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渠道之一：中美两位将军的秘密使命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法国大使馆在巴黎市中心的乔治五世大街上。这儿地处闹市，引人注目。大使官邸在市郊纳伊区城堡街，这是一处诺曼底庄园式宽敞而富丽的建筑；住宅四周是花园，花园周围有高墙，临街的一面还钉有金属板栅栏以防路人窥视。纳伊区有好些国家的外交公寓。美国使节的公寓也在这儿，离中国人的住所不远。
按照基辛格第一次访华时双方的商定，在巴黎由美国武官沃尔特斯将军与中国驻法大使黄镇建立联系渠道。为了避人耳目，双方决定不在闹市区的大使馆来往，而在郊区的寓所进行接触。好在两人住处相隔不远，可以以步代车，从而不至于被人察觉。因为所有外国使馆人员的汽车都有带着CD字样的牌照，并根据不同国家分别用数字以示区别。CD45代表英国，CD6代表美国。要是沃尔特斯将军乘坐CD6牌号的汽车在中国使节住宅附近出现，显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就使接触复杂化了。沃尔特斯去找中国人时，有时步行，有时把汽车停在离大使住宅较远的地方，先从汽车反光镜里看看或者干脆回过头去看看，反复确认后面是否有人跟踪。尼克松和基辛格明确地叮嘱过沃尔特斯要谨慎从事，否则会影响全局的计划。
这是10月上旬的一天，基辛格第二次访华的日期已经公布了。沃尔特斯正在看黄昏播出的电视新闻节目，中国人打来电话，请他晚上10点到黄镇大使住宅去见面。他心里想，中国人喜欢晚上接触，当然是便于保密。所以，沃尔特斯来到城堡区中国使节住宅的附近时，还特意回头看了几次，确认没人跟踪以后，才朝那道已经十分熟悉的大门走去，并迅速地推开大门。那个姓魏的年轻翻译已经等候在门口。用英语低声打过招呼，就朝客厅走去。
沃尔特斯对这个宽敞的大厅已经十分熟悉，墙上是中国画，家具是中国式的。每次都端上中国花茶，还有中国葡萄酒和茅台酒、荔枝、枣汤和杏子罐头等。他特别喜欢滋味鲜美的杏子罐头。为了礼尚往来，他也回送些美国钢笔、自动铅笔之类的小礼物。他这个晚上带了几盒美国糖果来。经过多次接触来往，黄镇大使和他之间已经十分随便。他刚坐下，黄镇就乐呵呵地说起来：
“将军，你看，我们两国之间信件来往竟通过我们两个军人来进行，真是有趣。中国的信息尽管通过我这个军人来传递，但是，中国是十分爱好和平的。”
沃尔特斯也说：“大使先生，一旦你进一步了解美国，你也会觉得我们的国家也是爱好和平的。”
寒暄过后，沃尔特斯提供了基辛格飞往中国的座机从关岛起飞后的无线电呼号，还和黄镇讨论了座机到达上海后一系列细节问题，诸如机场详细情况、地面供电情况、冲洗飞机设备、登机舷梯，以及中国负责的保卫工作等等。
谈话期间，中国人像往常一样，礼貌周全地上菜摆酒，边吃边聊。黄镇豪爽坦率，给沃尔特斯以很深的印象。两人像朋友似的一边饮着茅台酒，一边聊天。沃尔特斯一边半推半就地饮着这甘醇的美酒，一边说自己要驾驶汽车，醉酒开车会被拘留的。这一晚，他兴致很高，讲了一个关于俄国人酗酒的故事——有一次，赫鲁晓夫访问美国，他对艾森豪威尔总统说看到许多美国人酗酒。
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吃惊，他并不认为美国的酗酒者比别的国家多。赫鲁晓夫坚持自己的观点。于是，艾森豪威尔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支手枪递给赫鲁晓夫说：“如果你遇到酗酒的醉鬼，我允许你向他开枪。”赫鲁晓夫把手枪装在口袋里，来到了纽约。他在苏联驻联合国使馆过夜，第二天一大早起来在纽约街头到处溜达。他在帕克路和8号街口碰到一个醉鬼，就向这个醉鬼开了一枪。
