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是当今世界的潮流，无论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都在进行各自不同的改革。中国社会主义改革道路的选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当代中国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经历了一个不断试验和探索的过程。在邓小平具有开拓型改革思想的指导下，在同马克思主义改革思想结合的同时，寻找适合中国国情的改革模式，“摸着石头过河”，逐步走向成熟，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无论是农村改革和城市改革，还是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都体现了与激进式改革不同的渐进式改革道路。
一、中国社会主义渐进式改革道路
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与苏联的改革不同，与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也不同，这就是中国社会主义渐进式改革道路。中国社会主义渐进式改革有其客观必然性，显示出鲜明的特点，有着深远的意义。
1.中国社会主义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必然性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由邓小平设计和推动的。渐进式改革是邓小平关于改革“摸着石头过河”的战略艺术的具体运用，是依据我国的具体国情，按照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而进行的理性选择，是邓小平改革战略思想的核心和精华，是使中国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相对于俄国、东欧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激进改革”，当代中国的改革道路被称为渐进式改革。
所谓渐进式改革，就是把整个改革在空间和时间划分为若干小的单位，由局部到整体，有先有后，不断地总结经验，慎重稳妥地逐个推进。区别于全面推开、一步到位的激进式改革。
邓小平多次讲，改革是一场“伟大革命”，“确实是一场新的大革命”，“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首先，从改革的根源来看，仍在于社会的基本矛盾。也就是说，改革的性质同过去的改革一样，是为了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但是，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对体制的革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自觉调整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各个方面和环节，建立新的生产关系和新的体制，来适应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和实现现代化的历史要求。因此，这一次革命不同于中国无产阶级采用暴力手段，通过疾风暴雨的群众运动和激烈的社会震荡来完成的第一次革命。邓小平强调这一次革命必须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进行，要求“稳定压倒一切”，强调革命的渐进性和长期性。邓小平讲，现在我们搞的“改革不只是看三年五年，而是要看二十年，要看下世纪的前五十年。这件事必须坚决干下去”。他还说，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实际上，在当时，改革从哪里着手、如何推进、选择什么样的路径等，是不可能有十分清晰的认识的。也就是说，改革的“总的方向、原则有了，具体章法还要在试验中一步步立起来”，这就决定了我们无法立即进行全面的、一步到位的改革；只能从局部试验入手，分步进行，边干边学，边学边干；随着局部改革的推进，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逐步深化我们的认识，进一步明确目标，调整路径，探索方法，在此基础上不断地拓展和深化改革。
其次，我国的经济基础决定了改革的渐进性。我国尚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低，商品经济不发达，生产社会化程度低，市场组织体系基础薄弱。在这样的背景下，要建立西方国家经过几百年自然的连续的演变才形成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而且要体现社会主义的原则，绝不可能仅仅借助几道改革法令，用快刀斩乱麻的办法就能快速实现。旧体制可以在一夜之间摧毁，新体制却不可能凭空一蹴而就。无论是重塑微观经济主体、建立健全市场体系、完善市场机制、转变国家调节和控制机能，还是营造适宜于市场经济发展的各种政治、经济、法律、文化等制度环境，都需要一个过程。以政府为主导的市场化改革，可以缩短商品经济由不发达到逐步发达的历史，却不可能超越该发展过程。而且，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经济社会发展呈非均质、不平衡的特点。经济上存在着二元结构，城乡差别大；由于地理位置、自然禀赋、历史及其他因素的作用和影响，我国地区发展极不平衡；原有经济体制在不同产业中的实现程度和运行绩效也有很大的差异；产品经济、不发达的商品经济和残余的自然经济同时并存。这就决定了城乡之间、不同的地区及不同的产业之间，对改革的需求程度是不一样的，对新体制的认同条件和速度也会很不一样。因此，中国不能像民族小国那样，一声令下，齐头并进地从一种体制迅速转向另一种体制。
再次，全体社会成员对改革的态度决定了改革的渐进性。虽然我们的改革是“大家的主意，人民的要求”，但这丝毫不意味着改革是在全体社会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开始和进行的。毕竟改革是人们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必然会产生受益受损效应，利益受损者当然会反对这种改革的。而且，改革的收益并不是马上就能兑现的，甚至不是在改革之初就可明确预期的，因此，人们可能怀疑改革所带来的利益，从而弱化了人们对改革的支持。再加上“左”的影响根深蒂固，有人会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如果全面推开改革，必然会遭到为数不少的社会成员的怀疑甚至反对，还可能引发社会动荡，增大改革的难度和风险。
最后，改革的试验性决定了改革的渐进性。我们的改革是一项前无古人的事业，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一切都需要我们自己摸索和创造。正因如此，邓小平把改革定性为一场试验。他指出：“我们现在做的事都是一个试验。”既然是试验，就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进行大规模的一次性试验，会有很大的风险。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改革“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要“先从局部做起，从一个行业、一个地区做起，逐步推进”。
2.中国社会主义渐进式改革道路的特点
