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导致中美两国直接军事冲突的朝鲜战争，已经在1953年7月27日随着《板门店协议》的签字而在“三八线”停火，但美国艾森豪威尔政府仍继续实行敌视中国的强硬政策，针对中国组织了一个新月形的包围圈。1954年9月在马尼拉组织了反共的东南亚条约组织，接着又在1954年2月与台湾蒋介石签订了《共同防御条约》。在此情况下，毛泽东毫不示弱，一声令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1月中旬一举收复一江山岛，2月间又收复了浙江省沿海的全部岛屿。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则宣布与中国处于“半战争状态”，并在美国参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的秘密听证会上宣称，如果中国共产党的军队要“威胁”台湾，美国将准备对其发动海、空军事打击。艾森豪威尔总统也一再向中国发出核威胁，进行战争恐吓。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峡存在着军事冲突的严重危险。
这就是万隆会议召开时中美两国关系的大背景。因而，亚非会议与会各国，特别是亚洲国家，十分关心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就像鲍大可所说：“只要周恩来在万隆，几乎不可避免地总会有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伸出触角来。”
率先“伸出触角”的是锡兰（斯里兰卡）总理约翰·科特拉瓦拉爵士。
在会议开幕前一天的下午，各国代表团已经先后抵达万隆。因锡兰是亚非会议发起国之一，本来就好出风头的科特拉瓦拉爵士更是显得特别活跃。在大会开幕前，他也没找东道主或者别国的代表团长商量，就自作主张，想请泰国、菲律宾与科伦坡会议的五个发起国的首席代表和中国总理周恩来，总共八个国家的代表，在一起吃一顿午饭，专门讨论台湾海峡紧张局势的问题。他邀请的对象谁也没有拒绝，但当时有的人还没到，有的人刚抵达万隆，正在安顿下榻的住处，因而在具体确定吃这顿饭的时间时，就不断往后推迟，一延再延，以至于人们认为这顿饭永远吃不成了。
待会议开至一半，到4月21日星期四那天，科特拉瓦拉对这样的拖延觉得面子受损，感到不耐烦了。于是，他决定自行其是，邀请了几个他选定的新闻记者到其住处的草地上去举行关于台湾问题的记者招待会。科特拉瓦拉对记者宣读了一份很长的声明稿，详细发表了他对台湾问题的看法。他竟然置历史于不顾，主张“台湾应当属于台湾人”，其所指的“台湾人”，既不是指大陆的中国共产党人，也不是指蒋介石的国民党人，他是想让台湾成为一个“独立国”。
他主张大陆沿海的岛屿应该还给共产党中国，而台湾应该置于联合国或者亚洲的托管之下，然后，“五年以后，举行公民投票，决定其前途”。
鲍大可参加了这次记者招待会。据鲍大可报道和评论，科特拉瓦拉在会外举行的记者招待会是一场“相当笨拙的外交表演”，他的主张“成了一发哑炮”，根本没有人附和与响应，只是在新闻记者中间引起了一点不大的波澜。有的记者以为万隆会议要讨论台湾紧张局势的问题，就在第二天，即4月22日星期五，在采访印度总理尼赫鲁的时候，询问万隆会议是不是要将台湾问题列入议程。
尼赫鲁回答说：不论是公开还是私下，都还没有人认真向大会提出有关台湾问题的计划，估计也不会有。
但是，科特拉瓦拉在星期四自作主张地发表台湾问题的声明，却促成了他原来提出的午餐会的举行。不过，不是在科特拉瓦拉的住所，而是东道主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邀请这八国首席代表到自己在万隆的家里。
午餐会是在4月23日星期六举行的。周恩来、尼赫鲁、缅甸的吴努、巴基斯坦的穆罕默德·阿里、锡兰的科特拉瓦拉、菲律宾的罗慕洛与泰国的旺亲王，在上午的团长会议结束后，先后乘车来到沙斯特洛阿米佐约的家里。这顿午餐安排的是西餐为主的冷餐。餐后，又在走廊上喝了一会儿咖啡。热情的主人理应是主持人，却没有将话题引入原来说的台湾问题上来。大家也都没有提起前天科特拉瓦拉所作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
科特拉瓦拉在藤椅上坐不住了，眼看客人们快要告辞了，就忍不住发话问周恩来：“总理阁下，我想你该是看到了我前天所作的关于台湾问题的声明了。
你认为你所在地区的紧张局势如何才能缓和呢？”
周恩来可是有备而来的，助手们将登载有科特拉瓦拉声明的各种报纸都寻来让他看了。周恩来觉得从这位锡兰爵士的声明来看，他不是无知，就是被人别有用心地利用了。
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主席台上，右三为埃及总理纳赛尔。
周恩来与锡兰总理科特拉瓦拉会见。
周恩来曾明确表示中国不要求会议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但是在会外，他毫不隐讳地同关心台湾问题的有关国家代表团，如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深入地交换了意见。周恩来严正指出：“在台湾问题上存在着两个性质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问题。”
其一，“中国人民解放台湾是行使自己的主权，争取领土完整和中国的完全统一”。因此，这是“内政问题”。
