则，即我们系准许司徒雷登去燕大一行，彼希望与当局晤面事亦有可能。因此，两事均为司徒雷登所提出，绝非我方邀请。此点必须说明，不能丝毫含糊，给以宣传借口。
司徒及傅如来北平只能挂一卧车，派人护送，不能许其乘美机来平。如司徒雷登借口不乘美机即无法赶回华盛顿，可置之不理。因美国国会闭幕与否，不应予以重视，我们对美帝亦绝无改变其政策的幻想。
就在这同一天，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的长篇文章，明确地指出了新中国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
陷入黑圈的杜鲁门只好使用否决权
夜里，柔和的灯光下，勃拉姆斯的一支欢快的乐曲回荡在白宫的琴房里。
杜鲁门总统端坐在那架黑色的大钢琴前娴熟地弹奏着。在少儿时代，管教严厉的母亲就规定他每天早晨一起床就首先要练钢琴。母亲还为儿子在堪萨斯城找了一位很出色的钢琴师，他必须一周去上两次他极不愿意上的课。母亲当然没有想到不愿意成为职业钢琴家的儿子，后来竟然成为国家总统。但当总统之后，在出国访问或是庆典活动时，人们经常邀请他做即兴表演，斯大林、丘吉尔都欣赏过他的钢琴表演，并给他以掌声与赞扬。他曾开玩笑地对丘吉尔说：
如果不是当了总统，他可能最终成为酒吧间的钢琴演奏师。
但是，他有意识选择的欢畅旋律也不能冲淡他心中积蓄的烦恼。最近使他烦恼不已的就是中国问题。
自接任总统以来，中国问题就是一个令他极为头疼的问题，也可以说是一个甩不掉的包袱。赫尔利将军、马歇尔将军先后在中国对国共两党进行调停失败后，他对蒋介石愈发失去信心了。
现在，1949年夏秋间，人民解放军在大陆战场上节节胜利之时，在美国国内，在中国问题上，杜鲁门更加左右为难，四面受攻。他作为美国总统深知，如果要挽救蒋介石的命运，那就意味着美国不仅要投入更多的金钱，还可能要动用美国军队；如果不是这样，蒋介石就有可能被毛泽东的共产党彻底打败，肯定就会有人严厉指责总统对共产主义打击不力。在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后，国民党政府摇摇欲坠，再三向美国求援。中国问题越来越成为美国国内关注的问题，也成为反对派攻击杜鲁门总统的靶子。一些反对派议员说总统在对华问题上全错了，先错在不应提出让共产党进入联合政府的主意，接着又错在马歇尔调停失败后没有全力帮助蒋介石打败共产党，他们要求全力支持蒋介石，甚至主张动用美军干涉。那些像谢伟思、戴维斯那样敢于向国务院指出蒋介石无可救药这一事实的外交官，都被扣上了美国叛徒的帽子。
美国总统杜鲁门制定了敌视新中国的政策。
在冷战阴云笼罩的岁月里，使他最为烦恼的是，他明知对蒋提供援助是白白浪费，但又不能背上一个对共产主义心慈手软的罪名。在这种情况下，连任总统不久的杜鲁门，便授命自己的新国务卿艾奇逊对当时的对华情况作一个“协调的解释”。
这真是一个倒霉的使命，艾奇逊感到无可奈何，但善于形象思维的他还是想到了一句绝妙的话。艾奇逊对反对派议员们解释说：“如果森林里有一棵大树倒下了，在飞扬的尘土降落之前，人们是无法看清它的损失程度的。”这即是当时美国“等尘埃落定”的对华政策的由来。当时，艾奇逊也正为美国原先对华政策的失败准备一份白皮书，打算将失败的责任都推到蒋介石的身上去。
在这个背景下，司徒雷登在真要实施北平之行时，又变得小心、谨慎、甚至犹豫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