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复杂危急的形势下，汉景帝曾经一度犹疑，而最终对于晁错的态度，前吴相袁盎的建议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吴王刘濞、楚王刘戊发起反叛，兴兵西进，通告诸侯说：“将诛汉贼臣晁错以安宗庙。”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菑川王刘贤、赵王刘遂、济南王刘辟光都在这一号召下发兵以响应吴楚。
在形势危机的情况下，汉景帝因袁盎的误导，产生了如果诛晁错一人则可以安定局面的错觉。
在袁盎提出斩晁错的建议十数天之后，汉景帝命令中尉召晁错，当即逮捕，载行东市。晁错身穿朝衣，在东市被腰斩。
《汉书·百官公卿表下》记载：“孝景三年正月壬子，（御史大夫晁）错有罪要斩。”这是西汉王朝高级官员被处死的第一例。而其中“有罪”二字，理所当然地招致后世纷纭不休的疑议。关于这一事件的具体情节，司马迁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中这样写道：“上令朝错衣朝衣斩东市。”而《史记·吴王濞列传》则写道：“上使中尉召错，绐载行东市。错衣朝衣斩东市。”前者似乎是说汉景帝对于晁错所给予的最后的一种优遇，以表示一种难言的恻隐之心。后者则似乎是说逮捕行刑都十分仓促，甚至来不及更衣。
晁错升任御史大夫之后，准备清算诸侯之罪过，削其封土。这一建议上奏汉景帝后，汉景帝下令让公卿列侯宗室集体讨论，大都表示赞同，只有窦婴一人提出反对意见，从此与晁错政见往往相异。晁错更改有关法令三十章，诸侯皆仇恨晁错。晁错的父亲听说这一情形，从家乡颍川赶来，对晁错说：“当今皇帝刚刚即位，你参与高级行政，掌握国家权力，竟然侵削诸侯，别疏他人骨肉，大家议论对你多有批评怨恨之言，你应当深思，这究竟是为什么！”晁错回答说：“这实在是没有办法的事啊，天子不尊，则宗庙不安。”晁错的父亲则说：“按照你的办法去做，刘氏安矣，而晁氏危矣。我得向你告别了！”于是饮药自杀。他临死之前感叹道：“吾不忍见祸及吾身。”
这位老人死后十余日，吴楚七国果然反叛，而果然以诛晁错为名。汉景帝听从窦婴、袁盎进说，竟然下令杀晁错。
《汉书·晁错传》记录：丞相陶青、中尉嘉、廷尉张敺劾奏晁错，指责晁错“有罪”的罪状，是所谓晁错建议汉景帝亲自率军出征，而自己居守长安，又提出将临淮的徐县（今江苏泗洪南）、僮县（今安徽泗县东北）等地方割让给吴国。晁错的罪行，被指为“亡臣子礼，大逆无道”，应当腰斩。
所谓“大逆无道”，是很重的罪责。“大逆无道”一语，已见于汉高祖刘邦与项羽决战时，刘邦指责项羽罪状时的言辞：“夫为人臣而杀其主，杀其已降，为政不平，主约不信，天下所不容，大逆无道，罪十也。”这是对于敌对政治势力首领的指斥。对于朝臣的定罪，所谓“大逆无道”，早于晁错的只有《汉书·景帝纪》中汉景帝三年冬十二月诏书中的一例：“襄平侯嘉子恢说，不孝谋反，欲以杀嘉，大逆无道。其赦嘉为襄平侯，及妻子当坐者，复故爵。论恢说及妻子如法。”值得我们注意的，还有汉景帝在吴楚七国之乱时的制诏：“……吴王濞背德反义，诱受天下亡命罪人，乱天下币，称疾不朝二十余年。有司数请濞罪，孝文皇帝宽之，欲其改行为善。今乃与楚王戊……约从谋反，为逆无道，起兵以危宗庙，贼杀大臣及汉使者，迫劫万民，伐杀无罪，烧残民家，掘其丘垄，甚为虐暴，而（胶西王刘）卬等又重逆无道，烧宗庙，卤御物……。”叛军的罪行，被指责为“为逆无道”，“重逆无道”，只不过是“逆无道”，而晁错却定罪为“大逆无道”，竟然重于反叛者，这实在是令人惊异的事。
