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上层人物有钱蓄养情妇，大多数人只能时不时光顾艺伎或妓女，一点都不用掩饰。妻子可能会帮助丈夫穿衣服、准备当夜的消遣。丈夫所光顾的妓院可能会把账单送到妻子手里，妻子也认为应当付这钱。她可能会不高兴，但那是她自己的事。找艺伎比找妓女贵多了，但是，男人买下的这一夜特权并不包括性交易的权利。他所得到的是受到款待的快乐，款待他的女孩衣着漂亮、举止得体，曾经受过精当的训练。为了接近某个特定的艺伎，男人得变成她的供养人，还要签契约，按照契约规定，那个艺伎会成为他的情妇，否则，他就得凭借自己的魅力，勾引她，让她心甘情愿地献身。然而，跟艺伎度过一夜，不一定不发生性关系。艺伎们的舞蹈、应答、唱歌、姿势都在传统意义上暗示着性，都经过精心的算计，她们所表现的一切都不是上流社会的夫人们所具备的。她们使男人进入“人之常情的世界”，从那个“孝的世界”中解脱出来。男人们没有理由不让自己沉迷，但这两个世界是分开的。
妓女住在有执照的妓院。跟艺伎消磨一夜之后，男人如果愿意，他可以去找妓女。妓女的费用较低，没什么钱的男人得通过这种消遣方式满足自己，并放弃对艺伎的贪馋。妓女们的相片展示在妓院外，男人们一般要在大庭广众中，花费很长时间，研究那些相片，并最终做出抉择。妓女们的地位低微，不像艺伎处于这一行业的顶端。她们中的大多数是穷人家的孩子，家里因为经济压力而把她们卖到妓院里，因此她们不像艺伎那样学过娱乐顾客的技艺。在早年，妓女们往往坐在大庭广众中，向顾客展现她们没有表情的面孔，顾客们挑选的是活生生的人体商品。后来，日本人意识到西方人不赞成这一习俗，从而把它废止了，从此她们本人换成了相片。
男人可能会选中某个妓女，在与妓院签订契约之后，成为她独一无二的供养人，并把她作为情妇养起来，她则受到协议条款的保护。然而，男人可能在没有签署契约的情况下，把某个女仆或售货员用做情妇，这些“自愿的情妇”最没有保障，她们很可能是爱上了嫖客，但她们置身于所有公认的义务范围之外。我们的故事和诗篇会描写某个女孩年纪轻轻，膝上抱着孩子，却被情人抛弃；日本人读后，会把这样带着私生子的母亲跟“自愿的情妇”等同起来。
沉迷于同性恋游戏，也属于传统的“人之常情”。在古代日本，这是诸如武士和僧侣等地位很高的人认可的享乐。在明治时代，为了赢得西方人的赞赏，日本政府宣布许多习俗是非法的，如规定同性恋应该受到法律的惩处。然而，它仍然归于“人之常情”，对它采取教训的态度是不恰当的。它必须被限定在恰当的位置，不妨碍家庭事务。因此，尽管男人可以选择去当职业男伎，但正如西方人所说的，我们几乎不用考虑，会出现男人或女人“变成”同性恋的危险。在美国，成年人可以是被动的同性恋，对此，日本人尤其感到震惊。日本成年人会寻觅青年人作为同性恋伙伴，因为成年人认为，被动角色会降低他们的尊严。日本人划出了他们自己的界线，如一个人能做什么来保持自重，但那些界线跟我们所划定的不同。
日本人对自取其乐的色情行为也不会采取教训的态度。没有一个民族会像日本人那样随身带着那么多自取其乐的工具，那些工具本来是昭然若揭、众所周知的。在这一领域，日本人也试图通过在一定程度上消除其公开性，以防外国人的非议。但是，他们自己没有感觉到，那些东西是邪恶的器具。西方人强烈反对手淫，大部分欧洲人比美国人反对得更加强烈，在我们长大成人之前，这种态度已经深深扎根在我们的意识之中。男孩子会听到私底下的警告，手淫会使人发疯，或者使人变成秃子。在他还是婴孩时，母亲就看护着他，会把这当成一件大事，对孩子进行体罚，如把他的手绑起来；也许会对他说，上帝会惩罚他。日本的婴孩和儿童没有这样的经历，因此，长大之后，他们的态度不可能跟我们的一样。自淫是一种快乐，他们根本不会为此而感到愧疚。他们认为，在合乎礼仪的生活中，只要把它放在次要的位置，就能充分控制它。
