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顾古代中国的文明历程，人们多从政治史的视点，看到安定与动乱、统一与分裂的演换和反复。其实，如果重视经济史的演变，也不能不注意到繁荣与衰落、富足与贫困的演换和反复。而考察社会生活史，特别是社会风习的历史变迁，又可以发现世风之淳质与浮华、俭朴与奢侈的演换和反复。
汉文帝时代，由于经济的恢复，社会在追逐富贵的风气的影响下，已经出现了浮侈的苗头。贾谊较早提出浮侈世风危害的警告。汉文帝注意到相关现象“破业”“伤生”的恶劣影响，特别注意以自身的俭朴为贵族官僚作出榜样。
秦末社会大动乱及楚汉战争之后，天下残破，经济凋敝，直至文景时代方才得以恢复。然而不久，就因国力强盛，民间殷富，一时奢风渐起。
贾谊这样的开明之士，比较清醒地注意到浮侈世风的社会危害。他提醒社会上下警惕这种危害的告诫，呼吁执政集团抑制这种风气的努力，表现出值得称许的政治识见和历史责任心。
贾谊在批判浮侈世风时指出，这种风习可以造成严重的社会危害。
首先，消费生活的极度奢侈，往往导致社会财富的无端流失，社会生产力的严重浪费。贾谊《新书·瑰玮》中指出，风俗浮侈，使得“雕文刻镂害用之物繁多”，“民弃完坚而务雕镂纤巧”，以致产品质量普遍下降。而所谓“冒主务侈，则天下寒而衣服不足矣，故以文绣衣而民愈寒”，所谓“以末予民，民大贫”等，实际上也生动地揭示了浮侈世风对社会经济活力的严重的蛀蚀。
其次，社会风气的浮侈倾向，有败坏人心、摧伤道德的严重的腐蚀作用。贾谊《新书·瑰玮》所谓“夫奇巧末技、商贩游食之民，形佚乐而心县愆，志苟得而行淫侈”，就指出了这一事实。《汉书·礼乐志》所谓“世俗奢泰文巧，而郑卫之声兴”，“则淫辟之化流”，也提出了类似的认识。
第三，奢侈世风往往会导致政治危局乃至王朝覆亡的悲剧发生。贾谊《新书·无蓄》指出，“今背本而以末食者甚众，是天下之大残也。从生之害者甚盛，是天下之大贼也。汰流、淫佚、侈靡之俗日以长，是天下之大祟也。”风俗之奢侈，使得经济破坏，政局也会波动。贾谊于是指出：“残贼公行，莫之或止；大命泛败，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众，天下之势，何以不危？”指出了奢侈之风和政治危局之间的关系。贾谊又警告说：“既或闻耳矣，安有为天下阽危若此而上不惊者？”帝王已经知道了这些情形和如上所说的道理，怎么能够面对如此严重的政治危局而不惊心呢？
汉文帝遗诏所谓“厚葬以破业，重服以伤生”，其实是十分接近贾谊反对“佚乐”，反对“淫侈”的思想的。司马迁在《史记·孝文本纪》中以赞同的口气记述这一见解，又称美文帝之政“德至盛也”，表明他也认为这是当时比较清醒的认识，比较先进的观念，比较开明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