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一开始“中国抢了主动”
连续下了好几天的雨终于停了，美丽的维斯瓦河的水位都涨了上来，漫至岸边的草地上。这是1955年7月雨季中的一个难得的好晴天，阳光显得格外明媚，空气格外清新，树林和原野也显得更绿了。又逢星期天，华沙城的众多市民在天主教堂做过虔诚的礼拜以后，就纷纷到郊外的绿树丛中游玩和野餐去了。
驻华沙大使馆的中国外交官们，当然不会去教堂里做礼拜，却很愿意去郊游。
这天，当大家正围坐在一片小树林里谈笑用餐时，在城里使馆值班的机要秘书急匆匆赶来，送来了国内的一份急电。
王炳南大使立即接过电报，读过之后，心里不禁纳闷起来。
这是外交部发往伦敦给中国驻英代办处的一份电报。其内容是说，美国通过英国方面的斡旋，向中国建议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这个电报是加抄送驻华沙使馆的。为什么发往驻英国代办处的电报要加发到驻华沙使馆来呢？
旁边的同志议论纷纷。有人猜测说：关于美国事务的电报加发到华沙来，是不是周总理要让王大使去参加中美会谈？
王炳南却说：不会吧，我4月间刚出任驻波兰大使，至今才3个月；再说，去年日内瓦会议后，我再没有管过中美关系问题了。
几天后，疑团解开了。外交部来电正式通知王炳南担任中方首席代表，参加即将在日内瓦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外交部为这场大使级会谈专门成立了一个中美会谈指导小组，负责研究会谈中的对策。小组由章汉夫任组长，副组长是乔冠华，秘书长是董越千，另外还有龚澎、浦山、王保流等。王炳南回忆说：“这次不像上一年日内瓦会议期间与美方会谈，当时有周总理及一个阵势雄壮的代表团在身边，事事有依赖。而现在要远离祖国在外独当一面，要善于随机应变，随时自己拿主意。我原来感到情况复杂、担子很重；但仔细一想，这个指导小组是在周总理直接领导下工作，小组是一个人才济济的智囊团。有大家做后盾，我就放心了。”
王炳南在其回忆录《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说，由于周恩来总理对他的了解和信任，他才被指派去担负这样的重任。想到周围的同志们，又总结了过去的经验，感到有信心去打好这一仗。他这样记述当时的心情：“我是代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国政府、代表六亿站立起来的、不可战胜的中国人民去和美国会谈，它不愿意承认我们，却又不得不找我们，我内心升腾起一种无比的自豪感和强烈的自信心。”
他接到国内指示时离会谈日期已经没有几天了，他翻阅大量材料，根据国内的指示作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和其他同志一起研究了可能出现的问题。
没过几天，中美大使级会谈的消息由两国同时公布，整个世界为之震惊。
各国大报都将此消息作为头版头条或通栏大字标题的新闻，并且纷纷发表评价和预测，中共首席代表自然成了众多传媒关注的热点人物。王炳南个人的身世，与周恩来的关系，甚至他与原来的德国妻子王安娜的婚恋等，都被人品头论足。
王炳南先从华沙到瑞士首都伯尔尼，中国驻瑞士大使冯铉又陪他乘坐火车去日内瓦。抵达日内瓦那天，刚下火车，早已探听到中共首席代表到达消息而日内瓦万国宫老楼，为中美日内瓦会谈所在地。
守候在车站的各国记者，蜂拥而上，一下子就将王炳南和冯铉团团围住了。镁光灯频频闪亮，各种型号的麦克风都伸了过来。
早有准备的王炳南就向新闻界发表了一个简短的演说：
中国人民一向对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想和美国打仗。
周总理在亚非会议中，早已经提到说中美应该用谈判方式来缓和目前的紧张情势。如果双方都有一样的诚意，我相信这次会谈，不仅是遣返侨民问题不难得到合理的解决，而且还能更进一步对缓和中美之间的紧张情势有所贡献。
王炳南跟随周恩来工作多年，即使在外事工作中，也深受周恩来言传身教的影响。在出使华沙之前，即1955年1月，他作为外交部办公厅主任，负责安排接待联合国秘书长哈马舍尔德访问北京。其间发生的一件小事，使他对周总理灵活而大度的外交风格有了深刻的印象。那是在一次宴请哈马舍尔德的宴会结束后，周总理亲自送哈马舍尔德出来，发现哈马舍尔德的一个保镖被冷落在外面，没有被请进去。
王炳南大使从华沙去日内瓦时在机场发表谈话。
周总理立即就问身旁的王炳南：“为什么不请进来？”
在场的礼宾司的同志答道：“这个保镖是美国人。”
周总理批评说：“是美国人怕什么？为什么不做美国人的工作？下次宴会一定要请他参加，我还要敬他一杯酒。”
