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松一下舷梯就向周恩来伸出了手
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总统在同国会的领袖们进行简短的告别会见以后，来到停在白宫草坪上的直升机前。这一天，冷风刺骨。他引用了乘“阿波罗11号”宇宙飞船登上月球的第一批人在月球的纪念碑上留下的话：“我们是为了谋求全人类的和平而来的。”他用这句话作为他访华旅行的开端。
中、美两国隔着太平洋遥遥相望，相距一万二千英里。在时差上，中国的北京时间比华盛顿时间早13个小时。特别重视电视的神奇作用的尼克松已经下令对电视转播作了精心的计划安排。每天上午的活动可以在晚上电视的黄金时间传到美国，晚上的活动又可以在早晨的电视上作实况转播。因而，特意安排1972年2月17日，尼克松访华起程时在白宫南草坪发表讲话。
到达北京的时间是21日上午11点30分，即美国东部标准时间星期日晚上10点30分，正是电视观众最多的时刻。
为了到达北京这一历史性的时刻，尼克松和办公厅主任霍尔德曼早已决定：
当电视摄像机拍摄尼克松走下舷梯第一次和周恩来见面与握手时，为了突出这个镜头的重要，镜头里美方应该只有总统单独一个人。他要纠正1954年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的失礼行为，而且此时不能有其他美国人在电视镜头中出现而分散观众的注意力。就连罗杰斯和基辛格这样的人物，也被告诫要留在飞机上，直到总统与周恩来握手结束。但是，霍尔德曼还是不放心，还特别委派一名强壮高大的副官待总统一走出机舱就挡住飞机的通道。
2月21日，北京也是天气阴冷。尼克松乘坐的“空军一号”专机飞到北京上空时，正巧太阳冲出了厚积的云层照射到大地上。尼克松从舷窗向外眺望，田野是一片灰黄，小村镇就像他看过的图画里中世纪的村镇一样。
11点27分，飞机平稳地停在候机楼前。舱门开了，尼克松和穿红外衣的夫人走了出来。他觉得，机场的欢迎是冷调子的，没有欢呼雀跃的群众，没有迎接国家元首的红地毯。只有一面美国国旗和一面五星红旗并排在机场上空飘扬。但是，350人组成的仪仗队却给人很深的印象。
尼克松访华起程时在白宫南草坪的欢送祝福活动现场，远处可见停着的直升机。
尼克松事后在回忆录里是这么记述这一历史时刻的——周恩来站在舷梯脚前，在寒风中不戴帽子。厚厚的大衣也掩盖不住他的瘦弱。我们下梯走到快一半时他开始鼓掌。我略停一下，也按中国的习惯鼓掌相报。
我知道，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我被介绍给所有中国官员，然后站在周的左边，其时军乐队演奏两国国歌。在共产党中国心脏的刮风的跑道上，《星条旗歌》在我听来从来没有这么激动人心。
当年拍下的纪录影片确实表明，穿深色大衣的尼克松与其穿红色大衣的夫人帕特两人走出舱门以后，身后不再有人跟随出来，不像往常国家首脑来访时常见的，代表团成员及随员们会尾随着元首沿舷梯鱼贯而下。长长的舷梯上只有尼克松与夫人两人迈步走下来，仿佛偌大的“空军一号”专机只载着他们两人。
离地面还有三四级舷梯时，尼克松已经微笑着伸出他的手，周恩来那只手也伸了出来。两人紧紧地握着手，轻轻地摇晃着，足足有一分多钟。周恩来说：
“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年没有交往了啊。”
待尼克松和周恩来的历史性握手圆满结束，随着通信卫星向全世界实况播出，罗杰斯、基辛格、霍尔德曼等代表团成员才获准拥出机舱，走下舷梯。
军乐队奏起了《星条旗歌》和《义勇军进行曲》。
周恩来陪同尼克松检阅仪仗队。仪仗队的士兵一个个身材高大健壮，衣着尼克松在专机上工作的照片。
笔挺，精神抖擞。周恩来和尼克松在长长的威武的队列前走过时，每个士兵都神态昂扬地微微转动着头，行着注目礼，使人觉得庄严、肃穆、兴奋。
周恩来和尼克松同乘一辆防弹红旗高级轿车进城。当车队驶至长安街时，尼克松心里还满以为真正的欢迎仪式可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尼克松在白宫作访华准备时，观看过天安门前人山人海向毛泽东欢呼的纪录片镜头，有极深的印象。他在飞机上曾经想过，要是他受到天安门广场上人山人海的欢迎，那么，盛况将不亚于他在贝尔格莱德和布加勒斯特受到的接待。可是，车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广阔的广场空无一人，据说许多行人被挡在横街小巷里。尼克松的希望落了空，他的心情有点黯然。他注意到连大街也是空的。
这时，周恩来将天安门广场的主要建筑一一指给尼克松看：“这是天安门城楼，毛主席在这里会见群众。那是人民大会堂，人民代表开会的地方……”
尼克松“哦、哦”应着，看着窗外。他觉得受到了冷落；但是，他没有明显地流露出他内心的感觉。
尼克松下榻在钓鱼台国宾馆。周恩来的夫人邓颖超在宾馆等候。尼克松与尼克松专机在上海加油，乔冠华副外长专程到上海接机。
基辛格及白宫来的工作人员住在18号楼；罗杰斯和国务院的人员住在不远处的一幢稍小的6号楼，基辛格前两次来访时在这幢楼住过。尼克松从住处的安排体察出周恩来很熟悉美国国情，知道美国行政机构内部奇怪的相互制约和平衡。
