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教堂祈祷回来，福特突然宣布赦免尼克松
福特作为总统入主白宫之后没几天，就安排时间去视察即将竣工的国家大教堂。据记载，他观看、询问得很仔细。
众多的尖塔、飞檐、长柱、巨大的横梁和高大的拱形屋顶融于一体，规模宏大的国家大教堂，巍峨矗立在华盛顿西北郊马萨诸塞大街和威斯康星大街交汇以北的一个高坡上。它在英国哥特式建造中糅入了某种法国式的建筑风格。
它是19世纪末选址、20世纪初开始建造的。它的主体工程大部分于1976年美国独立200周年庆典时完成，全部工程直至1990年才完毕。这个教堂也叫圣彼得教堂、圣保罗教堂或者国家大教堂。在宗教对社会生活有深刻影响的美国，它在漫长的建造过程中，已是好些重大的历史的见证人。威尔逊总统和艾森豪威尔总统的葬礼就在这里举行。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美国国务卿赫尔也安葬在这里。美国着名的黑人人权领袖马丁·路德·金在遇刺身亡前的最后一个星期天，就在这座大教堂中精美的石刻讲坛上作了其生命中最后一次布道演说。
人们当然一时也无法猜到新总统内心的想法。
过了没几天，1974年9月8日，这天是他宣誓就任总统刚满一个月的日子。
上午，福特就来到了白宫附近的另一个大教堂里。宽敞深邃的大厅里，肃穆庄严的歌声荡漾起伏。此时，看着殿堂的古典装饰，使人会产生一种回到中世纪的感觉。在这环境里，可以看见杰里·福特那魁梧健壮的身影，他双手合十，在对上帝做着祈祷：
全能的上帝，我们的圣父，他的伟大的慈爱允诺宽恕那些真心忏悔和对他真正忠诚的人的罪恶；施给你们仁慈；赦免并把你们从罪恶中解救出来；使你们在仁爱中坚强与获得力量；把你们带到永生；通过我们的上帝，耶稣基督。阿门。
他从小就生活在宗教的氛围里。在大瀑布城，母亲经常带着他，有时有父亲陪着，去格雷斯·伊皮斯科教堂。后来他长大了，每作什么重大决定时，他都要去教堂做祈祷，即使在军舰的甲板上、在最紧张的战斗中也未曾忘记做祈祷。他母亲后来还说，杰里在航空母舰上服役，数次与死亡擦肩而过能活下来，就靠虔诚的祈祷而获得上帝的保佑。
他做完礼拜回到白宫，就召集了几个值班的记者，宣布了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完全、全面和彻底赦免”前总统尼克松在其任职期间“对美国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或参与的所有罪过”。他还说，他这样做是“因为对尼克松的审判将再次唤醒那些丑恶的痛苦。我们的人民将再次由于他们的观点而分化。我们政府的自由制度的可靠性将再次受到国内外的挑战”。
思考问题时爱抽烟的福特总统。
尼克松虽然辞职了，但福特就任总统后所面临的最棘手的问题，不是别的，仍然是“水门事件”。怎么对待尼克松？是不是辞职就完事了？全国都注目着这个接任的新总统。
他出于对国家政局稳定的考虑，加上他与尼克松是共和党内老朋友的这层关系，凭借他素来办事平稳的风格，他准备利用手中的权力赦免尼克松。
福特的这一举动，事先没有与党的领袖、国会议员们和水门特别检察官打招呼，因而在全国上下引起了强烈反响。一时间风暴骤起，报刊电视上的反对舆论沸沸扬扬。电报、电话、信件等雪片似的飞向白宫，表示愤怒和谴责。有的人甚至还怀疑他与尼克松之间作了什么肮脏的交易。
尼克松辞职后，布什原希望能当上福特的副总统
按美国宪法，副总统是由总统挑选和任命的。福特经考虑筛选，觉得有两个人可以担任副总统：一个是纳尔逊·洛克菲勒，有显赫的大家族背景，加上担任过州长；另一个就是乔治·布什，担任过两届众议员及尼克松总统任内的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此时还担任着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
出于种种考虑，福特还是挑选了洛克菲勒任副总统。福特与布什也是好朋友，如何安置布什，是需动脑筋的，也是不能怠慢的。
福特知道，布什在尼克松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的问题上，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水门事件”的真相逐步被揭露出来的时候，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布什很可能成为总统祭坛上的牺牲品。但布什妥善地对待此事，既善始善终地坚持原则，也没有出卖尼克松这位老朋友。在尼克松面对弹劾与辞职的关键时刻，布什从共和党的前途着想，也出于对尼克松的忠诚，就给总统写了一封建议信。他事先将信装在衣袋里，去参加1974年8月6日的内阁会议。