1998年万里深有感触地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怎么搞？谁知道！还得‘摸着石头过河’。石头是什么？就是实践，摸清历史的脉搏，历史的趋势。这是我们的传家宝，但长期的‘左’倾错误使我们把它弄丢了。农村改革中把它恢复起来，发扬光大，所以搞得比较成功，这是一条十分重要的经验，以后千万不能再弄丢了。”中国社会主义渐进式改革道路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领导人不断探索的道路，“摸着石头过河”可以说是中国改革道路不同于别国改革道路的最大的特点。
从邓小平渐进式改革的基本方法来看，遵循先易后难。邓小平认为，改革必须系统地进行，但并不意味着改革随时都是全面铺开，齐头并进。事实上这样也做不到。因为我国的国情非常复杂，僵化的旧体制对生产力的阻碍作用有直接和间接之分，各地方体制弊端的危害有大小之分。因此，我们的改革必须分轻重缓急，有步骤、有突破、有秩序地进行，改革要抓住重点，选准突破口，先易后难。先在那些改革成本较低并能有明显成效的领域进行体制改革，而且改革能够使大多数参与改革的人受益；为了减少改革的阻力，大部分改革要经过试点、扩大试点、推广的过程，从而逐步向新体制过渡；在改革原有体制的同时，积极发展那些不需要国家有较大投入的新体制要素。邓小平遵循上述特点，“进一步，看一步”，领导我们在各个领域进行渐进式改革。比如企业改革首先从放权让利入手，在阻力很小的情况下引入了市场关系，从而很容易解决企业动力不足问题，使各方面都获得了较大收益，为企业的深层次改革创造了条件。又比如，政治体制改革难度较大，邓小平结合国情，先从废除干部终身制、精简机构、裁减冗员等较容易做到的方面入手，然后再逐步深入。先易后难，使改革逐渐推进，分步到位，避免了社会大的震动，不仅没有引起社会生产力的破坏，相反保证了生产的持续增长和社会的不断进步，进一步深化改革，为实现体制转换奠定了基础。
从渐进式改革起点和突破口来看，实行先农村后城市。邓小平依据国情和城乡不同特点，选择了中国改革的突破口：在广大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我们首先解决农村问题，即“改革首先是从农村做起的，农村改革的内容总的说就是搞责任制，抛弃吃大锅饭的办法，调动农民的积极性”。选择农村作为改革的突破口，是十分正确的做法。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民以食为天；中国有80%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80%稳定不稳定，我们首先在农村实行搞活经济和开放政策，调动了全国80%的人口的积极性。这不但稳住了农村这个大头，而且解决了全国人民的吃饭问题，这就为全面改革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不仅如此，农业和农村的改革还为全国改革创造了经验，正如邓小平所说：“农村改革的成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我们把农村改革的经验运用到城市，进行以城市为重点的全面经济体制改革。”的确，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以后，改革的重点转移到城市。在多年酝酿和农村改革成功的基础上，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全面展开。改革由农村再向城市推进使中国改革获得了成功。
从渐进式改革的整体推进方式来看，先经济后政治。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原理和先易后难的改革原则，邓小平采取了先经济后政治的总体改革推进方式，而在经济领域里的改革更是先浅层次后深层次。比如，在所有制改革上，先发展个体私营经济、乡镇企业，取得经验后再进行国有经济改革，从而使各种经济成分迅速发展，国力随之增强；在企业改革上也是先进行企业微观的、浅层次的改革，再进行宏观的、深层次的改革；先调整政策、放权让利，再向体制改革的“难点”推进。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取得一定成效后，随之而来就要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而政治体制改革也基本上是渐渐推进，其目的是建立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正如邓小平所说：“民主化和现代化一样，也要一步一步地前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和稳妥性为经济改革和其他领域的改革创造了条件。
从渐进式改革的区域推进方式来看，先沿海后内地。在邓小平看来，对外开放不但是改革的重要方面、重要部分，而且改革的基本内容也包括开放，因此，开放也是改革。我国地域辽阔，各地发展不平衡，沿海与内地差别较大，据此国情，邓小平选择了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和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改革初期，率先在沿海地区实行开放政策，利用它们对外联络的条件，在那里先后建立了深圳、珠海等经济特区，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以此作为技术、管理、知识以及对外政策的窗口，并通过这些窗口引进资金、技术、人才，特别是引进市场机制，改革传统体制，转换计划经济模式，实现沿海地区同国际市场接轨。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不仅最先成为对外开放的窗口，而且成为我国各项改革的先行试验区，起到了极大的示范作用，以此带动了内地的改革开放。目前已形成了由沿海逐渐向沿边、向内陆梯度推进的开放格局。
从渐进式改革的阶段目标及最终目标来看，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根据我国的复杂国情，尤其是地区发展不平衡的特点，为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邓小平提出在改革过程中，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后富，逐步达到共同富裕。早在1978年，邓小平就把打破平均主义“大锅饭”，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先富起来，作为解放思想、激发人民群众生产积极性的一个大政策提了出来。这个大政策以承认差别为前提，以诚实劳动、合法经营为条件，以最终实现共同富裕为目标，在整个改革中起了重大作用。邓小平指出：“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并强调“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在渐进式改革的过程中，先行改革开放的东南沿海等地区富裕起来，随着改革的推进，部分内陆地区也开始富裕起来，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起来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标。
总的来说，中国渐进式改革道路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表现，体现出中国改革道路的别具特色。
3.中国社会主义渐进式改革道路的意义
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艰难地走上了改革之途。但目标是什么，上上下下都在探索，邓小平想到的是“市场经济”。这就有了1979年“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这个不能说是资本主义”的论断。当时，邓小平只是笼统地讲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并没讲明中国的改革方向也是市场经济（虽然论断里面暗含了这样的思想）。在市场化取向改革的进程中，邓小平作出了“摸着石头过河”这样一个高超的战略艺术安排。
