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刺客的枪口刚刚瞄准下车的黄镇大使……
他们夫妇乘着小车，在旧金山市街头疾驰。
这是旧金山市政府礼宾部门安排的车子。黄镇与朱霖是赶去参加“中国出土文物展”开幕式的招待酒会。他俩已经是第二次来到旧金山了。去年秋末他们乘汽车横穿美国考察，到过这里。这次是乘飞机从华盛顿赶来的。
6月下旬，旧金山的天气已经十分炎热了，但该市的亚洲艺术博物馆内外，更是热闹无比。经过数月巡回展览，盛况空前、轰动美国的“中国出土文物展”
在1975年6月26日来到旧金山。在馆门口的空地与大街上，车水马龙，许多人排了三四个钟头的长队，才买上参观券。
按中美双方的文化交流协议，“中国出土文物展”仅在华盛顿和密苏里州的堪萨斯城两地展出，但因展览影响特别大，旧金山市政府及各界人士强烈要求增加在旧金山的展出。因为旧金山是老华侨聚居最多的地方，黄镇积极支持这一要求，对有关部门说：增加旧金山一站的展出，作用很大，影响深远，肯定可以赢得高潮而结束。
也难怪，美国只有将近两百年的历史，而这个展览展出了凝聚中国数千年文明史的稀世珍宝。展品从旧石器时代蓝田猿人头骨、北京猿人头盖骨起，直至辽、金、元时期的各种珍宝。这次展览的标志展品是东汉墓葬中出土的铜器“马踏飞燕”，放在展览大厅中心，衬着绿色的丝绒和柔和的灯光，使人看了觉得优美可爱，浮想联翩。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及其妻窦绾墓中发掘出来的金缕玉衣，由2000多块玉片用金丝编缀而成，设计严密，工艺精细，真可谓精美绝伦，巧夺天工。所有这些展品，特别是上述两件，使许许多多美国观众久久伫立，不思离去。有的甚至看过之后，改天又来看。无论是美国人还是华侨都十分踊跃。美国人是啧啧称奇、赞不绝口；华侨们扶老携幼，感到自豪和荣耀。
车子放慢了速度，渐渐开至举行酒会的大厦门前。大门前已经有许多人。
车子停了下来。黄镇虽说年事已高，仍有军人的敏捷，很快就下车了，等着朱霖下来。他多年在异国当大使，在复杂的环境中养成了保持高度警惕的习惯。
他在环视中发现大门旁的墙边人群里有两个男子忽然厮打起来，扭成一团，其中一个还不停地朝小车这边冲来。手中拿着一个黑家伙，竟是手枪！
他立即联想到：暗杀！
朱霖这时刚下车，黄镇迅速拉着她，快步走进了大门。“中国文物展”开幕式酒会盛极一时，出席的各界名流竟达1000多人。着名亲台的右派人士旧金山市法官刘百昌和加利福尼亚州民政厅厅长江月桂刚从台湾回来，也分别担任了赞助委员会的两主席之一和名誉主席。
大门前的惊险一幕并没有影响黄镇在酒会上作十分精彩的演讲。
黄镇终于愤然决定向毛泽东去电请辞
1975年7月间，华盛顿闷热多雨。黄镇从西海岸的旧金山参加了“中国出土文物展”的开幕活动回来，就先忙于阅看国内文电及有关信件。联络处收到一封匿名信。黄镇看了，不禁长舒了一口气。朱霖看信后说：真是好险啊！
匿名写信人自称是“已觉悟者”，说其参加在旧金山的“中国出土文物展”
开幕式时在门前看到一个人正从裤袋里掏出手枪要瞄准刚下车的中国大使，他立即上去推了刺客一把，两人扭打起来，因而未发生血案。
在国内的电文中还有一封有来头的电文，批评联络处的“右倾”倾向，指示说什么要在路线斗争中实现老、中、青三结合。
这是什么意思？他今年已是65岁了，在联络处只有他超过60岁，这不是要赶他下台吗？
他想起部里有的领导给他打了招呼，提醒他注意：联络处里有个别个人主义恶性膨胀的人，给北京打小报告，往联络处泼脏水，鼓动造反，要把水搅浑。
