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嘲笑在两岁到五岁的孩子中会引起更大的恐慌，因为家庭真的是安全与放任的港湾。无论是在体力上还是情绪上，父亲和母亲都有彻底的分工，因此，在孩子面前，他们很少表现出竞争。母亲或祖母管理家务、教育孩子。她们对父亲百依百顺，都以父亲为荣耀。家庭等级制中的先后顺序是非常明确的。孩子领会到：长辈有特权，跟女性相比男性有特权，跟弟弟相比哥哥有特权。但是，在人生的这个阶段，孩子在所有这些关系中都可以放任自己。如果他是男孩，这一点就更是确切无疑。男孩和女孩都觉得，母亲永远会满足他们的要求，哪怕是极端的要求；但是，一个三岁的男孩甚至可以纵容自己对母亲发火。他对父亲绝不会表现出任何冒犯的倾向。但是，在他受到父母嘲笑时，他会感到不满；在他被威胁“送给别人”时，他会感到怨恨；在他对母亲和祖母发脾气时，这些不满和怨恨都可以表现出来。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小男孩都脾气暴躁，不过，无论是在农村还是在上层社会的家庭里，人们都认为，三到六岁之间的男孩子发脾气，是他们童年生活的正常表现。他连续用拳头打他母亲，尖叫着，最后，用暴力扯下母亲珍爱的发髻。他母亲是女人，而他，哪怕只有三岁，也确实是男人。他甚至可以纵容自己为非作歹。
但对父亲他只能表现出尊敬。对孩子来说，父亲在等级制中地位崇高，是个伟大的榜样。用日本人常用的话来说，孩子必须学会对父亲表现出应有的尊敬，是“为了训练”。跟几乎任何西方国家的父亲相比，日本的父亲很少教育孩子。教育孩子的权利掌握在女人手中。他对自己的小孩子表达愿望时，往往只是简单地默默地盯着孩子看一眼，或者，简短地训上几句；由于这样的举动非常罕见，孩子很快就会服从。在空闲时间，他会给孩子们做玩具。在孩子们学会走路很长时间之后，他有时还会抱着他们到处走走——母亲也会这么做——对这个年龄的孩子，他偶尔会履行照料的职责；在美国，丈夫通常会把这样的职责交给妻子。
尽管祖父母也是尊敬的对象，但孩子们跟他们在一起时，享有很大的自由。他们不承担教育孩子的角色。当他们对孩子松松垮垮的教育表示抗议时，会承当起那样的角色，而这会引起很多摩擦。祖母往往一天24小时都在孩子身边；在日本家庭里，祖母和母亲为孩子经常吵架。从孩子的观点来看，他是受到了双方的宠爱。从祖母的观点来看，她常常利用孩子来控制儿媳妇。让婆婆感到满意，是小媳妇生活中最大的义务，所以，不管爷爷奶奶如何溺爱她的孩子，她也不会提出抗议。在母亲说了不能再吃糖之后，祖母还会给孩子糖吃，而且会针锋相对地说：“我的糖可没毒。”在许多家庭里，祖母可以送给孩子一些母亲无法搞到的礼物，而且有更多的闲暇逗孩子玩。
哥哥姐姐也都被要求纵容弟弟妹妹。当新的孩子出生时，大孩子会警觉到自己有被排挤掉的危险，我们说“他的鼻子都会被气歪”。受到排挤的孩子很容易会把新生儿跟这样一个事实联系起来：他得放弃母亲的乳房和床，把这些让给那个新生儿了。在新的孩子出生之前，母亲就会跟大孩子说，现在，他就要拥有一个真正的活娃娃了，而不再是一个“假”宝宝。他被告知，现在，他能跟父亲而不是母亲一起睡觉了。这被描绘成一种特权。他也被带入了为新生儿做准备的工作。他往往真的为新生儿的到来感到兴奋和快乐，但同时失落感也出现了，而且这被认为是完全能够预料到的，不是什么特别的威胁。受到排挤的孩子会把新生儿抱起来就走开，边走边跟母亲说：“咱们把宝宝送给别人吧。”“不行，”母亲答道，“这是咱家的宝宝。瞧，咱们要对他好。他多像你啊。我们需要你帮着照顾他呢。”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一幕有时会反复出现，但母亲似乎并不为此而担心。在大家庭里，会自动出现这样一条规定：年龄相对比较接近的孩子交替着联在一起。老大会是老三最喜欢的看护，老二则是老四的看护。更小的孩子们也互相结成对子，直到孩子长到七八岁为止。孩子的性别在这种安排上基本没有区别。