我们回过头来想一想，改革开放之初，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的观念在大部分人心中根深蒂固。在改革策略上，如果不是渐进的策略安排，而是直接打出市场经济改革的旗帜，党内外很难接受，市场化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也就不能启程。当初连农村包产到户这种生产方式的小范围的变动，还有人把它作为资本主义的东西进行批判、抵制，何况市场经济呢？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摸着石头过河”符合改革之初全党全国人民的要求和愿望。改革有了群众基础，才易于推进。70年代末，“过河”是全国人民的一致呼声。因为中国搞了近30年的计划经济，综合国力仍是那样落后，仍有许多人温饱问题都没有得到解决，人心思变，人心思改。一定要改革，一定要从此岸到达彼岸。彼岸那边有什么？先过河再说。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改比不改好，彼岸一定会胜过此岸。这种看似模糊的战略部署，却巧妙地避开了“左”和“右”的干扰，使改革沿着渐进的轨道前进，防止社会出现大的动荡。
还有一点需要说明，改革之初，邓小平是用什么办法让世人相信彼岸胜过此岸的呢？那就是1978年开始的农村生产责任制的变革成果。农村改革成果充分说明了当时的中国必须改革，只有改革才能解决生产力落后的问题；只有全面改革，中国社会主义的航船才能胜利到达光辉灿烂的彼岸。在市场化取向的改革过程中，邓小平采取循序渐进的战略部署，鼓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不急于求成。但如果大局一定，结论很清楚，再出现无谓争论、浪费宝贵时间的时候，邓小平又会采取当机立断、斩钉截铁式的战略部署。
1989年之后的一段时间，又有人怀疑甚至否定市场经济取向的改革。市场经济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动摇了人们的改革信心。而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在1992年初的南方谈话中明确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这又一次冻结了市场化改革姓“社”姓“资”的无谓争论，进一步确定了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使我国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健康发展。
实践表明，渐进式改革道路是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改革道路。由于改革的推进是在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的前提下，通过逐步引入新体制的因素、新的动力和调节机制来实现的，从而推动了经济的高速增长，大大提高了国民经济的整体实力和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实现了改革与发展的相互促进。改革中实行了由易到难、各个突破的非均衡战略，不一下打破旧的利益关系，不一下触及经济体制的核心问题，因而大大减少了改革的摩擦成本，使改革得以顺利推行。政治上的相对集中和稳定，党和政府的权威性，有效地控制了剧变中的各种矛盾与冲突，防止了社会秩序的瓦解和无组织状态的出现，使社会保持了较强的组织动员和协调能力，使各种社会资源得到了较为充分的利用。有利于避免大的社会冲突和经济震荡，实现改革、发展与稳定之间的良性循环。
二、农村、城市改革走自己的路
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实行“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决策，而在当代的中国改革事业，邓小平领导的改革道路具有惊人的历史相似性，实行先农村后城市的改革道路，然而，不管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坚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道路。
1.农村改革具有中国特色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经济改革一直走在全国改革的前头，农村经济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并为我国社会经济稳定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与建国后的其他时期相比，20世纪80年代至今，是全国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收入水平提高最快和生活水平改善幅度最大的时期。饮水思源，全国人民无不为此衷心感激邓小平同志。“翻身不忘毛泽东”，“致富不忘邓小平”，道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心声。作为我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农村的实际相结合，在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基础上，从我国农村改革的实际出发，提出了一系列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思想，并在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一套指导我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科学理论体系。在过去的20多年中，正是在这一理论体系的指导下，我国的农业和农村经济才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
农业是社会安定的基础。国以民为重，民以食为天。农业稳，百业稳；农业稳，全局稳。对此，邓小平同志指出：“中国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住在农村，中国稳定不稳定首先要看这百分之八十稳定不稳定。城市搞得再漂亮，没有农村这一稳定的基础是不行的。”“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1982年，邓小平会见利比里亚国家元首多伊时说：我国经济建设的历史经验，“重视发展农业。不管天下发生什么事，只要人民吃饱肚子，一切就好办了。”我国的基本国情是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且12亿人口中有9亿人口生活在农村。怎样进行农村改革，振兴农业经济，提高农民收入，是一个相当困难而又不得不解决的重大课题。
中国农村经济改革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点：是一场自下而上的改革。农村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是实行责任制。从历史原因来看，苏联模式在中国农村远不及城市成功，中国农业政策受苏联影响不大，即使是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也不像苏联的集体农庄那样集中统一。以家庭为单位的传统经营方式有着顽强的生命力。在改革过程中，广大农民创造了“联产承包责任制”和“大包干”，这就是责任制。这个新生事物出现后，邓小平给予了赞扬和肯定。1980年5月，他在有关讲话中指出：“农村政策放宽以后，一些适宜搞包产到户的地方搞了包产到户，效果很好，变化很快。”他特别提到，安徽肥西县绝大多数生产队搞了包产到户，增产幅度很大，长期贫困的凤阳县绝大多数生产队也搞了大包干，也是一年翻身，改变了面貌。1984年，他在同外宾的谈话中又指出：“我们首先解决农村政策问题，搞联产承包责任制，搞多种经营，提倡科学种田，农民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这些政策很见效，三年农村就发生了显著变化。”在邓小平看来，责任制是农村改革的重大措施之一。
