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倾城之恋》相类似，《封锁》也写因战争戒严，暂时被“封锁”在电车中的一对男女的调情。战争促使一对男女意外的结合，封锁也使一对素不相识的男女有机会互表衷情。但封锁解除了，人们一切如故，从中不难看出作者所表现出来的人世沧桑之感。
张爱玲在给小说集取名为《传奇》时曾说“书名叫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面寻找普通人，在普通人里寻找传奇”。这可以理解为俗中求雅，也可以理解为从平凡中写出不平凡。她的小说总是往返于雅俗之间，形成一种特殊的存在。可以说是杂糅新旧，化合中外。她的初期作品，如《沉香屑》，就有一种鸳鸯蝴蝶派的味道，用传统说书人的方式，讲述一个现代都市的浪漫故事。这是因为她受传统文化，如《红楼梦》、《海上花列传》以及张恨水小说影响的结果。张爱玲同时受到西方教育，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因而她的作品中有着明显的现代意识，也不乏心理分析等现代技巧。如《金锁记》、《茉莉香片》的变态心理、意识流动，《心经》中的“恋父情结”等。但这种雅与俗，传统与现代并不是简单的相加，而是经过作者的努力使之融汇贯通，形成一种独特的风格。体现在语言上既典雅又流畅，既有盎然的情趣，又有丰富的意象，处处渗透着美丽而又苍凉的情调。张爱玲曾说自己的作品和人物“没有悲壮，只有苍凉”，这“苍凉”正是她的小说的基本格调，也是作者的一种美学追求。这种苍凉感慨来源于她的不幸的家世，也来源于动荡的时代环境，是一种生死不定、荣辱无常，自己不能把握自己命运心态的反映。
现代诗歌
新文学创作中最早出现的是诗歌。1917年2月《新青年》开始发表白话新诗。胡适的《尝试集》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诗集，出版于1920年3月，胡适便成了写新诗的第一人。《尝试集》中的诗，最早的写于1916年，“未能脱尽文言窠臼”，后来的诗有较大的突破，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全用白话，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胡适的诗在内容上感兴之作居多，如《老鸦》、《鸽子》等，其影响主要在语言形式的革新方面。继起效仿者颇多，刘半农有《扬鞭集》、《瓦釜集》，多写下层人民生活，现实性较强，《相隔一层纸》、《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其中的名篇。沈尹默的《月夜》、《三弦》等，构思精巧，含蓄蕴藉，颇为当时读者所欣赏。初期白话诗作者还有康白清，有诗集《草儿》，俞平伯有诗集《冬夜》，刘大白有《红色的新年》、《田主来》、《卖布谣》等诗作。初期白话诗的特点是重实感，少想象。大都不用韵，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
初期白话诗普遍存在着“白话有余而诗不足”的缺点。1921年郭沫若诗集《女神》的出现，突破了这一局限，把新诗推向了一个新阶段。真正确定了自由诗在新文学中的地位。1922年又有《湖畔》问世，被称为“湖畔诗人”的冯雪峰、汪静之、潘漠华、应修人是中国现代爱情诗的开拓者，其中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影响最为广泛。冯至也有出色的歌颂爱情的抒情诗和叙事诗。
1922—1924年间受日本俳句的影响，“小诗”一度盛行，冰心的《繁星》、《春水》，宗白华的《流云小诗》等风靡一时。这些小诗往往三言两语，但蕴涵丰富，富于哲理，能给人以启示。