他们拱不动黄镇，就找韩叙、朱霖的岔子。
窗外下起大雨来了，大颗大颗的雨滴敲打着窗玻璃。黄镇拿着这一封电文，很不舒服，心中久久不能平静。
他领导下的中国驻美国联络处，在地理上与国内隔着半个美国加上一个太平洋，如此的遥远也并不平静。“四人帮”也将手伸到驻华盛顿的联络处里来。
前不久发生的“蜗牛事件”还历历在目。国内有关部门派了一个小组来美国考察，订购制造显像管和玻璃罩的成套设备。显像管与玻璃罩，两项合起来约1亿美元，是双方互设联络处以来最大的一笔生意。这个小组包括各方面的专家，美方很重视很热情。当时正值圣诞节前夕，厂方给小组每人送了一件小礼物：一个小巧而精致的玻璃玩意儿。当时，谁也没有看出是一只蜗牛。美国的玻璃厂家嘛，目的是宣传他们制造的玻璃，说明他们的玻璃产品没有一点杂质，透明度很好。另一方面，也有表示祝福吉祥如意的含义。
小组回国后，其中一名年轻的组员给江青写了一封告状信，说对方送蜗牛是对我们国家的侮辱，诬蔑我国是在“爬行”，我方竟然接受，这“有损国格、人格”。江青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就拿来大做文章，上纲上线，就要上上下下整一批人，掀起了轩然大波，成了着名的“蜗牛事件”。
当时，周恩来知道后，就对这个部的同志说：“你们吵嚷什么？人家送给你们礼物，你们还不知道是什么意思，就发个电报去华盛顿，请联络处调查一下再说。”
联络处接到国内一封电文，询问在圣诞节美国人赠送蜗牛是什么意思，请速了解后报国内。当时，黄镇正在国内，联络处商务参赞张建华就去问熟悉美国生活习俗的高级翻译冀朝铸。冀朝铸不以为然地说：“不用调查了。我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还不知道这个吗？这是象征祝福和有耐力，没有什么别的意思。”
张建华还不放心，仍请冀朝铸再找人了解一下。冀朝铸就给知名的华裔朋友任之恭、牛满江和一些美国朋友打电话，询问送蜗牛的含义。回答都是一样，没有歧义。于是，联络处就实事求是地报告了国内。
这样，江青整人的阴谋就没有得逞。国内好些担心为此事牵连挨整的人才放下心来。黄镇在北京听说此事时，就曾找周恩来总理提了建议。待他回到华盛顿，称赞联络处的同志发了那封电报，说：“我们共产党人就是要坚持原则，实事求是嘛！”
窗外大雨还在下着。他通知召开党委扩大会议，开会的同志都来了。会议就开始了。
负责联络处思想政治工作的朱霖，刚刚发言摆了事实，有的人就有呼有应地说了起来。他们说话的锋芒是有所指的。
“有的老干部，自己不行了，还硬着头皮干。人应该有自知之明！”
“联络处经常不让讲路线，现在让讲了，但并不按革命路线办事！”
“我有个印象，我们这儿为什么一提起路线，就好像不大愉快，这确实存在着问题……”
对方要逼黄镇下台的意图是很明显的。好些同志就针尖对麦芒地反驳。韩叙副主任就说：“你们排斥老干部的做法不符合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是说老、中、青三结合，就包括有老干部。”
有的说：“照你们这么说，连中央领导都该下台了。这分明是抢班夺权嘛！”
黄镇一拍桌子，站起来说：“你们不用说什么60岁划线了，我完全可以辞职。驻美联络处的职务重要，这是中央任命的，我可以向中央发报辞职，请中央另派人来。”
他这一愤然表态，会场顿时变得寂静无声，只听得见冷雨敲窗的震颤声。
韩叙听了也很吃惊，忙对他劝说道：“你这一辞职，不正是这些人希望的吗？”
朱霖也说：“我们也没犯错误，干吗自己摔乌纱帽呢？”