邓小平第三次复出后，对农村改革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针对中国农业政策存在的问题，1979年元旦，他在听取中共四川省委汇报工作时说：“农村和城市有个政策问题。我在广东听说，有些地方养三只鸭子就是社会主义，养五只鸭子就是资本主义，怪得很，农民一点回旋余地没有怎么行？”
在邓小平改革方针指导下，1979年9月，中央召开了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讨论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问题。从1982年到1986年，中共中央连续5年用第一号文件指导农村改革。1984年中央决定将土地承包期延长到15年以上。
对于农业的改革与发展，邓小平从长远的观点出发，高瞻远瞩，提出了两个飞跃的思想。“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进，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乡镇企业很重要，要发展，要提高。农业问题要始终抓得很紧。”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重要论断，既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又是在中国国情的基础上，走了一条中国式的建设道路。
邓小平曾指出：“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这都是些初步意见，还没有作最后决定，以后可能不算数。刘伯承同志经常讲一句四川话：‘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说的打仗。我们之所以能够打败蒋介石，就是不讲老规矩，不按老路子打，一切看情况，打赢算数。现在要恢复农业生产，也要看情况，就是在生产关系上不能完全采取一种固定不变的形式，看用哪种形式能够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就采用哪种形式。”1980年5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人员谈话时，高度评价了安徽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做法。这些观点充分说明邓小平并没有丢掉老祖宗的东西，邓小平提出的要使那些能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方式合法起来，明确地阐述了生产力标准理论，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生产力标准的发展。
但在同时，针对中国的具体情况，邓小平提出农村改革走一条自己的路。1980年1月，邓小平在党中央召集的一次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又一次说道：“中国这样的底子，人口这样多，耕地这样少……所以，我在跟外国人谈话的时候就说，我们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接着又说：“前不久一位外宾同我会谈，他问，你们那个四个现代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跟他讲，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生产总值每人平均达到一千美元，算个小康水平。”在这里，他不仅从农村与农民的问题出发提出了中国的现代化“是中国式的”这样的论断，而且还从这里引申出了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建设目标，从而体现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与精神。此后，在党的十二大开幕词中，邓小平也是从这一问题出发，明确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源于长期历史经验的基本结论。在以后的实践过程中，邓小平多次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逐步进行改革。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我们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农村先见成效”。所谓改革首先从农村开始，等于说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开始于农村，农村改革是这一事业的出发点。
在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思想的指引下，我国农村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又出现的一个重大制度创新――农业产业化正在各地蓬勃兴起。农业产业化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对当地农业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实现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产供销、贸工农科教紧密结合为一条龙的经营体制。新质意义上的规模经营，是我国农业实现邓小平第二个飞跃思想的最现实的选择。
邓小平关于农业两个飞跃的理论，科学地揭示了我国农村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规律，指明了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方向及中国农业现代化的实际内容与实现途径，具有中国特色，坚持了农村改革走自己的路。
2.城市改革具有中国特色
农村改革给农民群众带来极其明显的经济实惠，农民群众的改革与发展热情十分高涨。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84年10月召开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决定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由农村向城市全面推进。相对于农村改革，城市改革的阻力和难度要大得多。如果说，我国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自下而上的改革，那么，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则更多地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与此相联系，城市职工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性，则远不如农民群众当初对经济体制改革的积极性。应当确立这样一种观点，即从长远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仅会给农民群众带来物质利益，同时也会给城市职工带来物质利益。但就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一阶段看，情况则不完全是这样。因为经济体制改革，从某种意义上说，意味着经济利益关系的再调整。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国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自上而下的改革，以及这种改革还或多或少带有一定的强制性。
