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格再定睛一看，确实是基辛格胖胖的身影。他凑近在场的机场负责人，问：“那不是基辛格吗？”
“是他。”机场负责人随口而答，无意中泄露了天机。
“他去哪儿？”贝格又问。
“中国。”对方答。
贝格大为惊诧，问：“他去那儿干吗？”
“我不知道。”机场负责人说完就走了。
贝格无意中得到这一重大新闻，喜出望外，扭头就走，当即向伦敦的报社发了一条急电——据本报驻伊斯兰堡特约记者贝格报道：记者在查克拉拉机场获悉，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博士一行人已于7月9日凌晨4时乘坐一架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波音707飞机飞往中国。
据说这件事后来在伦敦舰队街传为新闻界的美谈。《每日电讯报》的值班编辑拿起那篇稿子，看了一下，放下来。耸人听闻的消息，使他吃惊得不敢置信。
他念罢稿子，看了又看，终于摇摇头，骂道：“妈的，贝格这头蠢猪，准是喝醉了。基辛格哪能到中国去，他不要命了？荒唐！”
这个糊涂编辑竟将这篇可以轰动世界的稿子插在废稿签上。舒尔坦领着基辛格一行6人登上了飞机，机组的人员都站在舱门内迎候。舒尔坦把基辛格介绍给机组，郑重其事地说：“我奉叶海亚总统之命告诉你们，你们机组十分光荣地参与了一项有利于世界和平的秘密使命。乘这架飞机飞往中国的是美国总统的特使基辛格先生。”
机组人员表示欢迎基辛格。
舒尔坦接着叮嘱说：“你们必须遵守保密的诺言，在向报界发表官方公告前，不能向任何人泄露。愿真主保佑你们。”
舒尔坦又陪着基辛格走进客舱。四名中国外交人员与三名中国领航人员已经等在里面。舒尔坦为基辛格与中国人作了介绍，由于是首次见面，基辛格与中国人彼此都感到拘束。握手是礼仪性的。
舒尔坦走后，基辛格手下的人员也都进了座舱。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拎着装满机密文件的大皮箱进来，一望见黄皮肤、穿着被称为“毛式制服”的中国人，大惊失色，马上作出强烈反应，如临大敌。
雷迪十分紧张地问洛德：“跟中国人，去北京？坐的不是美国飞机？又没有先遣人员，没有安全措施，这怎么行？！”
洛德笑着告诉他俩：“这是奉尼克松总统之命采取的特别行动。”雷迪和麦克劳德一边放置皮包，一边虎视眈眈地盯着这几个中国人。这样，机舱内气氛更为拘谨。
基辛格不愧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用风趣的语言驱散了拘谨的气氛。
他说：“我这次去中国很秘密，谁都不知道，早上起床的时候我连警卫都没告诉。
叶剑英在北京南苑机场迎接基辛格。
一会儿，他找不到主人会急坏的，以为被人绑架走了！不过不要紧，巴基斯坦人会告诉他，说我到总统府去了。今天上午的巴基斯坦报纸会登载我有胃病需要休息的消息。谁都不会想到我到中国去了！”
他的话引起了一阵笑声，客舱里的气氛顿时轻松了。飞机已经加速昂首飞上了天空。
基辛格对他第一次见到的中国人印象很深，在他的回忆录里作过饶有意味的描述。穿毛式制服的章文晋看起来像中世纪宗教绘画中的“红衣主教，他严肃而大方、聪明而不外露。他运用英语的能力令人敬佩。”“翻译唐闻生——那个难对付的南希·唐。她生于布鲁克林，因而讲一口十分漂亮的美国英语。我常跟她开玩笑说，因为她是在美国出生的，她不会像我一样受到宪法的限制不能当总统。这个前途对她似乎没有什么吸引力；她既聪明又活泼，很长一段时间掩盖了她的狂热的意识形态信仰。她认为自己不仅是一个翻译；有好几次她周恩来初见基辛格。