然后，在麦迪逊路和82号街口向另一个醉鬼开了第二枪。到列克星顿路和84号街口又向第三个醉鬼开了枪。第二天，纽约各报都在头版用大字标题刊登消息称：“三位苏联外交官神秘地遭到暗杀。”
黄镇听了哈哈大笑，忍不住伸手拍了拍沃尔特斯的背部，称赞美国人的幽默感。黄镇说：“我作为军人，爱跟军人打交道。军人讲话不喜欢转弯抹角。”
沃尔特斯也说：“我1950年到过朝鲜战场，60年代也去过越南战场；我们过去是对手，当年怎么也不会想到今晚同坐在巴黎喝酒讲笑话。”
他俩在一起聊的话题很广泛，但是经常会回到军队生活中来。沃尔特斯知道黄镇经历过30年代有名的长征，身经百战，因而十分敬重黄镇。他也没有想到，几年之后，黄镇会成为第一任中国驻美大使。当时，他俩扯起各自的军人生涯，谈起军人在美国生活中的作用、个人收入，甚至谈到将军退休的年限和待遇。这天，黄镇谈起基辛格来，说：“我也很喜欢跟基辛格打交道，他谈话坦率，直截了当，也相当幽默。据说，他也在部队待过？”
沃尔特斯说：“是的，他参军后被派去欧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的时候。”
“他是什么军衔？”黄镇问。
“大战期间他是普通的士兵，但是他爱跟别人说自己是预备役上尉。”沃尔黄镇大使的官邸在巴黎市郊纳伊区。
特斯说。
黄镇说：“啊！如果是这样，我们都是将军，他应该向我们敬礼。”
沃尔特斯说：“他很可能向你敬礼，但遗憾的是他不会向我敬礼。”
“为什么？”黄镇挺认真地问。
“在美国，军人在政治上没有地位，不能竞选公职，而且在参加政治集会时不能穿军服。还有一条法律规定，在最近10年内曾在军界任职的人不能当国防部长。这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公平的。”
黄镇听了觉得迷惑不解，问：“你是否能陪同基辛格访华？”
沃尔特斯摇了摇头：“我对此事还一无所知。”
黄镇说：“我曾向我国政府的领导人谈起过你，你是为打开中美关系之门出过力的人。”
沃尔特斯走出中国人住处的大门时已是半夜。城堡街已经十分寂静，只是偶尔有几个行人。他一边走一边观察，没有发现异常情况。他一直担心，他多次与中国大使接触的事会被苏联人、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发现，幸好这种事情并没有发生。
每次见面之前都先用电话联系，而且约定了在电话里不谈论具体内容，都只用代号称呼对方。在使馆里只有他的女秘书南希·乌莱特知道这件事。就是美国驻法国大使迪克·沃森也不知道沃尔特斯的秘密使命。他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有很神圣的责任感，使命的神秘色彩也使他乐于去干。他不但自己去会晤黄镇大使，还安排了几次基辛格与黄镇的会谈。
当时，基辛格常来巴黎与黄镇或黎德寿进行秘密谈判。这种谈判连美国国务卿和国防部长都不知道。基辛格常乘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来巴黎。基辛格一般只带两个助手，他这一行人出国的名单是不通过正常渠道的。基辛格曾向沃尔特斯提出，他进入法国是否能不让法国人知道。沃尔特斯认为这不大可能。法国有高度老练的情报机构，他们只要觉察到沃尔特斯的活动或中国人、越南人的活动，就会发现基辛格在巴黎。沃尔特斯认为，只有直接去找蓬皮杜总统，将秘密会谈之事告诉他，并要求他把这件事高度保密在法国情报机构的上层范围之内，这样才可以避免走漏风声。蓬皮杜总统果然给予了全面的协助。