明代有反叛意识的思想家李贽在《藏书》中《强主名臣·晁错》条下，关于晁错之罪与刑，曾经发表过相当深刻的分析。他写道：“斩韩信则生入信罪，斩晁错则生入错罪。刑官假借以诳一时，史臣又久假以诳万世。诬哉冤乎！孰肯尽心于所事也！”政治史中“生入”其罪，假诳万世的情形，其实不乏其例。
据《汉书·晁错传》的记载，执行对晁错逮捕行刑的是“中尉嘉”，其人姓氏不详。我们从《汉书·百官公卿表下》可以知道，此人在汉文帝十年（前170）至十五年（前165）曾经任廷尉，有多年主持司法的经历。
所谓“绐载行巿”，唐代学者颜师古解释说：“诳云乘车案行巿中也。”就是谎称乘车巡视市中，以欺骗手段诱捕诱杀，这在对于朝廷重臣的政治迫害形式中，也是惊人的一例。汉景帝时代的政治，由此演出了黑暗的一幕。晁错衣朝服就刑的原由，于是可以得到因其事仓促的合理解释。
晁错死后，汉景帝派袁盎和曾经与吴王刘濞有特殊关系的宗正德侯刘通一同出使吴国，期求吴王退兵。袁盎以太常身份，一同来到已经在围攻梁国的吴楚军前。刘通通知吴王拜受诏书。吴王刘濞轻蔑地笑道：“现在我已经为东帝，难道还要拜什么人吗？”汉王朝期望杀晁错以使吴楚退军的幻想彻底化作泡影。
刘濞想迫使袁盎在军中服务，被拒绝，又准备杀死袁盎，派一名都尉率五百人围守袁盎于军中。
当年袁盎任吴相时，曾经有一名从史与袁盎的侍儿有私情，袁盎察知，却不露声色，待他一如故时。有人私下告诉从史说，袁君已经知道你们的事了。从史于是仓皇出逃，袁盎亲自追去，并且将侍儿赐予他，让他继续任从史之职。当袁盎出使吴国被拘禁时，看守袁盎的校尉司马，恰恰是这位从史。他以随身所有的金钱买了二石好酒，当时正值天寒，士卒饮酒皆醉。这位校尉司马乘夜色昏黑，拉起梦中的袁盎，说道：“袁君应当立即逃走，吴王待天亮后就要处死你了。”袁盎不信，问道：“你是什么人？”司马答道：“臣就是以前与君侍儿私通的那个从史啊。”袁盎于是惊谢道：“你是重情义的人，但是吾却是不值得连累你的人啊。”司马说：“君赶快逃走，我也会出亡的，我的亲属也会妥当安排躲避，君不必担心！”于是用刀割开军帐，从醉倒士卒们的间隙中逃出。袁盎与司马分手后，将使者身份的标志“节”的旄毛解下，藏在怀中，用“节”为杖，步行七八里后，天色渐明，遇见梁国的骑兵，骑兵以战马载驰，于是回到汉朝的阵营。
汉景帝以楚元王的儿子平陆侯刘礼为楚王，吴楚叛乱平定之后，袁盎被任命为楚相。袁盎曾经上书对朝政有所建议，但是并不被采纳，日久病免居家，与闾里平民相随，斗鸡走狗，同民间豪侠相交结。当时雒阳（今河南洛阳）大侠剧孟曾经拜访袁盎，袁盎给予礼遇。安陵（今陕西泾阳南）有富人说，“剧孟不过是无赖之徒，将军为什么要和这样的人交往呢？”袁盎答道：“剧孟虽然是民间无业之民，但是他的母亲去世，送葬的车队多至千辆，可见其人品才质必有非同寻常之处。剧孟以救人急难闻名。你现在出行有数骑跟从，但是一旦遇危急之事，难道是可以依靠的吗？”袁盎斥责这位富人，并从此与他绝交。当时社会闻人听说这件事，大多都对袁盎表示赞赏。
袁盎虽然退出政界而家居，汉景帝仍然时时派人前往就国事求教。梁孝王期望成为帝位继承人，袁盎力陈不宜立弟的道理，使得促使梁孝王争取这一地位的议论逐渐消沉，梁孝王于是心怀怨恨，派人刺杀袁盎。刺客来到关中，打听袁盎时，听到的都是赞美之词。于是求见袁盎，说道：“臣受梁王雇佣，前来刺杀君，看到君是真正的长者，不忍行刺。但是此后陆续前来刺君者会有十余批呢，君一定要谨慎警备啊！”袁盎心中不安，曾经向占者卜问吉凶，后来终于在汉惠帝安陵邑郭门外被梁孝王派遣的刺客杀害。
