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城政治邓小平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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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章 全面地科学地分析国情

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是经过一定的历史阶段发展而来的,又由于现实条件的相互作用而发展到新阶段,事物在发展过程中包含着相互对立的性质和趋势。历史的观点、发展的观点、辩证的观点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也是邓小平分析国情的基本方法。邓小平运用这些马克思主义思维方法,透彻地把握了中国的基本国情,使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有了可靠的现实根据,从而顺利地指导了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实践。

一、历史地把握国情

任何现存的事物都有其过去的历史,都与历史存在联系,观察现实事物不能割裂其历史。正确地分析现实的问题,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等,都要注意历史形成的客观事实。现实国情既是历史发展沉淀下来的结果,又是以后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和起点。历史地把握国情,是邓小平国情意识的一个基本方法。

邓小平认为,中国现代化建设面临的基本国情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底子薄、水平低,社会贫穷落后,这是一个长时期就已存在的事实,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近代以来,中国封建制度日益僵化腐朽,政治黑暗,经济凋敝,人民生活困苦,社会矛盾重重,国力衰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掠夺把中国变成了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国民党夺取政权后,维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受到很大压制,难以正常发展。由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压制、摧残,到新中国成立时,现代工业只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0%左右,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很大比重,商品经济很不发达,国民经济基础十分薄弱。建国后,我国经济建设成绩是伟大的,建立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培养了一批技术人才,而且工农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在世界是比较快的。但是由于底子太薄,中国仍然是世界上很贫穷的国家之一。中国的科学技术力量很不足,科学技术水平从总体上看要比世界先进国家落后二三十年。这种落后状况将在很长时间内制约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规模、速度、效益等,决定了中国要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全过程中完成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早已完成的工业化和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和现代化。我们必须从这个基本国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历史地把握这个基本国情,有助于我们保持清醒的头脑,科学地对待我们面临的各种困难,才不会把这些困难和问题简单地归结为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不足,以至于对前途产生怀疑、动摇甚至否定,才能保持乐观向上、积极进取的精神状态,以饱满的热情做好现代化的各项工作。

第二个特点是人口多,人均资源占有量少。中国很久以来就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现在的人口规模更是几乎已经达到了国民经济所能容纳的极限,是制约中国经济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社会全面进步的巨大压力。人口压力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减少,甚至还会继续加大,因此是无法回避,不能摆脱的社会问题。一个小的问题,如果是十多亿人口面临的共同问题,就会成为一个重大的问题;一个很大的成就,如果由十多亿人来分享,每个所得到的利益就会显得微不足道。在生产还不够发达的条件下,人口众多会使吃饭、教育、居住、交通、治安和卫生等等都会成为严重的问题。因此,我们要大力加强计划生育工作。但是即使人口在若干年后不再增加,人口多的问题在相当长时期内仍将存在,而且还会出现人口老龄化等新问题。再就我们的自然资源来看,我们的自然资源总量虽然不少,但是结构并不完全适合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些资源总量也较缺乏,与我们庞大的人口基数相比,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很低,远远低于世界平均占有量,如我国耕地人均占有量不及世界人均的1/3。这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是一个很大的制约,意味着经济发展不能走单纯依靠消耗资源的粗加工发展道路,必须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发展节约资源的高技术产业;意味着将需要花很多的外汇用于购买紧缺的资源,而某些战略资源(如石油)的缺乏将形成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从根本上制约着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潜力,同时容易受到国际市场波动和国际政治军事风云变幻的影响,从而打乱现代化建设的战略布局。

第三个特点是中国社会封建历史十分漫长,对社会发展的影响持久而深刻。封建社会和半封建社会遗留的历史传统一方面维持着中华民族的延续和中国社会的稳定,另一方面也有很多糟粕性的东西严重妨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就政治方面来看,中国历史缺乏民主传统,千年相沿的封建制度都是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封建统治者用残酷的高压手段维持着上下隶属关系。在这种制度下,社会的对立和分化十分明显,社会矛盾尖锐,社会成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得不到发挥,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难以实现。从经济上看,中国社会经济类型一直是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商品经济水平很低,统治者一般实行重农抑商政策,歧视商业活动。在对外交往上,长期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盲守天国中心主义,排斥对外交往,外部信息渠道阻断,不能引进外国先进技术和知识经验,生产力水平长期停滞不前。在科学文化上,重视统治艺术和传统道德,蔑视自然科学,狭隘的社会科学上又推行严厉的文化专制主义的大一统政策,禁止不同学术思想流派的活动,思想陈旧僵化,缺乏学术争鸣自由。综上所述,历史上长期形成的传统观念成为整个社会看不见的桎梏,时时刻刻发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这意味着中国现代化不仅面临着物质条件方面的巨大障碍,也必然面临着精神文化方面消极因素的干扰。