对此，邓小平同志有一个客观的评价。“我们真正干起来是一九八？年。一九八一、一九八二、一九八三这三年，改革主要在农村进行。一九八四年重点转入城市改革。经济发展比较快的是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八年。”“可以说，这个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这一期间的经济增长，实际上是做大了蛋糕，既为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创造了空间，也为国有企业的机制转换提供了条件。中国90年代的全面配套改革正是建立在80年代改革取得良好收益的基础之上的。
从1981年7月确定湖北省沙市市进行城市综合改革试点开始，城市改革试点已经进行几十年了。从企业改革试点发展到市场、流通改革试点，从单项改革试点发展到综合改革试点，从城市改革试点发展到以城市为中心城乡一体化的区域性改革试点。试点不断深入，范围越来越宽，内容越来越丰富，难度也越来越大。到1987年，综合改革试点城市由3个发展到72个，其中包括了除京、津、沪以外的所有特大城市和60%左右的大城市，还有一些城市进行了住房、金融、社会保险和政府机构等方面的单项改革试点。城市综合改革试点以打破条块分割和城乡封锁、充分发挥城市的中心作用为方向，紧紧围绕增强企业活力这个中心环节，进行了不同层次的配套改革，创造了不少好经验。
1988年，为了适应当时经济发展、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为了加强对试点工作的领导，经国务院同意，国家体改委部署改革试点工作分三个层次展开，即广东、福建两省的综合改革试验区，探索率先建立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新体制；国务院批准的综合改革试点城市和计划单列市进行以深化企业改革、转变企业经营机制为中心的配套改革；其他各省、自治区批准的综合试点城市进行因地制宜、各具特色的改革试点。可以说，综合改革试点在面上已全面展开，并与经济体制改革整体结合起来进行了。之后，由于经济发展中出现了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等问题，中央提出了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的方针，城市改革试点内容及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
虽然中国城市改革相对于农村改革来说，具有一定的强制性，难度更大，但在邓小平坚持走自己的路的改革指导思想下，同样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三、体制改革走自己的路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自我发展，因此改革的实质是“坚持制度，改革体制”。我们的改革主要是解决体制上存在的弊端，而不是变革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体制改革也要走自己的路。体制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其他体制改革。1992年元旦，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
1.经济体制改革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党开始实行市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到现在已20年。20年来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表明，是邓小平理论使人们摆脱了许多思想上和体制上的禁锢，使中国的经济体制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改革和体制的转轨，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中国的改革开放势头方兴未艾，这是全世界所公认的，也是不可逆转的。正如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的：“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什么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
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想中，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思想是一个重要的、极富理论创见的部分，并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程具有深远的指导意义。
第一，提出改革也是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等著名论断，明确了改革的根本任务和根本出路。
革命就是解放生产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则是邓小平提出的一个全新的论断，它冲破了长期以来对社会主义理解上传统观念的束缚，是针对当时我国经济体制事实上已形成一种同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不相适应的僵化模式而提出来。他指出：我们“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我国的经济体制进行改革”。“我是主张改革的，不改革就没有出路，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过去我们搬用别国的模式，结果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一命题，其意义比一般说的改革是为了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更深一个层次，正如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中所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改革，所以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过去，只讲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不完全。应该把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两个讲全了。”这是因为，传统的僵化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阻力，所以，改革是一场极其艰巨的任务，它要冲击由传统体制所形成的利益格局，在不少方面还涉及对社会主义重新认识。故此，邓小平在1984年就说，我们把改革当作一种革命。这是就其引起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来说，但是，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在我国还只是开了一个好头。改革是一个长期发展的过程，是一项艰巨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相对过去推翻旧制度和根本变革旧的社会制度，邓小平将改革称为中国第二次革命，其意义是十分深远的，它从根本上解决了我们对这场社会变革的深刻性、广泛性的认识。