后来就按周恩来的指示做了，这个普通的美国人为此非常感动。
在准备会谈时，周恩来决定在会谈开始前首先宣布释放在押的11名美国间谍，中国先迈出第一步，为中美会谈创造良好的开端，使中国在会谈中夺得主动。当时王炳南的想法是，不如先谈后放人；但他到达日内瓦后发现，这第一步是非常成功的。
在王炳南到达设在国联大厦的会场之前，在此采访的新华社记者告诉他，大厦的“记者之家”酒吧里早已喧闹开了！因为在会谈开始的前一天，即7月31日下午2时，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驻华大使赖嘉文，请大使先生转告尼赫鲁总理和梅农先生：中国政府准备采取行动，提前释放犯有罪行的11名美国飞行员。这个消息已经传到了日内瓦，在中美会谈前夕引起了一阵热浪。
对此，王炳南在回忆录中作了这样的记述：“原来，有些记者已经收听到我国政府将在第一次会谈中宣布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消息。这个消息使新闻界因1955年8月1日，中美日内瓦会谈开始了！左二是中方首席代表王炳南，右二是美方首席代表约翰逊。
为中美会谈而激动起来的情绪更加高涨了。有个美国记者听了此消息，禁不住脱口说：“啊！中国又抢去了‘主动’！”
在旁边的一些外国记者不无嘲讽地对这位美国记者说：“美国何尝不可采取‘主动’，比如美国国务院紧跟着发表一个声明，宣布撤退保护蒋介石的第七舰队，对远东国家采取友好态度。这样不就把谈判的主动权抢过来了吗？！”
王炳南这才意识到，周恩来总理采取先宣布释放美国间谍的做法是成功的。
这使国际舆论很快就认识到中国对会谈是怀有诚意的，也是积极的，人们的感情很快就倾向于中国。
第一次会谈在8月1日下午举行，地点是以前国联理事会主席的办公室改成的小会议厅。中央放着一张很大的椭圆形议事桌，陈设简单，气氛庄严。
美方首席代表是王炳南去年的老对手、美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约翰逊，也不知是有意还是路上耽误了，约翰逊等人来迟了几分钟。镁光灯闪了一阵，记者退场，会谈开始了。
王炳南首先宣读了中国政府释放11名美国间谍的声明，约翰逊表示了谢意。由于中方主动宣布这一表示诚意的步骤，加上他们俩已经熟悉，两个敌对国家的第一次大使级会谈的气氛显得相当轻松愉快。
第一次会谈比较顺利。双方达成了会谈议程的协议：一、遣返双方侨民问题；二、双方有争执的其他实际问题。
次日（8月2日）举行了第二次会谈。第二次会谈进行了一个小时，双方就遣侨问题进行了谈判。双方都提出了一份遣侨名单。中方的这份名单中包括了钱学森的名字。王炳南还提出，我国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公民的利益。
约翰逊看了中方提出的名单后，就说：“王大使先生，您提供的仅是名单，没有证据表明旅居美国的中国人想回中国去。”
早有准备的王炳南就拿出了一封钱学森写的要求政府帮助其回国的亲笔信。
这封信是钱学森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先生的，是他夹在一封给国内的家书中捎给陈先生的。
约翰逊看了钱学森的信，就说不出话来了。于是，约翰逊提出休会一天，以便他请示国务院。双方商定第三次会谈在8月4日举行。
20多年后的1979年中美两国实现了建交，晚年的王炳南飞越重洋，首次访问美国，受到了约翰逊老朋友一样的热情接待。约翰逊告诉他，在当年第一次会谈开始前，杜勒斯国务卿嘱咐其在会谈中要忍耐，要想办法维持住和北京钱学森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陈叔通的要求回国的亲笔信的这种联系，会谈不能破裂。杜勒斯还说，如果中美会谈能谈上三个月，他将很高兴。
谈判开始的时候是仲夏暑天，7月底他从华沙出发的时候，就只带了几件夏装。他以为，中美会谈即使再复杂，也不过是多开几天会而已，没想到，这竟然是一次马拉松式的会谈！直到1971年夏天结束大使级会谈、升级至周恩来与基辛格在北京会谈，前后经历了整整15年，他参加了其中的9年。
要回了钱学森，也是一个胜利
王炳南曾说他是共产党人，是唯物主义者，不信神鬼不信命。但据他过去在西安的朋友说，早在西安事变前，十七路军几个朋友曾经拉着他一起穿了便服去算命。那位在西安城里名气很大的算命老先生端详了他好一会儿，才说他傍山知虎性，高宽的额头可以跑马，上耳沿又高又大又冲是“龙提耳”，说他可以逢凶化吉，寿终正寝，称其父辈顶多是个地方官，而他将可至龙窝（京城）任京官。这个朋友对他说，你父亲是王宝珊，你给杨虎城当秘书，人家算得没错。
想不到50年代中美会谈时王炳南有一次真是“逢凶化吉”了。当时华沙与日内瓦之间没有直达飞机航班，他每次去日内瓦都必须提前一天先到捷克斯洛伐克首都布拉格去换捷航班机，然后从布拉格经苏黎世换瑞士飞机去日内瓦。