所有日本孩子都有玩具。父亲、母亲和所有亲戚朋友都会给孩子做或买洋娃娃或其他各种各样的玩具。穷人们会自己做，所以不用花费一个子儿。小孩子们用这些玩具玩过家家、结婚和过节等游戏；玩之前，要进行辩论：大人们做这些事的真正的程序是什么样的，有时会把争论的问题提交给母亲。碰到争吵时，母亲可能会引用“大人有大量”这个说法，要求大一点的孩子让着小的。她通常会说：“有失必有得”。三岁大的孩子很快就能明白她的意思：如果大孩子把玩具让给小孩子，小孩子很快就玩腻，转而去关注别的玩具；这时，大孩子哪怕真的放弃了那玩具，也可以拿回来。或者，她的意思是：在孩子们打算玩主仆游戏时，大孩子如果接受不那么受欢迎的仆人角色，他就会“赢得”大家都能有的乐趣。日本人生活中，哪怕在孩子长大之后，他们也很看重“有失必有得”这种说法。
除了训诫和嘲笑，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即让他的心思离开一直关注的对象，也是日本人教育孩子的一种方法。在幼儿教育领域，这种方法占有重要的位置。甚至不断地给孩子吃糖，也往往被认为是分散孩子注意力的一种手段。在孩子接近上学年龄时，大人就会采用各种“疗救”法。如果小男孩脾气暴躁、不听话或吵闹，母亲就会带他到神社或佛教寺庙中去。母亲的态度是：“咱们还是求助于神灵吧。”这样的举动往往相当于一次短途旅行，实施疗救的僧侣会严肃地跟孩子谈话，问他的生日和他的毛病。那僧侣会退到里屋去祈祷，然后回来，宣称病已治好。有时，他会扔掉一条蠕虫或一只昆虫，说那是孩子的淘气的化身；他祛除了孩子的毛病，然后送孩子轻松地回家。日本人说“这种疗效会维持一段时间”。日本孩子当然也受处罚，但哪怕是最严厉的处罚也被认为是“药物疗法”。其具体疗法是：在孩子的皮肤上，放一小堆艾粉，呈圆锥形，然后点燃。这会留下终生的疤痕。在东亚，艾灸是一种古老的、流传很广的药物疗法，在日本，也曾经被用来治疗许多种病痛。它也能治疗暴躁脾气和顽固心理。母亲或祖母会用这种疗法去治一个六七岁小男孩的毛病。如果病情难治，甚至可以实施二次治疗；不过，用艾灸法治疗孩子的淘气，很少有用三次的。它不是那种意义上的惩罚——“如果你那么做，我就要打你的屁股。”不过，它所造成的伤害比打屁股要严重得多，孩子明白，他不能淘气，否则就要受到处罚。
除了这些对付任性的孩子的方法之外，还有一些习惯是用来教孩子学习必要的身体技能。日本人非常强调：教的人要通过实际行动，手把手地教孩子。孩子应该是被动接受。在孩子两岁前，父亲会帮他把腿弯起来，坐正，双腿向后盘着，脚背对着地板。一开始，孩子发现自己很难不向后仰倒，尤其是因为大人在训练他的坐姿时，必然强调要他一动都不能动。他不能坐立不安或改变坐姿。日本人说，学习的窍门是要放松，要被动，父亲在摆正孩子的腿时，特别强调这种被动性。坐姿不是孩子要学的唯一的身体姿势。还有睡姿。日本女人对自己睡姿的态度很谨慎，正如美国女人时刻提防不让别人看到自己的裸体。