第二，提出坚持“三个有利于”的判断标准，为廓清经济体制改革方向道路的迷雾提供了有力武器。
邓小平同志曾尖锐地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都有一个坚持社会主义方向道路问题。他所倡导的改革，正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他强调指出：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在当今风云变幻的世界局势下，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没有具体明确的内容和要求，我们一部分人就会被一些现象所迷惑和困扰，基于此，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一衡量我们各项工作是非得失的根本标准，为我们廓清前进道路的迷雾提供了有力武器。它正是坚持生产力标准的继续，离开生产力的发展，离开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的提高和改善，抽象地谈论社会主义原则和社会主义制度，就会把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推向“空中楼阁”的境地。我们的干部群众只有把握了这一“武器”，工作起来才心中有数，改革开放的举措也才更全面、更坚决、更踏实，他们不但敢想、敢试、敢闯，而且能想好、试好、闯好。
第三，提出中国现代化“分三步走”等渐进式进程，确立了改革的伟大战略步骤。
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过程中的一种社会形态，在中国当前的国情特点下，我们党清醒地作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并以此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依据，这是我党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具体运用。“渐进式发展道路”的选择，就是以对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本国情的科学认识为基础的。早在革命时期，毛泽东就确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并制定了以农村包围城市等伟大革命战略，终于使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建国后，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也是采取从农业合作化开始的渐进式道路，逐步把农民引到社会主义集体化的道路上来。然而，正好相反，1958年出现的急于求成、急于求纯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的严重失误，都是背离了现实国情，忘记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
在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实践中，邓小平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依据我国“国家大、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特点及生产力水平还比较低的客观实际，认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不可能是一蹴而就的，它必然是一个长期艰苦奋斗的过程，因此制定了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目前，第一步的战略目标已经如期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正在奋斗之中。可以说，这与中国渐进式改革进程是合拍的，第一步的改革以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攻方向，从而达到“温饱”问题的基本解决；从城市全面展开的第二步改革，为20世纪末达到“小康”目标提供了保证。再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努力，达到或接近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是有把握实现的。
在发展进程上，邓小平还提出了抓住有利时机，加速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他强调的加速发展与以往的“大跃进”、“洋跃进”不同，邓小平强调加速发展要有条件，“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这有别于过去全国一刀切、一哄而上的“大跃进”。并且在当前面临着有利时机。一是国内政治稳定、市场取向的改革激发起强大的经济动力和活力；二是国际上对我有利的经济环境。所以，根据条件和可能，加快发展是渐进式改革深入的必然趋势。但一定要防止我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盲目追求高速度，结果是欲速却不达，反而造成大起大落。因此，邓小平强调：“当然，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
第四，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解决了社会主义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
早在1979年，邓小平就明确地说：“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说市场经济只限于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多年的实践证明，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搞计划经济会束缚生产力的发展”。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的许多举措事实上都是在一步一步地否定计划经济，原因是以往的计划经济体制不符合社会化大生产要求，不能达到资源的有效配置，同我们原来的设想相距太远。邓小平南巡谈话十分明确地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看作属于社会基本制度范畴的思想。基于这样的认识，党的十四大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更是进一步规划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和整个国民经济体制改革的构思。从此，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有了明确的前进方向，能够自觉地朝着既定的目标有计划地向前推进，同时也促进我国各项改革进入了新阶段，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体制改革的目标问题。当然，有了明确的目标相对于过去“摸着石头过河”是一大进步，不过理论问题还没有尽了，在以后的改革实践中还会遇到许多新问题，需要我们的不断探讨。也就是说，还有一个如何搞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问题。其实，邓小平同志不仅讲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而且还讲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方法上基本上和资本主义相似，但也有不同。社会主义搞市场经济不是要否定社会主义，而是实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兼容。当然要通过改革才可以兼容，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发挥出来，并获得新的生命力。