20年代中后期李金发相继出版《微雨》、《为幸福而歌》、《食客与凶年》等诗集，把西方象征主义表现方法运用于诗歌创作，标志着中国现代象征诗派的形成。他的诗大量运用比喻、联想、幻觉、“通感”，造成“观念联络的奇特”，给人以朦胧晦涩之感，李金发也被称为“诗怪”。几乎与此同时，以闻一多、徐志摩为代表的“新月诗派”则积极倡导新格律诗，闻一多的《死水》，徐志摩的《翡冷翠的一夜》，朱湘的《草莽集》，便是新格律诗创作的实践。后期新月社诗人还有陈梦家、刘梦苇、林徽音、孙大雨等。
至此，中国新诗的三个流派：自由诗派、格律诗派、象征诗派均已建立了自己的阵地，并各自拥有自己的读者群，其中以自由诗派发展最为充分，成为新诗创作的主流。
30年代“左联”的成立，造就了一批左翼诗人，其中最杰出的代表是殷夫，写了大量的“红色鼓动诗”，其中《血字》、《别了，哥哥》等是其代表作。1932年9月在“左联”支持下成立的“中国诗歌会”，主张诗歌要面向现实，提倡诗歌的大众化，为新诗的发展作出了新的贡献。其成员有穆木天、蒲风、任钧、王亚平等。其中蒲风的成就最为突出，有长诗《茫茫夜》、《六月流火》，诗风粗犷刚健。与此同时，臧克家以表现农民苦难和坚忍苦斗精神为特点的诗歌引起人们的注意，他们共同构成了现实主义诗歌流派。
因1932年5月创刊的《现代》得名的“现代诗派”，在30年代诗坛占有重要地位，发生过重大影响。他们继承中外诗歌传统，兼容自由诗、格律诗、象征诗的多种成分，加以整合改造，表现出“现代人在现代生活中所感受的现代的情绪”（施蛰存《关于本刊中的诗》）。主要诗人是戴望舒，诗集有《我的记忆》、《望舒草》、《望舒诗稿》等。“汉园三诗人”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也是“现代诗派”的重要诗人，曾出版《汉园集》诗歌合集。此外，还有金克木、林庚、路易士等诗人也活跃在《现代》周围。
抗战爆发以后，诗歌创作空前活跃，以朗诵诗和街头诗为代表的诗歌大众化运动蓬勃开展。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有艾青、田间，他们的诗歌颂民族的抗战，表现人民的苦难，充满战斗的激情，洋溢着生活的气息。此外，还有以写作《黄河大合唱》著称的光未然，以写作《射虎者及其家族》著称的力扬，以朗诵诗《我们的祭礼》著称的高兰等。
这一时期值得注意的是“七月派”和“九叶派”诗歌的出现。“七月派”因胡风主编的《七月》杂志而得名，该刊自1937年9月创刊，断断续续坚持了四年之久，是抗战中少数几个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后胡风又主编《希望》杂志及多种“七月”丛书，其中以诗歌创作成就最为显著。主要诗人有冀访，诗集有《跃动的夜》；邹荻帆，诗集有《意志的赌徒》；鲁藜，诗集有《醒来的时候》；绿原，诗集有《童话》；阿垅，诗集有《无弦琴》；曾卓，诗集有《门》；牛汉，诗集有《彩色的生活》。“七月”派诗歌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歌颂民族精神，表达时代情绪和群众心声，但又不失个人特点，做到了主体与客体的统一。“九叶派”是抗战胜利后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现的一个诗派。他们的主要阵地是《诗创造》和《中国新诗》，因此又称“中国新诗”派。后来他们把40年代的诗作编成《九叶集》出版，遂有“九叶诗派”之称。这九位诗人是穆旦、郑敏、杜运燮、袁可嘉、辛笛、陈敬容、杭约赫、唐祈、唐湜，其中以穆旦的成就最为突出，有《探险队》、《旗》等诗集。其中《赞美》、《诗八首》都是传诵一时的名篇。“九叶派”诗吸收了西方现代派的表现手法，注重意象的摄取，也注意知性的沉思，追求“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袁可嘉：《新诗戏剧化》），对提高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水平做了有益的探索。
