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孝文本纪》这样赞美“文景之治”的成就：“汉兴，至孝文四十有余载，德至盛也。”《新唐书·太宗纪》如此颂扬贞观之治的成功：“自古功德兼隆，自汉以来未之有也。”“盛世”的形成，似是说主要在于执政集团“德”之“盛”。杜甫《送重表侄王殊评事使南海》诗说贞观时事，有“盛世垂不朽”句，透露出唐人所谓“盛世”，亦直接表达对现世政治的赞美。杜牧《皇风》诗写道：“仁圣天子神且武，内兴文教外披攘。以德化人汉文帝，侧身修道周宣王。”所谓“仁圣天子”的成功，是因为“内兴文教外披攘”，一如“以德化人”的汉文帝。
回顾历史，应当说，所谓“盛世”与“衰世”相比，大略比较安定，可以给予民众以较宽松的生存空间，给予社会以较有利的发展条件。历史上多次形成的所谓“盛世”，常常是执行比较合理的政治原则，成功地调节阶级关系，完善社会秩序，而终于得以实现的。
但是，另一方面，如白居易“官家道傍德政碑，不镌实录镌虚辞”诗句所说，我们考察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的有关现象，应当穿破表征透视其真质。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历史上“人的言行”，在明处和暗处，“常常显得两样”，古来帝王们炫示“盛世”的种种政治宣传，其实往往是“黑暗的装饰”，“是人肉酱缸上的金盖，是鬼脸上的雪花膏。”
号称“德泽施行，不遗于物，所以刑措而百姓欣戴，兵偃而万方悦随，近无不安，远无不服，虽成康、文景，无以尚之”，在“文景之治”之后创造另一“盛世”“贞观之治”的唐太宗李世民，在以合理政策“施行”“德泽”之外，也喜好妄自夸饰的政治虚荣。例如，贞观二年（628）京师发现蝗灾迹象，唐太宗竟手捉蝗虫，宣称：“民以谷为命，而汝食之。宁食吾之肺肠。”遂吞之。李贽《史纲评要》卷一八就此批注：“沽名。”贞观十二年（638），唐太宗令将魏徵包含政治批评意见的奏疏列于屏障，并录付史馆，宣称以此“使万世知君臣之义”。李贽又有批注：“太宗倒底有沽名之念在。”唐太宗问记录自己言行的《起居注》的执笔者褚遂良：“朕有不善，卿亦记之耶？”李贽又批注：“太宗好名之心，逗漏于此矣。”唐太宗看到记载六月四日玄武门之变自己杀害兄弟的情节语多微隐，对房玄龄说，“昔周公诛管、蔡以安周；季友鸩叔牙以存鲁。朕之所为，亦类是矣，史官何讳焉？今可削去浮辞，直书其事。”李贽批注：“若无周公、季友在前，决要删去矣。好名者之心固如此。”李贽还写道：“读史至唐文皇，亦觉心开目明。其从谏处虽出好名，正所谓三代以下惟恐不好名也，不犹胜于愎谏者耶？”说唐太宗的“从谏”出于“好名”，有表演性质，但是毕竟优于根本拒绝谏言的刚愎之主。而夏商周以来的帝王，其实没有不“好名”的。李贽所指出的以虚伪表演博取“浮辞”的“好名”、“沽名”的动机，是我们在读史时可以时常发现的。要对“盛世”的历史真实予以考察，应当剥去这样的包装。
有的西方史学家曾经指出，在中国古代，“国家的主宰们由于掌握着极权力量，所以很容易维持最适合统治者的宣传条件。”“专制者可能把他们的政权描述为仁慈的政权，但是实际上，即使在最顺利的情况下，他们也总是力求达到对自己最适宜的、而不是对人民最适宜的理性条件。”这种政治体制的特征，“是仁慈的形式和暴虐的实质。”我们在讨论古代“盛世”“仁慈的”特点时，不能不注意这一情形。
后人评说“文景之治”，也有不尽符合历史真实的情形。如曾经有人说“文景”时代已经抬高了“儒术”的地位：“炎汉勃兴，更修儒术，文景已降，礼乐复彰，化致升平，治几刑措。故西京有六学之美，东都有三本之盛，莫不纷纶掩蔼，响流无已。”对照历史记载，可知前引“汉之文景，尊奉黄老”之说，更为切近史实。唐人对“文景之治”的评价，也有类似的情形。如前引《史记·汉兴以来诸侯王年表》司马贞《索隐述赞》：“降及文景，代有英王。鲁恭、梁孝，济北、城阳。仁贤足纪，忠烈斯彰。”我们看到，尽管“文景”时代出现过所谓“忠烈”“英王”，但是西汉一代最大规模的内乱——吴楚七国之乱，也正是发生在汉景帝时代。
《宋史·选举志二》记载，有人曾经对科举考试的命题内容提出批评：“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官：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这样的意见，得到采纳。通常论史者只注重汉、唐大一统时代的成功，而“三国、六朝、五代为非盛世而耻谈之”，其实，在这样所谓“非盛世”的时期，有关政治决策所谓“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等，如果认真研究总结，也是可以“有补国家”的。这样的意见，其实点明了传统“盛世”观的一种偏见，就是说，只有所谓“汉、唐混一”这样的公认的“盛世”才体现了政治的成功，只有这样的“盛世”才实现了历史的进步。事实上，历史的真实告诉我们，在“三国、六朝、五代”等“非盛世”的时代，往往也可以实行重要的改革，推行必要的善政，实现历史的进步，也是可以提供许多“有补国家”的宝贵经验的。关心政治史的人们，在进行有关思考时，应当“无所拘忌”，不要受传统成见的束缚。