袁盎和晁错是私怨甚深的政治死敌，司马迁却将两人的事迹合列一传，他在《史记·袁盎晁错列传》最后的评论中这样写道：“太史公曰：袁盎虽不好学，亦善傅会，仁心为质，引义忼慨。遭孝文初立，资适逢世。时以变易，及吴楚一说，说虽行哉，然复不遂。好声矜贤，竟以名败。朝错为家令时，数言事不用；后擅权，多所变更。诸侯发难，不急匡救，欲报私雠，反以亡躯。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司马迁说，袁盎虽然不是好学之士，但是政治策略灵活机动，又能够坚持仁义的原则，在文景时代得到合适的机遇，于是成为名臣。袁盎处理吴楚七国之乱的建议，虽然被采纳，但是没有生效。他用心博取声名，最后竟然因声名丧身。晁错任太子家令时，多次提出建议，不被采用，后来取得权力，多所变更，改变了清静无为的基本国策，吴楚叛乱发生后，不立即设法匡急救变，反而要利用这一时机报私仇，反而被仇家反击，终于丧生。古语所谓“变古乱常，不死则亡”，说的不就是晁错这样的人吗！
司马迁在《史记·吴王濞列传》中又写道：“晁错为国远虑，祸反近身。袁盎权说，初宠后辱。……‘毋为权首，反受其笞’，岂盎、错邪？”他说，晁错为国家的长远利益考虑，个人却因此招致祸殃。袁盎随机进言，起初得到宠信，其后则终于辱没。袁、晁两人是政治敌手，却又由不同的路径，同样归于悲剧结局。
关于袁盎、晁错的权利纠葛对于政治形势的影响，以及袁、晁两人的不幸结局，明人张燧《千百年眼》卷五《袁盎幸免》有这样的评论：“汉杀（晁）错饵七国以求罢兵，卑亦甚矣。（袁）盎欲快私仇，不顾国体，小人情态，迄今有余恨也。后说不售当诛，获幸免者，帝失刑也。而竟死于刺客，孰谓天道无知哉？”说袁盎本有死罪，得以幸免不受惩处，是汉景帝“失刑”。司马迁说晁错“欲报私雠”，张燧说袁盎“欲快私仇”，评价各有侧重，总之，是两人间的“私仇”使得变乱演生出复杂的枝节。
明代思想家李贽在《史纲评要》中记述晁错之死的文字之后，也写道：“‘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此说甚是。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然袁盎借此以报私雠，其业何如？”就是说，削藩的战略意义应当肯定，但是具体步骤是否合理还可以商榷。在另一篇历史评论中，李贽给予晁错“善谋国”的主张以更高的评价，甚至说晁错的战略思想的价值，在某种意义上超过了贾谊，但是对于他与袁盎的纠纷中应当承担的责任，也并不代为隐讳。
与“削地致反，错之不善谋也”的见解相类似，张燧在《千百年眼》卷五《七国缓削则不反》中也提出了如果削藩不采取过激的方式，则吴楚七国可能不至于反叛的观点。他说：“汉景初年，七国后强，晁错之议曰：‘削之亦反，不削亦反。’愚则曰：亟削则必反，缓削则可以不反。（刘）濞以壮年受封至是垂老矣，宽之数年，（刘）濞木水拱，则首难无人。七国虽强，皆可以势恐之也。（晁）错不忍数年之缓暇，欲急其攻，而踯躅为之，身殒国危，取笑天下。俚语曰：‘贪走者蹶，贪食者噎。’其（晁）错之谓耶？”
张燧认为，晁错对于诸侯所谓“削之亦反，不削亦反”的判断，是有问题的，其实应当说，削藩过急则必然激起反叛，削藩从缓则可能不至于反叛。刘濞中年受封为诸侯，汉景帝时已经是垂垂老者，其寿不久，如果耐心等待数年，则没有可以发起反叛的首倡之人。七国虽然强盛，但是可以以中央政府的强权威慑之。晁错不能修养耐性，急切削藩，其身不保而国家危殆，为天下人所笑。俗话说：贪走的人会摔倒，贪吃的人会噎食，不正是说的晁错这样的人吗？
张燧的这一观点，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晁错其性峻急，很可能也与他早年曾经有“学申商刑名”的经历，具有较为深厚的法家思想基础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