特别有戏剧性的是基辛格的座机出了故障的那次飞行。沃尔特斯接到通知，基辛格将于黄昏时分秘密飞抵法国中部的布尔日机场，让他到那里去迎接。可是，当天下午5点，沃尔特斯又接到电报，说飞机发生故障，有可能改变着陆地点，不能确定在哪里着陆。如果基辛格在别的机场着陆，他在机场露脸必然引人注目，将导致秘密会谈泄露于世。华盛顿很焦急，沃尔特斯也恼火，他只有一个人，照顾不到西欧所有的机场。晚上8点接到消息，说飞机将在西德境内的法兰克福机场着陆，该机场有为飞机发生制动和减速装置故障而准备的拦网设备。可是，法兰克福机场很热闹，基辛格可能会被人认出来。沃尔特斯心急如焚，只好去求助蓬皮杜总统。蓬皮杜慷慨地同意动用自己的神秘式-20飞机去接基辛格。
神秘式-20飞机的驾驶员是法国空军上校考尔德伦。神秘式-20飞机降落在法兰克福机场后，停在为美国空军准备的停机坪上。沃尔特斯刚下飞机，基辛格的座机就着陆了。座机刚停稳，沃尔特斯就马上命令熄灭探照灯。灯灭后，座机舱门打开。放下梯子，沃尔特斯上去将没精打采的基辛格接到神秘式-20飞机上。飞机马上起飞了。在飞向巴黎的途中，考尔德伦上校将沃尔特斯叫到驾驶舱，问：“将军，我怎么向德国人交代呢？他们知道这是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专机，也知道这架飞机深更半夜飞入德国领空，在法兰克福着陆，而且既无飞行许可证，又没有飞行计划。我们滑进为美国军用飞机准备的地段，并且只在地面停留了9分钟，又立刻飞回巴黎。明天德国人必然会问我这是在干什么。
那时我该怎么说好呢？”
沃尔特斯经他这么一问，也给难住了。他想了一会儿，想出了一个主意：
“告诉他们，这件事涉及一个女人。德国人会相信法国人是爱干这种事的，因而美国驻法武官沃尔特斯将军的回忆录《秘密使命》，商务印书馆1982版。
不会张扬出去。”
考尔德伦上校还是发愁：“如果蓬皮杜夫人发现这件事，又该怎么办？”
沃尔特斯说：“考尔德伦上校，要是蓬皮杜夫人谈及此事，你就告诉她事实真相，说这是基辛格。她不会泄密的。”
当晚，基辛格被沃尔特斯带回纳伊区的寓所，住在自己的卧室里，助手睡在客房，沃尔特斯自己睡在起居室的沙发上。
据说，第二天德国驻法使馆的空军武官果然到办公室去拜会考尔德伦上校，一进门就要求说明昨晚飞行的目的。
事后，沃尔特斯很感兴趣地问：“上校，你是怎么说的呢？”
“我把咱们商量的告诉了他，”考尔德伦上校面带笑容地说。“他们对这个回答满意吗？有没有提出其他问题？”
“他们提了一个问题，”上校笑得更厉害了，“德国武官问：这个女人是不是德国人？”
基辛格在巴黎的秘密访问对沃尔特斯来说确实是一项十分艰巨的任务，但是完成任务也确实使他感到很快慰。他后来成了中国驻美第一任大使黄镇的朋友。他曾很有感触地说：“我们曾经像来自不同星球的居民，但最后终于建立了联系。”待尼克松访华后，他觉得毛泽东有一段话比他说得更深刻、更漂亮。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毛泽东不同意美方提出的方案
基辛格第二次北京之行的代号为“波罗2号”。尽管取了代号，但已经不是秘密之行了。基辛格在10月16日离开华盛顿。这次是乘坐“空军一号”总统座机，比上一次舒适多了。飞机按照总统访问预定的路线试飞，中途在夏威夷和关岛停留，这样可以使总统一行在到达中国时不致由于时差和高速飞行的不适而过分疲劳。10月22日到达中国，先在上海稍事停留，当日午间飞抵北京。
尽管这次访问是公开的，是“为尼克松总统访华作基本的安排”，但是，接待人员与来欢迎的官员基本上与上次一样。基辛格仍然住在钓鱼台的6号楼。
