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干部，我愿意受罚，罚多少钱都行。”陈素英被收缴营业执照后，觉得自己无论如何也接受不了这个处罚，心里狠狠地骂自己不争气，竟然眼圈一红，落下两滴眼泪，悲悲切切地乞求道：“我求你了，不要取消我的摊位，让我有一口饭吃啊！”
在一般情况下，不法商贩对工商所的处罚表示不满，大都采取两种办法应对：一是来硬的，如同被激怒的野兽一般，采取死活不服的态度，大吵大闹工商所，甚至指名道姓地喊打叫杀，直接威胁市场管理者的人身安全；二是来软的，装可怜地乞求放他一码，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哭着求同情，那模样仿佛比窦娥还冤。还有极个别的，软硬两手都很在行。真是人生百态，样样俱全。参加工作几个月以来，何秋霖已见识过不少这样的场面。只是今天面对陈素英的痛哭流涕和苦苦哀求，为人善良正直的何秋霖也难免又是生气又是可怜，对她深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感觉。
经商之道，以利为本，正所谓“无利不起早”。事实上，鼠目寸光的经营观念，制假贩假的经营方式，尽存于早期个体商贩的经商活动中。在改革开放的最初几年，个体商贩们并不知道允许个体经商的政策到底能走多远，怕政策改变始终是他们的一块“心病”。个体户中的大多数人并不在乎明日是否还有经营之途，而只在乎眼前的既得利益，即能把今天的钱实实在在地挣到手里。
事实上，当年个体户们心里担心国家政策会变，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在我国私有经济的发展过程中，确实是有过某些争论的。1981年10月17日，在**中央、国务院的《关于广开就业门路，搞活经济，解决城镇就业问题的若干决定》中指出：“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优势的根本前提下，实行多种经济形式和多种经营方式长期并存，是我党的一项战略决策，决不是一种权宜之计。”其中具体规定：“对个体工商户，应当允许经营者请两个以内的帮手，有特殊技艺的可以带5个以内的学徒。”这个规定实际上允许个体户雇工可以在7人以内。这就是后来规定雇工在8人以上叫私营企业的由来。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个体经济就是雇工人数不超过八个。又叫“七下八上”：超过八个雇工的叫私营企业，属于资本主义成分。低于八个雇工的叫个体户。据说，中央当时对雇工问题还有“三不”之说，即：不宣传，不鼓励，不抵制。1981年以后，伴随着个体工商户可以请帮手或收学徒的宽松政策，各地个体工商户的经营规模才得以发展，并开始出现了雇工越来越多的趋势：八个，十八个，甚至八十个以上。面对雇佣工人的这种变化，国内经济理论界中仍然在为“个体户有多少雇工才不算资本剥削”而各执一词，争论不休。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由当时闻名全国的“傻子瓜子”大王年广久的雇工问题，引发了“安徽出了个资本家叫年广久”的说法，从而导致社会上的激烈争论。1984年10月22日，国家领导人***把“傻子瓜子”上升到个体经济发展的高度上来，反问道：“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吗？”当个体户雇工多少不再成为问题时，那些显然阻碍个体经济发展的“左”倾思潮也在一瞬间烟消云散了。从此以后，个体户的形象在人们的心目中才得以提升，并逐渐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这时再放眼全国，几乎各地都催生出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批私营企业老板。可以这么认为，当年在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的指导思想下，个体户应运而生并且在社会上取得合法地位，是我国私有经济蓬勃发展的初级阶段，它为后来民营经济的发展并走向辉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重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不容抹杀。
“就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想想。”何秋霖冷若冰霜地说道。
“我改，我一定改。我改还不行吗？”陈素英打死也不会甘心，赖着不肯离去。
何秋霖心里十分清楚，必须让那些胆敢故意违反市场管理规定的不法商贩受到严惩，才能让他们真正得到教训。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你，是我们没有给你改正的机会吗？”何秋霖回过头来，又对陈素英摆事实讲道理，循循善诱地说道：“你已是多次违反我们的市场管理规定了。如果所有个体户都跟你一样，个个都短斤少两、坑骗顾客，不讲良心地挣黑心钱，那么，我们这个市场还要不要呢？”
“何干部，我保证改，绝不再犯。”陈素英死皮赖脸地跟在何秋霖的身后，软缠硬磨，信誓旦旦地说道：“你再给我一个机会吧。最后一次。行不行呀？”
“你先摆摊去吧，把今天进回来的猪肉卖完再说。你如果对所里的处罚不服，有意见还可以找陈所长说嘛。”
“哎哟，我的命咋就这么苦呀！”陈素英嘴巴都说干了，哭丧着脸，一把鼻涕一把泪，竟曲膝要给何秋霖跪下，一副可怜相地哀求道：“何干部，你帮帮我吧。要不，我跪下求你了……”
面对眼前这般情景，何秋霖始料不及，赶紧伸手把阿素英拦住了。看着她可怜兮兮地站在自己面前一直哀求着，他既难受又纠结，心里不禁涌出一种苦涩的滋味。这时，有人把他叫出工商所，去市场处理别的事情。而陈素英一直赖在所办公室里不肯走，也没有其他人理睬她。看着中午下班时间到了，她无可奈何地长叹了一口气，掀起围裙的一角懊恼地抹了一把泪，带着一颗悲切而沉重的心，垂头丧气地回到市场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