尽管日本人不以澡堂里的赤身裸体为羞，直到政府为了赢得外国人的赞赏，发起运动，引进裸浴羞耻的观念，但他们却非常在乎睡姿。女孩必须学会直着身子睡觉，而且两腿要并拢，男孩子则自由得多。这是把男孩和女孩分开训练的最初规则之一。与日本的大多数其他要求一样，上层社会对这一规则的要求比下层社会更加严格。杉本夫人在谈到自己的武士阶层教养时说：“从我能记事起，我晚上一直小心地静静地躺在我那小小的木枕上……武士家庭的女儿被教导决不能失去对自己心灵和身体的控制——哪怕在睡觉时都不行。男孩子可以伸展四肢，呈‘大’字形，不需要有什么顾虑。但是，女孩必须曲身成端庄优雅的身形，这意味着‘控制精神’。” 日本妇女告诉我，晚上，当母亲或保姆把她们放到床上去时，都要帮她们摆好四肢。
在传统的书写教育中，教的人也要把着孩子的手，描出象形文字，“就是让他有那样的感觉”。在孩子还不认识那些字，更谈不上写它们时，先要学会感受写字的动作，如何控制，如何有节奏感。在现代的大众教育背景下，这种教法不是那么显著了，但仍然有人在用。鞠躬、使用筷子、射箭或把枕头当作孩子绑到背上，在教所有这些动作时，都要移动孩子的手，而且要让他们的身体保持正确的姿势。
除非是在上层社会，孩子们不用等到上学，便与邻居家的小伙伴们一起自由玩耍了。在农村，他们在三岁之前，会成群结队地玩；甚至在城镇，在拥挤不堪的街头，他们也会自由玩耍，自由得令人心惊肉跳，如出没于车水马龙之间。他们享有特权。他们逗留在商铺周围，听大人说话，或者玩跳房子游戏，或者玩手球。为了玩耍，他们聚集在村社，在神灵的保护下，他们是安全的。在上学之前和上学之后的两三年里，男孩和女孩都是一起玩的；不过，在同性孩子之间，尤其是在同龄孩子之间，更可能出现密友关系。这样的同年团体会持续终生，胜过其他任何团体，在农村，尤其如此。在须惠村，“随着性欲的减退，同年聚会成为老年人生活中的真正快乐。村民们说，‘同年人比老婆还亲近。’”
在学龄前孩子组成的团体内部，成员相互之间非常随意。在西方人看来，他们的许多游戏淫秽得令人害臊。孩子们了解生殖真相，既是因为大人们的随意谈论，也是因为日本的家庭成员往往生活在相隔很近的空间里。另外，母亲在跟孩子们一起玩时，或在给他们洗澡时，常常让他们注意到自己的生殖器，尤其是男孩子的阴茎。除非是在错误的地方、跟错误的伙伴一起玩性游戏，而且沉溺于此，否则日本人不会责备孩子们玩这种游戏。手淫不被认为是危险的。孩子团体也会非常随意地相互批评——在成年人生活中，这种批评会变成侮辱，而且还吹嘘——在成年人看来，这种吹嘘就让人感到奇耻大辱。“孩子们，”日本人平静地笑着说，“不知什么羞耻。”他们补充说，“这就是他们何以如此快乐的原因。”在小孩和大人之间，就有这么一道鸿沟。如果说一个成年人“不知什么羞耻”，就是说他一点都不庄重。
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相互批评对方的家庭和财物，尤其喜欢吹嘘自己的父亲。“我爸爸比你爸爸厉害！”“我爸爸比你爸爸聪明。”他们通常这么说。他们甚至为他们可敬的父亲而打架。在美国人看来，这类习惯行为不值得关注；但在日本，这与孩子们所听到的关于他们父亲的谈话形成巨大的反差。成年人谈到自己家时，会说“敝宅”；谈到邻居家时，会说“府上”；提到自己的家庭时，会说“寒舍”，提到别人的家庭时，会说“尊府”。日本人一致认为，在童年时期——从游戏团体的形成一直到小学三年级，九岁时——孩子们往往不由自主地做出这类充满个人主义色彩的声张。有时，他们会说，“我来演主君，你演家臣。”“不行，我不想当仆人，我要当主君。”有时，这是在吹嘘自我，贬损别人。“他们有想说什么就说什么的自由。在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会发现，他们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随后，他们会等着别人来问自己，才开口说话，而且再也不会吹嘘。”
