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荷塘月色》、《温州的踪迹》都是著名的写景散文。作者对自然景物观察细致精确，对声音、色彩的感受也很敏锐，并善于通过平易亲切的语言，传达出自然景物之美，通过比喻和联想，烘托出一幅幅彩色绚烂的艺术图景。如《温州的踪迹》中的《绿》描写梅雨潭美丽的景色，特别着眼于“绿”，把绿色之缘写得十分传神，仿佛有一种可以摸到的质感。《荷塘月色》是写清华园的，通过对景物的静态描写，写出不平静的内心感情——由美的景物唤起思乡的情绪。动静结合，清丽隽永。作者写自然景物，并不只是徜徉于山水，抒发个人的闲情逸致，而是寄托着作者对人生对社会的感叹。如《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由秦淮河的美景写起，“清清的水”，“薄薄的夜”，“轻轻的影”，“曲曲的波”，纷然的灯光，清辉的月色，一切都使人留连忘返，而这时驶来了歌舫，遇到了歌妓，搅乱了作者的兴致，对她们产生了“哀矜勿喜之心”，于是“清艳的夜景也为之减色”，而“船里便满载着怅惘了”。客观景物的描绘与主观情绪的表达得到了很好的结合。
《背影》、《给亡妇》是两篇有名的抒情散文，特别是《背影》成了朱自清的代表作。它通过父亲到车站送别远行的儿子的场面，写出了社会动荡，生活颠沛流离环境下父子之间的至爱真情。作者只选取父亲的蹒跚的笨重的渐渐离去的背影，便表现出父亲对儿子的疼爱，和儿子对父亲的感激与怜悯之情，很有艺术感染力。作者选取“背影”作为表现的焦点，自有其用意。“背影”总是同“离别”有关，“背影”往往会给人留下最后的又是难忘的印象。文章最后又写到忘不掉“那肥胖的，青布棉袍，黑布马褂的背影”，再次表达了对父亲深深的怀念。在仅仅千余字的文章里，把一个送行的场面，写得如此牵动人心，在文学史上实属少见。
此外，朱自清也有直接关注现实，更具社会意义的叙事散文。《白种人——上帝的骄子》写作者在电车里看到一个西洋孩子临下车时竟然向他露出傲慢的凶恶的脸，使他感受到极大的“侮蔑”，由此便产生“我做着黄种的中国人，而现在还是白种人的世界”的感叹，而那个西洋孩子的脸上分明“缩印着一部中国的外交史”，表现了作者不可抑制的反帝爱国情绪。《生命的价值——七毛钱》记述一个父母双亡的5岁女孩，在生命市场上以7毛钱的身价被卖掉，表现了作者对人身买卖现象的强烈不满，并进而提出“谁之罪、谁之责？”的质问，向“钱世界”提出了有力的控诉。《执政府大屠杀记》记叙了“三·一八”惨案的经过，对于镇压学生制造惨案的封建军阀政府给予强烈的谴责。
朱自清的散文语言优美，感情浓烈，诗意盎然，又富于理趣，达到情景交融、出神入化的境界。他用平常朴实的白话写出如此委婉亲切、真挚动人的文章，达到了同古典优秀散文同样的艺术境地，充分证明了“旧文学自以为特长者白话文学也并非做不到”（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抗战以后，朱自清写了许多针对社会现实的散文和杂文，如《论气节》、《论不满现状》等。还写了不少文艺随笔和谈诗的论文，集有《标准与尺度》、《论雅俗共赏》、《新诗杂话》等。
林语堂、梁实秋的散文
林语堂（1895年—1976年），原名和乐、玉堂，福建龙溪人，以提倡“幽默文学”而著称的散文家。
林语堂曾是语丝社的成员，20年代便开始发表散文杂文，收入《翦拂集》中的许多杂文，现实针对性较强，有的探讨国民性的弱点（《给玄同先生的信》），有的批驳正人君子反对群众运动的高论（《丁在君的高调》），有的反对闭门读书不谈政治的倾向（《读书救国谬论一束》），有的讽刺不敢维护真理伸张正义的所谓“名流”（《祝土匪》），有的则直接针对“女师大学潮”和“三·一八”惨案向当权者发出抗议（《公理的把戏后记》、《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这些文章在反对封建军阀统治，揭露文化教育界的腐败，支持学生的爱国运动方面同鲁迅的立场是相一致的。虽一度提倡“费厄泼赖”，但在《讨狗檄文》、《泛论赤化与丧家之狗》等文中态度有了转变，主张“打狗运动应自今日起……一切的狗，及一切大人物所豢养的家禽家畜都能全数歼灭”。这些文章仍体现出语丝派泼辣犀利的战斗特色。