解放战争时期国统区的讽刺诗一度盛行，除臧克家的《宝贝儿》、《生命的零度》外，袁水拍的《马凡陀山歌》影响最大。其中的《发票贴在印花上》、《万税》、《一只猫》、《主人要辞职》等辛辣讽刺了国统区的黑暗现实，一时脍炙人口，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同国统区不同，解放区的诗歌创作别有天地，特别是长篇叙事诗格外发达，如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竞的《漳河水》，张志民的《王九诉苦》、《死不着》，柯仲平的《边区自卫军》，李冰的《赵巧儿》等，这些作品都成功地借鉴并吸收了古典诗歌和民歌的艺术特长，在使诗歌民族化、大众化方面作出了各自的贡献。
郭沫若的诗歌
郭沫若（1892年—1978年）原名开贞，别号鼎堂，四川乐山人。现代文学史上杰出的作家，开一代诗风的著名诗人。他的代表作是《女神》，出版于1921年，共收诗57首，（包括“序诗”）。《女神》产生于“五四”时代，充分反映了时代精神。首先，诗中充满了爱国主义激情。《凤凰涅槃》通过凤凰自焚的神话传说，诅咒旧世界的“冷酷”、“黑暗”、“腥秽”，渴望这一切都在火光中彻底毁灭，呼唤“光明”、“新鲜”、“华美”、“芬芳”的未来在火光中诞生。凤凰的更生反映了作者要求推翻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强烈愿望。凤凰的形象既是叛逆者的形象又是创造者的形象，在诗的最后，作者一连用了“光明”、“新鲜”等12个形容词来赞美更生后的凤凰，也就是未来的新中国。这首诗可说是爱国主义诗篇中的主题曲。同《凤凰涅槃》相近的《女神之再生》、《湘累》、《棠棣之花》三个诗剧同样表现了对祖国的爱以及对光明的追求。“眷恋祖国的情绪”的《炉中煤》，歌颂“年轻的祖国”的《晨安》等都是爱国主义的名篇。其次是对革命的歌颂对工农的赞美。“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思潮和“劳工神圣”的口号相当流行，这一时代特点也在《女神》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匪徒颂》从华盛顿到泰戈尔，从释迦牟尼到哥白尼，包括一切政治、社会、宗教、文艺、教育的革命“匪徒”，他都三呼“万岁”，尤其是对列宁（后来修改时又增加了对马克思、恩格斯）加以歌颂，在中国，可说是用诗歌来歌颂革命领袖的第一人。在《地球，我的母亲》中，他把农民看做是“全人类的褓姆”，把工人看做是“全人类的普罗美修士”。他歌颂地球，不是为了可以享受自然的恩赐，而是“要学着你劳动，永久不停”！在《辍了课的第一点钟》、《西湖纪游·雷峰塔下》、《巨炮之教训》中都表示了对工农群众的无比崇敬之情。第三是崇拜科学和物质文明。“五四”时期强调科学民主，反对迷信专制。《女神》有一些诗篇歌颂机器、能量、速率，赞美20世纪科学技术的发展。《笔立山头展望》把停泊在海岸的无数艘轮船看做是“生的鼓动”，把轮船冒的黑烟比做“黑色的牡丹”、“20世纪的名花”、“近代文明的严母”；在《日出》中又赞美摩托车，把它的前灯比喻成是“20世纪的亚坡罗”！《天狗》更歌颂“把一切的星球来吞了”、“把全宇宙来吞了”的巨大能量和创造力。作者歌颂科学的物质文明实际是赞美人类劳动的结晶和无穷的创造力。第四是对大自然的描绘，寄托着个性解放思想。作者是把“五四”时期流行的个性解放思想与他的泛神论思想结合起来加以表现的。如《光海》、《梅花树下醉歌》、《地球，我的母亲》等，这些诗里出现的自然景物与旧诗中的景物有很大的不同，它既不是单纯的景物描写，也不是一般的情景交融，这里的景物仅仅是一种背景和依托。作者反复咏叹的仍是万物与我共生，人与自然融合一体的情绪。自然界的一切常被写成人类理想生活的化身，是既没有压迫也没有束缚的自由解放的处所，以此来表达追求自由、个性解放的理想。以上几个方面共同构成了“狂飙突进”的“五四”时代精神。
《女神》是一部浪漫主义的诗集，“五四”高昂战斗的时代精神很适合于用浪漫主义方法来表现。作者深受惠特曼和歌德的影响，形成了自由奔放，不拘一格的风格。作者主张诗是涌出来的，不是做出来的，故他的诗热情奔放、自由活泼、雄奇秀丽、想象丰富，形式也是自由的，这对中国传统诗歌的形式是一次革命性的突破，为新诗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开创了诗歌的新纪元。
