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让斯诺上了天安门
1970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国庆节庆祝活动。广场上人山人海，喧声如潮。红卫兵军装的绿色与标语旗帜的红色，构成了天安门广场的主色。
周恩来总理已经到了好一会儿，按名单能够上天安门城楼的国家领导人已经陆续来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和叶群也来了。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和邱会作四员“大将”也从电梯门里出来，只是神色不像数月前那样大模大样。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接一次地升上来，送上这些举足轻重的角色。
当埃德加·斯诺带着夫人洛易斯·惠勒·斯诺走出电梯时，周恩来快步迎了上去。
“斯诺先生，欢迎您。”周恩来伸手跟斯诺握手。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问着，棕色的眼睛透露出兴奋的光。
洛易斯更是充满了好奇心，喜悦地四处打量。天安门城楼雄浑庄严的建筑造型，富于东方古典韵味的艺术美，使她目不暇接。天安门屋顶四个垂脊均装饰有一个仙人和九个走兽——龙、凤、狮子、麒麟、天马、海马、狎鱼、獬、犰，这些雕塑在阳光下璀璨夺目，使城楼增添了神奇的色彩。
“毛主席让我请您来的。您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流露出发自肺腑的激动：“34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见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您当时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
周恩来说：“我还记得我替您草拟了92天旅程，还找了一匹马让您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
斯诺望了望眼前的周恩来，该是72岁了。当年在陕北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时，周恩来还不满40岁，个子清瘦，骨骼小而结实，下颌上蓄着又黑又茂密的胡子，又大又深的眼睛富于热情，一笑就露出洁白的牙齿，具有领袖的自信与迷人的魅力。现在，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很深，斯诺敏锐地感觉出那深邃而机敏的眼神中包含的忧虑与坚毅。斯诺觉得自己常为周恩来的魅力所吸引，说：“您安排我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今天，让我上天安门——”
周恩来马上将话接了过来：“在中美两国相互隔绝的情况下，您三次访问新中国，今天还上天安门参加我们国庆盛典，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这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斯诺兴奋地说：“我又有独家新闻了！”
斯诺当年闯到陕北写了将红军介绍给全世界的《红星照耀中国》，（即《西1970年10月1日，毛泽东与斯诺在天安门城楼上。
行漫记》），是独家新闻。可是，斯诺此时并没有完全意识到毛泽东安排其上天安门的重要含义。斯诺想得更多、更关心的是这个国家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
1966年秋天，“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拉开了，斯诺心中充满了对中国形势的焦虑。内战已经结束，革命者已经取得了政权。这个以勤劳勇敢而着称于世界的伟大民族，正应该为了自己的生存与振兴去克服意想不到的困难，去逾越那些旧社会留下的无穷无尽的障碍，为什么革命者内部又要开展你死我活的斗争？当斯诺从西方的报道中得知一批他景仰的革命家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彭德怀等，竟然受到冲击和批斗的时候，他心焦如焚。他对友人说：“从这里所能得到的消息来看，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是很难加以理解的。人们只能凭着超感官的感觉来进行工作，而我的这种感觉又不太灵敏。”
斯诺很想再次来华访问，曾用口头与书面的形式反映过自己的愿望，却一直被拒而不纳。他当然不知道，在中国外交部大院的大字报里，有人将他的名字与“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往中国的间谍”连在一起。
1968年春天，斯诺给住在北京的友人爱泼斯坦写信时说：“我已经认识到某些有权有势的人显然不是我的朋友。有几位我所信得过的知己对我说，那些主管这些事情的当权者们，已经不再把我看成中国的朋友了……但是，无论如何，我对中国的态度和言行，都是有目共睹的，没有什么不可以告人的。不管那里的少数当权派是不是把我看做中国的朋友，但毫无疑问的是，外部世界（反动派除外）都认为我对中国是友好的，而且可以肯定，人们的这种看法还会继续下去。要是我改变态度，那才不配称为中国的朋友呢。我并不是那种在政治观点上看风使舵、反复无常的作家……”