此外,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与失误也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中国改革开放前的社会主义建设,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也经历了严重的挫折。由于中国革命是在苏联帮助下发生、发展并取得胜利的,建国后受到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封锁禁运,经济技术上缺乏基础和经验,严重依赖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因此,苏联模式对中国产生了极大影响,而它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成功的模式。中国共产党人认识到盲目跟从苏联未必适合中国,并进行了许多开拓性的探索。在探索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这主要是由于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项极为复杂的。前无古人可以借鉴的崭新事业,也由于时代和历史条件的限制。在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中,总的弊端是僵化体制和极“左”思潮,具体表现为权力高度集中,地方和企业缺乏应有的权力和活力,民主法制不健全,官僚主义严重;忽视商品经济和市场作用,经济效益低下;教条主义盛行,不允许不同意见,缺乏学术自由,等等。清除这些弊端,首要条件是解放思想,重新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根本出路则在于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充分运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学会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两套本领。

二、辩证地把握国情

邓小平总是一分为二地把握国情,既看到国情中对社会主义建设中的有利方面,也看到其不利之处。看到有利方面,有利于增强信心,凝聚力量,奋发图强;看到不利方面,有利于保持清醒头脑,保持脚踏实地、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良好风尚。这种一分为二的科学精神既是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正确把握,也是实践中正确决策和行动的必然要求。

邓小平认为,中国人口众多,说明劳动力资源丰富,但也给社会经济带来负担和困难。人多有好的一面,人是生产者,人多劳动力就多,如果造就出高水平的劳动者队伍,就是一支巨大的建设力量;劳动力多,工资水平低,可以降低生产成本,增强产品竞争能力,有利于吸引外商投资;人又是消费者,人多意味着消费潜力巨大,市场广阔,能够创造出巨大的经济规模。但是,就我国情况而言,生产力还不够发达,人口众多也给经济和社会带来巨大的压力,妨碍社会的发展和全体人民生活水平的较快提高,同时也使自然资源和生态环境难以承受。

我国在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比较落后,与西方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这种状况在相当长时期内将始终存在,是不能忽视的现实问题。形成这种状况,一方面是由于历史基础差,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我们长期存在的“左”倾错误思想的干扰。但是,我们也不是一切都落后,在有些方面,例如核技术等,我们也在世界先进之列。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有集中力量加强重点的优势,通过纠正错误,确立正确的发展战略,我们有迅速改变落后面貌的巨大潜力。

邓小平关于“中国是个大国,又是个小国”的思想也鲜明地体现了一分来二的辩证分析方法。他认为,中国是个大国,因为中国人多,土地面积大,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中国是一个。从政治角度讲,中国实行独立自主的不结盟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的发展对亚太地区乃至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是有利的,必然得到世界许多国家的理解和支持,但是,中国还是发展中国家,还比较穷。中国是名副其实的小国,但是又可以说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现在还比较低,同我们这样一个人多地广的国家的地位不相称。我们建国30多年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但是中间经过一些波折,耽误了一些时间。最大的波折是“文化大革命”。如果没有这些波折,中国的面貌肯定不一样。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改变了过去一些“左”的做法,一心一意搞建设,取得了超过预想的成就。如果按照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会加快。到21世纪中叶,我们如果达到了预期目标,实现了现代化,国民生产总值就会居于世界前列。“如果说中国是一个和平力量、制约战争的力量的话,现在这个力量还比较小。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那时中国对于世界和平和国际局势的稳定肯定会起比较显著的作用。邓小平这一思想一直延续到他正式退出政治舞台。1990年3月,他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中国要在国际上坚持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方针政策,在国际舞台上发挥积极的作用。中国要把自己当作一个大国来看待,要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同时,中国在国际上是不孤立的,西方大国以种种借口对中国实行制裁根本行不通,中国的立场反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共同利益和愿望,必然得到它们的普遍支持,世界上支持中国的力量比反对中国的力量大得多,因此中国不应当瞧不起自己。但是另一方面,1990年12月他又指出,“现在国际局势不可测的因素多得很,矛盾越来越突出。过去两霸争夺世界,现在比那个时候要复杂得多,乱得多,怎样收拾,谁也没个好主张。第三世界有一些国家希望中国当头。但是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权都失掉了。中国永远站在第三世界一边,中国永远不称霸,中国也永远不当头。但在国际问题上无所作为不可能,还是要有所作为。”这说明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具有实力弱小的缺陷,不应超越国力强行出头。对外政策要量力而行,善于守拙,以稳求胜。既要“决不当头”,又要“有所作为”,这就是一种深刻的辩证思想。