会上，尼克松满带情绪地表示既不会辞职，也不接受弹劾。布什在会上没有吭声，散会后就悄悄将信交给尼克松说：你回去再看吧。
信中这样写道：
亲爱的总统：
这是我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判断：你应当立即辞职。也许，在您孤军抵抗的处境中，这对您似乎是来自您多方支持和帮助过的人的不忠行为。但我的观点是：我不将自己的判断告诉您，我就不适于为一个我永远尊敬其巨大成就、热爱其家庭的总统服务。直到现在，您对辞职还完全没有答复，但是，考虑到事情结局的影响，辞职是最后的、也是我现在坚定感受到的、最利于国家、最利于党的行为。我相信这个观点也是全国大多数共和党领袖的意见。……如果您辞去公职，历史将怀着持久的敬意记录下您的业绩。
1975年9月5日，福特总统遇刺。图为他逃过一劫，在保镖们护送下离开现场。
布什的这封信对尼克松决定辞职而不被弹劾起到了重要作用。次日，即8月7日，尼克松决定辞职。8月8日，尼克松对全国发表了辞职讲话。
当时，福特已经组织了“厨房内阁”，为自己接班进行紧张的准备，商定了应急计划。在福特正式组阁时，布什内心里是很想得到副总统的职位的。
那天，布什正在家里，接到了福特打来的电话，说已准备宣布任命洛克菲勒为副总统，还说希望与他尽快碰头，以“商量将来的安排”。
布什不选伦敦、巴黎，而只挑选了出使北京
放下电话后，他心中有点发闷，未免有些失望。但很快就过去了。他与夫人芭芭拉商量好了，都认为，最理想的“将来的安排”，是离开华盛顿，脱离刚刚在首都发生的一切，且越远越好。他感觉到，在尼克松政府的最后几个月里担任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完全是一场政治上的噩梦。两人都觉得，尽管喜欢华盛顿，但倘若有适当的职务，现在是离开这个城市的绝好时机。
两人还带有预感地商量说，要是总统给我们对外职务的选择，那就去远东。
还说，尽管伦敦或者巴黎的大使职位是显赫的，而且是令人羡慕的，许多人都争着去，并对个人履历有好处，他们还是想去北京。
说起布什想去北京，得先说说他因中国而引起的一场痛苦的失败，这使他与中国有了一段特殊的“缘分”。
1970年底，他刚刚在众议员的竞选中失败，那是在休斯敦，有记者问他：
“你心情怎么样？”
他回答说：“一个人从最初的痛苦中或失败的打击中清醒过来，并非坏事。”
就在这个时候，传来消息：尼克松总统提名他出任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这个提名立即在美国政界引起了议论。联合国是世界舆论的讲坛，美国驻联合国大使是美国外交界最高的大使位置，这一职务已经升到了内阁成员的级别，美国大使坐在联合国大厦里就如同坐在白宫里一样。由于联合国总部设在美国本土，美国政府的捐款分担了联合国预算的大部分，因而美国大使在联合国里的地位是举足轻重的。
有人说，像布什这样一个过去的飞行员，一个来自得克萨斯州石油界的百万富翁和保守的共和党人，竞选连任众议员时都失败了，又没有什么外交经验，怎么能够担任美国的最重要的大使呢？
尼克松总统对布什的任命是在1970年12月11日宣布的，在国会也顺利通过。他于1971年2月宣誓就职，搬进了联合国大厦对面美国使团大楼第11层的办公室，并在国务院拥有一间办公室。
在他出任驻联合国大使的两年里，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也是他和美国最沉重的失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同时，“联合国驱逐了美国的老朋友——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布什的传记中说：“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勇敢地战斗着，以阻止此事发生，但最终他不得不鼓起勇气，以最好的风度接受了这一事实。”
1971年夏秋，布什与他的美国代表团提出了所谓“双重代表”提案的政策，也就是美国欢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取得一个席位，但不同意驱逐台湾。支持中国的一方联合起来，抵制美国的这个提案。布什为了这个“双重代表”提案真是煞费苦心。他对这个国家的团长亲热地搂着胳膊说话，请那个国家的团长饮咖啡。有的国家代表团还与他进行艰难的讨价还价。巴拿马人想以取得巴拿马运河控制的更大份额来达成投票支持美国提案的交易；爱尔兰人说，他们的态度有可能改变，但要在阿·灵格的着陆权问题上得到让步；有些代表，甚至包括某些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部长们，希望美国给他们的侄甥或者女婿们在美国得到一份工作。好些国家对美国要他们不支持北京而尼克松却背着他们与北京拉关系的做法大为不满。