总之，邓小平关于经济改革的思想，既体现了高度的主观能动性和进取精神，又真正从实际出发，保持清醒头脑，讲求科学精神和实际效果，具有中国特色，无疑是对社会主义改革的稳步前进指明了切实的发展模式。
2.政治体制改革
政治体制在广义上是指一个国家的政体。它是建立在基本政治制度基础之上的各种具体政治制度及其机制的总和。对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国外一直有“中国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国内则有人持“中国只能搞经济体制改革，不宜搞政治体制改革”的心态。
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则明确地指出：“说我们只搞经济体制改革，不搞政治体制改革，这不对。”邓小平一贯用全面的观点看待改革，正如他所指出的，“改革是全面的改革，包括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和相应的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改革，应该包括政治体制的改革，而且应该把它作为改革向前推进的一个标志。”“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早在“一九八？年就提出政治体制改革”。
事实上，由邓小平直接设计并领导的改革大业，从来就包括了经济、政治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改革。20年来，政治体制改革一直在有领导、有秩序、有步骤地推进。大致可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1980年。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与经济体制改革一样，是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正式提出的。但在最初的一段时期内，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作为一项相对独立的任务提出来，甚至尚未使用“政治体制改革”这样的概念。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邓小平着眼于从制度上解决如何防止“文化大革命”这类历史悲剧重演，实现长治久安的问题，鞭辟入里地分析了我国原有政治体制的弊端、根源、实质，改革的锋芒所向，直指原有政治体制的“总病根”――权力过分集中，特别是领导者个人高度集权的体制。这一讲话于1980年8月31日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成为我国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
第二阶段是从1980年到1987年中共十三大。十二大以后，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不断深入，明显地遇到了原有政治体制的阻碍，对政治体制改革提出日益迫切的要求。80年代中期，特别是1986年，总设计师邓小平再次提出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任务。有人统计，这一年他有20次讲话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其中有9次是主要谈这一问题的。这一时期他更多地是以“政治体制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应该相互依赖，相互配合”作为着眼点提出问题的。不仅如此，邓小平还把政治体制改革视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以及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必要条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独特地位和深远意义的认识有了新的飞跃。十三大根据邓小平的有关思想，把政治体制改革作为一项突出的紧迫任务提到全党的议事日程，并规划了一个蓝图。
第三阶段是从1987年十三大到十四大。十三大以后，政治体制改革正在有序进行，不久国际国内发生了未曾预料到的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这就是苏联、东欧剧变和国内的“六四”风波。这对整个中国的改革进程，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不能不产生重大的影响。邓小平顶住了难以想像的压力，在总结经验时坚持基本路线不能动摇，一再讲十三大报告一个字也不能改，特别是视察南方的重要谈话，稳住了大局，使改革开放不仅没有停滞，而且大大加快了步伐。与此同时，他也强调了改革对政治稳定的依赖关系，反复讲“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是有前提的，即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事实上，以长治久安作为目标，在稳定的环境中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是邓小平的一贯思想。
第四阶段是从十五大至今。十五大报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在一些重大提法上有所突破，表现为：一是确认了“法治”概念，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治国方略；二是明确提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这就把监督和民主直接联系起来了，把监督置于权力来源的基础上，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三是确认了“人权”，提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任务。从实践上看，十五大之后，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进展是机构改革。
对政治体制改革复杂性、艰巨性和长期性的充分估计，使得邓小平尽管感到政治体制改革极为迫切，却并没有头脑发热，急于求成。他在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同时，还郑重地提出了改革应遵循的原则和方法，这成为他1986年末乃至以后一直到十三大这段时间里反复阐述和强调的一个重点。
