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生态系统中，人是最活跃最积极的因素。人是生态系统中的一员，又是生态系统的主人。在生态系统面前，人既不是无能为力的、只能等待大自然的恩赐，也不能因为是“主人”而可以为所欲为。既要反对那种认为生态环境出现以后就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观点，又要反对那种认为可以漠视生态规律、任意破坏生态平衡、不计后果地违背科学的做法。人们在活动中，必须遵守生态规律，才能使生态系统向良性循环方面发展，持久地为人类造福，从而不断创立一个更适合于人类生活的美好环境。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类必将越来越深刻地改变生态系统的面貌，人类就是在不断改变原有的生态平衡和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中前进。
哈尼梯田——人类与生态的完美结合哈尼族主要分布于云南省红河下游与澜沧江之间的哀牢山和无量山之间的广阔山区，1990年人口普查时为125万人。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墨江县、元江县、江城县、普洱县是哈尼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
20世纪的最后一年，哈尼人为其千百年来藏匿深山的梯田奇观申报世界遗产。当然，很少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民族在用若干世纪里创造的生命方式来申报世界遗产。
此刻，站在红河南岸，你看到的正是这样的情景：
整座山整座山的梯田，层层叠叠数百级乃至上千级，精致，恢弘，仿佛一道道天梯从山顶垂挂下来直抵山脚。每一层都是一道细碎精巧的涟漪，每一叠都是一片清净如鳞的波纹。当天光飘荡在层层水波之上，金色的碎片缀满山体，满山流光溢彩。
哀牢山显然不是一座名山，但它绝对是一座特别的山。
在红河南岸的哀牢山中，哈尼人的梯田隆重如古战场。远远望去，一层层梯田不停息地漫向四野，朝着天际跋涉。它的形象莽然巨大，占据天地，却宁静安详，无声无息，精致到绝美，那磅礴大气与细腻爽洁的点线相谐，堪称真正的世界奇迹。
1000多年来，几乎很少有汉文文献记录下发生在这座山中的一切。在让人难以尽收眼底的苍凉远山，哈尼人用短柄锄头——用最简约的工具，开始了最初的垦凿。当然，当奇迹最后呈现在天地之间时，已经有若干个世纪甚至千年过去了。
这是一个几乎与长城同岁的工程。
近千年以来，至少有几十代哈尼人生生世世与梯田相缠绕，将生命与血泪像抛洒汗水一样轻易地、不加吝惜地涂抹在红河南岸的大山上——时光横流，一百年，又一百年……在哀牢山远远近近数千公里的险峻山岭间，哈尼人让锄斧深入土地的声音盘旋千年。土地无声地吸纳哈尼人的血汗，如同吸纳日光、月光、热能以及山泉。
一种莽然浩壮、整体集结的劳作方式，由于它的经年不息、绵延不绝、过于地漫长，以至于它显示出一种悲壮的残酷：没有人知道开垦者的名字，没有人去记忆它惊神泣鬼的细节，如同长城，没有人知道筑造者的名字——肉体轻而易举地湮灭了。在灰飞烟灭的肉体上，横陈着人类的奇迹。
依山蜿蜒的梯田，绵延不绝，大则数亩之广，小则桌面之狭，错落有致，占据山体的每一道缝隙——哈尼人在开垦梯田方面拥有令人叫绝的想像力。其随山势回环地形变化，因地制宜，坡缓坡大则开垦大田，坡陡坡小则开垦小田，甚至沟边坎下石隙之中，无不奋力开田，所以梯田大有数亩、数十亩，小则仅有簸箕大，往往一坡就有成百上千亩！在元阳县一个名叫老虎嘴的地方，一山梯田竟有1700多亩！那磅礴奔涌的气势，仿佛一曲天地大交响。
依照哈尼人的勤劳与聪慧，他们应当建造出城市，但没有。一千多年来，哈尼族没有形成自己的城市，他们的生存以村寨为单位。这是由地理条件决定的——红河南岸的哀牢半山腰没有哪怕一块足以展开来成为城市的开阔地。所以可以这样说：哈尼人把别的民族建造城市的精力和梦想，都用来建筑梯田了。
据有关汉文史籍记载，哈尼族源于长江和黄河上游的甘青川藏结合部的高原古羌群。大约公元前3世纪时，古羌族群被迫流迁各地，史家将这些南迁的羌人遗裔统称为“和夷”。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在中国西部民族族体大改组、重构的背景下，哈尼族先民逐渐从“和夷”族群中分化出来，被史家称作“和泥”。“和泥”不停地南迁，此刻这个游牧的民族身后早已没有了羊群。羊群丢失在风尘仆仆的路上。传说与羊群一道丢失的，还有他们古老的文字。