这天晚上，雨停了。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
他想着，这些矛盾也不止一天了。英文翻译冀朝铸很同情他的处境，就曾经劝他说：“你跟主席那儿熟悉，为什么就不向主席反映情况呢？”
他是这么回答的：“主席年纪大了，也不像从前那么好说话了。”
冀朝铸又说：“你跟总理说说也行呀。”
他内心很矛盾，叹了一口气：“总理自己处境也不好，我怎么好去打搅他呢！……可是，要是他们把我逼急了，我是要反映的。”
他再也睡不下去了。他还想到，尼克松已经辞去总统职务了，福特已经接任总统，有消息说美国驻北京联络处主任也准备换人了。……他挣扎着起来了。
这天晚上，他艰难地写了一份辞职书：
这是我第一次书面向领导提出调动我的工作。我任职已经两年多了。从各方面来说，我担任这一重要工作是不称职的。身体不好，也使工作受到影响。经反复考虑，为我驻美联络处今后能很好地贯彻执行主席的伟大战略方针，请尽速选任其他同志接替我的工作——美驻华联络处主任已调换，对我的调动，对方也无可非议。
他的请辞报告电文发出后，北京方面迟迟没有回复。
他索性一不做、二不休，又将请辞报告另电转呈毛泽东和周恩来。
要是容纳不了黄镇，我可以让他回军队当副总参谋长
那个时候，在外交部主持工作的是乔冠华。
毛泽东是十分欣赏乔冠华的。早在抗战期间，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读到从德国留学回来的乔冠华在香港写的一些国际时事评论，就曾经称赞这些文章相当于几个师。不久前，中国刚恢复联合国席位时，毛泽东亲自点将，“让乔老爷率团去，不去就脱离群众了”。
从联大作首次发言及与尼克松、基辛格连续熬夜推敲《上海公报》之后，乔冠华见到毛泽东的机会就更多了，更得毛泽东的器重。1973年春天，他与美国助理国务卿詹金斯在北京商谈建立美国联络处事宜时，谈判顺利也高兴，就在谈判间隙写了一首打油诗的前三句，朗诵给参加谈判的同志听：第一句，“八重樱下廖公子”，说的是廖承志在樱花盛开时节率团去日本访问；第二句，“五月花中韩大哥”，说韩叙去华盛顿为设联络处打前站下榻于五月花旅馆；第三句，“欢欢喜喜詹金斯”，说的是正在北京进行的中美谈判。他甚为得意地吟罢，征求第四句，并说有陈年茅台一瓶作奖赏。
据说，大家七嘴八舌续这第四句。有的说“扬扬得意乔老爷”，也有的说“喜上眉梢乔老爷”。他听了，都摇头说不满意。此事也就暂时搁下了。
过了一天，毛泽东召集大家去汇报中美谈判情况，看见毛泽东的兴致很高，有人就将征求最后一句诗的事也汇报了。
毛泽东来了雅兴，说：“我来给乔老爷续后面的诗。”
毛泽东文思敏捷，稍作思索，就笑着对他说：“乔老爷，你的前两句是‘八重樱下廖公子，五月花中韩大哥’；我现在给你续上后两句，‘莫道鄙人功业小，北京卖报赚钱多’。你看如何？”
原来，毛的续诗是戏指“文化大革命”初期乔冠华被造反派逼迫上街头卖小报的事，在场的人听了都哈哈大笑，都说：“主席这两句诗续得真好！”
可见，毛泽东对乔冠华是宠爱有加的。不久，筹备中共“十大”，他被点名邓小平与黄镇。
指定参与起草“十大”政治报告中外交政策部分。他在“十大”被提名选为中央委员，“十大”闭幕的三个月之后，即1974年11月，又接替姬鹏飞出任外交部部长。
1975年7、8月间，黄镇要求辞职的电文从华盛顿初次发回外交部里时，部领导是准备开会研究后再予以答复。也许是工作太忙，此事就拖延了。等到获悉黄镇将辞职报告发给了毛泽东、周恩来，部领导就觉得非同小可，不能再拖了。