20世纪30年代，随着《论语》、《人间世》、《宇宙风》的相继创刊，形成了以林语堂为主将的“论语派”。同《语丝》不同，《论语》以提倡“幽默文学”为主旨，谈性灵，话闲适，大量刊登小品、随笔之类的文章。林语堂这一时期的散文大都收在《我的话》、《大荒集》、《有不为斋随笔》等散文集中。《论语》创办初期有些文章仍然具有针砭时弊的内容，如《谈言论自由》、《论政治病》等。这一时期还有以《萨天师语录》为名的一组散文，通过萨拉图斯脱拉来到东方所看到的各种现象，借题发挥，表达作者对社会的腐朽黑暗、愚昧落后的愤慨。后来逐渐转向幽默闲适的小品。鲁迅曾批评他的幽默是“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论语一年》），离现实越来越远了。但也有一些写得颇有特色、独具风格的文章。如《秋天的况味》从一般人认为秋是萧杀、凄凉、荒林、萋草，说到“秋是代表成熟”，进而论到“大概凡是古老、纯熟、薰黄、熟练的事物，都使我得到同样的愉快”，文章联想丰富，对秋天有奇特的感受，因而给读者留下难忘的印象。《说北平》把作为几代古都的北京的各个方面作了全方位的介绍，北平是“老成”的，“豪爽”的，“宽大”的，“清静”的，又是“多样性”的。总之，“北平有五颜六色旧的与新的色彩”。从建筑到名胜，从饮食到娱乐，从历史到文化，都令人心驰神往，作者用不长的文字写活了一个北平城。《有不为斋解》从“我不曾穿西装革履到提倡国货大会演说”开始，到“我不曾禁女子烫头发……”一连写了二十几段“我不曾……”，而这些“所未做的事，反是我的美德”。这也许就是林语堂式的“幽默”吧！其他如《冬至之晨杀人记》、《怎样写“再启”》、《阿芳》、《我的戒烟》等也都是构思精巧富有特色的文章。林语堂的散文大都采用语录体，文白相间，庄谐并出，在“说说笑笑”中体味人生，抒发性灵，留下了许多耐人寻味的作品。
1936年夏，林语堂移居美国，写了《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等介绍中国传统思想和文化的作品，后来便转向小说创作，写了《瞬息京华》、《风声鹤唳》等多部长篇小说，由于用英文写作，故在海外发生了较大影响。晚年还在台湾出版了散文集《无所不谈合集》。
梁实秋（1903年—1987年），原名治华，笔名子佳、秋郎，北京人。文艺理论家、翻译家和散文家。
在现代文学史上，梁实秋是以文艺理论家著称的，曾同鲁迅等人在文学阶级性、人性论等问题上多次论战，写有《浪漫的与古典的》、《文学的纪律》、《偏见集》等论文集。20年代曾出版小品评论集《骂人的艺术》。他的散文创作正式开始于抗战时期的1940年，以“雅舍小品”专栏出现于《星期评论》上。抗战胜利后，这些散文结集为《雅舍小品》，于1949年在台北出版。后又有《清华八年》、《秋室杂文》、《槐园梦忆》、《雅舍小品续集》（及三、四集）等多种散文集，在台港及东南亚地区有广泛的读者，近年来在大陆也颇流行。
“雅舍”本是梁实秋抗战时期在重庆北碚的住所，“有窗而无玻璃，风来则洞若凉亭；有瓦而空隙不少，雨来则渗如滴漏。纵然不能蔽风雨，‘雅舍’还自有它的个性”（《雅舍》）。把陋室称为“雅舍”，足见作者也是有个性的。
《雅舍小品》虽写于抗战时期，但均“与抗战无关”。《女人》写女人的“喜欢说谎”、“善变”、“善哭”、“说长道短”、“胆小”，似乎都是弱点，但却是小市民阶层女性常有的特点，并非有意攻击女性，而《男人》——可以看做是《女人》的姊妹篇，则对男人的弱点有更为直截了当的评论，即就是“脏”、“懒”、“馋”、“自私”以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等，但这也并非是恶意攻击男性，只是揭示了一些男人身上存在的劣根性。两篇作品都写得直言不讳而又辛辣幽默，颇有警世作用。《第六伦》在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五伦之外，又发现另一种伦理关系，即主与仆的关系。为主为仆，各有各的难处，但作者显然把同情给予了仆人，认为“过错多半不在仆人方面”要求主人把仆人“当作人”，以此建立又一种新的伦理关系。《中年》写人到中年，生理和心理都发生了变化，不免有“岁月不饶人”的感慨，但“四十开始生活，不算晚”，“中年的妙趣，在于相当的认识人生，认识自己，从而作自己所能作的事，享受自己所能享受的生活”。表现出对人生的一种坦然达观的态度。以上数篇均写人事。《洋罪》则写风俗文化，认为把外国一些禁忌（例如忌“十三”）和风俗习惯生吞活剥地搬到中国来，会变成“桎梏”，无疑是受“洋罪”。《旅行》则写民族的文化心理。从中国人的怕旅行，写到旅行中会遇到的种种困难和苦恼，又进而写到旅行也有“乐趣”。“旅行是一种逃避——逃避人间的丑恶”，但真正做到这一点也不易，连找到一个理想的旅伴也很困难。作者感叹“人是个奇怪的动物，人太多了嫌闹，没人陪着嫌闷”，“在社会里我们觉得面目可憎、语言无味的人居多……在大自然里又觉得人与人之间是亲切的”。作者在文中把困难、苦恼、孤寂和乐趣一一把玩，让读者领略其中的滋味，有苦有甜，有感慨有幽默，更有智慧。《结婚典礼》批判了守旧的、落后的与铺张的陋习。《“旁若无人”》则对社会上不讲公德的、不文明、缺教养的人加以讽刺和批判。
这些散文虽与抗战无关，但也并非超绝尘寰，仍以人道的思想，恬淡的心情观察人生世相，每有所感，遂发为文章。梁实秋的散文简洁精致，自然率真，很少铺排渲染却谐趣迭生。喜欢直截了当开篇切题，又善用平仄，精于选词炼句，具有文调之美，读来备感亲切，并能给人以美的享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