迎接尼克松的中国波音专机专程飞抵洛杉矶
美国西海岸加利福尼亚州的空中走廊是世界上最繁忙的。在70年代初，每十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居住在这个州。洛杉矶的梦幻工厂好莱坞几乎吸引着全世界所有观众的视线，全世界所有发了大财的人都以在加州的金色海滩旁买了别墅为荣耀。这就使得它的空中交通特别发达。在洛杉矶的国际机场，你几乎可以找到世界上所有有名的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
但是，涂有五星红旗标志的中国民航飞机，你是难得看见的。据当时的加州地方报纸刊载，有一个专门在洛杉矶机场搜集拍摄世界各国飞抵这里的飞机标志的摄影爱好者，为了拍摄难得一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航飞机标志，就触犯了机场的有关法规，被警方拘留扣押了一个月。这架飞机是搭载参加联大的中国代表团经停洛杉矶而飞往纽约的。
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毛泽东曾经作出指示，出席每年联大的中国代表团要乘坐自己的飞机。这样，中国民航的专机因路过，才偶尔在洛杉矶机场出现。
1976年2月20日这天，一架崭新的中国民航波音707型专机负着一个特殊使命，飞抵洛杉矶附近的拉克斯机场。乘着这架专机来的是中国外交部礼宾司司长朱传贤。朱司长接了辞职后的尼克松对人生有了深层的思考。
尊敬的美国客人上机之后，就启程飞返中国。
中国专机所接的美国客人不是别人，正是前总统尼克松夫妇。同行的还有尼克松的总管约翰·布伦南先生、两名通讯联络专家、海军看护兵罗伯特·邓恩与十五名特工人员。登机时，在泛美航空公司服务大楼的外面，有一百多名记者和摄影师在等候尼克松。当尼克松的黑色轿车驶进停车场时，记者们便一哄而上，围着尼克松七嘴八舌地大声提问。
尼克松没有理睬他们，与朱传贤等中国官员握手后，就挽起夫人帕特的胳膊，不慌不忙地登上了专机。
中国派一架专机迎接一个外国下台总统来华进行私人访问，这在国际关系史上，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中国方面通过驻华盛顿联络处了解到卸任总统旅行搭乘交通工具的有关情况。尼克松在任时，为其前任约翰逊总统安排的待遇是出门旅行可以使用军用飞机，还配有通信设备和医护人员。尼克松说他为别人做了很多，他也指望福特给他同样的安排。但是，情况并不如他意。他辞职后最后一次乘坐“空军一号”飞返加利福尼亚，白宫方面就有人要向他索取费用，这曾很令他生气。
中国方面获悉后，毛泽东同意派中国的专机迎接尼克松。
这架中国刚买的波音707型新飞机，与尼克松就任总统时乘坐的波音707型“空军一号”是同一个机型。尼克松在为他设置的专用客舱中就座时，空中小姐给他和夫人递上了热毛巾，问他要茶还是要咖啡。
朱传贤司长对他说：“总统先生，这架专机尽管在一些专用设备上比不上您在白宫乘坐的‘空军一号’，但这是中国最新最好的飞机，机上配备了中国最优秀的两套机组人员。”
尼克松心情很佳，对中国用最好的专机来接他感到高兴，也幽默地笑着说：
尼克松在加州住地写回忆录。
“当然，在这里不能指挥美国三军，也不会设有核按钮装置。但是这使我想起当年从北京去杭州乘坐周总理专机，那是苏联的伊尔型螺旋桨老飞机。这些年来，你们的民航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飞机飞越辽阔的太平洋上空，在漫长的夜航中，他心里不平静，怎么都难以入睡。
这次出访中国，是他辞职后第一次出国访问。在美国还引起了一场不大不小的波澜。当北京的《公告》传到白宫时，福特并不反对，但唯一担心的是他出访时间的选择。当时，下一届总统竞选的序幕已经拉开，他的对手是罗纳德·里根。在美国总统的竞选中，有一件被说得神乎其神的事情，就是每个竞选者在开始时都极为看重新罕布什尔州。新罕布什尔尽管只是美国东北海岸的一个不大的州，但每隔四年，新罕布什尔就会从阴影里钻出来，在总统竞选中成为全国瞩目的地方，成为全国脉搏的风向标。几乎成了一条规律，在新罕布什尔预选中失败的人，很少有当选总统的。总统候选人及其随从人马、民意测验人员、报纸和电视台纷纷来此准备进行“全国最早的”总统预选。
福特担心其在新罕布什尔的支持者落后于里根，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赦免了尼克松；如果再同意尼克松去中国访问，很可能引发出传媒界的不满而使自己竞选失败。连基辛格国务卿也持这种观点。但在韩叙给斯考克罗夫特将军的《公告》影印件的24小时内，白宫方面没有提出异议；这样，2月6日北京发布《公告》后，就无法改变尼克松的访问计划了。
事实上，福特及其助手们对新罕布什尔的支持者人数估计不足，而且夸大了因赦免尼克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2月中旬，当福特与夫人贝蒂到风景美丽的新罕布什尔进行周末竞选活动时，一帆风顺，效果甚佳。回到华盛顿后，福特就说服助手们，不要再反对尼克松访问中国。福特还说：“尼克松已经是一个普通公民，他是以私人身份出访，他的旅行计划是他本人的事情，并不代表美国政府。而且，我也不打算要尼克松回国后向我汇报。我们内阁不能干涉他的访问。”
白宫没有问题了，国会里又出了麻烦。