没有什么比自然环境更能融去一个民族的原有气质了——追溯公元三、四世纪的“和泥”时，我们会碰到这样的命题。那时的哈尼祖先刚刚涉过红河，在河的南岸小憩。他们初遇了哀牢山，这座山当时散发着一种什么气息，令这个经久不息的流浪部落终于停止了奔走？此刻，发生在红河南岸的最重大事件是：哀牢山改变了一个牧羊人的群体，把他们彻彻底底地变成了一个播种和收获的民族。
一个民族的大迁徙于是有了一个文化意义上的结果。
崎岖、起伏、险绝的哀牢山对于许多民族而言，都意味着生存的艰辛与苦难。但与其他民族相比，哈尼族却极端珍视这与世隔绝的处境。民族学家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透露了哈尼的迁徙是由战乱和灾荒造成的这一历史。然而，也许比这个结论更重要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哈尼人在哀牢山中找到了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绝佳方式；惟有这，才是安顿一个不知疲倦的、不畏奔走的民族的最终原因。
哀牢山的哈尼梯田体现了人与大自然相处所能达到的最和谐度：哈尼人利用红河江坝之水升空为云雾阴雨降落高山森林，从而形成“山有多高，水有多高”这一自然特征，创造了高山之上庞大的水利渠网，构筑了无数条银链般的干渠水沟，把各山各岭拦腰捆住；再在大沟之下开垦数百级乃至上千级梯田，大沟之水通过所筑的大大小小的千万条支渠水沟，纷注各田，从而解决了稻作农耕的命脉——水源问题。由于大沟截留的山水四时不绝，故哈尼族的梯田可终年饱水，这田水经由层层叠叠的梯田徐徐下注，最后又复归于河坝的江河水网，演变成良性循环天人合一的农业生态系统。
哀牢山山高岭峻，“地无三尺平”。然而，其梯田农业的征税水平却已经与内地平坝地区相等。在哈尼梯田主战场之一的元阳县，“1980年前后每年都向外地调出粮食1500万公斤左右，粮食统购派购政策取消后，还继续向外调出粮食，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
民族学家因此认为：在争取天时、地利并与生态环境协调相处方面，没有任何社会集团拿出超出哈尼梯田的作品。
用若干世纪里的生命方式来申报世界遗产。
然而即便一种悠久的肉搏方式曾漫长地持续于一个民族的生存时光，但这里的一切却很少惊动山外的人们。没有人知道发生在这里的事情——除了哈尼的天神们在天上凝视他们的子孙，注视这场经久不息的征战。
汉文史书对于哈尼梯田的记载已迟至明代了，而且只有点墨之稀。
模糊可寻的是，哈尼梯田似乎曾有过一次被当做奇迹欣赏的机会，但仅此一次。那是明代，著名的农学家徐光启深入西南山间考察，西南特有的梯田让他大大地吃了一惊。他应当是特别地激动，因为他马上意识到他所受到的冲击，不仅是感观的，而且是观念的——这里的民族创造了一种新的田制，它应当被列为中国七大田制之一。徐光启后来将梯田写进《农政全书》中。
然而，就一个从小把自己的全部当然地与梯田缠绕在一起的哈尼人而言，当他走在满坡满岭、波光粼粼的梯田间，他肯定没有认为自己走在一个人间奇迹中间。最远的以及最近的祖先还有自己的脚印，都已经密密地、层层地糅杂在一起，他永远也无法分辨清楚脚下土地的古老与新鲜——哈尼人不知道自己拥有一道人间奇观，对此，这个民族整体上保持着缄默。
是哪一年哪一月，哈尼梯田突然有了观望者，有了站在它对面久久不肯离去的人们？
“元阳的哀牢山梯田堪称世界一绝。”一位名叫丹斯的外国记者这样写道，“多么美妙的哈尼族梯田文化，真是了不起，千万不要破坏它一点点！”美国福特基金会中国项目官员麦斯文感慨。出身于红河县的云南省社科院民族文学研究所学者史军超，在二十年前像哈尼人把自己的全部投放进梯田那样，把自己投放进了哈尼文化研究中。从那时直到现在，史军超写了很多有关哈尼文化的专著。1998年，史军超首次提出了“元阳哈尼梯田申报世界遗产的建议”。后来，他的更为详尽的《对元阳哈尼族梯田申报世界遗产的调查研究》，使哈尼民族有史以来第一次面对梯田产生了这样的骄傲与激动。
史军超的申世调查引起了各方面的强烈反响。由于哈尼梯田兼有深厚的哈尼族文化内涵和哀牢山高山、森林、云海和自然景观，所以，哈尼梯田申报的是“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目前，哈尼梯田申世已引起了云南省政府的高度重视与积极支持，红河州政府因此组成了专门的申报部门，申世的各种材料已正式通过省政府上报到国家建设部。2001年元月，世界遗产评估委员会亚洲官员正式前往云南省红河州，考察梯田景观，考察于近日结束。
哈尼人很清醒：也许申世需要花费上漫长的时光——三年、五年，甚至十年，但他们愿意等待。因为，他们明白：这是一个民族在用若干世纪里的生命与血汗申报世界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