这年的10月25日，是关键的表决时刻。这天，基辛格还正在北京作其第二次访问。联合国会议大厅的电子荧光屏在计算着实际票数，几百位代表都在紧张地盯望着。
当最后的票数公布出来时，许多国家的代表们欢呼跳跃起来。坦桑尼亚、赞比亚、加纳等非洲国家的代表甚至在会议大厅里跳起了庆贺胜利的非洲快步舞。布什与助手们很沮丧，痛苦地坐在美国代表团的位置上。有人回忆说，这位高个子美国驻联合国首席代表怒不可遏地骂了一句：“婊子！”
后来，他自己则说当时的感觉像驾驶飞机在空中作战时被击落了一样。当他听说中国报刊形容美国代表在联大辩论中“像热锅上的蚂蚁”时，他想象着说：
“蚂蚁？趴在火烫的热锅上？”他朗声大笑，觉得中国语言中竟然有如此生动形象的比喻。
后来，中国代表团很快就来到了联合国。乔冠华的联大首次发言，谴责了美国，也谴责了苏联。在第二天的报纸上，他看到了一幅漫画，漫画上苏联代表马立克和他坐在各自的桌子后面做鬼脸，而乔将一桶水倒在两人的头上。
乔冠华回国后，黄华作为中国驻联合国的代表留在纽约。布什在自传中回忆说：“我第一次遇见黄华是在联合国大厦的过道上，礼宾司的某人介绍我们相互认识。我们第二次相遇是在法国大使的公寓里，参加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会议。法国大使把他介绍给我，然后又把他介绍给苏联大使马立克，这个中国人背起了他的手。马立克的脸涨得通红，仿佛下巴挨了狠狠的一拳。法国大使马上掩盖了这一窘态，把我们请到另一个房间去用茶点。”以后，布什谨慎地招待了中国的代表们。中国人也给他以回报。
那个时候，北京和华盛顿还没有联络处。他甚至带领这群中国人去靠近格林尼治的乡村，到鸟兽禁猎区去游览。
在联大的这次失败触动了他，使他产生了强烈的要了解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国家的愿望。因而，他和芭芭拉商量了，要当驻外大使的话，就去中国。
布什闯进了基辛格独自控制的对华外交领域
福特总统很快就约他去白宫谈工作。
布什在其自传中，对此次福特总统的约谈有精彩而真实的记述：
我来到椭圆形办公室，总统首先感谢我作为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主席所做的工作，然后告诉我有两个重要的外交职位需派人员，一个是驻英大使，另一个是驻法大使。
但我另有打算。驻华联络处主任戴维·布鲁斯正要离任。我告诉总统，如果让我选择，我愿要这一职务。
福特弹了弹雪茄，抬起头了，反问一句：“去中国？”他显然很吃惊。
“是的。中国。”我重复了一遍，“什么时候条件成熟的话，我愿去。”
对于布什要求去中国，福特当然很吃惊。那时，中美尚未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任命这个职务对福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因为这不是正式的驻外大使，不需要经参议院表决。但是，福特望着他，笑着说：人家都纷纷来向我要求到伦敦、巴黎去，我当然可以考虑你要去北京这个愿望，但这需要同基辛格协商，我将与基辛格国务卿打个招呼再正式通知你。
他听了之后，稍稍一愣，但没有在总统面前说什么。
对基辛格独占对华外交，他是有看法的。他后来曾说过，在70年代中叶，如果你是福特政府成员而口中吐出“中国”这个词，你就知道亨利·基辛格的触角都会抖动，无论博士身在何处——开罗、耶路撒冷还是巴黎。中国是亨利老布什出任美国驻华联络处主任。
的秘密外交领地，在那里，博士取得了其在外交上的最大成就。
他知道他若出使北京，就得与基辛格打交道了，因为美国政府有关涉华事务没有不通过他的监督和批准的。在去北京之前，他进一步作了解。国务卿非常担心任何中美关系上的“泄密”，就连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有关他新职的报告都是在极其保密的气氛中进行的。
他要做一些必要的准备工作，想了解美中关系的极其重要的文件，如最后导致签订1972年《上海公报》的尼克松与毛泽东的谈话记录。但一打听，文件都被基辛格手下严密地控制起来了。因而他只能想法在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理查德·所罗门的私人办公室里读到这些文件，其保密程度可想而知。
去北京赴任之前，他就得知，关于美中关系发展的所有信息，都不是来自北京的联络处，而是从华盛顿知道的。有朋友还告诉他：基辛格频繁地在华盛顿与中国驻美的联络处主任黄镇接触，你要想得到有关国务卿与中方秘密会谈的内容，就得像前任戴维·布鲁斯一样同国务院不断打硬仗！
他是1974年10月21日飞抵北京上任的。刚到北京一个月，就遇上了基辛格来北京访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