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邓小平看来，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坚持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都是必要的，缺一不可。没有原则性不行，没有灵活性也不行，这两个方面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相互补充和相互促进的。
一、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辩证关系
原则与方法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互为作用、不可分离的统一体。方法是以原则为基础和前提的，离开原则性讲方法的灵活性，就会犯方向性的错误。灵活方法的确定绝不是随意的，而必须要受原则的规定和制约，是“为了实现原则性”并且是原则性所“许可的”，绝对不能违背原则性；否则，就会偏离正确的方向和既定目标。关于这一方面，列宁曾指出：革命的政策策略，是有原则的，“无原则的实际主义的政策是最不实际的政策。”毛泽东强调，“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我们的灵活性，是在一定的原则之下的灵活性。无原则的所谓灵活，超出原则的让步与妥协，原则上的模糊与混乱，是错误的。党的原则，是一切政策与策略变动的标准与尺度。”
要真正做到坚持原则，就必须从活生生的现实出发，采取灵活的策略、多样的方法，使原则变为具体的政策措施才能真正落到实处。原则要灵活地执行，没有灵活性，原则就不能实现。离开具体实际去空谈原则，原则就会变成毫无意义的教条。邓小平曾指出：“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如果没有政策和策略，党的路线就是空的，正确的路线一定要用正确的政策和策略来保证。”因此，方法是原则的保证。同时，方法还是原则的补充。原则性是必须坚持的，也是应当“坚定的”，而灵活的方法也是实现原则性所“必需的”，没有灵活的方法，原则就会变得僵硬、不近人情和难以执行，无法达到预期目的。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把握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统一，必须坚持反对右和“左”两种错误倾向：右倾错误就是一种脱离原则性只讲灵活性的表现，最终将会导致相对主义；“左”倾错误就是一种脱离灵活性只讲原则性的表现，最终将会导致机械主义。
在右倾机会主义那里，鼓吹无原则的妥协，放弃自己的自主权，认为与敌人进行任何形式的斗争都是危险的。相对主义办事情，不考虑原则，盲目推行方法的灵活机动，主观上想怎么变就怎么变，不考虑客观事物的要求。部分地区和个人在执行党的政策和上级指示的过程中，挖空心思地钻党的政策空子，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打“擦边球”。这实际上是以所谓的“灵活性”来破坏党的原则的统一性和权威性。对于只讲灵活性不要原则性，只讲“对策”不要政策的实用主义做法，邓小平曾给予过严厉的批评，并主张用党纪国法来进行约束，不能视而不见，放任不管。在贯彻执行党的政策的过程中，是允许因地制宜，灵活变通的，但变通的最终目的必须是为了创造性地执行中央的政策。决不允许那种以灵活方法为幌子离开党的政策，践踏党的原则，搞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对策”。
在“左”倾机械主义那里，盲目夸大原则性，不懂得政策策略的灵活性，不善于团结同盟者和运用灵活的斗争策略，结果往往把事情弄得很坏。只要原则性，不要灵活性，就会只当“收发室”、“传达室”，不当创造者。在新矛盾、新问题接踵而至，新事物、新观念层出不穷的历史条件下，死抱住不合时宜的原则不放，不敢越雷池一步的僵化思维方式是绝对行不通的。从理论上讲，坚定性与灵活性并不存在谁好谁坏的问题，关键在于坚持什么样的原则性与灵活性。我们坚持的原则绝不是那种脱离灵活性的教条主义的原则；我们所强调的灵活性，也不是脱离原则的相对主义的方法。
二、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统一的依据
在上一节中，我们阐明了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二者之间的辩证统一是客观存在的，并非主观臆断，即二者的统一有着充分的依据。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的一项基本原则，是事物阶段性、多样化、螺旋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1.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一贯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则。
马克思曾指出：“正确的理论必须结合具体情况并根据现存条件加以阐明和发挥”，“自由人”这种不分时间、场合、条件，空谈原则，不讲斗争策略的做法，只不过是用革命的词句炫耀自己，这样做的结果“就会使许多甚至大多数具有自由思想的实际活动家来反对我们”。列宁打破了帝国主义的链条，创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列宁在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相结合方面的论述极为丰富。1920年他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中谈道：国际策略中心“无论如何不能建立在斗争策略准则的千篇一律、死板划一、彼此雷同上……要求运用共产党人的基本原则（苏维埃政权和无产阶级专政）时，把这些原则在某些细节上正确地加以改变，使之正确地适应于民族的和民族国家的差别，针对这些差别正确地加以运用”。1921年，他在《十月革命四周年》一文中又说：“我们也学会了――至少是在一定程度上学会了革命所必需的另一种艺术：灵活机动，善于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而迅速急剧地改变自己的策略，如果原先的道路在当前这个时期证明不合适，走不通，就选择另一条道路来达到我们的目的。”正是遵循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相统一的原则，列宁才得以将苏联引向社会主义道路，才能赢得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初步胜利。
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飞跃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正是将马克思主义原则的坚定与方法、策略的灵活性恰当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指出：“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根据中国革命的复杂情况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加以创造性地应用和发挥，因地制宜，适时而变，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2.事物阶段性发展的必然要求
事物由于其内部矛盾的推动，都是发展变化的，这种发展变化都有个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建设只能一步一步地来搞，这就决定了我们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必须把原则性与灵活性结合起来。毛泽东曾指出：“宪法中规定，一定要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这是原则性。要实行社会主义原则，是不是在全国范围内一天早晨一切都实行社会主义呢？这样形式上很革命，但是缺乏灵活性，就行不通，就会遭到反对，就会失败。因此，一时办不到的事，必须允许逐步去办。”