其二，“美国侵占台湾、干涉中国人民解放沿海岛屿，造成了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因此，这是“国际性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缓和与消除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
缅甸吴努总理曾经提出：“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只说明要解放台湾，而未提用武力解放。”
周恩来说：“中国政府在历次声明中也未提不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了实现中国人民解放台湾的正义要求，中国有权用一切方法解放台湾，包括和平解放的方法。”
巴基斯坦总理穆罕默德·阿里在与周恩来会见时，讨论了台湾问题。阿里问：“和平解放台湾后，对蒋介石怎么安排？是否可以委任蒋介石为一个将军？”
周恩来笑着答道：“完全可以。”
周恩来与这些国家的领袖私下讨论台湾问题时，双方都同意有一个前提，就是不能随意向新闻界披露所讨论的内容。在万隆会议结束时，穆罕默德·阿里曾经向新闻界暗示，周恩来私下同其讨论过台湾问题的可能的解决办法，其中作出比北京已公开肯作的让步要大得多的让步。
其实，在东道主沙斯特洛阿米佐约家里的午餐会上，周恩来只是尚未同反共意识强烈的旺亲王、罗慕洛及科特拉瓦拉私下讨论台湾问题而已。
周恩来有备而来，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他就解决台湾问题的办法中的实质问题简单、明了地说：“中国人不要同美国人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尼赫鲁觉得周恩来抓住了问题的实质，在当前中美两国相互敌视、互不往来的情况下，周恩来的这段话是一个重大的表态。在朝鲜战争期间，处于交战状况的中美两国相互有某些重要信息要转达，是通过印度这条渠道的。尼赫鲁也主张，中美两国间需要直接对话。于是，尼赫鲁就问周恩来：“总理先生愿意将这段话公开发表吗？”
周恩来说：“当然应该公开发表。”
整个午餐会根本没有就台湾问题进行讨论，只是在快结束时有以上几句对话。这真是高境界的绝妙外交活动。
果然，当天傍晚，周恩来将那几句话打印成文：
中国人不要同美国人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和缓远东紧张局势的问题，特别是台湾地区紧张局势的问题。
周恩来没有像科特拉瓦拉那样，兴师动众地在草坪上举行记者招待会，而是将打印了这短短几句话的稿纸直接发给记者们。
周恩来的简短声明立即震动了万隆，并波及全世界，获得了亚非各国和世界舆论的欢迎和支持。
当年，鲍大可一接到这个声明，就觉得它虽然只有短短三句话，却有很重周恩来与印度总理尼赫鲁。
的分量。他是这样评论周恩来的声明的：
他的这个声明实际上是一个放得很巧妙的试验气球，而不是一个建议。他没有提出什么具体的东西。他没有说他愿意在哪里坐下来，同谁谈，他又到底愿意谈什么。他没有说清楚他心里真正想的是什么。
但是，在有29国代表参加的会上，他作了一个可以被认为是重大和平行动的声明。毫无疑问，万隆的大部分代表确实是这样看他的声明的。
周恩来在万隆的表演完全证明了他是世界上最有经验，最有才干的外交家之一。
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对周恩来的声明作出了积极的反应。他在周恩来发布声明的几天后，在一次讲话中说：“如果看来有使我们进一步缓和紧张局势的机会，我则准备谈判。”
周恩来这个声明是4月23日发布的，因而有的传媒也将它称为“四二三声明”。在这个声明影响下，当时在万隆开会的好些国家领导人，如尼赫鲁、吴努、沙斯特洛阿米佐约等国家总理级的人物，都准备在会议结束后从中斡旋，促使中美两国坐下来为缓和紧张局势进行谈判。
周恩来倡导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
周恩来在万隆的声明，震动了寓居在美国新泽西州某个镇子上的一个中国老人。这个老人就是国民党在大陆的末代总统李宗仁。他觉得这个声明为解决台湾问题指出了正确的途径。他很快就写出了一份《对台湾问题的建议》：恢复国共和谈，中国人解决中国事；美国承认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撤退第七舰队，让台湾问题成为纯粹的中国内政问题；台湾暂划为自治区，双方宣布不设防。
李宗仁这份建议一经发出，在海外反应甚为强烈。台湾蒋介石的发言人严厉地谴责他在“为席卷大陆的共匪张目”。在北京，当建议被新华社编入《大内参》而送到中南海西花厅的时候，周恩来就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从1949年国共北平和谈破裂以来，李先生在政治立场上的一个重大转变。周恩来指示派人在香港与李宗仁的渠道联络，这导致了数年后影响很大的李宗仁先生叶落归根回到祖国。
采访万隆会议的鲍大可，后来成了美国着名学者、研究中国问题的专家，担任了美国政府的中国问题顾问。其一生中撰写与编辑了20多本关于中国问题的专着。多年来，鲍先生始终坚信中国与美国之间的共同利益多于争论点。他的知名度因他在美国国会和国务院幕后为改善中美关系进行努力而越来越大。
他曾暗中先后鼓励林登·约翰逊和理查德·尼克松两位总统结束孤立中国的政策。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过的学生，如李侃如和迈克尔·奥克森伯格，均参加了后来促成1979年美中建交的秘密谈判。笔者写本书的时候，传来鲍先生于1999年3月中旬在美国华盛顿乔治医院逝世的消息，享年77岁。
