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文委员会的调查已经触及总统，已经有消息说欧文准备提出要求查阅总统文件。尼克松获悉后，于7月7日写了一封信给欧文说，只要查一查历史上的先例，就可以知道我们与国会调查进行之合作已属空前。据传闻，欧文委员会打算要他亲自出席作证，因此他写信提醒他们，1953年哈里·杜鲁门曾被票传出席国会一个委员会，但杜鲁门拒绝了。他在信中写道：我将和杜鲁门一样，既不出席欧文委员会，也不提供文件；假若公众可以查阅总统机要人员拟定的总统机密工作文件，那么总统就无法履行其职责了。
欧文于7月12日写信给白宫，表示其担心双方要引起一场“关于根本性的宪法争论”的严重可能性。信中，欧文要求会见总统，以求避免这场冲突。而且，尼克松觉得欧文的做法太出格了，这封信尚未送到白宫，就先透露给新闻界了。
7月11日的晚上，他躺在白宫卧室的床上收听新闻时，就听到广播了这份封信。他感到很气愤，也觉得胸口发闷。也不知道是怎么入睡的。
于是，12日清早一醒来，就发生了胸口的剧痛。这天，他躺在床上，欧文来了电话。两人在电话里发生了争吵。他的胸痛更厉害，还发烧了。
当天，经医生检查，他患了过滤性肺炎，住进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
毛泽东说“水门事件”是“屁事”
如果说斯诺是毛泽东这一生中最要好的美国朋友，基辛格则是毛泽东生前接见次数最多、谈话最深入广泛的高层美国官员，这是西方国家官员从未有过的，因而基辛格常常以此为殊荣。基辛格很有自知之明，知道自己不是国家元首，而毛泽东、周恩来与他作如此坦率、真诚、深入而广泛的谈话，他是深受感动的。
特别是1973年11月12日晚上，在毛泽东和他进行了将近三个钟头的深谈结束后，在告别宴会上，他将毛泽东、周恩来视作知己，他兴奋地引用了中国古老的谚语“酒逢知己千杯少”，以此来形容他对毛泽东、周恩来的感情。在宴会上，他再次举起盛着他喜爱的茅台酒的杯子时，诚恳地说：
我很荣幸地同毛主席进行了有远见的广泛的交谈，同总理进行了长时间的建设性的会谈。很清楚，我们两国人民的友谊将得到加强，《上海公报》的原则将得到增强和重申，我们的关系正常化将继续下去。
我们向你们保证，不论今后发生什么事情，我们关系中所取得的进展今后将继续发展下去。
基辛格于1973年11月间访问北京，是他第六次访华。他是在结束了中东之行，又访问了伊朗、巴基斯坦后，来到北京的。这次访问按原计划是在这年的7月份进行的，但是后来推迟了。据分析和推测，推迟的原因主要有三个：
其一，深陷“水门事件”困境中的尼克松总统处理印度支那战争的方式遭到了国会的反对。国会在8月中旬通过了议案，要求停止对柬埔寨的轰炸，使基辛格失去了其所说的“讨价还价的主要本钱”。其二，中国共产党将在8月间举行十大，美方显然是想要看一看中国的政治动态。其三，基辛格已经事前获知不久要让他接替罗杰斯出任国务卿，能以国务卿的身份而不是只以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身份访华，会让他在中国领导人面前更高兴。
基辛格于11月10日下午飞抵北京，当晚9时25分，周恩来同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进行了单独会面，周恩来祝贺他出任国务卿。基辛格很高兴地说：“当国务卿一天要看那么多文件，我再也不能思考任何问题了。”
周恩来笑着反驳：“这话我不相信。我认为你会找到时间的，因为你年轻，精力旺盛。”
12日下午3时15分，周恩来与基辛格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进行了第一次会谈。基辛格说：“最初我们由于相互需要走到一起来了，但我们在此基础上怀着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态度又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关系。世界上没有任何别的国家领导人能像总理这样谈问题，原因之一是世界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不能像总理这样全面思考问题。”
周恩来说：“你过誉了。这些话可以用在毛主席身上，我作为战友向他学习，但学的不够。你刚才说我们的关系是有原则性的、坦率、真诚、有远见的。我们同意这一说法。本着这种态度，我们什么问题都可以讨论。”
12日下午5时40分至8时25分，毛泽东在周恩来陪同下接见了基辛格。
外交部长姬鹏飞、副外长王海容等也在座。这次美方参加接见的还有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布鲁斯及温斯顿·洛德。翻译是唐闻生、沈若芸。基辛格记述这次一见面的印象说：“毛泽东带着他特有的嘲讽而又略带一点令人生畏的微笑迎接我们。他的身体似乎比我以前见到他时还要好些。”
毛泽东一开始就问：各位在讨论些什么？
周恩来说：扩张主义。
毛泽东会见基辛格，对美国“水门事件”不以为然。
毛泽东指着基辛格问：谁在谈扩张，他吗？
周恩来说：他先开始，其他人也跟进。