当着我们的面毫不犹豫地与周恩来争论。”
至于王海容，“她也是外交部的一位官员。据说她是毛泽东的侄女或侄孙女；她是一个腼腆文雅的人，看起来像一只很容易受惊的鹿一样。”
在基辛格离开伊斯兰堡以后，为了执行掩护计划，以假乱真，一队没有基辛格在内的车队，在摩托车队的护送下，于当天上午8点，浩浩荡荡地驶出政府宾馆。车头上都插着美巴两国国旗，在伊斯兰堡引人注目下招摇过市，驶往50英里外的纳蒂亚加利。为首的一辆车里坐着美国驻巴大使法兰和巴基斯坦外交国务秘书舒尔坦。
纳蒂亚加利这个地方到处是山间小别墅，有僻静曲折的车路相通，确实是执行掩护计划的合适场所。舒尔坦还假戏真做，请了一位巴基斯坦医生来别墅诊治一个病人。这位医生是舒尔坦事先经过反复了解、询问，断定他分辨不出基辛格和其他白种人以后才请来的。人家问他：“你见过基辛格吗？”他回答说：
“没有。”又问：“那么你一定在报上见过他的照片吧？”答称：“没有见过。”从纳蒂亚加利出来后，这位医生以为他是在给基辛格看病，其实他看的是一个确实害了“德里痢疾”的特工人员。
叶海亚总统为了不露破绽，还特意组织了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国防部长以及20来个其他政府官员陆续不断地从伊斯兰堡坐车到纳蒂亚加利探望这个泱泱大国的贵宾。舒尔坦则在客厅里装着十分抱歉地将他们一一挡驾，请他们喝咖啡，推说基辛格正在休息，不便打扰。
7月10日上午9点，在基辛格到达北京将近24小时的时候，他留在伊斯兰堡的助手霍尔珀林又按计划从纳蒂亚加利打电话到城里，称基辛格在别墅要多休息一天，取消一切约会。霍尔珀林还打电话给停在机场那架美国飞机的驾驶员，要求他发电通知飞行计划作必要的改动。此时，在美国圣克利门蒂西部白宫的尼克松总统，除了在7月9日凌晨收到一封电报称“出发情况良好”以后，就再也没有基辛格的音信。基辛格一进入中国，就无法与总统保持联系。对尼克松来说，等待显然是一件更加折磨人的事情。尼克松为此好几个晚上都睡不着觉。这场秘密外交基本上是按中国的条件进行：是美国特使去北京，而不是周恩来到华盛顿。这是中国按允许外国使节拜会中国朝廷的古老规矩发出邀请的。1851年，第一个到中国的俄国大使因不肯给顺治皇帝磕头，乃被拒绝晋见，并被立即遣送回国。1816年，英国大使阿姆斯特勋爵拒绝给嘉庆皇帝磕头也受到同样对待。当然，这次，尼克松派基辛格到中国已经不需要磕头了。但周恩来会不会为了17年前在日内瓦受到杜勒斯国务卿拒绝握手的藐视而向美国人施以报复呢？
周恩来谈起尼克松的“五极中心”说，基辛格竟然不知道
当飞机飞越冰雪皑皑的喜马拉雅山的时候，旭日东升，曙光初照，银白的雪峰巍然高耸，映衬着被映得一片通红的天空，景色格外壮观迷人。那个对基辛格来说具有神秘色彩的东方大国就在眼前，他肩负重任，又觉得吉凶未卜，由此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力量，使他觉得回到了童年时代才有的那种天真烂漫的情景，好像每一天都在经历一场宝贵的冒险，使人的生命富有意义。
当中国人告诉他们飞机正在飞越中巴边界的时候，斯迈泽正好被基辛格叫到后舱去商谈工作，剩下洛德一人独自坐在比其他美国乘客都更靠前的位置。
对洛德来说，这次中国之行另有一层值得兴奋之处，这是他妻子贝蒂出生的国家。所以，一听说下面就是中国边境，洛德自豪而欣喜地喊了起来：“我是第一个进入中国国境的美国官员，我比你们领先五码！”