气氛也跟基辛格第一次来的时候一样，刚开始是拘谨的，待周恩来出现时，气氛就开始缓和了。当天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基辛格一行全体人员，在会议室门口合影留念，请大家坐下来喝绿茶，并且对美方每一个人都说几句欢迎的话。周恩来还设宴欢迎，在祝酒词中提到上次基辛格讲过的话——把中国称为神秘的国土，他称赞基辛格“勇敢地秘密访问了中国这个所谓‘神秘的国土’。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现在是基辛格博士第二次访问这个国土，它不应该再被认为是‘神秘’的了。”
周恩来把上次的话题重新端出来，使人感到好像会谈从未中断过。基辛格觉得周恩来有一种非常高超、巧妙的谈判技巧，头脑迟钝的西方人要过一会儿才能理解。
宴会结束时，周恩来在宴会厅里绕行一圈，同每一个人握手碰杯，包括随行的下级人员、秘书和机组成员。这就奠定了以后几天礼貌周到、热情友好的基调。因为尼克松授权基辛格此行代表他来谈判自己访问的公报，因此，基辛格班子起草的公报初稿是经过尼克松看过并批准的。这份公报初稿是按照国际上的惯例起草的，它强调两国那些模糊不清的共同点，同时用空洞的、概括性的陈词滥调来掩盖两国间的分歧。基辛格的助手们绞尽脑汁想出一些词句来明白地暗示双方有很多共同点，而实际上却没有那么多。助手们自以为这个初稿是十分高明的。刚到北京的当晚，基辛格就把这份公报初稿交给周恩来。当晚还议定了尼克松访华的日期，基辛格提出了两个日期供周恩来选择：2月21日和3月16日。周恩来选定了前一个日期。双方还讨论了总统访华的几个具体问题。
基辛格没有料到，这次访问北京最富戏剧化的就是讨论公报草案了。10月23日，基辛格一行人轻松地在主人陪同下去尼克松将要参观的地方游览，上午去长城和明陵，下午去颐和园。10月24日，周恩来在约定会谈的时间来到钓鱼台。会谈一开始，周恩来就明确地说：“毛主席已经看了你们拟的公报草案，明确表示不同意。这样的方案我们是不能接受的。”
基辛格没有马上说话，他与助手们交换了眼光，显出不悦。他本来是想用一种轻松谈笑的口气开始这次谈判的，遇到周恩来口气坚定的表态，他的口气也转向坚定：“我们初稿的含义是说，和平是我们双方的目的。”
“和平只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周恩来说，“你们的初稿是伪装观点一致。
我们认为公报必须摆明双方根本性的分歧。”
基辛格并不退让：“我尊重总理的信仰，但把那些一贯正确的教条写在公报里是不合适的。”
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
霍尔德里奇很不服气地说：“我方拟的公报初稿，难道就一无是处？”
周恩来严肃而心平气和地说：“你们也承认中美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如果我们用外交语言掩盖了这些分歧，用公报来伪装观点一致，今后怎么解决问题呢？”
斯迈泽说：“我们起草的公报采用的是国际通用的惯例。”
周恩来说：“我觉得这类公报往往是放空炮。”
基辛格说：“我们不回避双方的分歧，签署公报又有什么用呢？列出双方不同的观点，岂不等于告诉全世界，中美双方在吵架吗？！”
基辛格对于周恩来的谈判方式感到震惊，十分钦佩。基辛格代表美国经历了多次谈判，包括跟苏联人、越南人的谈判，还没有碰到过周恩来这样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