1923年10月作者出版了第二本诗集《星空》，大都写于1921—1922年的“五四”运动退潮期。《女神》那种高昂热烈的感情不见了，代之以沉郁、伤感、怀古等情调。许多诗篇表现了在现实面前无可奈何的喟叹和聊以自慰的解嘲，如《黄海中的哀歌》，有的则把目光转向古代，如《南风》、《孤竹君之二子》，借以抒发内心的苦闷。当然，也有少量诗篇仍留存着《女神》时代的精神，如《洪水时代》，通过大禹治水表现出一种创造和进取的精神。多数诗篇则由对现实的诅咒转向对历史的追溯，由对战斗的渴求，转而对景物的吟咏，其中也不乏优美恬淡的写景名篇，如《天上的街市》。
《瓶》是一部爱情短诗集，收组诗42首，1927年出版。诗中对爱情的大胆歌颂，仍不失其反封建意义，其中有些浪漫的遐想和浓郁的诗情也是颇为动人的，但也可以看出潜藏在作者感情细流里的感伤和悲哀成分，有的则写得清新隽永，颇耐人寻味。
《前茅》共收诗14首，另序诗一首，大都写于1923年，于1928年出版。1923年工人运动日趋高涨，马克思主义影响日益扩大，作者的思想也经历了一次变化，表现在诗中则是直接抨击残酷的阶级压迫和种种不合理的现实。如《上海的清晨》写“官儿们”对劳苦人民的压迫，《黄河与扬子江对话》写出了军阀和帝国主义统治下南北中国的苦难。有的则表现了要求战斗的豪情和对未来的信心，如《我们在赤光中相见》、《前进曲》、《留别日本》等。《前茅》标志着诗人思想和风格的转变，突破了“爱写历史的东西和爱写自己”的限制，由浪漫主义转向现实主义。作者在“序诗”中说：“这几首诗或许未免粗暴，这可是革命时代的前茅。”
《恢复》是大革命失败后在上海大病一场后写成的，1929年出版，共收诗24首。“恢复”不只是病后身体的康复，也是战斗的青春在作者身上的“恢复”。作者称《恢复》是他的诗情的第三次迸发，由于经历大革命的实际考验，作者思想更成熟了，革命意志更坚定了，不仅具有《女神》、《前茅》的战斗精神，而且更加踏实深沉，面对白色恐怖，不畏强暴，激励自己，奋发向前。《如火如荼的恐怖》公开向白色恐怖宣战；《我想起了陈涉吴广》提出中国之所以贫困落后就是因为“中国出了无数的始皇”！而要改变中国黑暗的现实，就必须起来抗争，大家都成为陈涉、吴广。《战取》则提出为了胜利必须投入血腥的战斗，“战取那新的太阳和新的宇宙！”
抗战以后，作者还有《战声集》、《蜩螗集》等诗集出版，但其影响力已远不及“五四”时代的《女神》了。
闻一多、徐志摩的诗歌
闻一多（1899年—1946年）本名家骅，湖北浠水人，是新月派的代表诗人。新月派的前身是1923年成立的新月社，1926年在《晨报副刊》上创办《诗镌》和《剧刊》专刊，1928年后又创办了《新月》月刊。作为一个文学团体的新月派，其主要成就在于诗歌创作，特别是倡导新诗的格律化，发生了广泛的影响。闻一多出版过两本诗集：《红烛》与《死水》。《红烛》出版于1923年，收诗103首（内包括《红豆》组诗42首），是作者的早期诗作，其中的《红烛》一首表现的是“莫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无私奉献精神；为他人发光，须以毁灭自我为代价的自我牺牲精神。《太阳吟》表现的则是天天想见到家乡的浓烈的爱国情思。《忆菊》通过对祖国菊花的歌颂，寄托了在民族歧视的国度里生活着的中国人的民族自尊心，通过赞美“我祖国的花”和“我如花的祖国”，表达了爱国思乡的“至性至情”。有些诗则存在着唯美倾向，如《剑匣》写匠人制造了美的剑匣，目的是藏剑，这个剑既不去射虎，也不去断水，既不杀人，也不自杀，而自己却死在剑匣的光彩中，“死”是象征，即被美所征服。《李白之死》写李白爱月，捞月而死，即死于美与爱的幻想中。《色彩》描写的“红给我以热情，黄教我以忠义，蓝教我以高洁”虽文字华美，但缺乏深刻的意蕴和现实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