事物是有一个发展变化过程的，同时这个发展变化过程是反映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事物处在不同的发展时段中，必然会表现出不同的特质和性状。从哲学层面看，我们改造世界的实质就是根据事物的特点和规律，促使“自然世界”变成“人化世界”。而改造世界的前提就是我们首先要认识世界，要了解事物的性质和特点，达到这一结果的根本要求就是了解和掌握事物发展的态势，确立科学的目的、意图和计划，使主观愿望符合事物不同发展过程中的特点。
事物发展的阶段性，就要求我们在坚持基本原则不动摇的前提下，针对各个具体阶段的不同特点进行因时而变、顺势而为的调整。邓小平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过程中，始终能自觉根据事物的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势，审时度势，以变应变，做到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因地制宜，因事制宜，从不固守某种过时的理念和模式。
3.事物多样化发展的必然要求
事物发展具有多样化的特点，事物发展的多样化使科学决策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强，方案的可选择性就为灵活方法的采用提供了前提条件，必然要求做到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统一。
同一事物在空间上的不同分布，不仅包括地理位置上的差异，而且包括由不同的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和不同的自然环境等决定的事物性质上的不平衡。无视这种差异性，对大时空范围内具有明显差异的事物采用同一视野、运用同一方法、套用同一模式，就是一种人为的“统一”，就势必抹杀事物的个性，抑制和扼杀事物的生机和生命。
正是由于事物发展的多样性，决定了人们不容易形成对客观事物系统的完整的规律性认识，客观现实的可能性的不确定性因素增加，从而使实践目标的确定以及实现实践目标的方案制定都面临着多种可能性，这就为实践主体的优化选择提供了相当大的余地和范围，也必将导致灵活方法的选用。
事物的多样化发展要求切实反对那种不区分具体情况而采取“一刀切”的思想方式和工作方法，也就是反对不分差别的削足适履的做法，明确因地制宜，变通行事，一定要从本地区、本部门和本单位的实际出发，将中央和上级的政策与自身的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贯彻上级的精神。
4.事物波浪式、螺旋式发展的必然要求
世界上的事物，因为彼此之间是对立统一的，所以它们的运动、发展，都是波浪式、螺旋式发展的。就事物发展的总趋势来讲，是前进的、上升的，但是事物发展所经由的道路却是曲折的，甚至在发展过程中还可能出现暂时倒退。事物的波浪式、螺旋式发展就决定了我们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必须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结合起来，无论遇到什么困难和曲折，都要坚持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树立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不屈不挠，这就是原则性；同时，我们也要对前进道路上可能遇到的困难曲折有清醒的认识和足够的估计，并根据实际斗争需要和主客观条件与可能，采取灵活的斗争策略，自觉走曲折的路，有时为了前进甚至要主动后退，这是实现原则性所必需的方法的灵活性。
三、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统一的关键
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统一，是我们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成功的重要条件。那么，怎样才能实现二者的高度统一呢？要实现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高度统一，就必须做好“结合”这篇大文章。这是坚持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相统一的关键。在实际活动中，只有把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够既保持坚定正确的前进方向，又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采取符合实际的政策、方式和方法，扎扎实实地搞好各项工作。
做好原则坚定性与方法灵活性的结合，首先必须“吃透”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只有认真学习、掌握理论，才能正确地分析和把握实际；只有“吃透”了政策策略的精神实质，才能谈得上灵活运用和创造性贯彻执行，也才能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其次，要做到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还必须正确把握实际。只有正确地把握了实际，才能因时因地灵活地执行政策。只有符合客观实际及其规律的灵活，才是真正的灵活。最后，要做好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还必须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政策执行的得力与否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主体能否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左右逢源”，把二者恰当地结合起来。
邓小平在长期的领导实践中，非常重视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在他看来，没有原则性，就失去了大局观念，不服从大局，就无原则性可言。中国的大局就是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该在这个大局下行动，不管以何种理由破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工作的，都是没有原则性的表现。但只有原则性，没有灵活性，就不会创造性地执行党的政策，就只能生搬硬套别人的经验，就难以跟上形势的发展。只有把原则性和灵活性有机地统一起来，才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做好原则的坚定性与方法的灵活性的正确结合，特别要掌握好一定的度，把握好恰当的分寸，注意火候。邓小平在解决这一问题上，既不把原则当作僵化的教条去死守，走只讲死板原则而忘了灵活性的极端；又注意避免无原则“灵活”，走滥用“策略”，随意“变通”而出格的极端。邓小平多次讲过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都要实事求是，恰如其分，不能过头。对拿不准的问题，不要匆忙做结论。对人对事的处理不要绝对化，要留有余地等。正是恰到好处地把握了这些度，才使得邓小平的理论和实践能够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穿梭自如。
邓小平之所以能够将原则性与灵活性运用到如此炉火纯青的程度，也是邓小平理论修养、政治智慧、领导魄力以及人格、胸怀等方面的综合体现。没有厚实的理论根底，没有无私无畏的宽广胸怀和高尚人格，就不可能辨明方向，看清大局，也就谈不上坚持原则的问题；没有丰富的政治智慧和政治勇气，就不敢变通，或者不会变通。所以，坚持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需要长期体验和运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