到达宾馆后，大家在会客厅里摆成大圆圈的沙发上就座，周恩来在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官员的陪同下，一一招呼了美国代表团的每一个成员，他在寒暄中还经常开几个玩笑，显出自信与轻松，让尼克松第一次亲自领略了周恩来的风度。
在吃丰盛的午宴时，尼克松表现出他使用筷子的熟练技巧，这是他大半年来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结束后，尼克松一行人各自回住房盥洗。刚一会儿，周恩来就来找基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美国星条旗。
辛格。他俩在会客室刚见面，周恩来不像往常一样先开开玩笑，直接说：“毛主席想会见总统，请你也一同去。”
毛泽东要会见尼克松，这还是有所准备的；基辛格却没有料到安排得那么快，他内心当然高兴，却控制着没有明显流露出来。他想到周恩来没有提到请罗杰斯国务卿一块去，却不打算问，他想到的是自己能干的助手洛德，便问：
“我能否带助手洛德去做记录？”
周恩来点头同意了，语气有点急：“主席已经请了总统，主席想很快就和总统见面。”
基辛格认为毛泽东和他所蔑视的历代皇帝一样深居简出，神秘莫测。据说，没有人能事先和他约定见面的时间，他的召见都是突如其来的。因而，基辛格马上去请尼克松。那时，尼克松正想洗一个淋浴。
尼克松久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早在今年元月，黑格到中国为他访华作先遣安排，周恩来就未能明确肯定毛泽东要会见他，这一直使他心存不悦。这次在华盛顿动身启程上飞机，罗杰斯国务卿一进机舱就很关心地说：“总统，我们应该很快地同毛会见，并且我们不能陷入这样的境地，即当我们会见他时，他“空军一号”在首都机场降落。
高高在上，好比我们走上阶梯，而他却站在阶梯的顶端。”
当基辛格气喘吁吁地走进房间告诉尼克松，说周恩来在楼下，毛泽东现在就想在其住处会见他时，他的顾虑终于打消了。
毛泽东自从2月12日那天病危休克抢救过来之后，一直卧病在床不起。但是，他却很清楚地记得2月21日这天尼克松访华抵京。21日这天，毛泽东的病情有了好转。上午，他睡醒之后，就好几次叫人打电话询问尼克松的专机飞到哪儿啦，什么时候飞抵北京。中午11时许，了解到尼克松的专机即将在北京机场着陆时，毛泽东即刻嘱咐：“快给总理打电话，告诉他请总统从机场直接到游泳池来，我立刻会见他。”
电话打给周恩来时，周恩来正在从机场出来的路上。到了钓鱼台，周恩来一获知毛泽东马上要见尼克松，当即作了安排，通知了基辛格。
毛泽东刮胡子、理发、更衣之后，被搀扶进会见大厅坐好。当时，毛泽东的体质还很虚弱。医疗组的全体专家、护士都集中起来了，一切急救设备都已备齐，置放在大厅周围。大家坚守岗位，处于“一级战备”状态。连强心剂都抽到了针管里准备着，以防万一。可想而知，毛泽东是在以惊人的毅力与疾病作斗争的情况之下和尼克松会见的。
毛泽东在会见尼克松后，健康日渐恢复，各位医疗专家陆续返回原单位，这一次医疗组的工作就结束了。
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检阅人民解放军三军仪仗队。
从“我们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谈起……
毛泽东和尼克松。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潜力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导师，一个是世界上经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首脑，他们曾经用极端的语言，相互敌视，相互对骂，隔绝对峙了20多年互不来往。他们的意识形态是相互对立的，他们的思想信仰是各不相容的，他们的价值观念是绝不一致的，他们的文化背景是各不相同的。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了，这就说明这个世界已经变了。说明一个旧的时代过去了，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开放，理解，沟通，发展，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以高级神经活动区别于动物的人类应该不断地比以前理智。尽管地球上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不同的人群之间，仍然存在着历史造成的十分深刻的信仰冲突和思想鸿沟，但是，历史也证明了，目前和将来谁也不能用战争消灭谁，给别人掘墓也要毁坏自己生存的家园。自从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以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地球只是一个小小的村落，真正的世界是宇宙。尽管人类还存在着敌视和对抗，但是一种全球观念会使不同信仰的人们意识到，失去理智的疯狂会毁坏人类共同生存的这个球体。