基辛格说：贵国姬外长不时批评我们，但我认为他了解真正的源头。
毛泽东说：但那种扩张主义是微不足道的，你们不该怕他们。虽然他们的野心很大，但能力却很有限。以古巴为例，你一恐吓他们，他们就跑了。……
我很怀疑他们会想同我们建立关系。先是卡斯特罗派代表团来接触，后来又是通过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来谋和。后来，柯西金亲自来了，我向他宣布我们准备对他进行斗争一万年。看在他亲自来拜访我的分上，我就减一千年。你看我多慷慨，我一让步就是一千年。
会见室里充满了笑声。
毛泽东又说：后来罗马尼亚的代表又来了，我又让步了一千年。
在笑声中，毛泽东继续说：两年前，齐奥塞斯库总统亲自代表苏联来了，我就说，这次不论你说什么，我不能再让步了。
基辛格笑着说：我们也必须采用中国式战术。
毛泽东说：我现在讲话不太舒服，我掉了两颗牙。你们跟我们的活动也有点不同，那就是，我们向来以牙还牙。而你们的做法是中国式的太极拳。
毛泽东把话题转至“水门事件”，说：为什么在你们国内，你们对“水门事件”那桩屁事那么在意？这个事件本身是个很小的事，可是因而引起这么大的乱子。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这样。
翻译解释说，她不能照实翻译主席的“屁事”一词，因为那意思就是“放屁”。在座的中国人都放声笑起来。周恩来问身旁的洛德是否知道中国字“屁”
的意思，洛德先生回答说：“不知道。”周恩来说：你可以回去问一问你的华裔太太。翻译说：这是一个形容这种情况的字眼。
在谈过苏联霸权问题之后，毛泽东将话题引入台湾问题。
毛泽东说：只要你们跟台湾断绝外交关系，就有可能解决我们两国之间的外交关系问题。这跟我们和日本的处理方式是一样的。至于我们跟台湾之间的问题，就相当复杂……
周恩来说：他们现在有1600万人口。
毛泽东说：至于你们与我们的关系，我想不需要用100年的时间来处理。
基辛格说：我相信是这样。我们应该会快得多。
毛泽东说：不过这是你们必须快决定的事情。我们不会去催你们。如果你们觉得有需要，我们就来做。如果你们觉得现在还不行，那我们也可以缓一点。
基辛格说：从我们的立场来说，我们希望能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我们的困难是我们不能立刻切断与台湾之间的关系。有几个理由，而这些理由全部都跟我们国内的情势有关。我跟总理说过，我们希望在1976年之前，或者1976年期间完成这个程序。所以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够找到某种方法，让我们得以建立外交关系，这个作用是当做我们加强关系的象征，因为在技术层面来说，联络办事处用处非常大。
毛泽东在谈起中美两国联络处的工作后，又说到了苏联：赫鲁晓夫说我们像是好斗的公鸡。
基辛格说：他1959年到这里访问时，不太成功。
毛泽东说：我们在1959年决裂。他1958年想要控制中国海岸和中国海港时，我们开始失和。我和他们，他们的大使讨论时，我差一点拍桌子，我骂了他一顿。他向莫斯科报告后，赫鲁晓夫就来了。当时，赫鲁晓夫提出联合舰队的构想，就是苏联和中国共组一个联合海军舰队。这是他提出的建议。那时候，他十分自大，因为他见过当时担任美国总统的艾森豪威尔将军，就有了点所谓的“戴维营精神”。他在北京向我炫耀，说他认识美国总统，提到艾森豪威尔总统时还说了两个英文字，说他是“我的朋友”MYFRIEND。(问戴维·布鲁斯大使)你知道吗？
布鲁斯说：不，我从不知道这回事。
周恩来看了手表说：已经谈了两个半小时了。
毛泽东说：今天我们好像谈得太久了。超过两个半钟头。我们占了原本为别的活动安排的时间了。
在谈话快结束时，毛泽东说：我认为最好不要打仗。我也不喜欢战争。虽然人家都认为我是个“战争贩子”。如果你们和苏联开战，我也认为不太好。如果你们准备打，最好使用传统武器，把核武器留着当备用，不要碰它们。
基辛格说：我们绝对不会发动战争。
毛泽东说：那好。我听说你们提出这种说法是想争取时间。
基辛格说：我们是希望争取时间，但我们也希望处于一种地位，就是如果苏联攻击我们讨论的任何重要地区，我们就要反击。这是我们必须准备好的情况。
毛泽东说：完全正确。至于苏联，他们欺弱怕硬。(他笑着指着唐闻生和王海容)你不要因为王小姐或唐小姐比较软弱，想欺负她们。
基辛格也笑说：主席先生，依我的经验，她们并不十分软弱。她们也不按照主席的劝告行事。
毛泽东哈哈大笑，说：唐是“美国人”，而王是“俄国间谍”。
近三个钟头谈笑风生的会见结束了，毛泽东在没有人搀扶的情况下自己站起身走起来，送客人到外面大厅。可见毛泽东已经从1971年底的重病中恢复过来了，进驻游泳池的医疗组也在这段时间撤走了。毛泽东情绪很高。基辛格在这次与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中，不止一次地允诺推进中美关系的进程，以及在1976年以前即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任期内实现关系正常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