有一天，他订了座位的一架从苏黎世起飞的捷克斯洛伐克大型飞机刚飞上天5分钟就爆炸了，机上有数国乘客，还有一批从拉丁美洲演出回国的中国演员。
真是鬼使神差，他因有事晚走了一天，才幸免于难。
他在中美会谈开始后不久，才意识到自己认为开几次会就能解决问题的想法是错误的。他意识到在中美两国相互敌视的大背景下，此种会谈将是十分艰难和旷日持久的。
双方仅就遣返侨民问题就反反复复地进行了多次会谈。约翰逊奉美国政府之命，固执地要坚守住美国对华政策的最根本一条原则：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因此，在会谈中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上，美国政府总是要敏感地联想到是否会形成承认新中国的印象和结果、凡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问题，约翰逊就兜圈子。
例如，对王炳南在8月2日的第二次会谈中提出的授权印度作为第三国关照在美国的中国侨民利益的问题，约翰逊就奉命始终不同意。因为华盛顿当局认为，同意这种授权，就等于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居住在美的侨民负有合法的领事权利，就是承认中国是个主权国家，排除了台湾当局。这是美国政府无论如何都不能同意的。
单是这样一个问题，双方就经过了好几个回合的辩论。经过王炳南充分摆事实，讲道理，约翰逊理屈词穷，经请示杜勒斯国务卿后，最后被迫接受中方授权印度的意见，但又在“授权”二字上做起文章来。约翰逊毫无道理地提出，中国对印度大使馆的授权要严格限制在只调查那些真正想离开美国的中国公民；还说，不能使用“授权”两字，只能使用“邀请”两字，他认为这样就减少了中国的合法性和法律责任。对于美方在特定条件下所作的任意解释，中方钱学森夫妇携儿女搭乘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在回祖国途中。
当然是不能接受的。后来，双方同意改用“委托”这两个字。
这样，会谈进行了近十轮，却迟迟未能取得什么积极成果。到了当年8月底，会谈从每周举行三次减少到每周一次。用王炳南的话来说，“温度显然降低了”。连一直守在会场外等待突破消息的各国新闻记者们，都渐渐失去了热情和期望。
但双方首席代表都是老练的外交家，在坚定不移地坚持自己的防线时，几乎始终是彬彬有礼的。
王炳南对会谈的情景作了这样的记述：
到这个时候，会谈实际上是程式化的。我和约翰逊轮流照本宣科。
当然有时也会出现你来我往的答辩，这就要靠反应灵敏，要看善不善于抓住对方谈话的漏洞了。约翰逊是一个老练的、知识面颇为广泛的职业外交家。也许他严格遵守了杜勒斯的嘱咐，在辩论中从不失礼，不用尖刻的语言进行还击。在最难受和尴尬时，他也不过就是红一红脸，多抽几支香烟。
我们也始终彬彬有礼。我们的立场是坚定的，态度是严肃的，但是言谈有理，举止沉着，保持着文明讲理的外交风格。
人们现在回顾这次会谈的时候，发现双方在会场内都坚守着自己的防线，而在会场外却进行着甚为友好的私人交往。周恩来指示王炳南要大胆地同对方进行私下接触；约翰逊也取得杜勒斯的同意，可以和中方代表进行个人交往。
在会谈僵持不下的时候，为了缓和气氛，双方就相互邀请吃饭。
外交无小事，有时连吃饭也需主管长官批准。在正式场合不便说的话，吃饭的时候气氛轻松随便，私下可以磋商，交换看法，摸摸底。王炳南说，“甚至还可能有点突破”。有一次是约翰逊需解决一个技术问题，经杜勒斯批准，他请王炳南吃饭。为了避开记者的视线，他在附近一个僻静的山上找了一处别墅，邀请王炳南悄悄地去共用晚餐，在饭桌上解决了这个技术问题。后来王炳南为了同样的需要，经请示周恩来总理同意后，也在同一地点请约翰逊进餐。王炳南回忆说：多年以后，周恩来还几次问起，人家请你吃饭，你有没有回请？还有一次，国内京剧团到日内瓦演出，王炳南特意邀请了约翰逊及其助手们来看戏。他们特别高兴，还一再叮嘱说：要保密，不要声张，千万不要让那些记者知道。
由于约翰逊是美国驻布拉格的大使，而王炳南去华沙需中途在布拉格换乘捷航飞机，两人经常同坐一架飞机，返程也一样。有时遇上气候不佳，飞机不能起飞，途中留在苏黎世过夜，两人又同住在一个酒店。旅途中，没有翻译在场，他俩不谈公事。王炳南凑合着能说一点英语，约翰逊也会几句中国话，两人便用这种夹杂英语汉语的语言随便聊天，显得很是轻松愉快。旁观者会以为这两人是一对异国好友，绝不会想到刚刚在谈判会场上他们还是坚守各自立场互不相让的对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