酗酒是另一种被许可的“人之常情”。我们美国人誓言要绝对戒酒，在日本人看来，那是东方人的一种奇思怪想。所以，对于我们兴致勃勃地通过投票，想把自己家所在的地区变成无酒区，他们也作如是观。喝米酒是一桩乐事，心理正常的人都不会拒绝。不过，饮酒只是一种消遣，属于比较次要的事情，心智正常的人不会沉迷于此。根据他们的思维方式，日本人不怕“变成”醉鬼，正如他们不怕成为同性恋。事实上，在日本，禁止不了的酗酒行为不是一个社会问题。喝酒是一种快乐的消遣，当一个人喝得烂醉如泥，家庭和公众也不会嫌恶他。他不会行凶，所以没有人认为他会殴打自己的孩子。大喊大叫狂欢是家常便饭；日本人的仪态和姿态都有严格的规定，但喝酒时可以完全放松。在城市里的米酒聚会上，大家喜欢坐在别人的腿上。
按照惯例，日本人的喝酒和吃饭是完全分开的。在乡村聚会上，都会上米酒；一个人一开始吃米饭，就意味着停止喝酒。他已涉足另一个“圈”，两者是分开的。在家里，吃完饭后，他会喝点酒，但他不会同时又吃又喝。他会轮流享受这种和那种乐趣。
日本人这些关于“人之常情”的观念产生了一些重要后果。关于肉体与精神这两种力量的西方哲学的基础被挖掉了，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这两种力量一直在为孰占上风而争斗。在日本哲学中，肉体无恶，享受可能的肉体快乐也无罪。精神和肉体不是宇宙中相互对立的两种力量。日本人对从这一信条中推导出的逻辑结论是：世界不是善恶斗争的战场。乔治·桑塞姆爵士写道：“纵观历史，日本人似乎在某种程度上一直缺乏洞悉‘恶’这个问题的能力，或者他们不情愿抓这个问题。”事实上，日本人一直拒绝把恶的问题当作一种人生观。他们相信，每个人有两个灵魂，但不是相互斗争的善的冲动与恶的冲动，而是“温和”的灵魂和“粗暴”的灵魂。在每个人的生活中、每个国家的事务中，都有“温和”的时候，也有“粗暴”的时候，并不是注定一个灵魂要进地狱，另一个要上天堂。换一种情形的话，两者都是必须的、善良的。
同样，甚至他们的神祇也显然善恶兼具。他们最普遍的神是素盏鸣尊，是天照大神的弟弟，是一位“迅猛的男神”。他对他姐姐动不动就发怒，在西方神话中，他会被看成一个恶魔。他姐姐力图把他从自己的房间里扔出去，因为她怀疑到了弟弟来找她的动机。当时，她和她的信徒们正在餐厅里举行尝新祭的仪式，素盏鸣尊放肆地当众拉大便，还破坏了稻田的田埂——这是可怕的冒犯。最大的冒犯是：他在姐姐的房顶上挖了个洞，从洞口扔进去一匹花斑马，那马的皮被他倒着剥掉了——这一点最让西方人感到迷惑。素盏鸣尊犯下了种种暴行，受到了众神的审判和严重的处罚，并被从天堂贬到了黑暗王国。但他依然是日本众神中一位受人爱戴的神祇，适时接受人们的崇拜。在全世界的神话中，普遍存在着这样的神。然而，在更高的宗教伦理中，他们是被排斥的；因为善恶之间的冲突是普遍的，而这种冲突的哲学会更加适意地把相互分开的超自然的事物分成不同的两个种群，即黑与白。
日本人否认美德有与邪恶做斗争的含义，对此他们极为清楚。几个世纪来，日本的哲学家和宗教大师一直说，这样的伦理规则在日本是不适合的。他们大声宣称，这恰恰证明他们民族道德上的优越性。他们说，中国人不得不确立一种道德规则，由那种规则把“仁”提升为绝对标准；“仁”指的是正当而仁慈的行为。通过应用这一标准，任何人、任何行为的缺陷都可以被发现。“有些民族的天性比较低劣，需要用人为的方式进行限制；所以确立道德规则是有好处的。”18世纪伟大的神道家本居宣长就是这么写的，现代佛教大师和国家主义领袖也写过、说过同样的话。他们说，日本人天性善良，值得信赖，不需要跟恶的一半做斗争，只需要清洁灵魂的窗户，在各个不同场合，举止得体即可。如果它由着自己变“脏”，杂质也很容易被去除，人的善良本性将再度发光。佛教哲学训诫说，每个人都是潜在的佛，美德的规则不是在神圣的经籍中，而是在他自己被照亮的纯洁灵魂内所揭露出来的东西中。