巴里·艾德华特议员在参议院提出，司法部应考虑依据“洛根法”的条款对尼克松进行起诉。“洛根法”规定，禁止任何美国公民以私人身份同任何外国会谈。新闻界的指责更为严厉，有的报纸甚至对尼克松进行很难听的人身攻击与肆意中伤，说他的访华是“一种卑劣的行为”。威廉·巴克利在《全国评论》
杂志上写道：“中国人显然不清楚现在的尼克松已经不是哪一方面的领袖了。他对共和党的影响已经微乎其微，甚至不如霍华德·科塞尔了。他唯一可用的伎俩就是谄媚阿谀。”
飞机遇到了气流，产生了颠簸起伏。空中小姐到尼克松的客舱来查看问候，尼克松说没事，请她放心。
过了一会儿，他又沉浸在自己的回忆之中。
为了自己的声誉，他给《时代》周刊专栏作家威廉·萨菲尔写了一封信。
他在信中阐明：
1972年我曾去中华人民共和国。因为我当时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要想在太平洋以至整个世界维持长久和平，一种新型的、富于建设性的美中关系便是必不可少的。我深信眼下这种关系甚至也许比四年前更为重要。我热切盼望着有机会再次见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袖和人民。
他还在此信中明确表示，除了到中国访问之外，他决不再做任何影响大选之事。他还写道：“从中国回来以后，我就待在圣克利门蒂写回忆录。”
对周恩来的一生，未能看到的要比能看到的更有意义
尼克松乘坐的专机是2月21日晚间飞抵北京首都机场的。
他注意到了，与四年前不同的是，因为是私人性质的访问，机场上没有军乐队，没有红地毯，没有插彩旗，但是仍然有数百名群众代表挥舞着花束对他表示欢迎。
他不再能看到周恩来那张嘴角微带笑容的脸了。他记得杜勒斯不准与周恩来握手的失礼，因而那次他主动伸出手给周恩来。而现在当他伸出手时，迎面过来握手的是一个脸色红润、模样朴实、年纪只有五十多岁的华国锋代总理，还有他熟悉的外交部长乔冠华、驻美联络处主任黄镇等高级官员前来迎接。乘坐的仍然是大红旗轿车，经过的仍然是天安门广场，下榻的仍然是上次住的钓鱼台国宾馆十八号楼。大厅里仍然贴着写有毛泽东的词《满江红》的中国画。
尼克松抵京的第二天清晨，就首先去中南海西花厅看望邓颖超，吊唁周恩来总理，在周恩来的遗像前献了花。当他知道按照周恩来生前的愿望，已经将其骨灰撒到祖国的江河湖海中时，他深为感动地对邓颖超说：“没有必要给他建立纪念碑，因为历史学家们会把他维持全球力量均衡的行动看做是他的伟大的明证。”
他又说了一遍他曾经就周恩来去世发表过的声明：“20世纪只有少数人比得尼克松抵达北京后，首先去看望周恩来夫人邓颖超。
上周总理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在过去二十五年里我有幸会见过的一百多位政府首脑中，没有一个人在敏锐的才智、哲理的通达和阅历带来的智慧方面超过他，这些使他成为一个伟大的领导人。”
他说：“周总理的遗产是他帮助结束了黑暗。”
然后，他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周恩来非凡的经历：
“你未能看到的常常比你能看到的要更有意义。”
在与毛泽东的会面中，尼克松感到毛已在战斗至最后一息了
这几年来，他一直想与尼克松再见一次面。1972年那次他与尼克松的会面，是在他大病中稍有清醒时见的面，当时医疗组从他的身体状况考虑，规定了只见十五分钟。但他在精神亢奋的情况下，一谈就是一个钟头零五分钟。但他觉得谈得尚不够，有些问题还来不及交谈，因而他总是挂在心上。
他对尼克松在总统任上时在中美关系方面突破性的创见和胆识非常赞赏，对此作过很好的评价。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被迫辞职而回到加州的圣克利门蒂的时候，处境是极为尴尬的。他继续保持与尼克松的联系，让黄镇主任去加州登门看望，再次邀请其访华。他看准了这个机会，愿意多给尼克松一些荣誉，这些荣誉是其他人没有获得过的。在尼克松刚下台没几天，他在武汉会见来访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及其夫人时，也曾请伊梅尔达·马科斯转告对尼克松再次访华的邀请。
他认为，“水门事件”是美国人的内政，中国无意干涉，但是对“水门事件”
中所反映出来的反尼克松观点，他是颇有看法的。他曾不平地说：“难道统治者就不应该有权统治吗？”
他还对来访的法国蓬皮杜总统说：“我无法理解为什么要把这些事情搞得满城风雨？我不懂得为什么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竟然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
有一次，他分析“水门事件”引发的尼克松下台的原因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言论太自由了！”
他甚至当着基辛格的面说“水门事件”是“屁事”。
他也向来访的泰国总理克立埋怨说：“‘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辞了。……
我认为，尼克松垮台是美国战争分子搞的鬼。请写信给尼克松，告诉他，我想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