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很抱歉的事，我们疏忽了，没有想到西方风俗对‘13’的避讳。”周恩来转而风趣地说，“我们中国有个寓言：一个人怕鬼的时候，越想越可怕；等他心里不怕鬼了，到处上门找鬼，鬼也就不见了……西方的‘13’就像中国的‘鬼’。”
众人哈哈大笑，周恩来也跟着笑了起来。
周恩来走后，罗杰斯手下的官员们的气也消了大半。中国有句俗话，不看僧面看佛面。他们主要是对基辛格有意见，对尼克松的某些做法有意见。如今周恩来代表毛泽东来看望，他们不但不便再发作，而且对周恩来这个人十分倾倒。后来，罗杰斯成了中国人民的好朋友，多次来中国访问，至今还对中国人民抱着友好的感情，这些都是从对周恩来的钦佩开始的。
当天下午，尼克松趁着基辛格为举行一次特别的记者招待会而在作准备的时候，参观了上海工业展览会。走进展览馆大厅，他的眼睛盯着几位共产主义领袖的大幅画像时嘴里念道：“这是马克思，这是恩格斯，这是列宁，这是斯大林。”
“对，你都认识。”周恩来说。
“一共四个。”
“对。”
“那个恩格斯，我们在美国不大见到他的照片。”
尼克松参观各种工业设备时还伸手去按电钮，使新式机床运转起来。他对周恩来说：“我们按电钮，必须是为了建设，而不是为了毁灭。”周恩来哈哈大笑。
四周的气氛十分热烈。
尼克松兴致来了，又对周恩来说：“1959年夏天，我作为副总统在莫斯科陪同赫鲁晓夫参观美国展览会，在洗衣机前，他同我争吵谁的火箭厉害些，我讲比火箭没有意义，战争爆发谁都当不了赢家。”
周恩来笑得更大声，笑罢说：“我知道，这就是有名的‘厨房辩论’，它使你出了名。”
尼克松笑了，说：“我想不是坏名声。”他想了想，又半开玩笑地说：“总理先生，你不应该全信报纸上说我的坏话，我也不会全信报纸上说你的坏话。”
周恩来收住笑，对尼克松说：“我信奉毛主席说的一句有名的话，‘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下午5点，向新闻界公布了中美两国的《联合公报》。因为公报在上海发布，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大家就称它为《上海公报》。
下午5点50分，基辛格和助理国务卿格林在上海展览馆的宴会厅举行记者招待会。为给台湾方面及美国国内的反对派以“安慰”，基辛格煞有介事地在会上申明美国同台湾的“防御条约”并不变动，以表示“没有抛弃老朋友”。可是，这种形式主义的说明并没有引起记者们的兴趣。《上海公报》对世界的震动与冲击，使基辛格的解释黯然失色。值得提到的是，基辛格在记者招待会上透露了：
毛泽东自始至终密切掌握着谈判的整个进程。
这天是星期天，周恩来在上海为尼克松举行了最后的宴会。尼克松显得兴高采烈，茅台酒使他脸上的笑容都泛着红光。他洋洋自得，喜不自禁地举起酒杯，斟上茅台，走到麦克风面前，作了在这次访问中从没有过的即席讲话：
“……联合公报将成为明天全世界的头条新闻。但是我们在公报中说的话不如我们在今后的几年要做的事那么重要。我们要建造一座跨越一万六千英里和二十二年敌对情绪的桥梁，可以说，公报是搭起了这座通向未来的桥梁……”
人们沉浸在欢乐中，为总统的话鼓掌。
尼克松带着酒意又说：“上海这个城市，曾经饱受外国侵占之苦，我们再也不允许上海，及全中国以至全世界有像上海一样的城市，再受外国侵占之苦了。
我们绝不答应！”
基辛格那玳瑁眼镜架后的眼珠转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忧虑，总统一定是太高兴了，他忘了周恩来批评黑格说的关心中国“生存能力”的事，又将这种意思讲了出来。基辛格瞥了周恩来一眼。周恩来严肃地坐着，面无表情。
尼克松又兴奋地说：“美国人民要和中国人民一起，将世界牢牢地掌握在手中。”这是一句十分敏感的话，要是往常，挑剔的记者们会马上抓住话柄大做文章，说总统在鼓吹“中美”联合“主宰”世界了。常为尼克松准备发言稿的基辛格十分担心。幸好记者们特殊的神经也被茅台酒麻醉了，他们竟没有什么反应，尼克松更为踌躇满志地说：“我们访问中国这一周，是改变世界的一周。”
周恩来默默地望着尼克松，当全场热烈鼓掌时，他也随着拍了两下。
2月28日早上，周恩来将尼克松一行送至在虹桥机场停着的总统专机舷梯旁。
尼克松在跟周恩来握过手以后，在登上舷梯前，转过身来跟翻译唐闻生握手。他握着她的手，喜盈盈地说：“在这最后的场合，请允许我对我的‘中国之声’唐小姐表示赞赏。我听她翻译，觉得她把每个字都翻得很清晰很正确。”
唐闻生感到很窘，站着不开口。周恩来鼓励她翻出来。她红着脸，结结巴巴地将话翻了出来，这是她第一次翻得不流畅。
尼克松与夫人帕特最后上了舷梯，在机舱门口回身挥手。
漆着蓝、白、银三色的总统专机飞离了上海。尼克松还沉浸在欢乐的情绪中。
夫人帕特对他说：“周恩来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尼克松也说：“是的，他是一个伟人，本世纪罕见的伟人。我感到惋惜的是，他生活在巨大的阴影之中，他总是小心谨慎地让舞台的聚光灯照射在毛泽东身上。”