作为部长的乔冠华得知此份辞职报告到了毛泽东那里，更是大吃一惊！这时，是1975年夏秋间，他看到黄镇给毛泽东的请辞报告，内心有着复杂、沉重而尴尬的心情。
他的这种心情，是有来历的。
他作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命运是同周恩来连在一起的。
1973年夏天，毛泽东听信了江青、张春桥等人关于所谓“右倾回潮”的汇报。这年的7月4日，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除了重提批判孔子的问题外，还尖锐地批评了外交部对国际形势的看法。毛泽东说，近来外交部有若干问题不大令人满意，在思想方法上是看表面，不看实质。接着，毛泽东就上纲了，作出了四句话的结论：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变，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毛泽东通过对外交部的指责，曲折而又严厉地批评了主管外交工作的周恩来。
毛泽东的批评未免使乔冠华紧张起来，他是在周恩来直接领导下负责抓国际形势分析、主持进行重要的外交谈判的。他心里不能不有些想法。
1974年春，“四人帮”发动了“批林批孔”运动，就把他卷了进去。“四人帮”别有用心地提出所谓“新文革与旧政府”的矛盾，批“现代大儒”，批意大利着名导演安东尼奥尼拍摄的电影《中国》，还搅起了“风庆轮事件”等，把矛头直指周恩来，使已患重病的周恩来蒙受了屈辱。江青气势很盛，专门写信批评了外交部。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说了违心的话，揭发批判周恩来在中美、中日建交谈判中的所谓“右倾错误”。作为周恩来长期的助手，他未能尽自己的心力来为周恩来减轻一点压力，还伤了好人。后来，这使他一直感到内疚。
在这年秋天，他终于鼓起勇气，在去305医院给住院的周恩来汇报工作的时候，向周恩来剖析了自己当时的懦弱，承认自己在那次会上的发言是错误的，对不起总理，请他原谅。周恩来听了，非常宽容地说：“这也不能怪你，那是总的形势，大家都讲了嘛！你在我身边工作好几十年，又管美国这一摊，怎能不讲呢？”
也就在这个时期，他发现有人看到了驻美联络处的重要，一直在兴风作浪，要夺黄镇主任的权。他们正在整黄镇的材料，诬蔑黄镇“在联络处执行错误路线，打击青年干部”等。
他拿着黄镇的请辞报告感到烫手，怎么办？
他想到了邓小平。
他就拿着黄镇的请辞电文及别人打的小报告，去找主持中央工作的邓小平。
邓小平对挨整是深有体会的，看了一遍报告，就洞察一切了。邓小平目光灼灼地望着乔冠华，直截了当地说：
“我看，要是外交部容纳不下黄镇这样一个老干部，我可以让他回军队担任副总参谋长。”
乔冠华赶快说：“要是这样，不如把我先调走，免得别人说我如此小气。”
邓小平问：“他到底遇到了什么问题？”
乔冠华就把别人整黄镇的一些材料送上。邓小平随手翻了翻，就说：“等黄镇回来再听听他的。”
邓小平又问：“部里准备怎么回复？”
乔冠华把准备回复的电文呈上，邓小平看了看，就摇头说：“太厉害了。”
就边说边作修改。修改完了，又细看了一遍。回复的电文大意是：
黄镇同志，你的来电收悉。你即将会见尼克松，加上基辛格即将来华洽商福特访华事宜。诸事繁多，故不宜考虑调动问题。国内考虑，可趁基辛格、福特来访之机回国面谈。
邓小平修改完毕，在这封发往驻美国联络处的电文上签了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