在飞机上，美国人与中国人围着一张桌子闲谈，礼貌周全，态度友好，气氛和谐。在2400英里的航程中，在4小时45分钟的飞行时间里，大家谈的范围很宽广，也很随便。从窗外的景色谈到日内瓦会议杜勒斯为什么不和周恩来握手，从“乒乓外交”谈到巴基斯坦渠道和热情友好的叶海亚总统，从中国人讲的标准美国英语到基辛格为什么不能当美国总统……闲谈的气氛使基辛格觉得，“好像我们两国之间没有一天断绝过联系一样。还只是在昨天，中美两国一公开谈到对方，就是一顿痛骂，可是现在却一点也没有这样的气氛。”
7月9日，星期五，北京时间中午12点15分，飞机在北京郊区的南苑军用机场降落。前来迎接的有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即将出使加拿大的黄华、外交部礼宾司司长韩叙，以及读过哈佛大学化学专业的翻译冀朝铸。人们特意介绍说，在国庆节的天安门上，是他同毛泽东及斯诺站在一起。这时，中美双方官员的表情是严肃的、拘谨的，气氛是冷峻的；握手也是例行公事的、礼貌性的。
按中美双方原来商定，这次基辛格秘密访华，不安排新闻摄影。经过周恩来总理指示，也通过与基辛格商量，我方安排了一个摄影师拍摄基辛格秘密访1971年7月9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会谈。
华的资料影片，以供保存。当时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牟森，有幸地将基辛格的访华活动拍摄了下来。牟森就是从南苑机场基辛格下飞机时开始工作的。
从基辛格当时在南苑机场的表情来看，忧虑是很重的，玳瑁宽边眼镜后的脸膛肌肉紧缩，没有一丝笑容。
叶剑英陪同基辛格乘坐大红旗轿车进城，基辛格被当做贵宾安排住在钓鱼台国宾馆6号楼。楼外假山玲珑，小径曲折，流水潺潺，是一个漂亮的大花园，园林布局基本上是乾隆皇帝时的原貌。
6号楼里的屏风古色古香，瓷瓶典雅古朴。下榻住定后，基辛格开始盥洗换衣服。可他将换洗衬衣忘在伊斯兰堡，不免大为着急。洛德英俊苗条，衬衣不合基辛格穿；他只好向身材高大的霍尔德里奇借几件白衬衣。基辛格抖开借来的衬衣在身上比试，太长太宽，衬衣上还标着“台湾制造”的商标。
“哟，台湾产的。”基辛格只好笑着打趣，“真不吉利！我就是担心台湾问题要使会谈卡壳。”
洛德在一旁说：“你太紧张了。”
基辛格穿上霍尔德里奇的宽大衬衣，看看镜子，发现自己好像没有脖子。
他只好折短袖子，系上领带。
到北京后的第一顿饭，是叶剑英举行的盛宴。菜式之丰富，制作之精美，数量之丰盛，使基辛格大为吃惊。这个德国犹太移民的后裔，在美国中学毕业时候最大的愿望是当一个会计。就是成为哈佛教授，乃至进入白宫成为炙手可热的大人物，也没有见过如此丰盛精美的宴席。白宫大厨师亨利·哈勒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的重要国宴，与现在这个宴席相比也显得逊色。白宫有名的器皿陈列室里，收藏着历任总统用过的名贵瓷器，有一个盘子中间的图案是一只小鸡盯着西红柿上的小虫子，想要啄而食之；这是海斯总统夫人给客人准备的盘子，这个图案使人看了吃不下东西。据说海斯夫人就是不希望客人吃得很多。
可是中国主人频频给美国客人夹菜，客人吃得越多越高兴，主人才觉得满意。
看来，在这个古老的国度里，吃的历史也源远流长，吃的哲学也根深蒂固。主人要表现自己的富有与大方，使客人也可以显示自己的权势与尊贵。基辛格吃到酣畅之时，感慨地开玩笑说：“大概是数千年前有位贵宾吃不饱，饿了肚子，使主人受到指责。自此之后，贵国就决心待客从丰，以免重蹈覆辙。”饭后稍歇。
周恩来总理将于下午4时半到来。基辛格等人相互招呼着，到客厅门口迎候。
他们在屏风前相挨着排成一行，垂手站立，表情僵硬，紧张而拘束，连话都不说了。对中国的神秘感使他们即将会见中国领袖人物时手足失措。
小轿车驶到小楼门口。周恩来下车走来，潇洒庄重，行动敏捷。基辛格在回忆录里是这样描绘的：