轻松的情绪过去了，又一层忧虑涌上他的心头。多年来从事国际事务的经验使他意识到他的中国之行是一个巨大的成功。他知道他赢得了一场真正的外交上的胜利。成功似乎比失败更使尼克松感到不安。他好像担心自己没有受到充分的评价，并被这个念头折磨着。临离开上海的晚上，他几乎没有睡觉。他睡不着，熬过了这令人精疲力竭的一周之后，公报也发表了，他竟然没有一丝睡意。凌晨3点钟了，他还把基辛格和已经入睡的霍尔德曼叫去他的房间谈话，倾诉他这段时间来的紧张和兴奋，以及他在完成一件大事时往往伴随产生的隐忧。在往东飞行的专机里，机舱格外安静，使得他的隐忧显得更沉重。他那经过多年磨难的政治头脑使他意识到，记者们的第一批新闻报道会决定公众的情绪，不知道他回去后会碰到什么情况？实际上，他的对华行动得到了美国两党和美国公众的一致肯定。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在历史上的地位正在日益提高，人们认为打开中国之门是他最伟大的功绩。在他因“水门事件”辞职以后，基辛格曾对他说：“历史将比现在更公正地看待你。”
可是，在这从上海飞回华盛顿的专机上，他将头靠在椅背上，忧虑与疲乏使他脸色发青。
帕特见他脸色不佳，忙问：“你怎么啦？累了？还是不舒服？我叫大夫吧……”
尼克松挥手阻止帕特，说：“我是为飞机着陆后担忧，谁知道是凶是吉？”
毛泽东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
周恩来送走尼克松之后，也于当天搭乘那架“伊尔-18”专机离开上海，飞往北京。随行的记者们也搭乘总理的专机回京。
《上海公报》发布以后，西方新闻界发表了种种评价。法新社说“改变世界的一周”应该是“改变尼克松的一周”；《底特律自由新闻报》说，“他们得到台湾，我们得到蛋卷儿”；《费城公报》说，“尼克松飞回美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也有不少肯定的报道。《费城问询报》说，“从短期看，尼克松付出的代价比得到的多；但从长远看，他也许获得了远比付出代价更有价值的东西”；《基督教科学箴言报》说，“尼克松总统所同意的就是他早已决定要做的事”……
飞机上的我国记者都在谈论着外国记者的反应，这是我国记者第一次接触那么多外国的记者。
周总理操劳了一个星期，也没有借飞行机会在前舱休息。他来到后舱看望记者们。
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比赛的比数比喻，中国对美国，二十一比二。可以报道吗？”
周总理听了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周总理摆了摆手：“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有记者问：“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总理严肃地说：“不。不能那么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外交’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靠主席的英明决策。
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周恩来乘坐的“伊尔-18”专机在北京机场降落。机舱门一打开，周恩来望见机场上人头攒动，到处是挥舞的红旗、挥动的手臂，欢迎的群众高呼着口号。欢迎场面透出的热流压过了料峭的寒风。毛泽东对周恩来在中美会谈、执行打开中美关系的决策所取得的满意成果，极为重视；他特意指示为迎接周恩来归来安排一个5000人欢迎的盛大场面。
1976年2月，从总统职务卸任的尼克松应邀访华，毛泽东再次会见了尼克松。
周恩来出了机场后，立即驱车前往中南海，到丰泽园向毛泽东汇报。
毛泽东躺在木板床上，头靠在垫得很高的枕头上。
走到床边的周恩来问：“主席，你困吗？”
“不困，你说吧。”
“尼克松很高兴地走了。他说这一周改变了世界。”周恩来汇报说。
“哦？！是他改变了世界？哈哈。”毛泽东伸手拿起一支雪茄，秘书给他点上火。他深深地吸了一口，将烟喷出来，说：“我看还是世界改变了他。要不，他隔海骂了我们好多年，为什么又要飞到北京来？”
周恩来说：“尼克松临走时还一再表示，希望能在美国与我们再次相会。他们国务院提出了一个邀请我们访美的名单。”
毛泽东说：“那青天白日旗不落，我们怎么去？公报是发表了，路还长哪！
我和你怕都看不到那一天啦。”
周恩来默然无语地看着毛泽东。
毛泽东有点喘，咳了两声。女秘书为他拍了几下背。他缓过气来，又深吸了一口烟，盯着手中的雪茄烟卷，自嘲地说：
“还说改变世界呐，我几次要改变吸烟的习惯，都改不了。”
到底是尼克松说的是“他改变了世界”，还是毛泽东说的“世界改变了他”？
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毛泽东、周恩来与尼克松在1972年的握手，终于改变了中美关系长达20年的对立与隔绝。但也正如毛泽东主席说的那样，中美关系正常化的“路还长哪”。遗憾的是中美关系的奠基者们——毛泽东、周恩来和尼克松都没有亲手完成这一历史性的任务，直到7年之后，中国的那个被美国人称做“打不倒的东方小个子”——邓小平1979年初的访美之行，终于让中美关系迈上了正常化的道路。
欲知后事如何，请看本书下卷《中美建交：邓小平与卡特握手纪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