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全新的开创性的事业，不大胆探索、坚决试验是搞不成的。邓小平指出：“搞改革完全是一件新的事情，难免会犯错误，但我们不怕，不能因噎废食，不能停止不前。”另一方面，鉴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复杂性，他强调“处理具体事情要谨慎小心，及时总结经验”。80年代中期，邓小平在许多谈话中都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政治体制改革比经济体制改革障碍还要大，风险还要大，可能引起的波动不是经济体制改革可以相比的，波动更大，因而更复杂。因为中国积习太深，习惯势力大得很，明确表示反对改革的人不多，但遇到实际，就会碰撞到一些人的利益，原来赞成改革的人，也可能变成反对改革的人。因此他指出：“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他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要照顾我们的传统，要理顺各方面关系，不能太急，太急要出毛病，重要的是坚持改革。
当中国把政治体制改革提上日程的时候，苏联及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正涌动着改革的巨大浪潮，这不可能不对我们有所影响和触动，然而邓小平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这是他不断深刻反思历史的结果。邓小平指出：“别人的经验可以借鉴，但不能照搬。”1986年9月29日，他在会见雅鲁泽尔斯基的谈话中说：“即使在苏联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1987年6月12日，他在会见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时又指出：“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
这也是邓小平一开始就明确了的原则。他在1986年9月13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工作时的谈话中，在提出十三大对政治体制改革要有一个蓝图的同时曾告诫说：“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苏联及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在一片改革声中纷纷陷入混乱甚至动乱，惟独中国能不断纠正各种错误倾向，高举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旗帜，在安定团结的环境下，推动政治体制改革朝着预定的目标稳步前进。这与邓小平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改革思想密不可分。
3.其他体制改革
除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坚持走自己的路，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包括金融财税教育等体制改革逐步展开。
“金融很重要，是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搞好了，一着棋活，全盘皆活。”这是邓小平同志1991年1月在上海进行视察时，同上海市负责同志的谈话。这番话深刻地阐明了金融在国民经济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在我国，随着整个经济的货币化、信用化程度的提高，金融已成为筹集和提供社会资金的主渠道，金融启动生产和调控经济的作用日益明显，社会经济的矛盾焦点越来越集中反映到金融方面，金融已成为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最为重要的“一着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根据邓小平同志关于“要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批示，我国金融系统不断加大金融改革力度，加快金融改革的步伐，逐步建立起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的金融体制和运行机制，使金融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要着眼于搞好整个国有经济，抓好大的、放活小的，对国有企业实施战略性改组，以资本为纽带，通过市场形成具有较强竞争力的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和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采取改组、兼并、租赁、承包经营和股份合作制、出售等形式，加快放开搞活国有小型企业的步伐。”我国国有商业银行每年手中掌握上亿元可营运的社会增量资本，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中，能发挥巨大的推动和促进作用。比如，全国国有企业经营性资产达5万多亿元，如何通过银行信贷杠杆、黏合作用，扶持优势企业，对劣势企业进行跨地区、跨行业兼并重组，优化资产结构，实现低成本扩张，是大有可为的。我国要搞好整个国有经济，对国有经济实施战略性改组，必须充分发挥金融的核心作用，重要的一步棋是国有商业银行必须自主经营，自担风险，充分调动其开拓业务的积极性，才能使整个国有经济全盘皆活。
走自己的路，并不意味着墨守成规，固步自封，关起门要建设，而是要在借鉴别国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根据自己的国情探索适合自己的法子。邓小平曾指出：“对借外债要作具体分析。有些国家借了很多外债，不能说都是失败的，有得有失。他们由经济落后的国家很快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要借鉴两条，一是学习他们勇于借外债的精神，二是借外债要适度，不要借得太多。”针对中国的现状，对于财政赤字问题，邓小平提出：“基建规模特别是非生产性建设规模不能过大，有些开支不能完全由中央承担。中央的收入少了，中央对开支也不能包那么多。要把地方上和社会上的钱，转一部分用于基础建设。我们只能走这条路。还要注意消费不要搞高了，要适度。”
对于教育体制改革，邓小平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认为“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曾多次提出要把教育搞上去，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对教育工作不仅要抓，并且要抓紧、抓好，严格要求，少讲空话，多干实事”。1977年8月，邓小平出席全国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与会者谈到了高等教育招生工作令人不满和忧虑的现状。在邓小平的积极倡导下，1977年10月5日，中央政治局讨论了招生工作的文件。10月12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关于恢复高考的意见。于1977年，全国恢复了已中断十年的高考。如今，中国的教育体制，结合本国实际进行试验改革，日臻完善。
在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道路上，邓小平以他朴素的语言，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方式领导中国的改革事业蓬勃发展，在给中国人民带来实惠的同时，也给世界人民以经验和启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