他的言辞显出十分痛心，在精神上蒙受的深深伤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他一如既往，襟怀坦白，独立求真，从自己内心深处诚恳地表现出了他的尊严和信念。
毛泽东并没有忘记斯诺。毛泽东的“五二○声明”发表后，原定5月下旬在华沙举行的中美大使级第137次会谈夭折了。可是，毛泽东又另有了思路，他于6月间嘱咐寻找“我们的美国老朋友斯诺先生”。当时得到的报告是说与斯诺失掉了联络。毛泽东让周恩来特别嘱咐中国驻法国使馆联络斯诺，邀请他作为毛泽东的朋友与客人尽快来华访问。使馆很快就联络上了已在瑞士寓居的斯诺先生，并发出了邀请。斯诺是在1970年8月14日到达中国的，夫人洛易斯·惠勒一起同行。
电梯又一次升上天安门城楼。电梯门开了，一个身材魁梧高大、脊背微驼的人在秘书的陪同下走了出来。毛主席来了。
周恩来领着斯诺夫妇迎向毛主席。斯诺觉得毛主席比在陕北窑洞的时代更为高大魁梧了。衬着金光璀璨、庄严雄伟的天安门城楼，毛主席身上焕发的非凡气质，确实使他在刹那间感觉到这是一位至高无上的领袖。
他34年前在陕北保安第一次见到毛泽东时，毛泽东面容瘦削，一头浓密的黑发留得很长，鼻梁很高，颧骨突出，双眼炯炯有神。给他的第一印象就是毛泽东像林肯。
满脸笑眯眯的林彪在招呼毛主席。
周恩来将斯诺夫妇领到毛泽东跟前：“主席，您看，谁来了？”
毛泽东一看见斯诺，十分高兴：“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斯诺夫妇跟毛泽东亲热握手。斯诺觉得毛泽东的幽默感不减当年。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这是林彪副主席。”
斯诺跟林彪握手：“林彪将军，好久没有见面了。我们在延安是见过的。”
林彪总是笑：“斯诺先生是毛主席的朋友，当然也是我的朋友。好朋友。”
天安门广场上的高音喇叭响起了《东方红》乐曲，广场上红旗如浪起伏，人海沸腾。“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呼声震天动地，响彻云霄。
毛泽东伸出手去，握住斯诺一只手，领着斯诺夫妇朝栏杆前走去。他们来到天安门城楼正当中的栏杆边。广场上的人群狂热到极点。人群上空，气球拖挂着一幅巨大的标语：“伟大的导师、伟大的统帅、伟大的领袖、伟大的舵手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还有一幅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大标语。
毛泽东欣喜地举起右手臂向群众挥动。群众欣喜若狂。
斯诺在北京住过多年。他第一次到北京时只有27岁，住在煤渣胡同21号的一个四合院里，来天安门城楼下观瞻过。那时，他曾经想象过明清的皇帝们在城楼上大驾光临、大展龙颜，举行领诏、大婚、祭旗、出征以及献俘等大典的情景，想象过万杆黄旗飘飞、万民长跪叩头的景况。他当然没有想像过有朝一日自己能在天安门城楼上站在革命领袖人物身边聆听欢呼。他身边的毛泽东，就是那个富有农民的幽默感的革命家。当年，这个人穿着打补丁的皱巴巴的布衣服，在窑洞里请他去吃夹红辣椒的馒头或是贺子珍做的酸梅，跟他一起打扑克，一边用手搓着膀子上的污垢，一边叫着佯装自己有大牌，有时还毫不在乎地当着他的面，松开裤腰带伸手进去抓虱子。毛泽东还讲过这样的话：“如果你身上还没有长虱子，那你还没有理解中国。”当时，他就觉得这个人身上有一种掌握命运的力量。这种力量不是什么昙花一现的东西，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活力。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其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对农民的迫切要求所作的综合和表达。正是这些使毛泽东成为一个伟大非凡的人物。
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庆祝国庆典礼上的照片，经周恩来的精心安排，发表在《人民日报》头版的显着位置。照片经过了特别处理，只有毛泽东、斯诺夫妇与站在身后的翻译四个人，他们身后或是身旁别的人物的身影已经被技术处理了。这张毛泽东跟美国人斯诺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应该被视为周恩来向美国发出的含蓄而饶有深意的信息，想不到竟被尼克松和其精于分析的顾问基辛格忽略了。
事后，基辛格在回忆录里写道：
不幸他们对我们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周恩来把美国作家埃德加·斯诺（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老朋友）和他的妻子领到天安门城楼上站在毛旁边检阅一年一度的国庆节游行，而且照了相。这是史无前例的。
哪一个美国人也没有享受过那么大的荣誉。这位高深莫测的主席是想传达点什么。斯诺自己后来谈论这一事件时指出：“凡是中国领导人公开做的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事情过后我才终于理解到，毛是想以此作为象征，表示现在他亲自掌握对美关系；但是，这在当时真是一种远见卓识。我们在关键时刻理解不到他的真意。事情做得过分微妙反而达不到通信联络的目的。
毛泽东曾在1949年开国大典时站在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自豪地大声宣布：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从此，每逢国庆节，毛泽东都要在此举斯诺登上天安门城楼后，在美国《生活》杂志发表的记述文章。