他脸容瘦削，颇带憔悴，但神采奕奕，双目炯炯，他的目光既坚毅又安详，既谨慎又满怀信心。他身穿一套剪裁精致的灰色毛式制服，显得简单朴素，却甚为优美。他举止娴雅庄重，他使举座注目的不是魁伟的身躯（像毛泽东或戴高乐那样），而是他那外弛内张的神情、钢铁般的自制力，就像是一根绞紧了的弹簧一样。他似乎令人觉得轻松自如，但如小心观察就知并不尽然。
基辛格还没等周恩来走到跟前，就特意把手伸了出去，动作还是有点僵硬。
周恩来立即会意地微笑了，伸出那只不能扳直而有点弓屈的右手臂和基辛格握手，友好地说：“这是中美两国高级官员20多年来第一次握手。”
基辛格也说：“遗憾的是这还是一次不能马上公开的握手。否则全世界都要震惊。”
紧接着，基辛格将自己的随员介绍给周恩来。
“约翰·霍尔德里奇。”基辛格指着大高个。
周恩来握着霍尔德里奇的手，说：“我知道，你会讲北京话，还会讲广东话。
广东话连我都讲不好。你在香港学的吧？”
基辛格介绍斯迈泽：“理查德·斯迈泽。”
周恩来握着斯迈泽的手，说：“我读过你在《外交季刊》上发表的关于日本的论文，希望你也写一篇关于中国的。”
洛德没等周恩来开口就自报姓名：“温斯顿·洛德。”
周恩来握着洛德的手摇晃着说：“小伙子，好年轻。我们该是半个亲戚。我知道你的妻子是中国人，在写小说。我愿意读到她的书，欢迎她回来访问。”
周恩来也跟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开玩笑：“你们可要小心哟，我们的茅台酒会醉人的。你们喝醉了，是不是回去要受处分呀？”
基辛格一行紧张、拘束的神态很快就消失了。他们为周恩来的魅力倾倒。
楼内的会议室里，中美双方随着周恩来的到来开始了会谈。隔着一张铺着绿台布的长桌，周恩来与基辛格面对面地坐在大藤椅里。在周恩来两旁的是叶剑英、乔冠华、黄华和章文晋，还有熊向晖、王海容、唐闻生和冀朝铸。在基辛格两旁的是霍尔德里奇、斯迈泽和洛德。特工人员雷迪和麦克劳德虎视眈眈地站在窗旁，还随身带着两只沉重的装满了机密文件的箱子。他俩特别忠于职守，既不想把总统特使丢给那些不明底细的中国人不管，也不愿意让装着美国国家机密的箱子脱离自己的视线。后来，中方有关人员觉得他俩如此守着太累，也不值得，就劝说他俩回到所住房间去休息。他俩也觉得基辛格似乎很安全，只好提着那两只沉甸甸的机密箱子，离开了会议室，回住房去。
洛德将那本熬了许多心血准备的材料汇编摆在基辛格的前面。周恩来只掏出一张纸放在茶杯边。可以望见纸上写着几行字，大约是讨论的提要。
基辛格先是十分谨慎地打开材料汇编的厚皮封面，按事先准备的密密麻麻的讲话稿，干巴巴地念了起来——从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从纽约港起航，穿过大西洋，绕过好望角，于8月28日到达中国广州的黄埔港，揭开了中美关系的序幕……
基辛格从中美关系的历史谈起，一直讲到这次会晤。周恩来、叶剑英等很有耐心地听着。连基辛格也觉得这么念太枯燥，但他只得将开场白念完——所以，尼克松总统希望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回到国际大家庭来，起到它应有的建设性的作用。为此，总统期望访问中国……
这个在哈佛大学磨炼过口才的教授，不愿再念了，干脆撇开材料汇编，随便地说起来：“已经有许多人访问过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的美丽的国土了，对我们来说，却是一个神秘的国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