三、发展地把握国情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国情也是如此。对国情的把握,不仅要作历史的分析,更应该着眼于现实和将来的分析和预测。邓小平无疑是深深懂得这一点的。他讲到,我们国家大、人口多、生产力水平低、底子薄的特点,决定了我国现代化建设必须经历一个由低到高、由部分到全体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各阶段,情况不同,现代化建设也不能不各具特点。比如,现阶段由于我国人口多,资金缺乏,既要保证充分就业,又要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此可以适当多发展一些能够多吸收劳动力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并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经过一定时期后,人口增长有所控制,我们又增加了积累的能力,技术水平有所提高,就可以加强发展资金、技术密集型的产业和行业,现在大部分人口在农村搞饭吃的局面就会有大的改观。随着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我们的国情会逐步发生许多变化,这是必然的,也是积极的,我们要善于根据新的国情制定适当的对策和措施。

邓小平在处理许多事关大局的重大问题上,都是立足现实,着眼于将来进行分析和决策的。他在整个80年代都十分关注干部队伍的年轻化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关系太重大了,是关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由什么人接班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而深远的原则问题。合理地处理这个问题,是老干部应尽的最后的历史责任。他分析了干部老化现象的现状及其成因,指出中央顾问委员会是解决党的中央领导机构新老交替的一种组织形式,目的是使中央委员会年轻化,同时让一些老同志在退出第一线之后继续发挥一定的作用。顾问委员会是一种过渡性质的形式,我们的国家也好,党也好,最根本的办法应该是建立退休制度,废除党和国家领导职务实际上存在的终身制。我们的干部老化问题不解决,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就缺乏活力。解决这个问题,顾问委员会这种过渡的形式比较符合我们的实际情况。顾问委员会刚成立,就宣布准备在将来取消,这就明确了这个组织的过渡性,这是尊重生活和历史辩证法的生动体现,干部年轻化问题,实际上不仅是增加党和国家组织机构活力的问题,而且是关系到现行政策的连续性的问题。现行政策在实践中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因此必须具有连续性,而干部队伍的年轻化则是这种政策连续性的组织保证。

邓小平关于科技和教育要优先发展的思想是他发展地把握国情的典范。他在第三次复出后,自告奋勇抓教育,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现代化的关键的思想,为我国科学技术和教育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为推动现代化进程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他指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科研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发展科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讲空话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要发展科技和教育,就必须极大地调动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要造成一种空气: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巨大优势是谁也比不了的。有了人才优势,再加上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我们的目标就有把握达到。一个地区、一个干部,如果只抓经济,不抓教育,那里的工作重点就是没有转移好,或者说转移得不完全。忽视教育的领导者,是缺乏远见的、不成熟的领导者,就领导不了现代化建设。各级领导要像抓好经济工作那样抓好教育工作。对于科研工作,他认为,21世纪是高科技发展的世纪,中国经济虽然并不发达,但是也要搞科技,这是从长远的利益着眼,不能只看到眼前。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高科技,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如果60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最终目标是要达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为此,邓小平根据中国国情,创造性地提出了实行部分先富和坚持“两个大局”的战略思想,体现了发展目标和发展途径的统一,这是发展地把握国情的又一体现。邓小平认为,农村和城市都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勤劳致富是光荣的。中国这么大,各地差异很大,不可能同步富裕,搞同步富裕的结果只能是共同贫穷。但是,提倡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是有条件的,这就是通过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对非法经营牟取暴利的,要予以取缔和打击。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和个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和个人也富裕起来,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者多交税收,支持贫困地区和个人,当然不能实行得太早,也不是回到过去鼓励吃大锅饭的状态。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使人民共同富裕,而不是两极分化。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和前提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之一。部分先富与共同富裕的关系,还有一个表述,就是“两个大局”的思想。“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区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总之,就全国范围来说,我们一定能够逐步顺利解决沿海同内地贫富差距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