行盛大的国庆庆祝活动，接见人民群众。能在这种时刻站在毛泽东身边的，除了新中国的领袖人物之外，就是当时友好国家的领导人或是兄弟党的领袖。
斯诺只是一个普通的美国记者，毛泽东为什么让他站在身边检阅人民群众？
毛泽东的护士长吴旭君女士曾经陪着他参加了那天的活动。据吴女士回忆，那天上午，在去天安门之前，在中南海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处，帮毛泽东穿衣服时，就觉得他的心情格外激动。从天安门回到住处，更完衣，毛泽东还沉浸在一种燃烧的激情之中。当时，吴旭君不理解毛泽东为什么给一个美国记者相当于国家领导人的礼遇。就问：“主席，斯诺是老朋友，但他不过是一个外国记者，为什么你给他那样好那样高的礼遇？”
毛笑了。他说：“醉翁之意不在酒。我是先放个试探气球，触动触动美国人的感觉神经。”
巴基斯坦渠道使用最古老的方式传递密件
基辛格曾经形容，如果说毛泽东让斯诺上天安门是拿着一把轻剑来传递信息的话，尼克松却举着一柄大锤来传达他自己的信息。就在斯诺上天安门的前两天，即9月27日，尼克松对美国《时代》周刊记者发表谈话，重点谈了刚结束不久的约旦危机。尼克松有意识地在谈话中插进了一段关于中国在世界上的作用和他自己在这里面的作用的寓意很深的话：
……也许在5年时间里，或甚至10年时间里还不可能起这种作用。
但是，在20年内，它应当能起这种作用，否则的话，世界就会处于致命的危险境地。如果说在我去世之前，有什么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到中国去。如果我不能去，我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去。
接着，在10月间尼克松又亲自作了进一步的努力去开拓巴基斯坦渠道和罗马尼亚渠道。10月下旬，有好些国家的首脑人物到纽约来参加联合国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10月24日，31位国家首脑或政府领导人应尼克松的邀请来参加白宫的宴会，叶海亚·汗总统与齐奥塞斯库总统也在其中。10月25日，尼克松在椭圆形办公室里和即将访问北京的叶海亚·汗会晤。他告诉叶海亚，美国已经决定设法使对华关系正常化，他要求叶海亚作为中间人提供帮助。
叶海亚说：“我们当然要尽力帮忙的。不过你一定知道这将是十分困难的。
我去年说过，中美两国积怨太深，宿仇不容易成为新交。事情会进行得很慢，并且你要有遭受挫折的精神准备。”
第二天，10月26日，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上热情接待齐奥塞斯库，欢迎齐奥塞斯库对美国进行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作为一年前尼克松访问布加勒斯特的回访。当天下午，两位总统会谈时讨论了中国问题，据说，甚至深入地讨论了中国问题的许多方面，其中包括派高级使节秘密访问北京，还提到了使节可能的人选。也讨论了台湾问题。据罗马尼亚人私下声称，尼克松告诉齐奥塞斯库说，就尼克松个人来说，台湾问题不是一个国际问题，而是一个国内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最好是用和平的方式解决。这等于说，华盛顿已经赞同了北京关于台湾问题的观点，因为20年来，美国一贯坚持说台湾不是中国的一个省，而是一个同美国友好的“独立国家”。尽管事后基辛格说这段话“完全不确”，但认为尼克松在敏感的台湾问题上表达了美国有可能转变立场的某种暗1970年秋，尼克松在白宫南草坪上所举行的欢迎外国元首的阅兵式。
示，似乎是合乎逻辑的。
当天晚上，尼克松在为齐奥塞斯库举行的白宫晚宴上，在祝酒词中给北京发出了公开的信号：“有这样的时刻，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找不到合适的渠道同另一个国家的领导人进行联系。然而，正如今天早些时候我对总统阁下说的，他所处的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他领导的政府既同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又同苏联保持良好的关系，也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持良好的关系，这是世界上罕见的。”
美国现任总统在白宫的公开场合中把北京政府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是破天荒的头一次：使用这一名称实际上意味着一项重大的决策。在这种敏感的外交语言中，它用一定方式表达了对新中国存在的承认。
在场的大多数新闻记者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用语的重要性，但它却令在场的苏联大使多勃雷宁十分不安。白宫的宴会结束后，多勃雷宁打电话给基辛格，要求他解释这个用语的含义。
基辛格富于幽默感地回答说，这没有什么特殊意义，难道俄国人不是把中国叫做中华人民共和国吗？
毛泽东会见来访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
11月13日，在北京访问的叶海亚总统受到了毛泽东的接见。12月中旬，罗马尼亚副总理格奥尔基·勒杜列斯库访问中国时，受到了周恩来的接见。尼克松的信由这两个渠道传到了中国。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令人鼓舞的，但还比较含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