日本孩子在家里学习对超自然神灵的态度。僧侣们是不会“教”他的。他对有组织的宗教的体验一般来自这样的机会：他跟着别人去参加盛大的节日活动，在那儿，僧侣会给他喷洒祛病除灾的圣水。有些孩子被带去参加佛教仪式，但这种情况也往往出现在节日活动中。家庭祭祀仪式往往以自己家里的佛龛和神社为中心，在这样的仪式上，孩子也能进行宗教体验，而且这样的体验是最一以贯之、最根深蒂固的，更显著的是佛龛，里面放着祖先的牌位，前面则供着鲜花、某种树枝和香火。神龛每天要供奉食品，家里的长辈每天要向祖先报告家里发生的一切，还要每天在神坛前鞠躬。晚上，那儿会燃着小灯。人们常常说，他们不喜欢睡在外面，因为如果没有这些主导家庭气氛的东西，他们会感到失落。神社往往是一个简陋的架子，主要供奉的是来自伊势宫的神符，也供奉着其他种类的供品。在厨房里，还有满身是灰烬的灶神，门上和墙上则可能贴着许多神符。这些神符都有保护作用，能使家成为安全的地方。在村子里，村社是同样安全的地方，因为仁慈的神灵会显身保护它。母亲喜欢让孩子在安全的地方玩耍。在孩子的经验中，没有任何事物使他害怕神灵，也不必使自己的行为符合神灵的要求，让公正而挑剔的神灵感到满意。神灵应该受到崇敬，他们会回报以好处。他们不是独裁者。
在成年日本人的生活中，要处处谨小慎微，要让孩子适应这样的生活模式是一件非常严肃的工作；直到孩子上学两三年之后，这件工作才会真正开始。到那时，他已经学会了控制身体。如果他太任性，就会有人来治疗他的“淘气病”，分散他的注意力。他受到了和蔼的训诫和轻微的嘲笑。但他以前被允许为所欲为，甚至到了对自己母亲动粗的地步。他小小的自我得到了培育。在他刚上学那会儿，他还没多少变化。头三年是男女同校，无论是男老师还是女老师，都宠爱他们，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然而，无论是在家里，还是在学校里，更加强调的是，陷入“难堪”境地是危险的。孩子们还太小，不知道“羞耻”；但是，他们必须学会避免陷入“难堪”境地。例如，有一个故事说，一个男孩“在没有狼的时候，大喊‘狼，狼来了！’”“他这是在愚弄别人。如果你做任何这类事，别人就会不相信你，那就会使你难堪。”许多日本人说，当他们出错时，首先嘲笑他们的是他们的同学，而不是老师或家长。在这一点上，年长者的工作事实上不是让自己以嘲笑的态度对待孩子，而是渐渐地把嘲笑和那种要求孩子适应情义世界的道德教育结合起来。孩子六岁时，各种义务——以前是忠实的狗的爱的奉献，我们前面所引用的忠犬报恩的故事，就来自六岁孩子的读本——现在，将渐渐变成一系列约束。“如果你就这么做，如果你那么做，”他们的长辈说，“世人会嘲笑你。”规则都具体而符合实际情况，大多数跟我们所谓的“礼节”有关。他们对邻居、家庭和国家的职责与日俱增，所以他们需要让自己的意志服从于这些职责。孩子必须约束自己，必须认识到自己的“债务”。他渐渐加入到了负债者的行列，如果他打算还债，他就得步步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