以今天的现代意识来重新审视毛泽东和尼克松走到一起来的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就会认识到这是一个超世纪的事件。尽管毛泽东和尼克松这两位先驱者以惊人的胆略打开冰冻20多年之久的中美关系之门，离不开当时历史的因素。
但是，毛泽东和尼克松的握手，随着岁月的流逝，已超越了时空，超越了意识形态，愈发显示出其所包含的意义与价值。就是今天，我们也很难说清楚它的深远意义。
高级红旗轿车穿过西长安街，驶进有两个解放军士兵站岗的新华门，绕过红墙，经过安静无人的甬道，驶至丰泽园。尼克松与基辛格在周恩来的陪同下走进这个四合院，穿过一条宽的过道，绕过一张乒乓球桌，进入了毛主席的书房。
基辛格对毛主席书房的描述，要比斯诺更为细致：
……这是一间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有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形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俭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两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布的V字形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的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座位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
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时，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毛泽东站起来，微笑着望着尼克松，眼光锐利，神态略带嘲讽。他说话已经有点儿困难，他毫不避讳地说：“我说话不大利索了。”
他患了支气管炎与肺气肿，经常喘息、咳嗽、吐痰，所以他的脚边摆着大痰盂。他的病是他长期大量吸烟所致。他曾经遵医嘱努力戒烟，但是戒不掉。
他朝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也朝他伸出手。来自两个世界的头面人物紧紧地握手了。尼克松将左手也搭了上去握着，毛主席也将左手搭上去握着。俩人都笑了，两个人的四只手相叠在一起握了好一会儿，大大超过了正常礼节的握手时间。是不是他俩都想将20多年由于相互敌视而失去的握手机会都弥补回来呢？
毛主席也和基辛格握手，上下打量着基辛格，还用下颏点了点头，说：“哦，你就是那个有名的博士基辛格。”
基辛格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主席。”
基辛格感觉到，除了戴高乐以外，从来没有遇见过一个人像毛泽东那样具有如此高度集中、不加掩饰的意志力。他成了凌驾整个房间的中心，而这不是靠多数国家里那种用排场使领导人显出几分威严的办法，而是因为他身上发出一种几乎可以感觉得到的压倒一切的魄力。这个身旁有一名女护士协助他站稳的高大魁梧的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意志、力量和权力的巨大作用的见证。
毛泽东很随便地谈起话来。他对尼克松说：“你认为我是可以同你谈哲学的人吗？哲学可是个难题呀。”他开玩笑地摆了摆手，把脸转向基辛格，“对这个难题，我没有什么有意思的话可讲，可能应该请基辛格博士谈一谈。”
尼克松对于这次具有重大象征意义的会见，在他撰写的《领导者》和回忆录里有生动而详细的记述——他身体的虚弱是很明显的。在我进去时，他要秘书扶他起来。他抱歉地对我说，他已不能很好地讲话。周后来把这一点说成是患了支气管炎的缘故，不过我却认为这实际上是中风造成的后果。他的皮肤没有皱纹，不过灰黄的肤色看上去却几乎像蜡黄色的。他的面部是慈祥的，不过缺乏表情。他的双目是冷漠的，不过还可发出锐利的目光。
他的双手好像不曾衰老，也不僵硬，而且还很柔软。不过，年岁影响了他的精力。中国人安排我们只会晤15分钟。毛完全被讨论吸引住了，因而延长到一个小时，我注意到周在频频地看表，因为毛已开始疲乏了。
……
为了把我们第一次的会晤记录下来，几名中国摄影记者赶在我们前头拥进会场。我们都坐在长方形房间的一头围成半圆的软沙发上。
当摄影记者还在忙碌的时候，我们彼此先寒暄了一会儿。基辛格提到，他在哈佛大学教书时曾经指定他班上的学生研读毛泽东的着作。毛用典型的谦虚口吻说：“我写的这些东西算不了什么，没有什么可学的。”
我说：“主席的着作推动了一个民族，改变了整个世界。”可是毛回答说：
“我没有能够改变世界，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