周恩来说中美会谈必须有一个前提，即蒋介石不得参加
万隆会议期间，周恩来发表的关于中美关系的“四二三声明”，尽管只有短短三句话，却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力。会议结束后，一些与会甚至不与会的国家，都愿意从中斡旋，促进中美会谈的实现。
周恩来还在回国的途中，有好些信息就已经反馈到北京。
首先是英国外交大臣麦克米伦传来口信：伦敦以很大的兴趣和希望对待周恩来总理在万隆发表的声明，愿意通过英国的渠道探询实现中美两国间直接谈判的可能。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期间，当时的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已经扮演过中间人的角色，促成了中美两国代表在日内瓦的接触，但双方观点对立没有谈成而中断了接触。曾经担任过印度尼西亚驻美大使的沙斯特洛阿米佐约也捎话至北京询问周恩来说：他在华盛顿有诸多朋友，周是否赞同在中美解决台湾问题上接受印尼的斡旋？
周恩来回京后的第二天，5月9日，就应英国和印尼的驻华使节的要求，分别接见了他们。
周恩来首先接见英国驻华代办杜维廉。杜维廉转告外交大臣麦克米伦的询问：如何使一个有结果的中美谈判得以实现？不知有无口信转告给美国？杜维周恩来在一次宴会上发表声明。
廉还告诉周恩来，麦克米伦表示英国急于不丧失使英国在调解中美关系中起作用的机会。
周恩来回答说：“对此问题，我们研究后再作答复。我们注意到杜勒斯关于中美谈判的声明中所说‘可以没有蒋介石参加’这一点。但杜勒斯说中美坐下来谈的题目是停火问题，这是文不对题。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战争，谈不上停火问题。我们在万隆发表的声明中说，中美两国双方就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进行谈判。”
这一天，周恩来还接见了印度尼西亚临时代办维约维尔多约。周恩来请临时代办代为转达他对沙斯特洛阿米佐约总理的问候，至于印尼总理询问是否赞成印尼对中美解决台湾问题的谈判进行斡旋的问题，他答复说：欢迎任何国家斡旋。双方还讨论了本月下旬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访华的具体安排。
5月11日，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梅农在即将去美国之前，受尼赫鲁总理派遣，为商谈中美谈判缓和台湾地区紧张局势问题专程来到北京。
5月12日，周恩来在中南海西花厅接见了梅农。5月12日至20日，周恩来先后六次同梅农会谈。
在万隆会议后尽管对好几个愿为中美谈判斡旋的国家，周恩来都表示了欢迎，但在实际上，周恩来更多的是倚重于印度。
周恩来与印尼总理沙斯特洛阿米佐约。
周恩来倚重于印度是有原因的。周恩来和尼赫鲁一起，倡导了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在世界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万隆亚非会议期间，他和尼赫鲁友好协商、密切合作，共同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尤其是印度在两个重要问题上立场十分鲜明：
其一，在台湾问题上，印度一贯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贯主张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驱逐蒋介石集团，每年都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这样的议案。
其二，在朝鲜战争问题上，印度持公正的立场。对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污蔑中国为“侵略者”的决议，印度表示不赞成。印度与中国频繁接触，为朝鲜停战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外，尼赫鲁总理专程派来的代表是梅农先生，梅农是印度驻联合国首席代表。去年在日内瓦会议期间，梅农代表尼赫鲁与周恩来进行过多次会谈，并陪同周恩来从日内瓦飞往新德里访问。俩人已经是相当熟悉的朋友。
1955年5月11日，梅农到京后，经过双方深入的会谈，周恩来把有关中美会谈的方案交给了梅农。
这个方案包括如下具体内容：
一、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就台湾海峡周围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进行谈判；
（一）中美会谈议程：
（二）双方同意谈判的其他问题。
二、谈判形式可以采取以下方式：
（一）如苏联建议的十国会议形式；
（二）少于十个国家的会议形式；
（三）如泰国和菲律宾愿意，可召开有该两国参加的十国会议的形式；（四）中美直接谈判的形式。
三、附带一个前提：蒋介石集团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参加上述的国际会议。但中国政府不拒绝、相反的建议同蒋介石集团直接谈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