为什么不相信他在灵魂中发现的东西？没有任何恶是人类灵魂所固有的。他们日本人没有高唱这样的赞美诗的神学：“瞧，我是不公平的产物，我母亲怀我时就有罪。”他们不教关于人类堕落的教义。“人之常情”是人类不应该谴责的幸事，哲学家和农民都不会谴责。
在美国人听来，这样的教义似乎会导致自我沉迷和放纵的哲学。然而，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日本人所定义的人生最高的任务是：圆满完成自己的各项义务。他们完全接受这样的事实，即报恩意味着牺牲个人的欲望和享乐。追求幸福是人生严肃的目标——对他们来说，这样的想法是奇怪的、不道德的。幸福就是放松，一个人能放松时就要尽可能地放松；但是，把它神化为某种用以评判国家和家庭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日本人经常要竭力履行“忠”“孝”和“情义”的义务，这使他们感到极为痛苦，这一事实是他们完全能预料到的。这使他们生活艰难，但他们乐意这么做。他们常常放弃那些他们认为一点都不邪恶的享乐。那需要很强的意志力。不过，强大的意志力是日本人最歆羡的美德。
与日本人的这一立场相一致的是：在日本的小说和戏剧中，几乎没有“圆满的结局”。美国的普通观众渴望的是问题的解决。他们相信，主人公从那之后将幸福地生活。他们想知道的是善有善报。如果他们在戏剧落幕时哭了，那肯定是因为主人公的性格有缺陷，或者是某种糟糕的社会秩序的牺牲品。但是，观众更乐意看到，主人公有一个幸福的结局。日本普通观众会坐在剧院里，看着男主人公遭遇到悲惨的结局，可爱的女主人公被杀害，因为他们无法阻挡命运的车轮的旋转。观众们都哭成了泪人。这样的情节使日本人一晚上的娱乐情绪达到最高点，也是人们到剧院去想要看到的。甚至现代日本电影都建立在男女主人公受苦受难的主题上。他们深爱对方但又不得不放弃对方。他们高高兴兴地结了婚，但丈夫或妻子为了正确地履行义务，自杀了。为了挽救丈夫的职业生涯，鼓励他培养作为演员所具有的伟大才能，妻子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在丈夫成功的前夕，为了让他自由地走向新的生活，妻子隐藏在偌大的城市里，最后，在丈夫取得伟大胜利的日子，她死于贫困，毫无怨言。不需要有任何幸福的结局，对于自我牺牲的男女主人公表示怜悯和同情就足矣。他们所受的苦难不是上帝加在他们头上的裁决。这表明，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尽到了自己的义务，他们不允许任何事情——抛弃、疾病或死亡——搞得他们偏离正道。
现代日本电影也遵循这一传统。经常看这类电影的美国人说，那是他们所看过的最好的和平主义宣传。这是典型的美国人的反应，因为这些电影整个儿关注的是战争中的牺牲和苦难，没有阅兵和乐队，也没有骄傲地炫耀舰队演习和大炮。不管他们处理的是“日俄战争”还是“中国事件”，他们都一贯坚持走单调的套路，如泥泞、行军、恶劣条件下战斗的艰苦以及结果的难以预料。他们银幕上没有胜利场面，甚至没有高喊着“万岁”的冲锋场面。他们所表现的是：在某个没有特征的中国小镇，士兵们深陷于泥泞，暂时歇一夜；或者，一家三代的代表，作为三场战争的幸存者，变成了残废，腿也瘸了，眼也瞎了；或者，在士兵战死之后，家里人哀悼自己失去了丈夫、父亲和养家糊口者，然后团结起来，坚持活下去。英美国电影中表现的“骑兵”场景往往激动人心，但日本电影中是没有的。他们甚至不表现伤兵安置的主题，更别说是提及打仗的目的了。电影里的所有人物倾其所有报了恩，日本观众就会感到足够了，因此，在日本，这些电影是军国主义的宣传片。投资者知道，日本观众是不会因为这些电影而投向和平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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